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经典书籍近代史发展历程中国近代史推荐读物世界现代史相关书籍
“北洋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混乱不堪的时代，那个时代里，清政府与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中国人民与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充斥着整个国家。国土被分割，人民生活日益穷困，不少读书人站出来，意图用自己所学来救国救民。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这句话是梁启超写下的近代史发展历程，对当今青年教育的影响力都很大。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思想家、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也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是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当代历史学家对他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有的认为他是用知识和思想拯救了国家，但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眼光狭隘的知识分子，差点误国。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他的一生，聊聊他的功过是非。
梁启超生于1873年，自小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祖父和父亲都在广东当地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力。他4岁开始跟着祖父学习，期间他不仅学了不少传统的文史知识，还听到了许多悲壮激昂的爱国故事。这种带有爱国情感的教育，对梁启超有着重要影响，他崇拜尊敬历代那些忧国忧民、舍生忘死和顽强不屈的杰出人物。
清朝时期，要想入朝当官，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被视为“正途”，当时许多青年学子不得不以全部精力研读四经五书，作八股文，以此希望早日获得功名利禄。少年梁启超，也是沿着这条路走过来的。光绪十年，梁启去广州应试，中了秀才中国近代史推荐读物。少年登第，这对梁家来说，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父亲期望儿子能学优登仕，光宗耀祖，因此对他管教十分严格，而这时候的梁启超整天都在潜心钻研八股文近代史发展历程。
到了光绪十一年，梁启超进广州学海堂读书，在这里学习汉学。从此 以后，他对汉学兴趣浓厚，潜心研古籍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成果。相形之下，格式、内容都有严格要求的八股文章，便令人感到缺乏生气和枯燥无味了。在学海堂学习时期，梁启超逐渐萌发了“弃帖括之志”。
光绪十五年，梁启超参加乡试并且中举，在他前面的是一条“金光大道”。然而那时的中国正遭受着帝国主义的野蛮蹂躏。面对严峻的形势，梁启超逐渐抛弃了昔日的追求，走上一条充满坎坷曲折的救国救民的道路。光绪十六年春，梁启超无意中学习了一本叫《瀛寰志略》的书，这本书全面地介绍了世界地理情况，开阔了他的视野，他开始致力研究西方的和文化近代史发展历程。
同年秋，梁启超与陈千秋结交，并认识了康有为，梁启超对康有为的独到见解和大胆举动十分钦佩。从此以后，他退出学海堂，抛弃旧学，成为康有为的学生，向康有为学习变革的主张，以及变法的理论知识。在康有为的赢下下，他开始走上了改革维新的道路。
光绪十七年，康有为强调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的时候，谈到“逆乎常纬”，梁启超听后认为独辟新路。康有为的教学方法改变了梁启超一贯的学习方法中国近代史推荐读物，他不再死读书。他勤奋学习，积极向康有为学习所有的思想学说，并协助康有为编写《新学伪经考》这样的重要著作，成为康有为的最骄傲的学生、最得力的助手。
在万木草堂的学习期间，梁启超不仅了解了天下大势和民族危难，立志为改革救国、还发誓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可以说这是他从书斋向社会跨出的一大步。而且由于他广泛阅读中西书籍，扩大了知识面，这为他今后在思想界大展身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光绪二十一年春，梁启超和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正值清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出，群情愤慨。梁启超受康有为之命，“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四月初八日，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聚集了1000余名举人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实行变法至此“维新变法”拉开序幕。
作为康有为的最重要助手，梁启超不仅协助组织会议，而且还撰文，起草奏书。六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梁启超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在鼓动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梁启超就从一个人微言轻的普通士子，成为一个“维新变法”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
光绪二十二年，汪康年等人在上海筹办《时务报》，梁启超应邀前往主持笔政。在主编《时务报》时期，他以新颖犀利的议论写出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一系列文章，系统阐述维新变法理论。梁启超在这些文章中，还大力介绍西学，明确提出要改革中国落后的面貌，就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文化教育制度，而且他呼吁改革实行“君主立宪制”近代史发展历程。
梁启超对封建制度的大胆抨击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力宣扬，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具有很大的感染力。连严复这样著名的学者也评价“任公文笔中国近代史推荐读物，原自畅遂。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直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由于梁启超的参加，《时务报》的影响迅速扩大，几个月间销量即达一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梁启超的名声也随之日重。
