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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古学之具备上述定义中所含的性质，是有着相当长的一段发展过程的。从15世纪开始，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处于上升的阶段。他们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相应地发展了科学、技术和文化。这样，考古学也随着各门科学的产生而在欧洲出现。
考古学的出现，有它的历史背景。首先是欧洲的文艺复兴促进了人们对古典时代的语文和美术史的研究，从而开始对希腊罗马时代的雕刻和铭刻的搜集。不久又进而对教圣地巴勒斯坦地区的古迹和古物发生兴趣，后来这种兴趣还扩大到对近东地区的埃及、巴比伦等地的更为古老的古迹和古物的寻访和搜集。
当时,在西欧和北欧,法兰西、英吉利、德意志、瑞典中国十大国宝级文物、丹麦等许多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相继成立。这些国家没有像希腊罗马那样古老的历史文献。它们企图凭借先民遗留下来的古迹和古物，宣扬古代历史，以增进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豪感。这也是近古学产生的原因之一。
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发展，推翻了《圣经》中关于上帝造人的神线世纪中叶，C.R.达尔文(1809～1882)的《物种起源》、C.莱尔(1797～1875)的《从地质证据来证明人类的古老》和T.H.赫胥黎的《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的出版使人们懂得人类的出现至少在数十万年之前，并认识到人类是从猿类演化而来的。于是,史古学产生了。它以进化论的理论为指导,按照近代自然科学的传统,以严格的科学方法从事研究,使作为科学的近古学从此得以成立。
纵观近古学的发生、发展的全部过程，可以按照阶段的不同，将它分为萌芽期、形成期、成熟期、发展期和继续发展期。
萌芽期约从1760至1840年。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促进了考古学的成长。当拿破仑远征埃及时，有研究埃及的学者同行，在埃及寻访古迹和古物。作为战利品，拿破仑又从意大利、西班牙等地掠夺古物，在法国建立博物馆。他派亲族统治意大利，并大规模地发掘公元79年火山爆发时被埋没的庞培城址。特别是拿破仑的部下在埃及发现罗塞塔石碑，碑上的三体文字为学者们考释埃及象形文字提供了重要的钥匙；1822年法国学者J.-F.商博良释出了这种象形文字,奠定了埃及学的基础。
另一方面，德国J.J.温克尔曼(1717～1768)开始利用古代的遗物,而不是专靠古代的文献,从事欧洲古代史的研究。他以保存在罗马等地的许多古代美术品为资料，写成他的名著《古代美术史》。有的学者称他为“考古学之父”，可见他对考古学影响之大，尽管古代美术史并不等于考古学。
形成期从1840至1867年。“三期论”的提出19世纪中叶,考古学终于发展成为一门严谨的科学。这首先应该归功于史古学。由于史前时代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对史前史的研究必须完全依靠考古学，而史古学的发展又推动了整个考古学的发展。1819年，丹麦皇家博物馆馆长C.J.汤姆森从该馆所藏的史前古物着眼,提出了著名的“三期论”,认为史前时代的丹麦经历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三个时期。不久J.J.A.沃尔索(1821～1885)又进而把“三期论”用于野外古迹的分期，并以发掘工作中所见的地层关系作为证明。1843年，沃尔索发表了《丹麦原始时代古物》一书，使“三期论”从此成为史古学的研究基础。
旧石器的发现和证实上述丹麦的石器时代，只限于新石器时代(因冰川关系，丹麦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对旧石器文化的研究，是从英、法两国开始的，而法国J.布歇·德·彼尔特在索姆河畔首先发现旧石器，并认定是原始人类所用的工具。1859年英国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核查了布歇·德·彼尔特的发现，确认此地的旧石器是与已经绝灭的动物化石共存的，从而证实了他的学说。1865年英国的J.卢伯克(1834～1913)使用希腊语的词根，创造了“旧石器”(Palaeolithic)和“新石器”(Neolithic)两个名词，以表示两个石器时代的存在。当时，进化论已成为欧洲思想界的主流，它为史古学打开了前进的道路。1856年发现的尼安德特人的头骨化石，不久也被引用为进化论的物证，彻底否定了上帝于公元前4004年造人的神话。后来，E.A.I.H.拉尔泰(1801～1871)又用古脊椎动物化石作标准，把旧石器时代分为3期；G.de莫尔蒂耶则用第一次发现的地点作为各期的名称。这种分期法和定名法，至今仍为考古学界所通用。
