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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市场》10期“本期关注”栏目策划的《文物大家和他们的后辈》中，采访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原秘书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刘东瑞及其女刘明杉，主要介绍了刘东瑞如何从青年时期在博物馆“打零杂儿”逐渐成长为瓷杂专家的经历以及父女间的深厚情谊。而在此次的“鉴藏·专家”中，将主要着眼于1986年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成立后，刘东瑞担任该委员会秘书长，在参加复鉴文物要案时难忘的经历以及在常年与文物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总结出的文物鉴定理念,即每个时代生产什么，以及怎样生产?
现在去中国国家博物馆，可以在该馆的“复兴之路”基本陈列展中看到20世纪初汉阳兵工厂制造、国民军用过的山炮以及武昌起义时可能用过的“光绪二十九年制”双铜炮。这两件展品在1961年中国博物馆开馆时就已经陈列了。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国家决定在广场西侧建立人民大会堂，广场东侧建什么单位呢?很多部委争这个位置十四五文物规划，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同志提出，在这个位置上应建中国博物馆，展示中国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武装夺取政权的艰苦历程，与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人民大会堂相呼应，这个意见得到了等党和国家的支持，在传阅的文件上都画了圈儿，后来发现楼很大，博物馆用不了，就将在里、故宫午门外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迁到楼里，博物馆在北部，历史博物馆在南部，一分为二，简称“北馆”和“南馆”，“南馆”由郭沫若题写馆名。20世纪80年代合并为“中国历史博物馆”，题写馆名。2003年两馆合并，更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题写馆名。
刘东瑞回忆，1959年5月，他高中还未毕业，就被调到博物馆工作。一边学习中史，一边参加征集文物。1960年秋，领导给他一个任务，为第一次国内战争中的北伐战争征集一门大炮，用以加强开馆展现场武装斗争的气势。“北伐军用过什么样的炮，我没见过，便到资料室查阅历史资料，终于在当年上海出版的一本《良友画报》上发现一组北伐军进军图片，有马拉炮车的形象，于是记牢样式、比例和细节。”刘东瑞说。
刘东瑞介绍，当时石家庄534旧库储存了大量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淘汰下来的旧兵器，准备炼钢。库占地面积很大，火车都可以开进去。在那里他看到了很多日本山炮、美国榴弹炮以及一摞摞被码成“井”字的日本高级指挥刀，有些上面还镶嵌着宝石。最终，他在一片高粱地里找到了一门山炮，上面刻有“汉阳兵工厂造”字样，再回忆起此前《良友画报》中北伐行军途中用的炮车样式，判定这就是要找的文物考古三大刊。后来，又在高粱地里转了转，发现了一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造的大铜炮，轮子有一米二三那么高，根据时间推算，可能参加过1911年辛亥;此外，还发现一箱德国毛瑟枪，应该也是辛亥时期的武器。在打电话征得领导同意后考古三大刊，他就通过铁道部批了一个车皮，把这些文物运回了北京。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杨振亚创建中国博物馆学会，那时刘东瑞在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目组工作，实际是学文物鉴定。杨馆长找他说：“博协编制少，会刊只给一个编制，你在革博、历博都干过，还在国务院五七干校当过理论教员，到学会帮我办会刊吧!” 刘东瑞当时并不想离开历博，但在老馆长一片诚意的感召下，还是到学会去了，创办了《博物馆》杂志。
后来，国家文物局流散文物处处长刘巨成找到他，让他帮忙操持拣选文物展览。刘巨成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做地下党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调到中南海任警卫营教导员，后转业到文物局。“”中成了中央文艺组成员，登上了。后因“北图事件”参与整理所谓“黑材料”，在深挖“五一六”运动中被捕，关进秦城监狱。7年半以后，被送上审判台，他才得以出狱。这本是一桩冤案，所谓“516反集团”根本子虚乌有。为了给这位幸存者落实政策考古三大刊，让他当了流散文物处处长，要他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全国拣选文物展搞出来。来自全国的展品已调集到故宫博物院暂存，但客观上存在很多困难，刘巨成对刘东瑞说：“在监狱这么多年，我的脑子已经不行了，身体也坏了，这个拣选文物展我搞不了，你帮帮我，把这个展览搞出来，然后把展品退回去……”他落泪了，刘东瑞眼圈也红了南方民族考古官网，说：“我们一起把这件事搞好，你放心!”
