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发展时间轴中国近现代史重点
1．中国资产阶级何时形成问题。教材中说：“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涉及一个问题：中国资产阶级何时形成?对此，学术界有人提出，戊戌时期，虽然已经有了资本家，但不能说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
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是从地主、官僚、商人、买办转化而来，因此，他们必然有一个逐渐脱离它的前身而达到具有独立经济地位和地位的“过渡”过程。这一过程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但在整个19世纪后半期，资产阶级的力量都非常弱小，远远没有达到具有独立、经济地位的地步。直至20世纪初，在私人资本主义有了较大发展的条件下，资产阶级成立了商会，有了自己的活动阵地；创办了报刊，表现出要求提高商人地位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并成为20世纪初收回利权运动和反美的主导力量。事实证明，到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才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舞台。
这里还要破除一个观念：即为了说明戊戌变法的资产阶级性质，就必须说这时资产阶级已经形成。这是一种概念化的思维方法。实际上，世界上许多国家在改革、时，资产阶级的力量都很小(如英国)，甚至谈不上已经形成阶级(如日本明治维新)。判断一个运动的性质，并不主要根据阶级的人数，而是根据改革与提出的任务、制订的政策代表了怎样的发展方向。所以，虽然戊戌维新运动的领导者主要是一批读书人，但毫不否认他们已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这一运动具有资产阶级性质。
2．失败原因。对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原因，教材从维新派的斗争策略角度分析问题，认为是“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脱离群众，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等，这些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做一些比较的话，就会发现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资产阶级力量同样弱小，天皇同样无权，维新派主要也是一批知识分子，但为何取得了成功？这里说明一个道理，维新派力量弱小，会造成变法的困难近代史发展时间轴，但如果这种自上而下的变法采取适当的政策，就可以逐步积累条件，最终取得成功。戊戌维新派的根本问题，在于他们的求变心太切。康有为认为，欧美三百年而成变革，日本效法欧美三十年而养成之，中国应“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之所以产生急躁心理，与中国面临的危亡局势有关。正是在这种急躁心理支配下，在变法措施方面，他们采取了一揽子解决的办法，103天中，发布了二三百条变法上谕，内容涉及各个领域。许多改革没有配套措施。如，改试策论，一下子改了，士人毫无准备，使人心不稳。从策略方面来看，当时统治集团中存在着帝党与后党之争，后党掌握实权。从实际情况看，慈禧太后一开始对变法并不是明确反对的，“明定国是”诏书就是经过慈禧的同意才颁布的。慈禧是同意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改革。而维新派则没有充分认识这一形势，反而认为“尊君权之道，非去太后不可”，采取了排斥和孤立太后的策略。这样，随着改革的开展，慈禧认为自己的权力丧失，帝后党矛盾激化。慈禧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而发动了，扑灭了变法。
所以，戊戌变法的失败，与维新派的策略失误有直接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因的策略失误而断定改良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以一次失败就得出一个规律性的结论，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这是在史观支配下得出的结论。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学术界都将义和团列入近代史上的三大之一，给以很高的评价。20世纪80至90年代，引入了新的参照系：现代化，即把走资本主义道路作为近代中国的主要进步潮流，对义和团的评价有所降低。（对历史的评价，同样涉及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
实际上，在对义和团进行评价时，有一个问题是始终绕不开的，这就是民族主义。义和团是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发生的，爱国主义是其应有之义，这是无法否定的。
但是，对义和团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是需要进一步分析的。一般来说，爱国主义有其一贯的基本精神一－对祖国的深沉的爱。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时代内涵，尤其是近代，处于新旧交替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时代赋予爱国主义以新的内容，这就是，爱国主义应与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富强结合，应与改造或推翻封建制度、建立新的国家结合。所以，近代的爱国主义应依其内容和表现而加以区分。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爱国主义是一种情感，情感是一种心理活动，而心理活动则具有不规则活动的特点，当缺乏理智时，就会表现出一种“集体无意识”。另外，爱国主义常常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但国家利益常常会被统治阶级或集团所利用，或者把自己集团的利益与国家利益混为一谈，致使爱国主义的面目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爱国主义情感会被利用，以至带来负面效应。