新石器时代方面，1853～1854年在瑞士境内发现了“湖居”遗址，有着许多保存良好的遗迹和遗物。后来知道，湖居遗址中除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以外，还包含有铜器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遗存。1846～1864年在哈尔施塔特的发掘和1858～1860年在的发掘，证实了欧洲的史前时代应包括早期铁器时代，这两处地名便被用作欧洲史古学中的两个分期的名称，后来又成为两个文化的名称。
埃及和西亚的考古工作商博良释读古埃及象形文字以后，引起了欧洲人对埃及的古迹和古物发生更大的兴趣中国文物局官网。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的考察队到埃及各地调查发掘。在这以前,意大利人G.B.贝尔佐尼(1778～1823)在埃及滥掘古墓，掠取了大量珍贵的古物。到了1859年，法国A.马里埃特担任埃及政府的古物局局长，才对这种盗掘加以控制。他任职30年，主持了30多处发掘，取得了丰富的收获。
19世纪初年，在波斯境内发现了刻有楔形文字的摩崖石刻。1835年英国人H.C.罗林森(1810～1895)释读出贝希斯顿三体铭文中的一种楔形文字为古波斯文。后来，其他两种楔形文字也被考释出来，证明分别为古埃兰文和古巴比伦文。古文字学方面的这些研究成果，对西亚地区的考古学研究有很大的帮助。1842年,法国人P.-□.博塔开始发掘尼尼微城址中国十大国宝级文物。次年，他又在豪尔萨巴德发现了亚述王朝萨尔贡二世的宫殿址，获得了大批石刻浮雕和楔形文字的铭刻。1845～1851年英国人A.H.莱亚德也在尼姆鲁德和尼尼微发掘出亚述时代的许多石刻浮雕、楔形文字的石刻和泥板。他出版了《尼尼微石刻图解》和《尼尼微发掘记》，影响很大。但当时的工作水平很低，主要是挖取珍宝，谈不上什么科学性。1850年，瓦尔卡古城址被发现，并进行发掘，虽然当时还不知道它是属于比巴比伦更早的苏美尔人的。
希腊罗马的古典考古学从19世纪初期以降，英、法、德等国的古物爱好者相继到南欧游历、考察，往往将希腊罗马的石刻浮雕等精美文物运回本国出售，或赠送给博物馆。从雅典巴台农神庙拆下来的浮雕石刻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例,它是由埃尔金于1816年运到伦敦的,故被称为“埃尔金大理石刻”。有的人还发掘了希腊罗马的古城址和基地，目的也在于攫取文物，不讲求工作的科学性。
从1863年起，意大利考古学家G.菲奥雷利改进了对庞培古城遗址的发掘方法。他以恢复这一古城的原貌为目标，对遗址中的房屋遗存按单元进行全面的揭露，讲求层位关系，并将发掘出来的遗迹保存在原地。在发掘中，贫民的居处和富人的邸宅同样受到重视；出土物不论精美与否，都被作为不容忽视的标本。他的这种审慎、周密的工作态度，为此后庞培城址的科学发掘打下了基础。
国际考古学会议的召开作为近古学形成的重要标志，1866年在瑞士召开了第一次“人类学和史古学国际会议”。这使得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在国际学术界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到1912年为止,这个国际会议共开过14次。1932年改为“先史学和原史学国际会议”，在英国首次举行。它的第11次会议定于1986年在英国举行，届时还将加上“世界考古学会议”的副标题。1867年在巴黎举办的规模宏大的世界博览会，其中有一“劳动历史陈列馆”，以史前时代的劳动工具为主要陈列品。莫尔蒂耶负责欧洲各地标本的选定和陈列，马里埃特则负责埃及考古学标本的选定。这样，考古学在广大群众中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成熟期约从1867至1918年。这时期考古学的研究出现了空前的兴盛局面。这主要表现在类型学的发展和史古学的系统化，自然科学的方法被应用，田野调查发掘工作开始科学化，近古学从欧洲、北非、西亚普及到东亚和美洲。