所谓拣选文物就是各地文物工作者在造纸厂、金属冶炼厂、废品收购站等场所抢救出来的文物，称为“拣选文物”。那时没有旧货市场，也不兴“收藏”，所以宣传群众不要把文物当成废品处理，才决定搞这么一个展览。因那时刘东瑞曾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博物馆专业讲过课，经与校方商量，以应届毕业生实习为由，借了15名毕业生参加展览工作。经与历史博物馆领导商量，无偿使用历博展室和库房，并借用一个美工、一个保管参与工作。但是分类组合展，还是按省份摆摊儿?这个问题困扰了组织者，前者费心费力，容易出问题;后者省心省力又稳妥，但展出效果不好。经与大家讨论后，决定按分类组合展，让展览有更好的效果。展览分为“文物”“古代青铜器”“古代书画”“古代钱币”等组，获得成功，展完后文物各回各家，他们还拍了一个电视专题片《废品中的瑰宝》，解说词由刘东瑞主笔、赵忠祥解说，在中央二台播放了几次，效果很好。
据刘东瑞回忆，诸多展品中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北京送展的“班簋”。1972年通县一个废品收购站工人在拆包时，在场的文物工作者发现一个西周青铜簋的残件，底部完好，有一片270多字的铭文，簋底部还残留一条腿。后经郭沫若辨识，这正是寻找多年不见的“班簋”。当年郭沫若在主编《两周金文辞大系》时，只见清代拓片和线图，未见实物。为慎重起见，将这件东西收在附录里。工人们听说在废品中发现了国宝，他们将成百上千的废品包打开，又翻找了一遍，费时一个多月，只得到一段“圈口”，这也不得了三星堆所有文物图片。有了这段“圈口”，就可以测知器物的口径，对于复原班簋起了重要作用。展览中，将这件东西放在显眼的位置，并配置了灯光，现在陈列在首都博物馆展室里，被定为一级文物。其他在“文物”中展出的亮点展品还有：解放战争中反蒋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铜舰舰牌、第一版人民币的石印版等十四五文物规划，书画、瓷器、钱币都有精品，每件文物背后都有故事。这个展览结束后，刘巨成对刘东瑞说：“你就别回去了，帮帮我。”刘东瑞就放下了会刊，调到了国家文物局，这是1985年的事。
1986年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成立后，启功先生任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刘东瑞任秘书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受最高人民法院委托，对一些死刑、无期徒刑等大案要案涉及的文物进行复鉴，因为法院是按文物的级别量刑，所以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职责可谓重大，一个鉴定结论就常常关乎一个人的生死。如今，在刘东瑞的家中还保留着一封陈姓厦门文化局副局长的夫人写给启功先生的“求情信”。本来该副局长前途光明，准备升任局长，却因自己的贪念而锒铛入狱。原来，在厦门博物馆库房外堆放了一批无人认领的字画，都是“”期间查抄的物资，退还后无人认领的东西。该副局长喜欢集邮，但囊中羞涩，于是就打起了这批字画的主意，时不时地顺走一两卷儿，卖了换钱再买邮票，最终东窗事发。福建法院通过第三方鉴定，被盗书画估价15万元;而按照当时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盗窃金额达到4万元就是死刑。检察院将此结论送到北京进行复鉴。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专家们经过复鉴，估价7.5万元，依旧是死刑结果。
“我并没有将信交给启功先生，也没有告诉他这件事，生怕招来麻烦。但是对于这件棘手的事，启功先生的处理方法之高明实在令人叫绝——他并没有直接推翻之前的结论，只是在鉴定书上写了一行字‘质次价高，抬举了它’，它指的是那些被窃的书画。以后，此人被判了有期徒刑，我特意去启功先生家通报了这个结果。当时启功先生说了一句‘该打的事，就不要砍脑袋’。”刘东瑞回忆。