义和团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虽然表现出对外国侵略的反抗，但又反映他们出对清政府缺乏理智的分析近代史发展时间轴，误把国家与清政府混为一谈，以至被清政府所“招抚”，所利用，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下了“奉旨”两字。所以，义和团的爱国主义，虽然也表现出不怕死的反抗精神，但此外衣所掩盖的，则是群体的愚昧。这是一种落后的违背时代潮流的狭隘的“爱国主义”。支撑这种“爱国主义”的，正是长期的“闭关锁国”和自然经济状态下所形成的保守意识、封闭心态。
长期以来近代史发展时间轴，人们都是褒扬，贬低改良认为改良只是枝节的改革，是的绊脚石，并冠以“保守”“”等字眼。这就预先设定了一个标准：成了衡量历史进步与否的标准。
实际上，我们如果放眼整个人类历史进程，就会发现，各国历史发展中，既出现过，也发生过改良，两种方式都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如果以世界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来看，有通过改良走上资本主义的国家(如日本)，也有通过确立资本主义的国家(如法国)。一个国家究竟走道路还是走改良道路，是由各国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与改良本身是没有优劣的。
在中国近代，所谓“改良”，是指在保留君主的前提下进行渐进的改革，最终实现君主立宪；所谓，是推翻君主统治，确立共和制度。从本质上看，君主立宪和共和都是资产阶级的形式；二者的目的都是救国、独立、富强。差别只是实现的方式和道道路不同。一个希望通过和平方式，在保留清政府的条件下实现对君主制度的改造；另一种是要通过暴力推翻清政府，建立新的政权。君主立宪和共和是探求与富强的两种模式。
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之所以会出现这两种方式和道路近代史发展时间轴，是因为这些倡导者对中国国情的思考和认识不同。派强调的是清政府已经，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立宪派则强调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近现代史重点，认为中国国民程度不足，难以一下子实现共和。他们的认识都有合理的成分，分别道出了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障碍和困扰。从结果看，立宪派寄希望于清政府，但清政府则对立宪缺乏真正的诚意，最后抛弃了立宪派；派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清王朝，但移植的西方制度却受到现实的拖累。这一结果证明了一个事实，在中国，化的道路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
清政府的改革进行了十年。前期，1901年至1905年的改革，一般称为“新政”；1906年开始，进入“预备仿行宪政”阶段，这是一个前后相继和发展的过程。清末改革是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为延续清王朝统治而采取的措施。教材据此称其为“骗局”。
从主观动机来看，清王朝的改革是为了“延续统治”“消弭”“永固皇位”，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但也要注意，历史上凡是统治集团自身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都包含了“维护统治”这点。得到普遍肯定的秦始皇的改革、彼得一世改革、明治天皇改革也是如此。所以，历史评价不能仅依据主观动机，还应从历史发展，看其是否顺应时代潮流中国近现代史重点，对社会发展的客观作用。
从这个角度看，清末改革确定了二元君主立宪制的改革方向；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宪法大纲，尽管君主仍有很大的权力，但也提出了司法、行政、立法的分立问题；设立了资政院、咨议局，作为成立正式国会的准备；确立了司法独立的原则，筹建各级审判厅；实行府州县、城镇乡地方自治。这些改革尽管很不彻底，但都是对原有的封建制度的改造，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一步。
但改革是失败的。随着改革的进程，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清政府最终无法避免被推翻的下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在统治者自身。因为封建国家所依靠的，是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这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改革意味着对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但既得利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要保住自己的权力与地位，成为改革的阻碍力量。在宪政改革中，清朝最高统治者为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采取种种措施集权于中央，集权于满族权贵，集权于皇族。载沣当上摄政王后不仅自己亲任海陆军大元帅，还任命自己的两个兄弟掌管军咨府和海军部，最后又成立了皇族内阁。这些举措不仅受到派的反对，而且也招致立宪派的强烈不满，导致矛盾的激化，最后免不了被无情抛弃的结局。
教材对此是这样表述的：在外部压力下，“孙中山向袁世凯妥协退让”，即主要从孙中山个人角度分析此问题。然而，任何个人的活动都离不开他所处的那个环境，所以，我们更应从当时的历史环境来认识问题。
从外部因素而言，帝国主义、立宪派都高唱“非袁莫属”，给派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是从党方面来看，要袁世凯当总统也是一种普遍的认识。武昌起义后不久，党人中就已经有了要袁世凯当总统的，黄兴、宋教仁都有如此表示。党的一些报纸表示拥袁，提出的理由是，“当今满汉相峙，袁是汉人”，且有较高的地位，举袁可“速满族之灭亡”，可“杜外人之干涉”。那么，为什么当时党人中会形成这种比较普遍的认识?原因首先在于，党人是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和理论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走上道路的。他们宣传的内容，主要是排满。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把汉族官僚当作可以争取的同道。另一方面，袁世凯在清末直隶总督任上时，就积极推行新政，呼吁立宪，主张成立责任内阁，是以一个有作为的封疆大吏的形象出现的，使人对他产生好感。其次，武昌起义后，西方列强一方面派军舰陈兵武汉长江江面，另一方面表示“严守中立”，鼓吹未来的共和国总统“非袁莫属”。在这种局面下，党人担心如果局势不能很快稳定的话，会招致各国列强的干涉，这也是他们拥袁的重要因素。
