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论文九江的历史名人
（作者：赵辉）“现在还有不少学者跨跃时空，在以千年计的时段里，一会西北，一会儿中原，一会南方，全都搅在一起，其实那时候根本没有一个大的政体或文化体九江的历史名人，各区域先民各是各的，那时也没有形成中华民族认同，所以我们的学者在相当程度上是按照当代人的思维来考虑当时的历史问题的。”这是二里头遗址考古队长许宏教授在纪念二里头遗址科学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当今学术界对夏时期对夏文化研究的混乱、迷茫与六神无主的看法、对夏时期的政体与文化体的错误认识。
对于夏文化的概念，不论是狭义的夏后氏族文化，还是广义的“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在研究方法上，不论是以“夏都法”还是以“夏墟法”，夏文化研究的对象，必须以公元前2100年前至公元前1600年前500年左右时间、夏统治区域遗留下来的各类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
以人类文化历史的发展观来看，夏时期华夏的政体与文化体都处于一个形成、成型的关键时期，这一过程是漫长的，是从氏族社会向国家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文化自信论文，不论政体还是文化体并非是当今泾渭分明的华夏概念文化自信论文。因此，许宏所表述的学术界“按照当代人的思维来考虑当时的历史问题”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原则错误文化自信论文文化自信论文，许宏的观点无疑指出了当今夏文化研究存在的根本问题。这一根本问题广泛存在于主流学术界与非主流学术界。
当夏时期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华夏政体与文化体的时候，那么，夏时期的夏王朝统治范围就会相当有限。在有限的夏王朝范围内，把夏文化的研究对象，一些人认为在石峁考古遗址的西北、一些人认为在黄河二里头考古遗址的中原、一些人认为在长江下游良渚考古遗址的南方。这些闻名遐迩的考古遗址，时间跨度超过一千年，吸引了众多目光，被各类学者纷纷装入4100年前-3600年前的夏文化筐里九江的历史名人，作为夏文化的考量对象，也难怪许宏教授在二里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出如此回应。
许宏教授作为一个在黄河二里头遗址沉浸了二十年的一线考古学者，掌握二里头遗址各方面的信息，尚不能言夏，只能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这些不在夏时期内的考古遗址，又是如何把它们作为夏文化的研究对象，来阐述夏文化的内涵？笔者从来不怀疑这些为国家重点考古遗址做出辛勤努力的学者的智慧与责任心，经过数年前赴后继的考古，如果有一丝一毫的材料与证据可以证明夏文化的存在，相信任何学者都会强烈的责任感第一时间公之于众。又怎会让那些接触不到第一手材料的外围学者，通过新的夏文化认知方法，在这些考古遗址中辨别确认夏文化遗址？或者“夏都”或者“夏墟”。
因此，通过这些已经发现的、众所周知的考古遗址来辨析出夏文化遗址，或者考证出夏都、夏墟遗址，只能是徒劳无功；即使众口镀金，也还原不出夏文化的辉煌。而那些学术机构、科研单位、学界学人，企图在这些考古遗址中，发现夏文化的踪迹，考证出夏文化，也只能是缘木求鱼，即使投入再多的学术力量与花费再多的科研经费。许宏教授作为最接近夏文化的二里头遗址考古研究学者文化自信论文，尚不能言夏，做出夏文化的判断，其善意的批评虽不中听却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人力物力浪费。
确实，在4100年前的夏时期，华夏大地那时候根本没有一个大的政体或文化体，成为我们民族国家与文化的认同，笔者也深以为然。但以尧舜禹建立的文化与文明，形成的初级华夏文化，已经初步形成一个政体，已经形成远高于周边文化的文化体，吸引着周边氏族部落，团结着周边氏族部落。以文化吸引的方式，而非武力征服的方式，使得华夏氏族的政体与文化，由初级走向成熟，文化由启蒙走向普遍认同，文字由简单发展为体系。一个规范的政体与文化体，在夏时期逐渐成熟规范，成为各氏族部落心向往之的文明政体与文化中心。
夏时期的华夏政体更偏重于因物质的丰富，产生了高度文化，成为各地原始氏族向往的圣地，而建立起的文化认同体。这种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文化体，因为缺少侵略性，在因气候的变迁导致干旱，导致食物短缺的情况下，很容易受到北方游牧氏族的入侵掠夺，而导致文化体式的政体灭亡。“商汤伐夏”的史实，正是在这样的气候变化背景下，因为食物的匮乏而导致的夏朝灭亡，这才是“昔伊洛竭而夏亡”的历史原因与历史。资源匮乏的地区部落侵略掠夺气候优越、物质富裕地区的部落而导致政体的更迭，几千年以来都是中国王朝变迁的主旋律。
许宏在二里头遗址二十年的考古工作，不是不愿意言夏，不是不认可夏，而是在二里头遗址根本发现不了与夏文化有关的遗迹遗物，只能以“最早的”概念来安慰一下对二里头遗址抱有夏文化幻想的各界人士。今天的“最早”随时都会被明天发现的“更早”所取代。二里头遗址可以作为夏商断代的重要参考遗址，而作为夏文化研究的重要遗址“夏都”，是导致夏朝与夏文化虚无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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