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考古投稿文物考试题及答案
考古走出去具有充分的现实意义，中国人正在打开“考古的世界视野”，参与世界史认知的全球研究，推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时代流转，世事浮沉。有些人事逐渐在时光中被淡忘，如烟而逝。有些人事却一再被提起或唤醒，历久弥新华夏考古投稿。这后一种人与事，通常是历史舞台上“照汗青”“藏名山”式的人物或事件。夏鼐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长，1949年以来，领导中国考古学三十余年，是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和商周考古学研究，以及中西交通史与中国科技史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夏鼐是影响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中心人物。考察夏鼐所处的背景与时代，了解其生活与学术经历，体会其思想与行动，既是对夏鼐本人的研究，亦是了解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的自然需求。最近若干年，我们明显感到，中国考古学界关于夏鼐先生的研究热了起来，当前可谓方兴未艾之时。本文旨在对夏鼐研究的缘起、趋热、意义等主题进行回顾与思考。
可以这么认为，1985年夏鼐逝世之后，伴随着考古学界对夏鼐的纪念，关于他的研究就已经开始了。因为在对夏鼐的怀念性文字中华夏考古投稿，不能不包含对夏鼐生平、治学、思想、道德、事功、人际交往等内容的介绍，这实际上就已经构成了对夏鼐的初步研究。这些散见于不同期刊的对夏鼐的纪念性文字曾被汇编成书，从中即可看出，关于夏鼐的研究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原因很简单，“夏鼐同志和他的合作者们，开创了我国考古学发展的新时代”。夏鼐作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必然在中国考古学发展的道路上留下深刻的印迹。仅就考古学研究而言，王仲殊曾有详细归纳，大致包含如下几个方面：史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类型和分期问题的研究发表指导性意见；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并非只有黄河流域一个中心的多元说；根据公布的碳十四年代数据，结合文化内涵和地层证据，全面讨论中国史前文化的谱系问题；提出从考古学上探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历史时期考古研究方面，夏鼐曾发表对探索夏文化问题的指导性意见，探讨过古代葬制以及玉器等问题；在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和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两大方面，有开拓性的贡献；等等。考古学界日后在对这些问题做更细致、更深入的研究过程中，基本上都要提及夏鼐先行的研究。
在这类纪念性文字中，若干学者也曾就夏鼐的学风、品格、人际交往进行了回顾，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比如张忠培称许夏鼐“他那广博知识，以及从不轻易引申的严谨学风”；夏鼐在给张忠培的一封信中称自己是“但开风气不为师”。李汝宽敬佩夏鼐的“立足中土不崇洋”。樋口隆康称夏鼐“不仅对于国内考古学，对于国际上考古学方面的知识之渊博，涉猎范围之广泛，作为一个考古学者来讲，也是无人可以与之匹敌的”。至于夏鼐品格上的高尚、作风上的朴实、谦虚则是学界公认的，很多学者都有提及华夏考古投稿。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石兴邦和黄展岳的回忆文字，这二位先生是夏鼐的入室，从他们的回忆中可以了解到夏鼐的“不徇私”，不搞宗派、不立门户，着实令人钦佩。
以上所举纪念文字是在1985年夏鼐逝世不久后所作。到夏鼐先生一百周年诞辰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一拨学人——均为夏鼐的事业继承者——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夏鼐与中国考古学的文章。徐苹芳、刘庆柱、任式楠、王巍等从各自视角谈论了他们认识的夏鼐并且评价了他的学术贡献。这些文章进一步充实和升温了“夏鼐研究”。
鉴于夏鼐长期领航掌舵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他在很多研究领域都发挥着引领和主导作用。文明起源研究就是典型代表。后来者对这些主题进行研究时不能不提及夏鼐先行的研究。1983年，夏鼐应日本广播协会邀请做了3次演讲，后来这些演讲被以日文、中文发表，中文结集成书，名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夏鼐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个总的判断是：“（中国文明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本身的发展，但这并不排斥在发展过程中有时可能加上一些外来的影响。这些外来的影响不限于今天的中国境内各地区，还可能有来自国外的。但是根据上面所讲的，我们根据考古学上的证据，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是中国考古学发展中最重要的课题。