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文化中国历史文化简介
其实，我们现在谈到的“中国文明”概念，已经不是历史上王朝国家传统的体概念，而是以当代中国文明的内涵与外延为研究对象。尽管“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是近代以来兴起的观念，但它是历史上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各民族及其文化形态的总和，是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传承的自然结果。
因此，从史前中国“文明”的发生学角度来看，用更为宏观的视野去展现史前中国大地的文化发展，应该更具有科学性和包容性。这就需要我们跳出“早期中国”的认知，以“早期中华文明”的视角，去探视史前中国“文明”起源及其发展。
首先，从文明与国家的关系看，尽管“早期中国”与“早期中华文明”存在密切联系，但它们毕竟在内涵、外延上都有重要区别。总体上看我国历史文化，文明的范畴更宽泛于体范畴，不能简单地以体范畴的时空性来替代文明范畴的时空性。严格来说，“早期中国”是与最早出现的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中国”二字相关的体概念，也是与西周、春秋时代如《尚书》《诗经》等文献中阐述的与中原王朝国家和都城（京师）相关的概念。它所意指的“文明”，是指黄河中游以中原王朝国家为中心的文明形态，以及这种文明形态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及影响。但是，近年来各地区不断发现的考古材料证明，新石器时期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以及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等地我国历史文化，都出现了方式各异、发展程度或高或低的文化形式和社会组织形态。对大量史前遗址的研究表明，各区域文化并不是某一核心地区文化单线衍生或扩散的产物，而是在不同地区自发形成、发展，并在文明发展序列中有高低不同的程度差异及阶段性特点。特别是在距今6000—4500年左右，中国大地上已有着“满天星”似的文化发展格局，但不可否认也存在先后崛起或各领的不同的文化重心。
其次，从历史演变看，中华文明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多元一体的文明。所谓“多元”与“一体”，并非是平行发展的，而是在由“多元”到“一体”，再由“一体”展现、辐射“多元”的历史互动中逐渐形成、发展的。从早期中华文明的地域特点看，新石器时代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以及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等地，都存在一个各自发展的动态历程。它们先是在各区域范围内通过由小区域向较大区域，由“多元”向“一体”的演进，然后在形成区域性“文化高地”后，通过其不断的辐射、影响，形成新的更大的中国历史文化简介、统一的文明圈、系。所以，从文明起源的理论与实际看，这种从小区域向大区域，在“多元”与“一体”的互动中逐渐形成的中华文明，正是史前中国大地上文明发生的规律体现。因此，早期中国文化正是在各区域、区系中独立发展、成长，同时又通过各区域文化的交流、互融我国历史文化，不断获得新的文化要素，形成各区域、区系文化向某一“文化高地”汇聚、融合，并由该“文化高地”映现、辐射周边区域文化的结果。从考古材料看，长江中下游的良渚文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都先后充当过这种“文化高地”的角色，领跑过史前中国文明演进历程。
最后，以“早期中华文明”指代史前中国文明的发生、发展，具有更大的覆盖性。早期中华文明的产生，是史前中国大地上各种生态环境及生业方式的产物中国历史文化简介，是原始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等诸种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结果。这就使我们要从一个更加宽广、宏观的视野去看待早期中国内陆、草原、海洋等各种文明的交融互汇，探讨早期中国文明发展的实际情形。
但是，古老的中华文明毕竟是在“多元”与“一体”的互动中演进的。在距今4500年以后，各区域文化逐渐向黄河中游这一“文化高地”汇聚，从而形成了“早期中国”体雏形以及文明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这种区域文化的汇聚大致有三个原因：其一为当时中国大地上东西南北所出现的如海侵、洪水等自然灾害，导致传世文献记载的如“三苗”“东夷”等先民部落向中原地区迁徙，促使中原区域成为当时族群汇聚的“血缘旋涡”与文化辐辏的“文化旋涡”。其二是史前中原地区早已有着文化发展的根脉，大约距今5500年前后，中原彩陶文化曾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强烈影响，形成中原文化向四边区域的辐射。其三是黄河中游具有早期国家形态的陶寺、石峁及二里头文化先后出现，通过体的制度性力量，既加强了中原“文化高地”平台的汇聚功能，也进一步推动了早期中国文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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