变法理论的宣传，有力地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开展，但也引起了那些反对维新运动人物的不满和嫉恨。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授意汪康年进行干预，力图控制《时务报》，梁、汪矛盾日益激化。梁启超难与其争，遂离沪赴湘，就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但梁启超并没有放弃宣传工作。在讲学过程中，他大力阐述康有为的改制理论，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非常险恶的局势。清廷的和无能，通过这次战争暴露无遗。帝国主义各国趁火打劫，力图扩大自己在华的势力范围。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德国出兵侵占胶州湾，康有为赶到北京，积极组织救亡活动。梁启超由于在湖南受到反维新势力的攻击，也于光绪二十四年二月返回上海，随即辞去《时务报》主笔之职，于三月初来到北京，跟随康有为奔走呼号，决心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梁启超的作用和名声也越来越大。在“百日维新”期间，有关新政的奏折、章程，不少出自他的手笔。五月十五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让梁启超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可惜的是在清廷保守派的下，戊戌变法仅仅100天就以失败告终了，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逃出北京，东渡日本，开始了他的生活。在海外逃亡期间，梁启超很快办了一个《清议报》，继续在《清议报》上宣传自己的思想。
光绪二十八年一月，梁启超又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继续宣传改良主张中国近代史经典书籍。与以前不同的是，梁启超迫于形势，已不得不放弃“保皇”口号，而代之以“新民”之说。他指出：“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因此，“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
由于康、梁等人顽固坚持改良立场，仇视和，并且通过自己所控制的工具，攻击。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派对改良派作了坚决的斗争世界现代史相关书籍。自光绪三十一年同盟会成立以后，双方的论战达到了。在这场激烈的论战中，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文章，鼓吹“开明”论。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社会面临的和阶级矛盾愈趋尖锐。清朝统治阶级为了平息不断高涨的反清浪潮，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博得帝国主义欢心，以达到维持统治的目的，从光绪二十七年开始推行清末新政；光绪三十一年，又表示要仿行宪政，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清廷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同时又强调，由于“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所以不能“操切从事”，而要“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实际上清廷根本没有打算实行立宪，只不过是妄图用“立宪”的招牌继续维持封建统治。
光绪三十三年，康有为宣布将保皇会改组为中华帝国宪政会。九月，梁启超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政闻社。他在《政闻社宣言书》中写道：“所谓改造政府，所谓反对，申言之，则不外求立宪之成立而已”，表示了拥护清廷“仿行宪政”的立场。
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六日，袁世凯组成“责任内阁”，任梁启超为法部次官。梁启超感到自己和袁世凯是当时中国舞台上的两个关键人物，只要能够联合起来世界现代史相关书籍，那么社会就会出现转机。元年二月清帝退位，三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为了博得袁世凯的信任，梁启超及其领导的进步党，为维护袁世凯的统治摇旗呐喊，得到袁世凯的赏识。二年九月内阁组成，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
三年一月，袁世凯在当上大总统后仅三个月，就下令取消国会，颁发“二十一条”令，企图修改帝制。梁启超看出了袁世凯的野心，开始与袁世凯保持距离。后来由“二十一条”引起的风潮刚刚开始消歇，袁世凯就加快了恢复帝制的步伐，公开打出了复辟帝制的旗帜。只是到这时候，梁启超才对袁世凯完全失望。
面对全国已经蓬勃开展起来的反袁斗争，梁启超终于发出了讨袁檄文。八月二十日，梁启超拒绝袁世凯的重金收买和武力威胁中国近代史经典书籍，正告袁世凯之流不要“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
六年三月，段祺瑞、黎元洪在对德宣战问题上发生尖锐冲突，梁启超不顾全国多数人的反对，支持段祺瑞对德宣战。当参战案被国会否决后，梁启超甚至指示研究院议员辞职，以向黎元洪和国会施加压力。在两派互相倾轧的斗争中，段祺瑞及梁启超运用各种手腕，以“再造共和”为资本，重新掌握了北洋政府的大权。梁启超因拥段有功而成为新内阁的重要成员，梁启超还挂上了财政总长的头衔。
六年九月，孙中山发动战争。十一月十五日，段祺瑞政府辞职，梁启超也递送了辞呈。从此以后，梁启超就结束了他的从政生涯，转而以主要的精力，来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了中国近代史经典书籍。七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十八年（1929年）一月十九日，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终年56岁。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和助手，但是他们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李国；梁启超拥护过袁世凯世界现代史相关书籍，也反对过袁世凯。对此，梁启超自己也说他的每个选择都不是意气之争，或者是争权夺利，而是他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他的中心思想就只有一个：爱国；他的一贯主张也只有一个：救国。所以，他敢说：“知我罪者，让天下后世评说。”可见，他是一个坦坦荡荡的人，一个心里面只有救国救民的人。
另外，梁启超先生一生致力学术研究，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他一生勤奋，著述很多，在将近36年的生涯中，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这种刻苦读书，钻研学术的精神，值得我们当今青年去学习。
免责声明：本站所有信息均搜集自互联网，并不代表本站观点，本站不对其真实合法性负责。如有信息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告知，本站将立刻处理。联系QQ：1640731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