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朝代歌谣近代史下歌曲
在大夏大学学习期间，陈旭麓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爱好阅读进步书籍，《资本论》、《联共（布）党史》是经常研读的著作。这些书中的辩证法、唯物史观深深地吸引了他，与同学交谈，开口就是“否定之否定”、“对立统一”，闭口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些在今天已经是习惯术语，在当时还是相当时髦的新名词，于是，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牛克斯”近代史下歌曲。
陈旭麓不计较得失，在经济困难的年代，年轻人跟他在一起吃饭，一定是他买单。他待年轻人亲和，常作鼓励，很多青年慕名向他请教，他总是有求必应，他的案几上常有成堆的来自天南海北的信件。学生们看他劳累，建议由他们代为回信，他却说不能让青年失望。正是因为如此，陈旭麓在青年学生中有巨大的吸引力，每年招收研究生，报考人数总是大大超过招生数字，有些人甚至是二次三次报考他的专业。
在华师大学子的印象里，曾有一道美丽风景，就是陈旭麓、冯契、刘佛年三位教授在丽娃河边一道散步、聊天和喝酒历史朝代歌谣。1950年代，华东师范大学在大夏大学原址组建成立，冯契在刘陈两人劝说下正式到华师大工作，家也搬了进去。之后，三人常在一块儿说话，各自都以为说的是普通话，但实际上除了刘佛年，陈旭麓讲的是别人很难听懂的湖南话，冯契则带着诸暨口音，好在他们彼此之间都听得清。
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评价陈旭麓“有一双敏锐的治史的眼睛”，是一个“自觉地运用辩证法作为‘治史的眼睛’的史学家”，能透过史实的种种现象，揭示出其中的本质联系近代史下歌曲。
陈旭麓晚年建构的以“新陈代谢”命意的近代史体系最能见出他“治史的眼睛”和“思辨”的特色。陈旭麓论从史出，用“新陈代谢”这一自然现象说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阐释其中新旧、中西、古今之间的急剧转换，推翻了旧的僵化的范式，构建了一套崭新的中国近代史体系和理论分析框架，无数研究历史、热爱历史的后来者受其滋养。
一部出版了近30年的学术专著，在重版后依然卖出了一年四五万册的销量，这部穿透时光的学术专著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其作者正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几乎每一个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读过他的书，直到今天，这本书依然是许多大学历史系学生的必读参考书。
稍微了解一点陈旭麓的历史研究，就会发现他的风格与其他历史学家不太一样——他并不急于把历史事件像摄影那样呈现出来，而是以理论为烛，以不停歇的思考为马，秉烛执缰在历史长河中寻找着规律——沿着这些规律，他形成了当代史学研究的一种新思维，构建了一套崭新的中国近代史体系和理论分析框架，用“新陈代谢”这种极具包容性的史观去重新理解中国的近代历史，再现历史的真实于说明历史的脉理之中。
为什么陈旭麓的历史研究道路与他人不一样？有学者曾评价，陈旭麓先生是“这一代际的史家中既纯熟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与社会理论，又极能接续传统史学的一位”，这句话或许是最好的解释。“他有良好的史学素养，又兼具理论热情，更重要的是他从不僵化，一直吸收新的东西，刺激自己新的思考。改革开放后，老先生已经60多岁了——这个年纪对于很多人来说与学习是渐行渐远，但他一直保持年轻的心，保持着对新事物的敏感”。熊月之1970年代便与陈旭麓有过交往，后来跟着陈旭麓念研究生，十分熟悉这位老先生的研究路径：他做过很多资料整理工作，但从未就资料讲资料。“其实以资料为主可以出很多成果，但是他更倾向于阐发背后的义理，做‘大文章’。成果可能产生得少，但是义理的普遍性比较强。这就是他治学的特点。”
