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考中国近代史大纲近代史下歌曲歌词
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是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约80年间的历史应如何细分为若干阶段、若干时期的问题。
本文中对这个问题的建议是把中国近代史分成七个阶段：在太平天国起义发动前为第一个阶段，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为第二个阶段，此后直到中日战争为第三个阶段，中日战争后到义和团起义与八国联军之役为第四个阶段，第五个阶段是同盟会成立前的几年，由同盟会成立到辛亥是第六个阶段，最后在辛亥与五四运动间就是第七个阶段。
为什么要进行分期？为什么要这样分期？以下将提出一些说明。这些说明和这个建议本身是否恰当，都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教。
我所看到的较早出版的一部近代历史教科书（李泰芬：《新著中国近百年史》，1924年）把辛亥以前的历史按照皇位的更迭而分成“道光时代”、“咸丰时代”、“同治时代”等，对于辛亥以后的历史也同样依照北洋军阀的当权者的更换来划分时期。——当然，这样的分期是毫无意义的，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也有别的书用另外的办法来分期。例如有一种旧的教科书（孟世杰：《中国最近世史》，1926年）把鸦片战争到戊戌维新前称为“积弱时期”，把戊戌维新到辛亥称为“变政时期”，而把辛亥以后称为“共和时期”。这种分期方法也是不足取的。这样地划分时期，并没有反映出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本质的东西。
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不能正确地说明近代历史，往往只是看到历史发展中某一片面，而忽略了许多带有重大意义的历史现象。例如上述的那种把鸦片战争至戊戌维新前的时期称为“积弱时期”的看法，很分明地，是把发生于这一期间的太平天国运动和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成长等看做是不关重要的事情。
许多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书（包括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说明历史的书在内）放弃了分期的办法。它们逐一地叙述中国近代史中的若干突出的主要大事件，而在叙述每一大事时，附带述及与之有关的前后各方面的事情。这种叙述方法大致上可说是类似于“纪事本末体”的方法。
不进行分期，而采取这种类似“纪事本末体”的叙述方法，往往会错乱了各个历史事件的先后次序，拆散了许多本来是互相关联的历史现象近代史下歌曲歌词，并使历史发展中的基本线索模糊不清。
例如，有不少书只是为叙述方便，而将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之役（第二次鸦片战争）合在一起叙述（曹伯韩：《中国近百年史十讲》，1942年）。这样写虽然表示出了这两次战争间的关联，但却几乎完全没有表明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关系。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中国内部已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农民大，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时，正是与反的斗争十分激烈的时候，关于这点，不给以足够的注意是不对的。
从华岗同志的著作（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第1卷增订本，1951年）和范文澜同志的著作（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1分册，1947年）中也可看到类似的缺点。例如，华岗同志的著作在第五章《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中有《甲午战争前中日经济状况与两国的外交关系》一节，在这一节中述及了中国在甲午战争前工业开始萌芽的状况；到了第六章《戊戌与义和团运动》，为叙述“维新变法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才又附带叙述到甲午战争前带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变法维新思想的发展。甲午战争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萌芽和当时资产阶级倾向的思想的发展，很明显地是密切关联的，把二者分拆开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同样的，范文澜同志的著作也把这二者分别在第五章和第七章中叙述：在标题为《洋务派的“自强”与第一次割地狂潮》的第五章中述及了当时工业发展的状况，到了以《戊戌变法》为题的第七章中才又追溯到“甲午战争前改良思想的酝酿”。
在近代史中，史内容占了极大的比重，而关于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的叙述分量很小，不能得到适当的地位，这种缺点的产生虽有种种原因，但与类似于“纪事本末体”的体裁也是有关系的。因为在近代史中，如果只选取突出的大事件来做叙述的主题，就会很容易弄到眼前只看见某一些事件。
当然，中国近代史教科书的内容结构方面的各个问题，不会因为分期问题解决而全部解决。但是正确地解决了分期问题，就是从中国近代历史的复杂的事实中找到了一条线索，循此线索即可按照发展程序把各方面的历史现象根据其本身的逻辑而串连起来。因此分期问题可以看做是解决结构问题的关键。
要解决分期的问题必先确定划分时期的标准。这也就要确定，我们在叙述中国近代史时，主要的任务是说明什么，以什么来作基本的线索。
可否拿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形态作划分时期的标准呢？例如说，拿西欧各国尚未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时作一个时期，而在进入帝国主义后作为另一时期？——这样做是不恰当的。诚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中国社会历史进程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当我们考察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时，不仅要注意外国势力怎样来侵略，而且更重要的是注意中华民族对于外国势力的侵略表现了怎样的反应。几乎只看到侵略的那一面，而看不到或不重视对侵略的反应这一面，正是历来资产阶级观点的近代史著作中的主要缺点之一。
可否单纯用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来作划分时期的标准呢？那样也是不完全恰当的。中国近代历史中，随着生产力方面的变化，生产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基础。但是上层建筑的变化，并不是亦步亦趋地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特别是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种过渡性的社会，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的变化要比经济基础的变化更为激烈一些。因而如果我们不是全面地考察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我们就不可能恰当地进行分期。
苏联历史学界曾对于封建时代的历史和资本主义时代历史中的分期问题进行过长久的讨论，其收获可以供我们参考。这个讨论结束于1951年3月间，当时《历史问题》编辑部所作的讨论总结（中译本见石父辑译：《苏联历史分期问题讨论》近代史下歌曲歌词，中华书局版。这里的引文见该书第8—10页）中说：“参加讨论的人一致反对根据纯然经济性、基础性的现象来在社会经济形态以内划分时期的企图，本志编辑部认为这是讨论本问题时所得到的最重要的成绩。把历史分期建基在纯经济性的现象上，便必然会走到经济唯物论的立场上去。”