徐苹芳评价夏鼐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演讲是一个划时代的分水岭，把中国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王世民认为夏鼐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提到当古学研究的议事日程。朱乃诚在回顾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学术史时也指出，文明起源研究在1986年的蓬勃展开，与1983年夏鼐在日本讲演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于1985年8月在国内公开发表有着密切的联系。夏文发表后，一批在学术界有影响的学者相继介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文明起源的研究以21世纪初开始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并且仍在进行中。“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考古调查发掘为获取相关资料的主要手段，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试图揭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
另外，20世纪50年代以来，夏鼐从理论上统一认识，避免错误倾向，推进考古学健康发展。他对考古学的认识、对考古学文化的讨论等有着深远影响。在具体的研究方法和路径层面，夏鼐也开创了诸多中国考古工作的先河，如主导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碳十四断代实验室，最早明确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并非黄河流域一个中心的多元说华夏考古投稿。这些无不体现夏鼐的远见卓识。夏鼐的研究领域是十分广阔的，夏文化、商代和汉代玉器、丝织品与丝绸之路、科技史等。后人在对这些主题进行研究时每每提及夏鼐的研究。
如果说多篇怀念夏鼐的文字为我们了解这位考古巨擘的治学与为人提供了一个窗口，那么随着2011年《夏鼐日记》的出版，世人有机会较全面和深入地探寻夏鼐的心史。
《夏鼐日记》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世民与夏鼐子女夏素琴等共同整理，全书10卷400余万字。
《夏鼐日记》甫一出版，便洛阳纸贵，学人们纷纷购求。很快便有从不同视角书写夏鼐的文章面世。在中国知网上检索，2011年以来，根据《夏鼐日记》进行的相关文章不下百篇。粗略分类，这些文章可以分成这样几种主题。
如夏鼐对胡适的观感、与胡适的交集，以及批判胡适运动中的夏鼐。还有日记中的陈寅恪话题、夏鼐与陈梦家、夏鼐与郭沫若、夏鼐与钱钟书、夏鼐与曾昭燏、夏鼐与张光直、夏鼐与吴晗等等。
考古学者尤其关心的是夏鼐与考古界同行的比较。近年格外引起学界注意的是针对夏鼐与苏秉琦的一些讨论，势必成为将来夏鼐或苏秉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汤惠生讨论了夏鼐和苏秉琦二人考古学研究的不同取向。先前，张光直曾经问道：“有人说他（夏鼐）在生前与苏秉琦先生之间对中国考古学的看法，有基本上的矛盾。如是事实，当如何解释？”
《夏鼐日记》第九卷1984年的几则日记中围绕“中国学派”这一提法的争议表明了二人确实存在一定的分歧。由于“为尊者讳”的传统，考古学界甚少有文章讨论夏苏二人在这方面的争议。汤文首次直面这一问题，并分析二人的治学特色，提出在考古界，存在以夏鼐为代表的“实证派”和以苏秉琦为代表的“理论派”两个不同研究取向之间的互动。汤文认为夏鼐实事求是，不稍假借，从而与苏秉琦那种注重意理、寻求宏大理论的研究取向形成鲜明对比，该文扬夏抑苏，一时引发考古学界热议。
除了著名、重要学者之外，《夏鼐日记》涉及人物众多。相信以后还会有学者就此进行发掘。关于这些学者间交往的探讨虽然是基于日记、书信中的信息进行重新梳理编辑，但在特定主题和视角的引导下，独立成篇也颇有新意。应该说，可供观察的视角是非常多的，李细珠就曾利用金毓黻、顾颉刚、夏鼐的已刊日记，具体考察在1949年前后的转型期三位学者面对历史巨变的因应与境遇，观察现代学者在学术与之间的出处抉择与生存状况。
总之，《夏鼐日记》中对若干学人的记录，可补相关史料，进一步丰富学界对若干学术人物的形象认知。
夏鼐一生，嗜好读书。这一点，夏鼐妻子的回忆文章中曾有生动回忆。《夏鼐日记》中他作为一个书痴的形象也非常鲜明。夏的阅读中，外文数目占了较大的分量，他对世界考古学的前沿动态有及时的掌握，宛淩讨论的夏鼐与《古物》情缘就能反映这一面。
夏鼐年轻时留学伦敦，又在埃及、巴勒斯坦、印度做过田野发掘，做的博士论文题目也是国际化的。很多研究者都赞叹夏鼐的国际化视野和国际影响。从《夏鼐日记》可知，夏鼐的国际学术交流经历是非常丰富的，与之同时代的考古学者在出国交流方面无出其右。有研究者以国际学术交流这一视角进行探讨，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考古学获得较快的发展并在国际上享有极大的声誉，与夏鼐的出国留学经历及与外国学界的密切往来有直接的联系。夏鼐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作为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一部分，也为20世纪90年古学国际化的成熟奠定了基础。夏鼐也一直坚持用英文写作考古学论文，向国外介绍中国最新的考古发现。
有学者试图对夏鼐的考古学思想进行综合研究。裴世东讨论了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认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刘春强认为唯物史观是夏鼐考古学研究和工作的指导思想。