“家看到的是地平线上的东西，哲学家看到了地平线以外的东西，历史学家记下了地平线上的东西，但要把视野从地平线引向地平线以外。”《浮想录》记录着陈旭麓这样一句话。陈旭麓本人就是典型的“文史哲不分家”，他写的文章、思考的问题常常有哲学家的视角，深刻而见解独到，文采也是斐然。这样的特点与他的读书经历有关。陈旭麓生于湖南乡村一个商人世家，因为读书“出湖”，幼时受过严格的旧式学堂训练，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基础，后来进大夏大学攻读历史社会系，5年的大学时光让他接触到辩证法、唯物史观等先进的理论，汇通的文史专业也为他后来的思维方式打下了基础。“能把握好宏通和精专的关系，讲出来的东西才会比较深刻”，熊月之说，同样讲一个东西，陈先生之所以可以做到不一样，就是因为他是带着问题意识关注历史长河，然后用字面浅白的话总结出那些深邃的意思。“洒盐入水”是陈旭麓坚信的道理：将所有的理论与方法“溶”于历史本身，去观察历史，这是做“大文章”的方法。
“他会透过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表象去观察中国社会变动的广度和深度。看上去每个研究都是个体的，但是在他那宏大的思考里，这些都是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陈旭麓做蔡锷研究的时候，写过小凤仙的文章，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而在他看来，在特殊的历史关口有着特殊身份的人也能做出重要贡献，小凤仙帮助蔡锷脱离袁世凯的束缚，投身抗战当中，这是历史当中一个关键细节。陈旭麓观察的正是大背景跟关键问题的互动，正如他所说“写具体人物、具体事件，要放在全局的链条上来考察；写全局性的问题，又要建立在一个个人、一件件事的基础上”。熊月之认为，陈先生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能捕捉到历史演变过程中这种关键细节，这有赖于他对于历史掌握的纯熟程度。
“他做学问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希望做出来的东西既有学术价值又对国家、社会、人民都有好处”，在熊月之看来，陈旭麓先生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有很浓重的那代人特有的爱国主义情怀，也因此他关注现实，以现实反思历史。20岁出头的陈旭麓是一个性格刚烈的进步青年历史朝代歌谣，喜欢打抱不平，将所思所想化成文字鞭笞现实。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兴趣逐渐转向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到“”前，他发表论文、著作50余种，主要涉及史学理论和方法、近代思想文化史，还有辛亥的相关论题，是学界公认的辛亥史的重要垦拓者和最早的倡导者。“”以后，陈旭麓以其特有的眼识倡导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与此同时，又以“新陈代谢”的视角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登上了一生的学术高峰——他一生著作编撰、整理各种书籍70余部，大部分是在最后这十年间完成的，包括他最重要的两部著作《浮想录》和《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也是在这一时期酝酿、成形。“之前，他还是站在历史外面根据一般规律了解历史，‘’后，他彻底钻到了历史里面，用自己思考出来的对一些是非的看法，重新来研究中国近代史”，他的学生，已经81岁的丁凤麟说。波折的人生经历、对社会的重新理解，让陈旭麓在晚年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1985年以后出现在《浮想录》中的警句几乎每年都超过100条。
写于人生最后十年的这些著作和文章即便在后来人眼中都非常具备“胆识”。“比如，在80年代初期，他讲改良及其进步意义是需要勇气的。他讲改良有两层意思，一层，改革就是改良，为改良鼓与呼，其实是为改革提供一个理论支持；另外，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都跟改良有关，他讲改良的进步意义，这些历史事件都会得到重新评价。除此以外，论中体西用，还有对待租界问题的看法等在当时都是有拨乱反正的意义的。这些观点能提出来非常不易，但他非常有魄力，对自己的知识敏锐也很有信心”，熊月之说。在这些观点提出的过程中，曾经那个充满血性的湖南青年又一次出现在晚年的陈旭麓身上，他说，一切新观念都是在一片反对声中取代旧观念的。他相信，没有反对的声音，就不可能有完善的思想内容。
