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近现代划分中国近代史从何开始近代史全文及翻译
《北洋军阀（1912—1928）》自20世纪50年始编纂，1990年方由武汉出版社出版。该书分类收录北洋军阀时期档案、日英俄文档案文献资料、军政要人回忆录和记事稿本，并充分利用当时报刊及出版物。这部民初北洋时代基础性史料汇编体例精严、内容丰富、权威可信。全书七千余页、六百万字，整理编纂历数十年，初版成书已三十年，久矣。202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幸应中国史学会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合作，精影再版，以飨学界。今日推出该书主编之一章伯锋先生为初版所撰前言，俾使读者对本书有更全面的了解。
本书的编辑，倡议于五十年代，当时中国史学会计划出版一套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就是其中的一种。嗣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辛亥》等十一种专题资料相继出版。但因种种客观原因，本书前后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金毓黻、聂崇岐、荣孟源等同志主持编辑，时编时停，几经中辍。经过“”期间积累的资料，大半散失。粉碎“”以后，这项有意义的工作，重新又提上了日程，迟至今日，总算和读者见面了。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历史，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是个薄弱的环节。据粗略统计，自1949年至1979年，这三十年发表有关北洋军阀史的研究文章，仅百余篇，专著极少，较近现代史其他领域，无论其深度与广度，均大为逊色，成为近代史领域有待进一步开拓的园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国的文化建设事业带来了勃勃生机，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出现了百家争鸣空前繁荣的局面，学术研究气氛浓厚，从事北洋军阀史研究的同志日益增多，涌现了愈益丰富的研究成果。在北洋军阀史、史的专门著作方面，有《袁世凯传》、《张作霖》、《唐继尧评传》、《北洋军阀史稿》、《北洋政府时期的制度》、《护国运动史》、《梁启超与护国战争》、《皖系军阀与日本》、《梁启超年谱长编》,《中华史》（第一编、第二编）、《中华史纲》等书的问世。在档案文献资料的整理刊布方面，有《白朗起义》、《直皖战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善后会议》、《四川军阀混战资料》,《护国文献》、《护国运动资料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奉系军阀密电》等专题资料书的出版，给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而有关北洋军阀史的研究文章，从1980年至1987年，发表论文达340篇左右，其中有些具有一定的水平与深度，给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带来了令人鼓舞的可喜现象。这些论文涉及到北洋军阀的社会基础、阶级属性、特点、与帝国主义的关系、社会经济、工农业状况、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述、民初和政党社团等诸方面。但从论文的主题看，有关袁世凯统治时期的选题比例较大，如二次、护国战争等，而1916年以后各历史阶段的选题较少；具体历史事件的研究文章较多中国近代史从何开始，从理论上综合论述的文章少；历史事件选题较多，经济方面的少；很多问题还只是刚刚提出，尚需进一步深入探讨，更多的方面还是空白，许多问题缺乏史料，有待填补和开拓。
北洋军阀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上的一个重要课题，我对此了解不多，现在粗略地谈谈对北洋军阀史研究的几点想法。
北洋军阀的形成，是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产物，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清末的湘军与淮军。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组建“新建陆军”，正是继承了湘淮军的衣钵，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北洋军阀军事集团。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中国成为各帝国主义激烈争夺的对象，随着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增加，它们企图控制中国的贪婪在不断加强。这新的因素，对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也必然会产生一定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它与湘淮军集团相比，就具有更大的买办性和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性。