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甘泉先生的学术经历与治学特点
林甘泉，1931年11月出生，福建省石狮市人，中共党员。 1949年4月厦门大学历史系肄业。 高中时代他就投身革命运动，加入中共闽浙赣城工部地下党。 1949年解放前夕，经香港到华北解放区。 此后，他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
林甘泉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部干事，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辑，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副所长、所长、党委书记。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历史组成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全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曾被推选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现为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
作为新中国培养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林甘泉为人襟怀坦白，谦虚谨慎，办事公道，诚恳待人，加以治学谨严，视野开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因此，在史学界有着较好的口碑。
主要学术成果有：《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1卷（主编）、《中国史稿》第2、3卷（合著，郭沫若主编）、《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合著）、《郭沫若与中国史学》（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秦汉卷》（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主编）、《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主编，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论稿》、《林甘泉文集》等。先后发表有关先秦史、秦汉史、社会经济史、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学术论文四十余篇。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所属的历史研究所，是在党中央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直接关心和指导下建立的，与当代中国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体现了我们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关心与重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刚建立时，林甘泉就在这个学术殿堂工作。作为郭沫若、侯外庐、尹达等老一代学者和领导的助手，他为历史研究所的科研组织工作付出了不少心血。
在担任历史所的主要领导职务之后，他认真贯彻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各项方针政策，重视历史所老一辈学者所传承的严谨扎实的学风。在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中，他的学术研究涉及中国古代政治史、经济史、史学理论等多方面，尤其在秦汉史领域中贡献甚多。
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成绩斐然，但也经历了风风雨雨，道路曲折，特别是建国后的中国历史学更是跌宕起伏。如何准确、科学地看待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变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与变化，成为世纪之交史学界关注的问题之一。林甘泉所发表的评析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的文章，在史学界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一文中，他从传统史学的危机与“新史学”的酝酿，近代实证史学的创立及其重要建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与西方近代史学理论的传入，史学在战争的艰难环境中茁壮成长，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及其经验教训，充满生机的新时期历史学等六个方面，系统总结了近代中国从传统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演变的历史过程，客观地评价了各学派的成绩和不足。他在文章最后指出：
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流经历了从近代实证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但后者的地位目前正受到新的考验和挑战。这种考验和挑战并不是坏事，它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进一步的锻炼。唯物史观从根本上说来是一种开放的、发展的学说，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吸取以往失误教训的基础上，只要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更新已经过时的观念，一定能够更加发扬光大，保持自己在史学界的主导地位。
这段话体现了一位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状与未来的深切关怀，也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在《新的起点：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学》、《世纪之交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等文中，林甘泉从新时期历史学的基本走势和时代特色、迎接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的角度对中国历史学作了展望。针对一个时期以来史学界有些人反对用社会经济形态划分历史阶段，宣称“五种生产方式”是斯大林制造的理论教条的说法，林甘泉通过对唯物史观发展史的论述，批驳了这种无稽之谈，强调世界历史的发展是多样性的统一，划分历史阶段当然可以采用不同的标准，但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最能科学地揭示不同历史阶段的本质特征。
林甘泉是与新中国的史学发展一同走过的学者之一，他的学术研究兴趣也往往与中国当代史学研究中的许多重大热点问题相关。建国后史学界曾经热烈讨论的所谓“五朵金花”（中国古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土地制度、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等重要问题），林甘泉都十分关心，并且参与了其中某些问题的讨论。
1956年7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中国历史上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问题的讨论》一文，分析了史学界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的“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和“魏晋封建论”三种代表性意见，表示自己赞同“战国封建论”。
当时古史分期的意见并不只有三种，而且“魏晋封建论”的观点因时代原因也还没有充分表达出来，但林甘泉还是敏锐地将“魏晋封建论”列为代表性的三大派之一。上个世纪60年代初，翦伯赞发表了《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批评了当时史学界存在的非历史主义倾向。林甘泉对批评非历史主义是拥护的，但对翦老文章中的一些具体表述却有不同看法，因此写下了《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再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等文章进行商榷。由他提出的“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问题，在60年代初一度成为史学界讨论的热点。