陈旭麓对学术看得很重，尤其看重自己的学术成果在社会上起到的影响。1980年代一个中秋夜，十多位研究生到陈旭麓家中聚会，聊到“体脑倒挂”时，几位学生埋怨学术之路几乎要走不下去了。陈旭麓的回答是：“别人随便干什么每月挣500元，我做学问挣50元，只要我这50元对社会的贡献超过他的500元，我就继续搞学问。”陈旭麓身体力行，一生几乎都倾注在教书、写书和学生身上，他曾把三者比成自己的支柱，“离开了这些，我就不存在了”。“”后，回到自己参与筹建的华师大，陈旭麓把时间都分配给了课堂和书桌，周末和节假日也常是伴随着纸笔文章度过——他主编各种书籍从来不挂虚名，从选题到提纲，从观点到资料，从体例到文字，都事必躬亲，一丝不苟。他的床头总是摞着一叠书，有时半夜起来便会看上一段。当时华师大历史系的师生都知道，夜深人静时亮灯的那个屋就是“陈教授”的。有位朋友给陈旭麓去信说，您好像有使不完的劲。陈旭麓回信道：劲是有一些的，不是使不完，大概是“春蚕到死丝方尽”吧。
最后十年那一批文章每一篇都显现出了陈旭麓的独创性，熊月之道出了背后的原因：“每一次遇到重要的发言，陈先生前一天就不做任何事，独自打着腹稿，为了使自己表述精当。他一篇文章写出来近代史下歌曲，总要有几句话让人看过不会忘记，这是老先生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近代史下歌曲。”他回忆陈先生当年讲“新陈代谢”，先后四五次，每一次讲课的纲目都会有所不同，每一次总有新的突破。
陈旭麓的湘乡话，初次听到的人连蒙带猜大概只能听懂三分之一，出去开会常常要带学生做翻译，而他学术思想的传播并没有因此停留在原地——也许，上面提到的就是原因。
思辨——当问及陈旭麓的学术特色，无论是谁：他的学生、子女还是受益于他的历史学者，无一例外会提到这两个字。“如果把他的论著通读，就可以发现其中的一串串的思辨组成了他对近代史研究的一条思想链，每一个深邃的思想，都是链上的一个环。”对于“思辨”特色，陈旭麓自己也是认可的，1984年，他的第一本论文集出版，定名称时，丁凤麟建议他将自己的学术特色放进去——“思辨”，老先生不假思索——于是有了《近代史思辨录》。陈同是陈旭麓的小儿子，同为历史学者，在他看来，“思辨”在陈旭麓的早期作品里已经显现出来——他的第一篇论文，写于学生时期的《司马迁的历史观》，已经在使用循环论、伟人史观历史朝代歌谣、农商并重主义等现代理论来分析、阐释历史问题。而在他学术生涯的最后十年，“思辨”的光芒更是迸发明显，这十年倾力其中的“新陈代谢”近代史体系，就是最鲜活的一个例子。
历史是古老的，又永远是新陈代谢的。透过陈旭麓的思辨眼光：历史的新陈代谢，并不是一下子全部更新，而是局部地更新，那些还有生命力的“陈”仍要继续发挥它的功能，再为下一步的“新”代替。他将“新陈代谢”这一自然现象用于说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阐释其中新旧、中西、古今之间的急剧转换。在学界看来，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视野，比之当时盛行的“三次”等学说，有更完整的解释力、更广深的涵义。“陈先生是把历史看作长期的连续的变化过程。他讲‘新陈代谢’其实是有进化论的意义在里面，社会的进步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曲折回旋的过程”，熊月之说，在惯见了30余年近代史的既成格局之后，陈旭麓先生是有心别开一局的先行者，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仅超越了自己，而且超越了过去一个时代。
在陈同看来，当年父亲从社会的角度来研究历史，在国内学术界是绝对超前的。“他谈洪秀全的思想、谈儒学的世俗化，就大大地拓宽了思想研究的社会广度。这不仅扩大了研究视野，同时也丰富了历史阐释本身。”在《浮想录》里，陈旭麓写道：“让历史自己说话，但历史学家还要说出历史没有说出的话。”“新陈代谢”大概就是他悉心倾听后，捕捉到的历史的旁白。
思辨的特色或许与陈旭麓长期养成的思考习惯有关。“他脑子里总是在思考。思考的问题有两种，一种是现实当中提出的问题，但他作为一个史学家，就会用历史的眼光来关照这些事情；一种是学术界本身会产生的一些问题，他作为学者也会参与”，熊月之认为，“”后，陈先生之所以高产还有一层原因，就是他原来积累的问题多，想做的题目就多。
陈旭麓爱思考，关于这一点，他的学生、子女都有深刻记忆。有一年熊月之陪他出差，火车经过一荒山，“他说，人把自然破坏了，鸟也就跟人疏远了。你能体会到其中的哲思”。陈同记得，父亲常常会因为产生了一个好的想法或一闪而过的佳句，便放下手边的其他事情，马上坐回写字台前，将其一一记下。正如陈旭麓自己所说“思想是飞翔的，要善于捕捉它”，被他捕捉到的吉光片羽，慢慢形成了那本著名的《浮想录》。而丁凤麟记得陈先生关于“思考”的一番叮嘱：“他同我讲，对现在流行的问题和观点，自己要做独立思考，要论从史出，首先要把问题本身弄弄清楚，再做判断，不要人云亦云。他就是这么做的，所以才能别具一格。”