1911年辛亥爆发，为一度在上失势的袁世凯东山再起，提供了有利时机；而促成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得以窃取胜利果实的重要因素，是国内外势力对他的支持。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覆灭和中国形势的高涨，使国内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各国中国近代史从何开始，迫切地感到需要物色一个可以维持反统治秩序的“强人”，而拥有一定军事实力的袁世凯，遂成为中外瞩目的人选。袁世凯就是在这样历史背景下，出任临时大总统，控制了全国政权，并进而将其势力，由北方扩展到南方。虽然自1916年袁世凯死后，全国陷于南北军阀混战的局面，但北京政府的实权，始终为北洋军阀中的直、皖、奉系所控制，从而形成了初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北洋军阀的统治（1912—1928年），最集中地体现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辛亥结束了君主制度在中国几千年的统治，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主义高涨。但北洋军阀的统治政权，只是挂上了共和的招牌，旧的封建统治秩序并未被打破。这一根本性的因素，决定了初年的、各派势力的变化组合及其间的矛盾和斗争。上述国际国内历史背景，反映出北洋军阀既区别于近代湘淮系军阀中国历史近现代划分，又不同于新军阀的一些特点。
一、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从清末势力发展变化源流来看，其本源是李鸿章洋务派的继续。清末洋务派有三个特点：一是掌握清政府官办近代工业实权，二是掌握军事势力，三是上经济上与外国打交道，是中央或地方的当权派。洋务派这三个特点，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不仅全部加以继承，并有所发展。袁世凯继李鸿章之后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同时也控制了李鸿章北洋集团所经营的各官办、官督商办的重要企业，如接收招商局和电报局，由两局每年向北洋报效官款；排挤盛宣怀督办铁路的大权，由袁出任接收关内外铁路督办（1902年），督办津镇铁路大臣(1902年），荐举唐绍仪兼督办京沪、沪宁铁路大臣，把关内外铁路营利之二成拨归北洋。并在此基础上主持创办了一批新的工矿企业，如派周学熙创办滦州煤矿公司，与德人合办井陉煤矿，这些煤矿要从经营额中抽出百分之五报效北洋。在天津设立工艺局、银元局、铜元局、北洋造纸厂、劝业铁工厂、天津银行及唐山启新洋灰公司。这些企业无论是官办或官督商办，大都是依靠官府的特权，垄断原料和销售市场，获取高额利润。同时，袁世凯在其直接控制下的直隶省，以巧立名目、恣意加重旧捐税，滥增新捐新税，加征田赋附加和差徭差银，摊派公债等种种手段，增加财政收入。以上这些，均构成袁世凯扩军练兵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形成北洋军阀军事集团的经济基础。
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除有着清末湘淮系集团所具有的一般共性外，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在清政府推行“新政”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在此过程中，赢得了中国资产阶级上层的支持和信赖。
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洋务运动的破产。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派先后登上了中国舞台。面对国内外动荡的局势，统治阶级内部一些人，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改革意见。军队是国家统治机器的重要工具，因此要求改革军队的呼声最高，清廷也连发上谕，认为改练新军是自强的“关键”,“救时第一要义”。袁世凯遂以新建陆军为班底，开始经营培植自己的势力。马克思曾指出：“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发展。”[1]袁世凯藉清政府推行新政之际，行扩张自己军事势力之实。练新军、设巡警、兴学堂，行立宪，这一切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新事物，无不为其所利用，被当时朝野视为“新政之首脑”，得到中外派的推崇。其势力，也象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终于成为清末可以左右朝政的一大派系，并进而于初年控制了全国政权。究其原因，是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它在中国经济和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远比中国原有的自然经济和小商品经济要强大的多。这种新的因素，渗透影响及于清末社会各个方面，当然也包括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这个集团处处标榜一个“新”字，与湘淮系近代军阀相比，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