“文革”结束后，在清理“左”倾思想对历史学的消极影响时，有的人完全否定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历史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所取得的成绩，把十七年的史学说得一无是处。林甘泉不赞成这种看法，认为既要对“左”倾思想和教条主义给历史学所造成的损害有足够的认识，同时又要充分肯定新中国历史学所取得的成就。这些看法，对于我们科学地看待与把握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走向，正确分析新中国历史学的成绩与问题，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林甘泉的治学特点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同时又不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他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作出符合实际的解释。
中国封建社会有没有领主制，是学术界有争论的一个问题。林甘泉认为，不应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僵化，而应从各国的历史发展中分别找出它们的共同性和各自特点。
中国的封建社会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地主制的生产方式，而不是像西欧中世纪那种领主制的生产方式。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制的两种类型，而不是封建制必经的两个阶段。中国封建社会没有出现领主制，关键在于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并没有像罗马帝国那样经历过社会经济的严重衰退。西欧封建生产方式的形成是沿着自由农民农奴化的道路进行的，而中国则主要是通过奴隶大众身份的提高和地位的改善而转变到封建制。中国封建社会是在农村公社瓦解的条件下形成的，既不同于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建立的国家依靠农村公社过渡到封建社会，也不同于亚洲一些国家的封建社会长期牢固地保存着农村公社。中国封建社会从一开始就已经达到了这样的水平，对于地主来说，并没有必要让直接生产者为自己做的劳动和为他做的劳动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分开来，以实物地租为主的榨取形态比起劳役地租来要有利得多。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和西欧中世纪不同的一种类型。在这里，支配的所有制形式是封建地主所有制；直接生产者主要不是被分与份地的农奴，而是租佃土地的依附农民；剥削形态没有经过从劳役地租到实物地租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以实物地租为主的混合形态；政治上表现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但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保留了封建割据的状态。西周中叶以后，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开始走下坡路。但是周王畿和各诸侯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制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我们大体上可以把秦的统一看作是这一过程的完成。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以及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问题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初，为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卡尔·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一书，林甘泉发表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古代社会》一文，他指出，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涵义的论述是有发展变化的；马、恩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与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也不尽符合，但这并不影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我国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
他详细梳理了马克思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形成过程，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适用于西周时代，但西周的实际情况又比马恩论述的要丰富得多，这种情况并不奇怪，也不能因此否认马恩论述的指导意义。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性质是封建社会而不是“亚细亚社会”。而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与亚细亚生产方式更是迥异的，例如中国封建社会的三种土地所有制形式，特别是占支配地位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形式，与亚细亚生产方式毫不相干。从秦朝开始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则是在农村公社已经瓦解，私有制完全取代了公有制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史表明，建立在地主制的封建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专制主义的国家机器，要比基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之上的专制主义的国家机器强有力得多。
在封建经济结构中，土地制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林甘泉相当多的学术研究精力是放在先秦至秦汉的土地制度研究上。
上世纪70年代，陕西岐山董家村发现周共王时代的一批青铜器，其铭文记载了西周贵族之间土地转让的事实。林甘泉在发掘报道发表之后，立即写了《对西周土地关系的几点新认识》一文，就铜器铭文的内容分析了早在西周中期，土地私有化的历史过程已经发生，贵族之间的土地转让已经出现了交换的代价物。这一现象说明西周社会内部正在孕育着一场历史性的变革。到了春秋时代，由一部分奴隶主贵族转化而来的新兴地主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奴隶主的土地国有制终于全面崩溃，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也就逐步取而代之了。从一批青铜器的铭文透视出一个时代的变迁，正是他以微见著研究方法的体现。林甘泉通过新出青铜器所得出的关于西周土地关系新认识的论点，在当时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注意。
中国奴隶社会的土地所有制是以土地国有制为主导形式，在向封建制演变的过程中，逐步被土地私有制所取代，但这个过程是漫长而复杂的。在《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化的具体途径》一文中，林甘泉结合新发现的考古资料与传统文献，论证了恩格斯所说的土地从公有到私有，要经历一个公有和私有两种因素并存的“中间阶段”的结论。文中指出，中国先秦时代的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即一种具有公有和私有二重性的共同体土地所有制。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和私有制因素的发展，授田制下的公社农民不可避免地出现贫富分化，土地也变成可以买卖，公社土地所有制终于瓦解而被土地私有制所代替。本有一块份地的农民因而遭到破产，甚至流离失所。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从公有到私有的演变，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但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应该注意区别劳动者和非劳动者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