因为停不下来的思考，所以陈旭麓才能练就出超越于其他人的洞察力，才能看到很多别人尚未发现的问题，一位历史学者曾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重读先生遗作，最大的感叹是他是一个设定议题的大家，史学界后来成为热点的许多研究领域，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已经发现了历史朝代歌谣，而且有了相当成熟的看法和论述。比如海派文化、上海学的研究，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中国的研究等等，“有大价值的创新，不是解决了已有问题，而是开创了新问题、新空间。他设定了议题，开创了新的研究论域，让无数后来的人来讨论与攻克难关”。
这样的形容一般很少用于史学家身上。但是在熊月之看来，陈先生是特别的一位，他情感丰富，遐想无尽，他精于理论，但没有被理论给限制住，他也不限定自己非得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很多东西都会进入到他的头脑里。打开《浮想录》会发现，给陈旭麓以启发的并不都来自那些正襟危坐的历史事件或人物，可能是《金刚经》里的某段，可能是霍元甲的拳法，甚至是迪斯科与京剧的碰撞，他告诫自己“艺术、科学、文化不要怕杂，好像生物界，杂了才有新的品种”。所以，熊月之在跟他聊天时常常惊奇于他的涉猎之广，“他会谈到电视剧里的内容，会讲到黄梅戏演员，这些内容也会经常进入他的写作”，熊月之说，怎样拉近历史与读历史的人之间的距离，是一个很容易被历史研究者忽视的问题，而陈先生做文章时，常常有意把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对象跟专业联系一起，讨论“新陈代谢”的时候，他会引用《西游记》里面的东西；另一篇文章中他又讲到了刘三姐，语言非常鲜活。“韩愈讲过，在‘文’的东西里面突然出现了一点俗的东西，这时候俗反而变得非常雅。你看陈先生的文字明白如话，但耐人咀嚼，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陈旭麓爱诗，平时会平平仄仄地哼诗词，跟朋友到名胜旅游，可以随时随地脱口而出很多古诗。他的脑海里，诗一样的语言、精炼的理论一直碰撞、融合，他的文章常常是理论思维与艺术思维并行，突破了枯燥单调的范本模式，于是他才能写出“如果说汉唐盛世曾经是阳春天气的话，那么康乾盛世不过是晚秋晴日”这样的语句，开创了一代史学新文风。
同样，他培养学生也不落于条框内。丁凤麟的印象里，陈先生给研究生上课，教室便是他家的客厅，大家围坐着，他给学生每人倒杯茶，便海阔天空地讲起来，一堂课便开始了。他的另一学生茅海建也曾说，若稍稍细心地观察一下陈先生的学生，就会发现，真是各式各样，从学术思想到学术方法都大不相同。陈旭麓看重学生，因此也提醒自己“教师是园丁，不是雕塑家”。
晚年的陈旭麓很感怀一句诗“青山有路，在晚霞深处”，读这句诗的时候他在想些什么已无从考据，但是其中的诗意和追寻精神，恰如他的人生写照。
陈旭麓（1918—1988）历史学家。湖南湘乡人。1934年秋离开湘乡，于长沙就读孔道国学专科学校，后毕业于大夏大学历史社会学系。1950年代，以筹委会委员身份参与华东师范大学筹建，后长期担任历史系副主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等职。1959年后，先后借调北京、复旦大学参加《新主义时期通史》《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工作，1978年回到华师大，恢复招收研究生，同时以“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为学术研究重点。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副理事长、上海中山学社副社长、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交流中心、上海地方史志研究会副会长等职。论著大多融义理、考据、词章于一体，以思辨和文笔见称学界。著有《近代史思辨录》《浮想录》《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等，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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