从袁世凯方面来看，怀抱野心，玩弄权术，是他得以上台的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正是当时社会各方面都存在着“拥袁”的社会心理，才把袁世凯推到了舞台的中心地位中国近现代史重点。
对辛亥的成败问题，学术界向来有两种看法，一种观点强调辛亥是在条件并不充分具备的情况下发生的，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是失败的。另一种观点认为，辛亥结束了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推进了历史的前进。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近代史发展时间轴，考察辛亥的成败，应该看是否完成了提出的任务。辛亥后，在上，中国再没有到皇帝统治中去，始终是一面有号召力的旗帜；经济上资本主义呈现发展的态势；文化思想方面，各种报刊纷纷出现，新式教育进一步发展。所以辛亥基本完成了它所提出的任务，是成功的。后建立的政权落到袁世凯手中，这一现象只能说明以孙中山为首的党人一派在辛亥胜利后，在新的角逐中遭到失败，是派的失败，不能把一场社会运动中一派的失败看做是整个运动的失败。
不同的看法，只是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都反映了辛亥后中国的现实情况。之所以总是在“成功”“失败”问题上争论不休，在思想方法上的偏颇之处，是将“”绝对化。认为就是打碎一个旧世界，建立新的世界。实际上，历史上许多国家资产阶级的历程已经证明，没有哪一个国家通过一次就能迅速解决一切问题的，总是不断地经过反复，逐步战胜封建势力，确立资产阶级国家。可以打碎一些旧的东西，但决不可能一下子建立起新的世界。后仍需要不断通过改革巩固成果。所以，单纯从政权转移的角度断定的成败是不可取的。
另一方面，一场的爆发，绝不是少数几个人所能操纵得了的。影响这一场的，既有党人长期倡导的武装斗争中国近现代史重点，也有立宪派人掀起的立宪运动，还有由于清政府自身改革失误所导致的社会矛盾的激化。所以，尽管我们可以说，辛亥的条件不够成熟，但我们不能否认，的发生自有其不可避免的客观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必然难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以“新”代“旧”的任务。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辛亥没有马上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而断言它的失败，只能从后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来判断它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辛亥以后的中国，虽然出现过军阀，但新的经济因素、新的社会力量、新的思想在成长，社会在总体上呈现出向上发展的趋势。辛亥促进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一般的观点，都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封建的思想文化运动，肯定它对封建思想的批判，使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教材也如此。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如何认识新文化运动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认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特点是激烈的反传统，“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欲以西方模式来建构中国的新文化。而这种激烈反传统的最大后果，是造成了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从而出现社会价值的失范现象。
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重新审视的同时，学术界的目光较多地转向近代提倡保存和发扬传统文化的一批知识分子，如20世纪初的国粹派、五四时期主张东西文化调和的杜亚泉、二三十年代以梁漱溟、冯友兰等人为代表的新儒家等，认为他们提倡、维护、发掘、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主张以中国文化为主体来吸收和改造西方文化，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是有积极的意义的。
上述两种观点涉及如何认识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有成就的，它提出了与科学的价值，提出了人的个性解放问题。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没有并为现代化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在当时，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采取了过于激愤的态度，其中在思想方法上的重要失误，是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断然否定传统文化有现代化所需的内容，因而走向了绝对主义。对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1)在任何国家，现代化和传统文化都不是截然对立的。尽管各国的现代化有不同的道路和特点，但现代化都是在传统基础上的现代化。任何现代化新兴事业的建立，都包含着对传统的继承、扬弃、超越、创新。 (2)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传统又是这个国家、民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点，是民族精神的根本所在，是不可能也不应该放弃的，但必须分清精华与糟粕。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虽然包含着适应君主统治需要的糟粕，但其中又积淀了几千年中华民族的智慧与精神。如，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价值，主张“天人合一”、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等等，这些东西，在今天，都有其意义所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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