林甘泉经济史研究方面的突出成绩，集中反映在他主编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和《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两部著作中。在《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中，他详细考察了战国秦汉土地制度的演变过程及其发展规律，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古代历史实际相结合，阐明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既与欧洲的历史发展有共同性，又有自己的特点。该书出版后，有学者在《历史研究》撰文评论说，该书资料翔实，论证深入，力图从史料与理论的结合上回答古史讨论中的一系列问题。
《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是迄今为止对秦汉各产业部门和经济生活的生产、流通、交换、消费各个环节作比较全面和详尽论述的经济史著作，特别是对秦汉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研究颇见功力。林甘泉在书中通过实证分析指出，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不是自给自足，而是自给性生产；封建的自然经济和封建商品经济可以在同一经济单位中并存，并且互相补充，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书中还尝试对农民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以及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的剥削收入作量化分析，揭示农民所受的残酷剥削。
经济史研究中，直接劳动者的身份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说庶人的身份》一文中，林甘泉运用金文和文献材料，对众说纷纭的庶人身份问题进行了仔细考辨，指出庶人是中国奴隶社会主要的劳动生产者，庶人并不是奴隶、农奴，但这并不能动摇中国古代存在着奴隶社会的事实。
以往我们对封建国家的经济职能较少关注，这是我们研究古代经济史中需要重视的问题。在提交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秦汉封建国家的农业政策》一文中，他通过具体的史实考察了政治权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指出对农业生产进行组织和管理，是封建国家经济职能的重要表现。封建国家要巩固自己的统治，不仅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而且需要让农民有可能提供一定的剩余产品，才能保证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所以，扶植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就成为封建国家农业政策的主要内容。
林甘泉的学术研究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关注现实，注意从现实出发提出历史研究的课题。因此，他的相关研究既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又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上世纪80年代，林甘泉撰写了《中国历史上的分裂和统一》一文，指出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尽管经历了许多次的改朝换代，也曾出现过分裂割据的局面，但国家的统一始终是历史的主流。即使是在分裂割据时期，统一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观念之所以深入人心，有它政治的、经济的和表现为一定文化传统的民族心理的历史背景。
为了加强民族团结，批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他在《夷夏之辨与文化认同》一文中辩证地指出，中华民族凝聚力是历史形成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包括两个不同的层次，一是汉民族和各少数民族自身的凝聚力。一是各民族之间、主要是汉民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儒家思想在历史上对民族关系既有消极作用的一面，也有积极作用的一面。“夷夏之辨”有大汉族主义的偏见，不利于民族团结；但儒家思想同时又讲“王者无外”、“四海一家”。华夏文明有兼收并蓄的品格，历代一些比较开明的统治者大都认为，蛮夷戎狄只要与华夏文明认同，就可视之如同华夏。而一些少数民族中比较富有远见的统治者，也乐于认同汉族的封建文化，并依靠汉族的封建士大夫来从事统一中原的大业。汉族和少数民族统治者在统治方略上的这种文化选择，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有重要意义。
什么是民族英雄，以及如何看待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不仅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而且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在《历史遗产与爱国主义教育》一文中，林甘泉指出，在运用历史遗产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必须坚持今天我国境内各民族的历史都是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个基本观点。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论汉族或少数民族的民族英雄，都是祖国珍贵的历史遗产。岳飞、文天祥这样的历史人物，今天已经不仅属于汉族，阿骨打、努尔哈赤也不仅属于满族，成吉思汗不仅属于蒙古族，他们都属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他们的光辉业绩，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财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他们称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民族英雄。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也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经验，对于我们今天仍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在《“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及其历史价值》等论文中，林甘泉反复强调：暴力可以夺取天下，但治天下不能靠暴力；“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历代开明的政治家和政论家，都承认农民是社会和国家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主张轻徭薄赋，让农民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从事生产。一些政治家和政论家还强烈反对地主豪强兼并农民土地，主张重视安抚流民和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