这句通俗却意味深长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刘东瑞心里，并在工作中身体力行，慎之又慎。刘东瑞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工作了14年，经过他手的案子，可谓数不胜数三星堆所有文物图片，其中有20多起因为定级而被改判，当事人从而免于死刑南方民族考古官网。在很多人看来考古三大刊，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专家们似乎掌握着生杀予夺的权力，但是在刘东瑞看来，准确科学地贯彻三星堆所有文物图片、执行国家文物定级标准才至关重要。
在与启功先生相交的十五六年中，刘东瑞经常去启功先生家，有时约定好了，即使遭遇雨雪天气，也依旧骑车前往，而启功先生亲自为他脱下雨衣挂在衣帽架上，此等琐事，刘东瑞回忆起来仍备觉感动：“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启功先生都对我影响至深。”
工作中，刘东瑞从启功先生那里收获了很多;生活中，启功先生一些为人处世的细节也给了刘东瑞很大影响。“1993年文物局举办‘文物精华展’，请启功先生题写了‘中国文物精华’6个字，后来托我将70元润笔费给启功先生送去。启功先生说‘也别给我了，咱们就拿这钱去吃饭吧’。于是，晚上，启功先生、我以及启功先生的表弟三人到北师大东门外的一家饭馆里去吃饭。吃喝完毕后，启功先生提出要把我们没有动筷子的京酱肉丝打包带给为他看门的刘老头儿，还特意为他买了一瓶‘小二’。我就很纳闷十四五文物规划，为什么只带一道菜而不多带点儿，启先生解释说，多带，那就是‘折箩(北京方言，指吃完酒宴后将剩菜相混在一起)’，显得不诚心，专门给人家带一个菜十四五文物规划，再加一小瓶酒，表示出对别人的尊重。” 刘东瑞说，虽然是生活小事，但可以说明启功先生的考虑非常周全、细致。
如今十四五文物规划，从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退休后的刘东瑞，身体健朗、精神矍铄十四五文物规划，仍然常常闲不住，有时会去外地讲课，向大众传授一些文物鉴定的方法、基本理念，而女儿刘明杉常常陪同左右，用她的话说自己是父亲的“生活秘书，学术助理”。和文物打了一辈子交道，刘东瑞渐渐对文物鉴定总结出了独到的看法：“其实不管是瓷器还是青铜器的演变，都是有规律可循的。要想从事文物鉴定，一定要弄清楚最为关键的两点：其一，每个时代生产什么。因为不管是艺术品还是生活用品，都是一定历史时期内人类生产的产品。其二，怎样生产。比如，对于织物来说，可以根据每个时代的不同织造工艺来进行断代。”
刘东瑞说，他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经手的案例很多，比如20世纪90年代，四川“破获”了一起银缕玉衣案。公安方面将玉衣的头部、手部带到北京鉴定，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秘书处一位工作人员请了两位专家鉴定，认为是真品，于是四川方面又抓了些人。“按说玉衣找回来了，同墓出土的其他文物如玉器、漆器、青铜器等哪里去了?必须得继续追考古三大刊。”刘东瑞正好出差在外，回京后要他开鉴定证书，他看完照片后说：“证书不能开，这里有几个疑点。一、连结玉片的银缕(或金缕)，四个线头在外面，顺时针方向旋钮。这件玉衣是旋钮在内，外面是十字交叉，与古制不符。当然，也可能原来在地下已成散片，出土后复原时给作反了。二、看玉片，四角的孔洞边缘有毛刺现象，说明是电动工具打的，与古代工艺不符。三、玉片像是强酸‘咬’的，没有包浆，与古玉特征不符。”提出鉴定实物后，再定是否出证书。刘东瑞又请考古所的卢兆荫、故宫的李久芳等到成都复鉴，只见玉衣里面挂了一个丝绸的内衬，虽用泥浆作旧，但坚挺的气质犹在，内衬上还留有机织的边缘，用手一撕，随着“刺啦”的声音，破口处升起一股“白烟”。经对银缕的化验，得知与银元成分一样。“这能是两千年前的东西吗?”刘东瑞总结说，这个例子就说明了每个时代生产工艺都有不同，抓住这一点，就可以准确断代，辨明真伪考古三大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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