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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来，文物出版社始终牢记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积极探索、积累传承，秉承高标准与高质量、新材料与新成果、艺术与学术并重宗旨，出版了一批又一批符合中国国情、体现国家意志、代表国家水平的精品图书。
60年来，文物出版社已发展成为集图书、期刊、数字出版、影音技术制作服务、文物复制为一体的全国著名出版机构，为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文化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谱写了辉煌的篇章。
文物出版社前身是文化部文物局仅有3人的资料室，除收集和保存图书资料外，还编辑《文物参考资料》月刊和一些图书。随着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出版文物图书任务加重，1956年4月文化部第十次部务会议通过成立文物出版社的决定，8月中宣部批准成立文物出版社，1957年1月正式建社。
建社初期，在缺乏经验南方文物杂志社官网、人手少、底子薄等各方面条件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文物出版社立中足于紧密结合建国初期文物调查保护、考古发掘和博物馆事业工作的开展，为保证图书内容的高质量，从成立伊始，就十分注重发挥文博专家的作用。1957年秋，文物出版社成立了以郑振铎为主任，徐森玉、马衡、夏鼐、王冶秋为委员的编辑出版委员会，并由书画鉴定专家张珩兼任副总编辑(未设总编辑)。1963年，文物出版社又按文物类别组成由国内第一流专家参加的编辑审稿小组。古建组成员有：莫宗江、汪季琦、祁英涛；石窟小组成员有：金维诺、宿白、邓健吾；古籍组成员有：张子高、张絅伯、郑天挺、周珏良；书画组聘请谢稚柳、启功为顾问。这些一流专家的参与，极大地提升了出版图书的科学性和高品质，平均每年推出30～40种新书。
为文物保护和研究工作需要，并充分展示文化遗产神韵，文物出版社特别重视文物类图书的印装技术。而当时高品质图录大多为国外印制的现实，文物出版社创立时从故宫博物院接手了一个 20 多人的铜版印刷厂，并以此为基础成立了文物出版社印刷厂。1958年，又增设了能够逼真再现古代书法、绘画的珂罗版车间。利用彩色铜版和珂罗版印刷工艺，文物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数十种文物画册和书法作品。其中彩铜版精印的《两宋名画册》《故宫博物院藏画鸟画选》《故宫博物院藏瓷选集》、珂罗版精印的《诗词墨迹》《清明上河图》《南京博物院藏画集》等图书，均成为传世艺术精品。这一时期出版的图书，开本形式大到 4开、小至 50开，从平装、精装到锦盒线装、单幅卷轴，初步形成了“文物版”图书多样化的装帧格局。
为保证出版图书规范和高质量，文物出版社非常重视不同类别图书编辑规范的探索。比如《白沙宋墓》的出版，成为考古发掘报告的典范之作。又比如陈明达先生编著的《应县木塔》的出版文物保护制度，为建筑界、文物界树立了一个集专题研究与测绘图、摄影资料于一身的编辑范式。
在出土文献编辑出版方面，1973年文物出版社复建后，由著名学者唐兰、商承祚、张政烺、唐长孺、朱德熙、罗福颐、顾铁符、裘锡圭、孙贯文、李学勤等领衔，先后成立了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吐鲁番唐代文书整理小组，整理出版了一大批极具历史价值的重要出土文献。其中《银雀山汉墓竹简(壹)》《睡虎地秦墓竹简》等成为出土文献整理的典范之作，它们创立的许多整理出版体例，一直为后来同类整理项目所沿用和仿效。
1978年全国十大考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文物战线在实际工作中拨乱反正，文物保护、法规制度、对外交流、管理体制和队伍建设等均开展了大量作有成效的工作，文物事业逐步走上正确的发展轨道。
1983年6月，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确定了“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针。此时的文物出版社，人员编制由建社初期的43人逐步扩充至150人，内设机构增至16个部室，成为一家融图书、期刊、音像、文物复制于一体的出版机构。
这一时期，文物出版社出书规模由50余种逐步增长到150多种，年均出书约110种。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作品是《历代碑帖法书选》，其选取最好的版本,原大影印, 先后推出上百个品种。数十年来，因在选材、包装、编辑上，一直秉持版本精良文物保护制度、编辑规范、风格典雅、价格低廉的出版宗旨，成为国内碑帖市场占有率高、销量好的品牌之一。
这一时期，文物出版社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也成果丰硕。上世纪90年代前，主要完成的是吐鲁番文书，银雀山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竹简，睡虎地秦墓竹简、居延汉简、张家山汉墓竹简、定州汉简等重大项目的整理成果出版。上世纪90年代后，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又陆续出版了《包山楚简》《郭店楚墓竹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壹至肆、柒、捌)》（计划出版十卷）《里耶秦简(壹)》（计划出版五卷）《随州孔家坡汉墓竹简》《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出土汉文文书》等重要成果。同时完成了《新中国出土墓志》壹至拾卷的出版工作。这些整理研究成果的出版，极大地推动了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进展。