1905年以后，中国资产阶级运动迅速发展，资产阶级上层的立宪运动也逐渐高涨起来。袁世凯看出没落的清王朝没有出路，“不立宪即，二者必居其一”，认定立宪即是所必需，又与整个北洋军阀集团的发展有重大利害关系，遂幡然变计，连上奏折，侈谈立宪。这在客观形式上促成袁与立宪派的结合。1906年郑孝胥、张謇、汤寿潜在上海组成“预备立宪公会”，联络各省立宪派，要求清政府实行宪政。袁世凯极力拉拢他们，对预备立宪公会的活动，给予大力支持，并笼络立宪派中独树一帜的杨度，举荐他为西太后和皇族亲贵讲解立宪问题。因此，国内立宪派视袁为宪政运动的中坚，甚至在报上赞扬他是“开明之巨手”。辛亥时，北洋军阀集团能够窃取全国政权，除去掌握有北洋六镇这样一支新式军队外，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二、北洋军阀集团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产物。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决定北洋军阀集团不仅是封建势力的代表，同时又与帝国主义势力有着一定联系。这个集团的各个派系，大多有着帝国主义的背景或后台，有的甚至完全沦为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然而历史的发展和变化是极其复杂的，北洋军阀各派系与帝国主义关系所表现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的在上、军事上、经济上与帝国主义密切勾结，公开露骨地出家利益；有的双方关系则表现得比较隐蔽，不时还出现有矛盾或斗争。这是由于双方的利益和出发点有所不同，具体的国际国内环境有所不同而决定的中国历史近现代划分。帝国主义有时从其侵略利益出发，鉴于当时具体条件，视其需要，并不是绝对的支持某一派军阀。对其所关心和支持的军阀派系的一些内政外交上的举措，或取消极观望，或持反对态度。而各派军阀，有时因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引起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抗斗争，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对其主子的侵略要求也不是百依百顺，毫无反抗和的。现举例略作分析：
1、日本帝国主义与皖系军阀的关系，已为研究史的同志所熟知。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在其控制北京政府期间（1916年6月—1920年8月），中国表面上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实际上却处处依赖于日本，直接或间接受其操纵。日皖勾结，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列强无暇东顾，日本乘机得以在华大肆扩张其侵略势力这个特定的国际环境下的产物。在皖系统治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上、经济上、军事上大力给予支持，双方的关系，正如皖系军阀徐树铮所说的那样：“我北军势力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2]日本当时驻华公使林权助也认为段祺瑞皖系统治危机，对日本说来，“也是严重的危机。”[3]双方勾结，已浑然一体。据日本大藏省统计，仅寺内内阁任内（1916年10月—1918年9月），日本新成立的对华借款总额为386,450,000日元，“与寺内内阁成立时我国对华借款约一亿二千万日元比较，仅二年时间增加了三倍。”[4]而由日本武器装备和训练的皖系精锐部队“参战军”即达三个师又四个混成旅。日本为此在华获得种种特权利益。寺内下台时曾自誇侵略中国之功绩说：“本人在任期间，借予中国之款，三倍于从前之数，实际扶植日本在中国之权利，何止什倍于二十一条。”[5]日皖相互之间的关系，可视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个典型事例。即使如此，在1920年直皖发生成争，日本由于欧战之后，英美势力卷土重来，在华行动受到列强的牵制，为顾虑在国际上陷于孤立，表面上采取中立，只好坐视皖系军阀战败垮台。
2、与日皖关系相比，日本与奉系张作霖的关系却微有不同近代史全文及翻译。日奉之间早有勾结，直皖战后，张作霖企图控制北京中央政府的野心大增，故而更加积极向日本靠拢，他亲自对日本表示，希望能注意他今后在北方政局中的价值，极愿取代垮台的皖系，对日“采取真正的亲善政策”，并派其亲信于冲汉作为特使访日，要求日本政府当局给予援助和支持，日本首相原敬认为“张是想依靠日本伸张势力，而我们在东三省的发展需要好好对待张，我们双方利益是不谋而合的。”[6]为此原敬内阁决定对奉系给予适当援助。日本支持奉系，更多的是从维护其所谓“满蒙特殊利益”这一基本点出发的。日本历来把中国东北地区看作它的势力范围，不容欧美各国介入，视张作霖为其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代理人，对奉系企图逐鹿中原的野心，并不热心支持，日本内阁关于对张作霖的政策，曾于1921年5月17日作出如下的决定：“对张作霖整顿与充实东三省的内政和军备，以在该地区确立并巩固其势力，帝国可以直接或间接予以援助。但对其为达到对中央政界的野心而要求帝国的帮助，则帝国不采取进一步给予支持的态度。”日本“援助张氏的宗旨，不是对张个人，乃因其掌握满蒙实权援助之，用以巩固我之对满蒙的特殊地位。”[7]正是从这一基本点出发，日本对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虽然奉系遭到失败，还是保持不干与不介入的立场。1924年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对张作霖，率兵由关内打回奉天，张作霖的统治地位岌岌可危，郭军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直接威胁到日本的侵略利益。日本在奉天驻军立即出面干与，致使郭松龄兵败被杀，使张作霖得以转危为安。日本在直奉战争和郭松龄反奉这两次事件中，其所以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基本原因即在于此。