胡文怡以《夏鼐日记》为核心史料，以文学的笔调、轻松新颖的语言展示了夏鼐的学术人生，属于科普性传记。王世民在夏鼐身边学习、工作30余年，长期接触夏鼐等老一辈专家。他自20世纪末编辑整理了《夏鼐文集》《夏鼐日记》，对夏鼐的熟悉程度不言而喻。王世民最新出版的《夏鼐传稿》即是他30多年接触夏鼐和20年资料积累的结晶之作。他以新中国成立前夏鼐的六次人生抉择为线索，回顾了夏鼐的前半生。接着，王世民聚焦于新中国成立后夏鼐在四个领域的开创性贡献。通过为夏鼐做传，王世民强调在当下田野考古工作和考古研究中弘扬夏鼐精神，推进中国考古学发展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中国涉外考古发展迅猛，遍及欧、亚、非和拉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其中包括与“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家开展的联合考古工作文物考试题及答案。
考古走出去具有充分的现实意义，中国人正在打开“考古的世界视野”，参与世界史认知的全球研究，推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背景下，夏鼐若干领域的考古学研究再次焕发出光彩。夏鼐可谓“一带一路”考古学研究的先行者。夏鼐1936年开始专攻埃及学，1937～1940年期间，两度赴埃及参加考古发掘和考察研究。在此期间，夏鼐师从著名的埃及学家格兰维尔（S.Glanville）、田野考古专家惠勒（M.Wheeler），由古埃及文字学的泰斗伽丁内尔（A.H.Gardiner）亲授象形文字，并得以利用当时最新考古资料从事研究，相继在埃及学重要刊物上发表文章。夏鼐被称为“中国埃及学”之父。夏鼐的博士论文名为Ancient Egyptian Beads，在2014年才以英文出版。随后中文译本《埃及古珠考》也出版了。斯蒂芬·夸克（Stephen Quirke）评价认为，尽管此书的出版由于战争的缘故迟了70多年，但它依旧是该专业领域具有填补空白式意义的研究。正是由于夏鼐花费巨大精力与时间完成这项研究，此后至少在伦敦，再也无人敢去挑战这项也许会花费一生时间才能完成的关于埃及珠子的整体研究了！刘文鹏也早就谈论了夏鼐对中国埃及学发展的贡献。
2018年11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埃及文物部的考古工作者，在卡尔纳克的孟图神庙遗址举行了开工仪式，中埃历史上首个联合考古项目正式启动。巧合的是，夏鼐当年考察的地方，正包括卢克索孟图神庙文物考试题及答案。
从更加广阔的丝绸之路研究的视角看，夏鼐的中西交通史研究亦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早期的“丝绸之路”被纳入“中西交通史”或“中外关系史”中，即它属于历史学的范畴，研究者也主要在史学领域。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丝绸之路”更加引起学界与社会的关注。前人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要么在学术史框架，要么在具体的主题上再次被提起。夏鼐的相关研究正是如此。20世纪40年代，夏鼐与向达、阎文儒一道进行的西北考察，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夏鼐调查并发掘的敦煌的佛爷庙、玉门关等均是丝绸之路上的遗址点。夏鼐因为丰富的国际经历，从事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几乎顺理成章。他的中西交通史领域的研究包括讨论中国发现的萨珊波斯银币、东罗马金币、古代丝织品、汉唐丝绸和丝绸之路等。近年浙江大学策划了丝路敦煌学术书系，收录以浙江大学为主的浙江籍学者的丝路敦煌学方面的成果。在这个背景下，浙江大学的历史学者邀请夏正楷先生将其父亲夏鼐与丝绸之路考古有关的文章结集出版，所收论文均与“丝绸之路”背景有关，是有体系的论文集。这一学术举动当然可以视为对夏鼐中西交通史研究的一种重温。因此，正如已有学者指出的，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最近数十年来，大量历史人物的传记、年谱、日记、书信被发掘和出版，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素材。人物研究是历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夏鼐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中枢式人物，对他的研究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自然需求。恰好夏鼐又留下了信息量极其庞大的日记，为考古学界、史学界，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日记是夏鼐个人心史的生动展现，也是夏鼐对于不同领域人物的“记忆场”。《夏鼐日记》的出版标志着考古历史学界对夏鼐的研究进入了蓬勃的阶段，目前正是方兴未艾之时。最近一些年，我们也注意到，除了《夏鼐日记》外，还有很多不同时代的考古学者出版了他们的日记，包括徐旭生、安志敏、汪宁生等。口述史与回忆录也接连面世，如北大考古口述史、考古学人访谈录、严文明的随感录、石兴邦的回忆录华夏考古投稿、苏恺之回忆其父苏秉琦文物考试题及答案、梁柏有回思其父梁思永等等。到2021年，中国考古学已经走过一百年，岁月的积淀已经展现出这门学科和各式人物的光彩。以上介绍的这些中国考古学发展中的第一、二代人物的日记、传记、回忆录在近年的出版可谓“水到渠成”，对中国考古学史的研究大有裨益。