这一时期，文物出版社有意识地推出了古代典籍的刷印和影印出版。从1981年起，开始采用原雕木板刷印方式，先后推出了《嘉业堂丛书》《吴兴丛书》《求恕斋丛书》等系列图书。影印出版了海内外孤本、特级珍籍《常熟翁氏世藏古籍善本丛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金石拓本菁华》《房山云居寺石经》《千唐志斋藏志》《中国金石集萃》《佛学大辞典》等珍贵典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物出版社于1987～1990年将濒于失传的《乾隆版大藏经》重新刷印。该书共7240卷，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版刻图书。经版79000余块，是国家一级文物，可惜已残缺不全。文物出版社将原雕版进行整理，遍访全国名寺古刹，查找底本，补版刻字近全书1/3，历时3年，终于使这部巨帙佛教重典完整地重现于世，为保护和抢救中国优秀文化遗产作出了重大贡献，被称为现代出版史上的壮举四川省考古研究院。
这一时期，文物出版社积极走出去，成为中国最早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的出版社之一。其中，与日本平凡社合作的《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以其较高的学术价值和艺术鉴赏价值受到中外学者的一致好评，被称为“本世纪的决定版”；不仅如此，还向日本、韩国、美国及我国文物保护制度、香港地区输出了数十种图书版权；与出版界合作出版的《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中国考古文物之美》（10卷）、《古瓷集珍》、《中国美术巨匠》（40册）、《陕西出土东周玉器》和《玉文化论丛》等图书，进一步推动了两岸文化交流。
图书之外，文物出版社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与国外影视机构合作拍摄历史文化类专题片，先后与日本广播协会（NHK）、美国探索、美国盖地基金会、日本朝日新闻、韩国放送公社（KBS）、日本铁木真制片公司等国外大型影视媒体合作，联合制作并出版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秦始皇帝》《文明之路》《敦煌莫高窟》等一系列历史文化类节目和图书，受到海外观众、读者好评。
这一时期，文物出版社相继完成了一批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出版工程，其中《中国博物馆》14卷全国十大考古、《中国石窟》17卷、《中国书迹大观》7卷、《中国美术全集》（全60卷）中的16卷、《中国青铜器全集》16卷、《中国绘画全集》30卷、《中国古代书画图目》24卷、《中国古代地图集》3卷、《中国古代建筑》系列、《中国文物精华》系列、《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系列等，先后在国内外获得多种大奖，有力促进了高、新、精出版战略的形成。
这一时期，文物出版社独具特色的古建类图书渐成规模。1993年年底，推出了国内首部古建修缮工程报告《朔州崇福寺弥陀殿修缮工程报告》，随后又陆续出版了布达拉宫、青海塔尔寺、太原晋祠圣母殿、西安长乐门城楼等著名古代建筑的修缮工程报告。1995年，推出的《西夏佛塔》《朔州崇福寺》《布达拉宫（上下）》《正定隆兴寺》等“中国古代建筑”丛书、宿白先生所著《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和《陈明达古建筑与雕塑史论》《罗哲文古建筑文集》《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柴泽俊古建筑文集》等古建史论著系列图书，受到古建筑学界广泛关注。
此外，这一时期还先后推出《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地球上的人们》《水下考古学入门》等组成的“外国考古学译丛”。
进入新世纪，如何把握中国出版业向企业化、市场化转型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后出版业的国际化竞争？如何顺应移动互联网时代做大做强出版社？对于这些问题，文物出版社认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改革才是发展的动力源泉。
2010年7月，文物出版社根据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部署、原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正式由事业转制为企业。
转企改制后的文物出版社，紧紧围绕国家抢救保护文化遗产的战略目标，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对管理机制、人事管理和分配制度进行全面改革。