《历史问题》的结论中又说：“德鲁任林把预示着社会经济关系方面各项变化的阶级斗争之最重要表现，视作封建时代及资本主义时代分期的主要标志，这项建议为大多数参加讨论的人所支持。阶级斗争乃是‘历史的真正动力’（列宁），它的诸阶段和它的长足进展，它的高涨和它的爆发，系反映着整个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化，无疑地正构成每一阶级社会形态内部历史过程的最重要标志，没有这种标志则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即无从着手。”
“但历史家们切不可把阶级斗争的表现视作社会经济形态内部历史过程之惟一的和普遍的界标。——《历史问题》编辑部接着说，——在本国历史进程中，在其各种不同阶段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有其各种不同的具体表现。有时其表现为阶级斗争的高涨和爆发；有时则为这斗争的结果被巩固于国家形态、法律和宪法之中；有时则为社会经济诸过程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
由于我们现在所处理的也是在同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内的划分时期的问题，所以苏联历史学界的讨论所达到的上述结论是对我们很有益的。
要为中国近代史分期，就须要具体地考察中国近代历史的特征，当时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的具体表现主要是在哪一方面。
同志关于中国近代历史曾有这样的说明：“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6、632页）
中国近代史是充满了阶级斗争的历史。中国从封建社会一步一步地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不仅是说，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成为中国社会内部生活中的一个恶毒的因素，而且表示中国社会内部渐渐产生了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引起了中国社会力量的重新配备，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相互间以及它们和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间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并由于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出现了激烈的和复杂的阶级斗争（反帝国主义斗争本身也是一种阶级斗争）。
这样说来，中国近代史著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要通过具体历史事实的分析来说明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条件下，中国社会内部怎样产生了新的阶级，各个阶级间的关系发生了些什么变化，阶级斗争的形势是怎样地发展的。
如果在历史教书中，把近代史中每一次战争作了极详尽的叙述，不漏掉任何一个发生小的战役的地名，但是并不能使读者清楚地看到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不能承认这样的历史教科书是足够地给了人以有意义的历史知识。
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要求，不是在于给各个事变、各个人物一一简单地标上这个阶级或那阶级、进步或的符号。如果在一本近代史著作中不过是复述资产阶级观点的书中的材料，只是多了这一些符号，那并不就是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任务。要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就要善于通过经济、和文化现象而表明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面貌和实质，它们的来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它们的发展趋势。
如果用阶级斗争为标志来划分时期，那就要注意到中国近代史中三个运动高涨的时期。运动高涨的时期，乃是社会力量的新的配备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而充分地表露出来的时期。
在太平天国中，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展开为巨大的爆发。太平天国起义的发动上距鸦片战争8年。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逐步地形成的，在这时中国社会内部还没有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以历史的推动力量仍只能是农民这一个阶级。
但农民不可能自发地接受资本主义的理想，而利用农民以实现这种理想的意图在当时中国还没有比较强的社会基础。
结果是太平天国的失败，这个没有能挽救中国免于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坑。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有一部分人趋向于更密切地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建立经济和的联系，他们在不损害封建统治势力的范围内接受某一些资本主义的外壳。
如果把第二次运动的高涨仅看做是1899年到1900年的义和团的发动是不完全的。义和团的发动乃是甲午战争以后在全国范围内高涨起来的危机的爆发。
在第二次运动高涨期间，欧美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中国国内已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
封建关系下的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并未解除，而且农民群众，特别是在沿海沿江各省，直接感受到帝国主义的压力。城市手工业者及各种城乡贫民也都同样感受到这种压力。因此自考中国近代史大纲，在受到中日战争中失败的刺激后，立即在全国许多地区都从社会底层群众中出现了骚动不安的严重状况。这种群众的自发斗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初期不同，其锋芒主要针对着外国侵略者。
外国帝国主义者曾企图利用这种危机来加强对中国的控制，他们要清朝的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接受他们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种种支援。
这时，不但已经有资产阶级倾向的思想，而且有了资产阶级倾向的运动。这种运动的社会基础是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力量。民族资产阶级的独立的力量这时还没有。受到危机的震动，这种资产阶级倾向的运动甚至表现得很激烈，但其实质则是用从上到下的改良办法来农民。
农民——这是中国社会当时主要的力量；资本主义思想——这是中国社会当时带有进步性的理想。二者在第二次高涨期间虽然都存在着，但二者是完全各不相关的。追求资本主义理想的改良主义运动表现为短命的“戊戌维新”。以农民群众为主的自发的斗争则在悲惨地失败了的义和团运动中取得歪曲的表现。
把1905年作为这一次运动的高涨的开始，不仅因为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在这一年成立，而且因为资产阶级派与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的是在这时开始确定的。1905年的影响也是应该估计到的。
同志曾指出，在19世纪末年和20世纪初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开始了初步的发展”（《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7页）。这是形成资产阶级派的基础。大量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派，成为派中激进的一翼。