研究历史性人物，旨在“藉人以明史”，了解其人之思想行状，以之为中心来贯串周围的关系事实，以窥探时代风貌与世变潮流，所谓“知人论世”。而后从中获得一些启迪。读《夏鼐日记》，字里行间自有一种精神弥漫。我总结有这么几点是非常值得学习的：贯彻始终的读书爱好、实事求是不轻易引申的治学风格、视野开阔中西交流、爱国不慕洋、谦虚朴素、斯文君子等等。皇皇十卷《夏鼐日记》与其他多部著作折射出了夏鼐令人惊叹的名山事业、勤勉笃行的光辉人生。
（本文原标题为《方兴未艾的夏鼐研究》，作者徐峰。节选自《东亚文明（第2辑）》，南京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主编。注释从略，请查看原文。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东亚文明》是由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办的学术集刊，旨在加强国内学者与世界范围内同领域同仁间的学术交流，促进东亚考古与文博事业的不断发展。《东亚文明》的研究范围以中国为中心，广泛面向东亚世界，所涉领域包括考古学、历史学、文物学、博物馆学、文化遗产等方面的研究。本集刊希望通过复合型的研究方法，推动有关东亚范围内相关领域研究的融合与创新。本书为该集刊第2辑，全书包括先秦考古、历史时期文物考古研究、区域历史文化、域外遗珍、科技考古、考古学史、博物馆与文化遗产保护、田野考古报道等方面内容，涵盖了考古文博专业整个体系的各方面内容，并首次披露一批重要的田野报告，收录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南京市博物总馆等专业考古文博机构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反映了近年来考古文博专业的新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外，书中涉及考古学文化、良渚文化、北朝画像棺、长干寺舍利、动物考古学、夏鼐研究、博物馆与学校联合教育等近年来社会各界尤其是考古文博界关注度很高的一些话题，具有一定的可读性。
南京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在2000年于该校历史学系的基础上成立，现拥有考古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考古学一级学术硕士学位点、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硕士学位点，下设考古研究所等校级重点科研机构，专业主要表现在长江下游考古、六朝考古、艺术考古、博物馆研究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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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先生是我国杰出的考古学家、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日记就是新中国考古史，既记录了很多重要的考古事件，也记录了重大的考古发现，同时，也有很多逸闻轶事，本书是《夏鼐日记》考古方面活动内容的摘编，共4册，按时间进行分段，既包括日常工作，也有田野工作日记，还包括出访各国、各地的见闻日记，具有较强的学术参考价值，是难得的史料，对考古界是重要的参考书目。
本书是著名考古学家夏鼐的第一部传记。作者根据翔实可靠的资料，运用朴实的文字，告诉读者：夏鼐怎样奋发勤恳，博览群书，知难而进，敢为人先，成为荣膺中外七个院士称号的一代学术大师。夏鼐作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怎样为新中国考古学健康全面的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怎样引航掌舵，为培育考古人才、端正学术方向、缔造严谨学风，不懈地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本书由夏鼐先生博士论文《古埃及珠饰研究》的英文版翻译而来，并添加了1400幅图。书中以分类研究结合统计学的方法，从串珠的考古价值、研究方法、制作工艺、分类、断代以及古埃及和其他地区的文化交往等作了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其英文版自出版以来得到广泛关注，迄今为止，依然是串珠研究的唯一专著。有鉴于此书的特殊历史和学术价值，在英文版的基础上，非常有必要出版中文版介绍给学术界及广大读者。
本书是夏鼐先生1944年1月至1945年11月在中国西部进行考古研究工作的日记，分为上下两册。上册是文字部分，又分为夏鼐生活日记，夏鼐工作日记，将夏鼐在西部进行考察的手记进行整理和汇编，生活日记反映了20世纪40年代的生活场景，文化背景等信息，工作日记则是了解40年古工作的必要资料；下册收入了夏鼐西北考察日记的手记影印资料，是对文字部分的呼应华夏考古投稿，同时书中还收入了《夏鼐日记》出版时未能原样录入的考察期间沿途拍摄的数百张照片。
本书共收录夏鼐发表于各时期的文章、课堂讲义及其家属提供的自存手稿共213篇（其中部分文章系首次面世），内容涵盖考古理论与实践、考古漫记及历史学研究与评述等，全面反映了夏鼐毕生学术成果和新中国考古研究的全貌。全书除夏鼐的论著外，还补充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原所长王仲殊及夏鼐秘书王世民撰写和整理的《夏鼐先生传略》《夏鼐先生的治学之路》《夏鼐先生学术活动年表》，是一部学术价值高、文字精练、图文并茂的考古学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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