通过改革，生产关系进一步理顺，领导责任进一步增强，职工的积极性空前提高，生产力得到极大释放，考古、博物馆、艺术、人文、科技保护五大传统板块的出版规模和品种同步放大，年出书规模由110种左右上升到300种左右，文物出版社进入快速发展期。
发力古籍图书板块。文物出版社在扩张和放大五大传统板块的同时，借助古籍出版资源丰富的优势，成立古籍图书编辑中心，集中力量发掘特色版本、高端收藏、独有资源、创意文创四方面产品。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目前年出版古籍图书近百种，实现了该板块整体崛起。
优化结构、补齐短板。建社伊始,文物出版社就重视文物普及读物的编辑出版,在不同时期推出过翦伯赞的《内蒙访古》、张珩的《怎样鉴定书画》、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杨新的《扬州八怪》《中国文物小丛书》《明清彩瓷》等一批深受文物爱好者欢迎的图书。
进入新世纪后，为满足读者需求，文物出版社决定有计划、成批次地推出普及读物，先后出版了60册的学术普及类丛书《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系列、35 册的《文化百科丛书》南方文物杂志社官网、《中国文博名家画传》系列、《带你走进博物馆》系列、《中国古代美术小丛书》系列、《一百经典系列》《博物趣吧》系列文物保护制度，以及《核桃卢谈核桃》《紫砂大师访谈录》《启功隽语》《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品中的100个故事》《古香遗珍——图说中国古代香文化》《文物在诉说——中国抗战遗迹概览》《红色英雄路——中国长征遗迹概览》《少儿考古入门》《中国壁画高清大图》《国宝日历》等一大批普及性较强的“文物版”图书。2016～2017年，经过充分准备，又陆续推出了30种书法教材、340多种“东方画谱”高清大图，普及读物方阵初具规模。
数字转型、融合发展。互联别是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传统出版的思想观念、内容生产、推广传播、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都受到严峻挑战。如何将传统出版的内容资源优势延伸到新兴出版？从2013年起，文物出版社利用国家专项资金的支持，搭建了文化遗产数字多媒体资源库、多功能视讯云平台和3D制作体系技术系统，依托项目成立了数字技术制作中心和数字出版中心。
在对存量资源数字化加工的同时，文物出版社启动了增量数字产品体系的设计和建设，形成了较强的数字资源加工、数字产品制作和数字技术服务能力，推出有移动端视音频制作、动画片、在线教育课程制作、虚拟现实与三维交互内容制作全国十大考古、全媒体普法栏目制作、移动端虚拟现实内容制作（VR）、交互式触摸展示系统内容设计制作、数字化文物的数据采集与制作、全媒体内容出版、3D立体影像内容制作、移动APP集群等多种形态的数字产品。
目前，文物出版社正利用数字化项目建设形成的生产能力，依托现有的内容资源与业务渠道，创新产品体系，实现传统出版与互联网出版的有机融合：通过全媒体图书产品, 实现纸媒载体与互联网平台间内容融合；通过在线教育课程制作与实体培训学院建设,实现线上虚拟课堂与线下实体课堂内容间的融合；通过资讯类产品,实现传统出版与互联网出版的内容融合。同时，创新商务模式，通过与相关业务单位在新领域、新渠道方面的全新合作，带动文物出版社全面数字化转型升级和融合发展。
如今，文物出版社累计出版各类精美文博图书8000余种，总印数超过4.2亿册，占全国文物考古图书发行总量的90%，已成为我国文物考古出版事业的先行者和中坚力量，文博界、出版界宣传、普及、传播文化遗产知识的重要阵地和主力军。
如今，文物出版社有200余种图书先后荣获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国家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四川省考古研究院、中国出版政府奖装帧设计奖、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全国古籍图书特别奖、一等奖，中国优秀美术图书特别奖、金奖和银奖文物保护制度，中国最美的书荣誉奖、中国建筑图书奖、中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等。
如今，文物出版社紧紧围绕抢救、保护、宣传、展示中国优秀文化遗产这个中心任务，根据出版形势和市场竞争需要，艰苦创业，积极推进改革，不断提高出书质量和管理水平，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自我发展能力得到了较大地提升。
未来，文物出版社的总体发展战略定位是：立足文博界，面向全社会，多种媒体，综合经营，走内部扩张式集团化战略。
当前，文物出版社正经历着深刻的时代变革。一方面，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文物事业快速发展，新资料、新思想、新成果不断涌现；另一方面，在城市化加速进程中，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异常尖锐。在此背景下，文物出版社只有配合国家文物局中心工作，坚持专业立社，以专业塑造品牌，不断用出版的图书为文物事业的科学发展提供高质量、高水平的支持和服务，才能彰显自己存在的价值，进而为文物事业的大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当前，针对人民群众日趋旺盛的多元化、多层面精神文化需求，文物出版社将加大供给侧改革，有意识地开始三个转变：在图书题材上，从注重学术研究和新成果、新资料出版，转变为学术与普及并重，出版更多文化含量高、群众喜闻乐见的普及类图书；在出版载体上，完成从纸质版向全媒体转变，以满足社会公众多样化的阅读需求；在发行方式上，实体与网络渠道并重，从单本发行转变为整体营销，争取经过几年努力，实现图书品种、风格和载体的极大丰富，使出版社图书更具吸引力、感染力。
