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学》文物鉴定与鉴赏等级
仔细端详一个三千多年前的陶罐后，54岁的王丛苗再次把卡尺夹在罐壁上，小心翼翼地量出厚度，数字跟前几次没有出入。她这才放心地下笔，随着铅笔、三角尺、比例规在手里来回切换，一个花边口沿小圆腹罐的四分之一剖面图慢慢出现在纸上。
好的考古绘图“见图如见物”，但允许有细微误差。与同行相比，王丛苗对自己有更苛刻的要求，因为她要记录和展示的是“最早的中国”。
中国最早的宫城、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这一遗址自上世纪60年代发掘以来，不断改写着中国之最，刷新了考古和历史学者的认知。“十三五”期间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二里头遗址博物馆不久前开建，使之再度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出生在二里头村，又在二里头遗址工作了30多年，王丛苗相信这是缘分。在她眼里，神秘的遗址更像一个亲切的老朋友。
上世纪60年代，二里头遗址刚刚开始发掘，考古人员步履匆匆中蕴含多少激动欣喜的情绪。但是当地村民却无法理解文物鉴定与鉴赏等级，他们遭遇的更多是困扰。
1983年，连续三年高考不中、心灰意冷的她赶上一个机会——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派驻二里头的工作队招聘考古技工。当时，村里人一天能挣8毛钱左右《文物学》，考古技工却能挣1.5元的工资《文物学》，很有吸引力。王丛苗脱颖而出，开始了一线发掘和考古绘图生涯。
“一开始纯粹为挣钱，后来越干越觉得有价值，特别愿意付出。”王丛苗肯下功夫，到北京参加一次短暂的专业培训后，她把自己的桌椅搬到库房，那里堆满了多年出土的陶器，她一个个全画遍了才搬走。
在专业人士看来，二里头遗址是座珍贵的宝藏，但在一些普通老百姓眼里，它意味着“不吉利”。王丛苗的婆婆就是个坚定的“反对派”，她不允许儿媳妇把任何与遗址有关的东西带回家。王丛苗曾把一袋来不及送回工作队的陶块放在门后，第二天在垃圾堆里找到了它们。
“早些年农村人都这样，不知道遗址的价值，也不关心你干啥。”王丛苗顶着压力，对二里头遗址的感情反而越来越深。2002年，家里一位长辈下葬，坟地里刨出很多陶片，她一眼就看出属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器物，于是什么也顾不上，捡了满满一斗带回考古队《文物学》。
三十多年来，她见证和参与了二里头遗址的历次发掘，熟悉遗址的每块区域，她的考古绘图是“免检产品”，能精准反映田野地层、出土遗物位置以及器物的形状、花纹甚至质地。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大型考古报告《二里头》涉及数千幅插图，绝大部分由她手工绘制。
随着二里头遗址被越来越多人了解，王丛苗明显感觉身边的环境变了文物鉴定与鉴赏等级。碰到街坊邻居，他们经常打听“又挖出什么了”“博物馆啥时候建好”。
“普通农民都知道关心历史了！”王丛苗很欣慰，她希望通过考古绘图，记录下最真实的“最早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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