资产阶级派一般地缺乏彻底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纲领，表现了它的先天的软弱性，但它当时不但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理想，而且为实行，在一定程度内进行了对工人、农民力量的发动。因此历史发展的动力在这时期是集中到了资产阶级派手里。
这时中国已有无产阶级，但它“还没有当作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的舞台，还是当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同上，第672页）
外国帝国主义利用资产阶级派的弱点，竭力使这个限制在不损伤中国既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秩序的范围内，并促使的结果只是这种秩序的重建。
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代表资产阶级化的地主阶级）不但曾以在野派的身份起了阻挠的作用，而且在发展中混入，篡得领导权，成为外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有力的同盟军。
派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发动武装起义中表现了很大的积极性，但他们没有能力建立和保持的政权。派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则在起义一开始后就为企图迅速结束以建立“安定的秩序”而与君主立宪派混成一片。
因此，1911年到1912年的（辛亥）的结局就是小资产阶级分子给自由资产阶级牵着走，自由资产阶级又让自己为资产阶级化的地主阶级所同化，而后者则把带到了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后台——外国帝国主义投降的路上去。
根据以上的简单叙述，可以看到，在中国近代史上这三次中阶级力量的配备和关系是各不相同的。这正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不同阶段的集中反映。也正因此，虽然自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的斗争可以说是一天也没有中止过，但我们有必要特别提出这三次运动高涨的时期。
中国中的阶级力量的配备到了十月和五四运动后起了一个大的变化。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自觉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的领导力量，这就给中国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从此开始了新主义的时期。
把中国现代史和中国近代史划分开来，就是以这点为根据。我们对现代史中的分期也是以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主义的各个阶段为根据的。
以中国近代史中三次运动的高涨来作划分时期的标准，我们就可以把中国近代历史，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细分为这样的七个时期或七个阶段。
一、从1840年（道光二十年）到1850年（道光三十年），即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起义前。这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这时期的主要历史内容是：鸦片战争与“五口通商”，广东人民的反英斗争，买办商人的出现，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有关资本主义世界的知识自考中国近代史大纲。
二、从1851年（咸丰元年）到1864年（同治三年），即太平天国运动从金田起义到南京陷落。围绕太平天国的各种斗争是这一期间的主要历史内容。第二次鸦片战争属于这一时期。
三、从1864年（同治三年）到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即从太平天国失败到甲午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和形成的时期。在这期间，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先后发生。主要的历史内容是：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势力和势力的各方面的发展，中国的一部分商人、地主、官僚开始投资新式工业，此伏彼起的反对外国教会的群众自发斗争，资产阶级倾向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发展。
四、从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到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即从中日战争后到义和团的失败。这就是上述中国近代史第二个运动高涨的时期。中日战争在中国社会中引起的强烈反应，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和美帝国主义的恶毒的“门户开放政策”，企业的初步发展——这些就是这一次高涨形势的背景。百日维新和义和团运动在这种形势中出现。
五、从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到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即从《辛丑条约》订立到同盟会成立前自考中国近代史大纲。这是资产阶级的派渐次成立的时期。在这期间，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统治政权进一步结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渐渐趋向，孙中山的活动开始。
六、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到1912年（元年），即从同盟会成立到辛亥中产生的南京政权让位于袁世凯。这就是上述中国近代史中第三次高涨的时期。同盟会成立后派向立宪派进行了划清界线的论战，连续地组织了多次的武装起义，当时在各种小资产阶级群众中相当广泛地展开了爱国的运动和思想解放的热潮，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的宪法运动，外国帝国主义为争夺中国进行激烈的斗争。——终于是辛亥的爆发。在武昌起义后5个月，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接受了南京政府所授予的大总统职，标志着这一次以失败而结束。
七、从1912年到1919年，即从辛亥失败后到五四运动。这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过渡到无产阶级领导的的时期。孙中山在袁世凯统治下发动的反袁的斗争，和在段祺瑞政权下进行的所谓运动，不过更加证明了旧主义的绝望。随着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有了大的发展，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给予中国以巨大的影响，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运动和文化运动表现了从未有过的彻底性。这样，旧主义时代不能不结束，新主义时代不能不开始。
一、历史的分期并不等于历史教科书中的分章分节。因此这里提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的建议，并不是主张中国近代历史教科书必须这样地分成若干章。
二、把近代历史看做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并不是认为，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前一直是停滞不变的封建社会，只因为外来了侵略势力，才开始发生变化。为了说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很有必要对鸦片战争前相当久以来即在中国社会内部酝酿着的资本主义萌芽做专门的研究。同志关于这点的指示是值得注意的。同志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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