类型学的发展和史古学的系统化前一时期开创的类型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主要是划分器物类型的工作更为细密、准确了。除了按照形态的变化把器物排比成“系列”以外，还根据出土的地层关系来确定系列中各器物类型的年代先后；排比不限于某一种器物，而是将许多不同种类的器物分别排比成系列而互相参照。经过排比之后，各种不同类型的器物组合往往可以代表某一考古学文化。在类型学研究的基础上，1912年步日耶把上旧石器时代调整为3期,连同下旧石器时代的3期,将旧石器时代一共分为6期。他的“六期说”体系被考古学界长期沿用，但后来被证明这只适用于欧洲。1892年，A.布朗提出在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之间应有一个过渡期，称为“中石器时代”(Mesolithic)，但这一术语到20世纪20年代才被逐渐采用。
瑞典的O.蒙特柳斯继沃尔索之后，大量使用比较考古学和类型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并将类型学的理论加以系统化。从1885到1895年，他把北欧的新石器时代分为4期，青铜时代分为5期。这时，早期铁器时代的哈尔施塔特期和期2期被进一步确定下来。这样，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欧洲史古学的整个体系得到了确立。法国学者J.德谢莱特(1862～1914)于1908至1914年出版的四卷本《史古学手册》，总结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叶的史古学成果。
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和史古学的绝对年代在史前年代学方面，这一时期已开始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例如，20世纪初,地质学家把欧洲的地质年代确定为4个冰期和3个间冰期(见第四纪地质学)。于是,考古学家把旧石器时代文化与冰期、间冰期的划分联系起来，进行分期。各冰期的绝对年代最初是根据地层的厚度来推测的，极不可靠。1910年瑞典德耶尔(1859～1943)提出了季候泥层分析法，判定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泥层的绝对年代可以上推到1万年左右。不过这一分析法的应用只限于一定的地区，而且必须将考古资料与地质年代学的泥层联系起来，才能判定。此外，蒙特柳斯除了就欧洲青铜时代的相对年代进行分期以外，1904年还对各期的绝对年代作过推测。
考古发掘工作的科学化在这一时期中，考古学最重要的发展是发掘方法的改进。可以说，真正的、科学的考古发掘，是从这时期开始的。首先是明确了发掘的目的不是为了挖宝，而是要把地下的古迹和古物揭露出来，了解它们原来的位置、布局和后来的变化，这样就可以使由于时间的推移而被灰烬和泥土掩埋起来的人类的历史得到重视。
19世纪后期，德国和奥地利的考古学家在希腊和意大利发展了考古发掘的技术。在庞培古城遗址，意大利的考古学家进一步发展菲奥雷利的发掘方法。在近东，1870年以发现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古城而著名于世的H.谢里曼，除了在发掘中采集全部遗物并注意地层关系以外，他还要求充分做好包括绘图、照像在内的各种记录，迅速整理资料，及时发表报告。英国的F.皮特里在埃及的发掘工作中，更讲求发掘方法的科学化，他于1904年写出《考古学的目的和方法》一书，总结了自己的工作经验。在英国，皮特里的前辈A.H.L.-F.皮特-里弗斯则被视为科学考古发掘的创始者，早在1880至1900年，他便已用上述的科学方法在英国克兰伯恩蔡斯地区发掘居住址和古墓。这样考古发掘现场图片，考古学也就被承认是利用实物的证据以探索古代人类历史的一门科学了考古发掘现场图片。
欧洲、北非、希腊和近东地区的重要新发现这一时期的考古新发现，解决了许多重要的问题。首先是从1875年起，在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陆续发现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它们与洞穴中的象牙或兽骨的雕刻品一起被称为“洞穴艺术”或“旧石器艺术”。1894～1895年皮特里在埃及涅伽达发现王朝时代以前的墓地，后来经过他的分期排比，列为第三十期到八十期，其中第七十六期和七十七期相当于历史时代的第一朝，从而使得史前文化和历史时代的文化衔接起来。在希腊和小亚细亚方面，由于谢里曼在特洛伊城址、A.伊文思在克诺索斯城的发掘，把希腊的历史从古典时代上推到传说中的“荷马时代”，又进而追溯到史前时代。关于小亚细亚东部和叙利亚北部的赫梯帝国，过去虽曾发现过石刻浮雕和铭文中国文物局官网，但到1888年才由A.H.塞斯(1845～1933)证明它们是属于赫梯人的，并初步考释出赫梯的文字；德国人发掘赫梯国的首都哈吐沙，发现了数千片前14世纪的泥板文书，捷克斯洛伐克的B.赫罗兹尼考释出赫梯语的楔形文字，并将泥板文书翻译出来。在两河流域，1874年泰洛赫遗址的发现，证实了这里的遗存属于苏美尔人的文化。此外，德国人1899～1914年在巴比伦古城和1903～1904年在亚述故都阿苏尔城址的发掘，由于成功地清理出用土坯砌成的墙壁，还利用探井法搞清地层，使这两座都城的部分面貌被清楚地揭示出来。