一手抓融合发展，创新生产运营方式，以不同的媒体形式来充分利用内容资源，实现图书—期刊—影音—全媒体的横向拓展；一手抓企业重组，对社、厂机构、资产、业务、管理进行整合，实现内容编辑、制版印刷、营销发行的产业链向纵深拓展。最终形成集图书、期刊内容策划编辑、制版印刷、营销发行、文创产品、教育培训、数字产品制作、服务业务为一体的出版传媒集团文物保护制度。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背景下，文物出版社将在国家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布局下，利用本社图书在海外的良好口碑，下大力气策划适合海外市场的图书；积极参加国际书展，进一步加强海外营销网络建设，逐步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引进既精通外语又熟悉版权贸易的人才，打造对外合作团队，在版权输出和引进上，力争创造新的佳绩。
传播决定影响，文化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内容是否具有独特魅力，还取决于是否具有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文物出版社将花大力气拓展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
1989年全国十大考古，《中国美术全集·玉器卷》在德国莱比锡新闻中心举办的国际最佳图书展览会上荣获“造型优美印制精良”奖。
1993年，《中国文物精华》《清代宫廷绘画》在印度举办的第五届世界印刷大会上，荣获优秀印刷奖。
2008年，《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中国记忆——五千年文明瑰宝》获“中国最美的书”荣誉奖。
2009年，《中国记忆——五千年文明瑰宝》获“世界最美的书”荣誉奖和第二十届香港印制大奖；《殷墟甲骨辑佚—安阳民间藏甲骨》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世界遗产?柬埔寨吴哥古迹：周萨神庙》《蓟县独乐寺》获第一届中国建筑图书奖“向全国图书馆推荐书目”；《应县木塔》获第二届中国建筑图书奖；《太仓文物精华》获第二届中华印刷大奖铜奖。
2010年，《银雀山汉墓竹简（贰）》和《闻宥落照堂藏青铜器拓本》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秦始皇帝陵》荣获第61届美国印刷大奖“班尼金奖”。
2011年，《新中国出土墓志（共10卷）》《中国记忆——五千年文明瑰宝》《秦始皇帝陵》分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装帧设计奖和装帧设计奖提名奖;《中国古代砖刻铭文集》获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编辑出版奖三等奖;《长安新出墓志》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
2012年，《凿枘工巧——中国古卧具》获中国最美的书荣誉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获国家重大出版工程项目“特别贡献奖”;《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图录综释》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
2013年，《中国法书全集》《银雀山汉墓竹简（贰）》和《文物》月刊分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和期刊提名奖;《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吐鲁番出土文书》《新中国出土墓志》《髹饰录解说》《中国版刻图录》入选首届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目录。
2014年，《清代家具（修订版）》获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开成石经（珍藏版）》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
2015年，《秦始皇帝陵出土二号青铜马车》2015年获第六十六届美国印制大奖优秀奖;《陈簠斋彝器全形拓精选（一）》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中国唐卡文化研究丛书》《丝绸之路》分获第二十四届优秀美术图书“金牛杯”银奖、铜奖。
2016年，《中国皮影戏全集》获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袁氏藏明清名人尺牍》和《觯斋瓷乘》《晋祠文化遗产全书》分获第二十五届优秀美术图书“金牛杯”银奖、铜奖;经龙装苏士澍书篆书《心经》获第二十五届优秀美术图书“金牛杯”优秀装帧设计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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