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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互联网 发布时间:2023-08-11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线日习总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向广学工作者提出的殷切期望。“三大体系”建设,既是时代课题,也是学术自身嬗演的内在要求。中国近代史是历史学的重要分支,涵盖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110年,但这110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占有特殊地位,在很多方面对当代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近代史研究取得长足进展,学科体系不断完善,重要学术成果不断涌现,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诸如范式问题、西方理论本土化问题。为深入学习贯彻习总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推进中国近代史“三大体系”建设,本刊特约六位学者就此展开讨论。欢迎各位同仁接续探讨,为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建言献策。
晚清时期,同治帝、光绪帝皆年幼继位,不能履行处理国家政务的职责中国近现代史概要,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其间,皇太后对军机处的依赖远超以往,军机处的职权遂有比较大的扩张。在文书处理上,军机处在内外奏折、题本、秋审黄册等重要文书上预先拟旨;在官员任用上,军机处不再呈递空名谕旨,而是对各部尚书、侍郎及各省布政使、按察使开单请简,还取得了各省密考折片单的阅看权。军机处的这些职权大部分沿续到光绪十五年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帝以后,对光绪朝中后期乃至宣统年间的政局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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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讨论的庚子事变中的三个“小人物”——金四喜、郑殿方中国近代史几个阶段、傅景涛,无一例外具有教民身份,属于社会边缘群体,亲历与见证了事变,也因缘际会,被推至历史前台。他们一度托庇于使馆,然后不同程度地介入战争状态下隐秘渠道的信息传递过程,对于战时交涉、使馆解围各自发挥了作用。他们的行动一度跨越了国别界限,特定时代的极端环境下看似“例外”的个人选择,显示了“社会机制的失灵”。这些“小人物”有过非常的行动,但始终无法自我表述,关于他们的历史记录,几乎全部出自他者。由各色“记忆”拼合而成的某一“形象”,可以验证特定时代重心所在,同时折射不同人群的观念立场。追寻“小人物”的线索,很可能找到打开“大历史”门户的锁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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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医疗传教士和欧美制药公司把吗啡引入中国用作戒烟药品。吗啡的扩散和滥用,推动了时人关于吗啡之害的讨论。甲午战后上海知县等地方官员在士绅的禀请下颁布了管制吗啡的公告。但吗啡来自外洋且多由洋人经售,禁政由此成为外交问题。庚子事变后,吗啡进口管制在清政府的提议下被写入修订后的中外商约。但列强的设限阻碍了清政府实施禁政,外商进口吗啡时也屡滋争议,吗啡进口管制条款迫切需要再议。经过曲折谈判,清政府和英国等列强议定吗啡进口管制新政策并于1909年开始施行。清季吗啡的扩散是医疗传教、西方制药公司商业扩张和清政府禁毒运动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曲折成形的吗啡进口管制政策和中外交涉,凸显了清政府在列强霸权和中外不对等权力格局下的挣扎。
19世纪后半叶,欧洲秘制药输入中国。20世纪初,日本、北美秘制药在华销量大增。在剂型、包装、宣传方式上都有别于中国传统丸散膏丹的新式秘制药,至初年已风行各省中国近代史短剧推荐,华商纷纷仿制。新式秘制药常被视为“西药”中国近代史几个阶段,然又多因成分有害或疗效不明而引起中、西医界的批评。华人西医多认为此类药品有损西方医学的形象,但也有西医与药商利益共通。同时,传统的自疗习尚和追逐秘方的心理为这类药品的流行提供社会土壤,部分药品也确为缓解疾痛提供便利。南京国民政府在制定药品管理法规时,将欧美的“专利药”概念译为“成药”并将之本土化;药商公开药物原料的规定,让“秘制”开始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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