考古发掘工作扩展到新地区──美洲和东亚在这一时期，欧美的考古学者还到中美和南美各地进行调查发掘。第一次大规模的发掘，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在洪都拉斯的科潘地方的马雅文明遗址进行的，1896年发表了正式的发掘报告。德国的M.乌勒，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一直在秘鲁的帕查卡马克进行发掘，他的发掘报告于1903年出版。
在中国，帝国主义者为了凯觎中国的领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纷纷派遣探险队到新疆，搞考古调查、发掘，以掠取古物。东亚的日本，以1868年的明治维新为开端，逐渐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受欧美考古学的影响，也开始在国内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日本和还派人在中国的东北地区进行掠夺性的考古发掘。当时中国的考古学界，还停留在金石学的阶段，没有人到野外去做考古发掘工作。
发展期从1918至1950年。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的考古研究工作很快就恢复开展起来,使考古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不仅有更多的考古新发现，更重要的是在理论方面有了发展和提高，调查发掘工作更加科学化，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法广泛应用，考古工作在地域上进一步扩大，成为世界范围的考古学。
理论方面的发展和提高1917年十月以后，苏联考古学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从事研究，使苏联考古学的面貌为之一新。西欧的学者也相当重视理论。尤其是英国的V.G.柴尔德，在一定程度上也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前一时期在考古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汤姆森的“三期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这时遇到了L.H.摩根和恩格斯所提出的另一种“三期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的挑战。后者是按照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阶段划分的，被苏联考古学界以及柴尔德等西欧的考古学家所采用。但汤姆森的“三期论”仍然有它一定的作用，所以并没有被国际学术界所抛弃。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考古学的基本概念之一，“文化”代替了“时期”;从前的所谓“阿舍利时期”、“莫斯特时期”之类，这时都改称“阿舍利文化”和“莫斯特文化”等。这主要是因为考古学的“文化”有地域上的局限性，一种“文化”不能代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时期,各种不同的“文化”往往在同一个时期中并存,实际上是各自代表具有同样文化传统的共同体。明确了考古学“文化”这一基本概念之后，考古学研究就必须有更多的资料和对资料更为精细的分析，而研究的结果就能更符合于客观的实际。柴尔德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的《欧洲文明的黎明》、《史前时代的多瑙河流域》和《远古时代的东方》等著作中国十大国宝级文物，便是运用考古学“文化”这一正确的概念进行广泛、深入研究的杰出代表中国十大国宝级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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