在《孔子与20世纪中国》这一社科院级重大课题中，林甘泉认为，在20世纪的中国，孔子的历史定位和思想评价产生了很大争议，经历了很富戏剧性的极大落差。20世纪两次尊孔高潮和一次批孔批儒运动，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重要篇章。在新的历史时期，孔子及其思想的研究重新活跃起来，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化巨人，但对孔子思想的当代价值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对待孔子的思想遗产必须坚持区分精华与糟粕的研究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个别以“新儒家”自命的学者，打着弘扬传统文化和复兴儒学的旗号，公然提出要改变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国家的指导地位和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他们认为，要解决今日中国“严重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和文化危机”，只能走“儒化”之路。即“用儒学取代马列主义”，“立儒教为国教”，“儒化共产党”，“儒化社会”，“儒化中国”。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观点。有些学者期待中国能够对世界文明有更多的贡献，认为孔子思想和儒家文明具有明显优势，将会引领21世纪世界文明的潮流。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他们对世界文明和历史发展的规律在认识上有很大的误区，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新的世界格局已经形成。
不可否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曾经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文明元素，对东亚一些国家的历史进步也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儒家思想的一些精华在21世纪和以后世界文明的构建中都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孔子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标志性历史遗产。我们应该珍惜这份文明遗产，让世人更多地了解孔子及其思想。但如果认为孔子可以充当世界文明的教主，并为此而粉饰美化孔子，这完全是一种错误观念。研究孔子及其思想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宣传孔子及其思想也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只有这样，才是对待孔子及其思想的正确的科学的态度。
在学术研究中，林甘泉主张用开放的胸怀看待西方和境外学者的学术成果，吸收对我有益的东西。他反对国内有些人食洋不化、对西方和境外学者的观点盲目推崇，甚至对有些明显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共的错误观点也加以吹捧的错误倾向。
上世纪80年代末，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文版刚刚面世，有人大肆宣扬书中的观点。林甘泉连续发表两篇关于该书的书评，介绍魏特夫的历史，分析其书中的理论错误和对中国历史的歪曲，指出《东方专制主义》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统治集团在冷战时期反对马列主义和反共政策的产物。
一个时期以来，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一书在大陆部分学者中影响很大。此书虽然也提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见解，但作者对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不但有悖于历史事实，而且故意渲染历史上知识分子具有对抗政治权力和批判社会现实的“品格”。林甘泉在《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及其早期历史行程》一文中指出，以春秋战国的“士”为代表的知识阶层，从一开始就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所谓“道尊于势”是儒家精英的自恋情结。秦朝短祚而亡是各种社会矛盾汇集激化的结果，并非由于儒家与法家两种“吏道”观念尖锐对立的缘故。汉武帝“独尊儒术”不是“政治权威”对“文化力量”的“妥协”，而是封建皇权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阶层就其整体的社会地位来说，是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这篇文章影响很大，对于国内许多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学会用分析的眼光看待国外学者的理论有重要参考价值。
近些年来，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和彭慕兰的《大分流》等书的出版，在国际上和在我国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反映了西方学者重新审视中国封建经济史的巨大兴趣以及批判“欧洲中心论”的热情。
林甘泉在《从“欧洲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对西方学者中国经济史研究新趋向的思考》一文中认为，弗兰克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是切中肯綮的，但“欧洲中心论”在西方学者中的影响是复杂的，应该具体分析。但他把马克思的学说也指为“欧洲中心论”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弗兰克认为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世界早就存在一个以分工和贸易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系”，直到1800年，亚洲尤其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中都居于中心地位。
林甘泉指出，这种“中国中心论”的观点得不到实证材料的支持因而也是站不住脚的。中国封建经济在历史上曾经得到高度发展，并且对东亚地区产生过巨大而积极的影响。16世纪中叶以后，白银作为交换手段成为中国和欧洲、美洲经济联系的重要纽带。但是中国从未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在欧亚航路开通和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之前，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对于东亚以外世界的了解是极其有限的。相对于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国是落后了。我们要批判“欧洲中心论”，但要实事求是地看待欧洲在世界经济史上所起过的先进作用，更要避免陷入所谓“中国中心论”的陷阱。弗兰克等人在把1800年以前的中国说成是“世界经济体系”中心的同时，主张要“彻底抛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而对世界经济作“整体主义分析”，这个观点是西方经济史学界否定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一个新趋向。
上世纪90年代，当西方各种史学理论和观念涌入我国时，林甘泉发表了《我仍然信仰唯物史观》一文，指出唯物史观是我们研究历史的科学指南，但它并不能保证我们史学工作者不出现失误。掌握这个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对于所有史学工作者来说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于西方史学的学术成果和理论成果，我们要注意了解和虚心学习，但是和西方各种史学理论比较起来，唯物史观仍然是最科学也是最有生命力的史学理论。离开了唯物史观的指导，脱离中国的历史实际和史学传统，中国史学是无法在世界史坛上争得应有的地位的。在《新的起点：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学》一文中，他提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未来世纪中要保持自身的主流地位，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正确方向，但马克思主义这种指导地位的确立，只能靠史学工作者用自己的实践来证明这一理论的科学性，不断用优秀的学术成果来推进我国历史学的发展。（节选自《高校理论战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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