1928年奉系军阀面对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军事上连遭失败，此时的张作霖已成为日本维护其“满蒙特殊利益”的障碍（张如败退东三省，有可能导致北伐军进兵关外），日本关东军遂阴谋策划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为日本直接侵占东三省铺平道路。在这里主子与奴仆的关系，表现的最为突出和明显。
3、在北洋军阀中，直系军阀与英美的关系表现的若明若暗，较为隐蔽，不象日皖、日奉间那样公开露骨中国近代史从何开始，但英美支持直系，以日本在华侵略势力的扩张，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在皖系统治时期，当直皖两派军阀发生尖锐矛盾和斗争时，在华英美报刊的，是公开支持直系吴佩孚所提的一些主张，反日反皖的立场非常鲜明。直皖战争前夕，美国驻华使馆副陆军参谋费禄纳，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直隶系首脑中最为突出的人物就是吴佩孚，……他的行动是一个线]直皖战争直系战胜皖系，英美在华报刊记者，兴高采烈，对吴佩孚一片赞扬之声，吹捧吴为“中国一国中之英雄”,“乃中人中之唯一爱国者”。一个美国记者说：“吴佩孚之主张大公无私，曹、张两使若能尊重吴将军之言是听，则时局必能彻底解决，中国之兴，亦可立待。”[9]前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上书北京政府，对吴佩孚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表示支持，认为“舍此而外，别无他法。”[10]无庸置疑，英美等西方国家，已把吴佩孚看成是他们在中国执行对华政策的合适人选。而直系也总是把英美视作自己的同盟者。
直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成立后近代史全文及翻译，财政拮据，在英国的撮合下，1922年8月英、美、法、日四国银行团会议议定给予直系北京政府一千五百万美元的分期借款，由四国驻华公使各自报请本国政府。日本公使小幡酉吉认为这个决定偏袒直系，建议政府拒绝这个决议。由于日本政府的反对，借款被否决了。英、美两国虽为促成这笔借款，多方进行活动，日本政府始终以不给中国任何党派以援助为借口，拒绝改变反对借款的立场。[11]这清楚地反映了日本对英美所支持的直系军阀的敌视态度。
1926—1927年的北伐战争，直系军阀面临覆灭的命运，吴佩孚曾多次向英国提出给予一笔巨额借款，以援助他南方的运动。但此时英美等国正在酝酿新的阴谋，它们已开始物色可供取代旧式侵华工具的合适人选，吴佩孚的乞求，理所当然的不会得到什么结果。昔日为英美推崇为中国之“英雄”的吴佩孚，当已失去被利用的价值时，就弃之如敝屣。英美与直系的关系，与日皖、日奉关系相比，似又有不同的特点。
帝国主义对投靠的各派军阀势力支持与否，系根据其在华侵略利益的得失需要为转移，这类事情，在当今的国际中，也是不乏其例的。
三、初年北洋军阀的统治，是介于清朝封建统治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统治之间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在、经济、文化、思想上充满着新与旧的矛盾和冲突，激化的阶级矛盾，上剧烈动荡，是这一时代的特点，因此可以说，这是辛亥后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转折时期。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这短短十七年的时间里，中国无论南方或北方，长期处于军阀战乱之中。解放前出版过一本《四川内战详记》，据该书作者统计，从初年至1932年，四川军阀混战478次，平均每月两次战争，规模较大的战争，波及邻近的滇、黔、陕、鄂四省。四川一省如此，全国各地频繁爆发的大小军阀混战，虽无统计资料，但以此类推，即可想见一斑。袁世凯死后，全国，北洋军阀各派系控制北京政府的时间均不长久，从1916年至1928年，总统、执政、大元帅就多次更换，内阁总理的更换，就更加频繁，十二年中就有三十八届内阁，最短的两届寿命只有六天，内阁犹如走马灯似的更迭。政局动荡，连年混战，是初年上最大的特征之一。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一是地方的农业经济，二是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剥削政策。所谓地方的农业经济是指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即封建主义的经济。初年，全国百分之九十为农业人口，地区之间交通不便，联系也不密切，除沿海地区外，内地各省均处于封闭半封闭的状态，各地区均可自给自足的独立存在，这就为大小军阀提供了割据一方的客观条件。他们在一省或一地区，闭关自守，称王称霸，成为独立王国，将其统治的地盘，视作个人的私产，甚至形成世袭的封建家族式的统治，如奉系之在东北地区。
从阶级关系上看，北洋各系的大小军阀，本身就是地主阶级中的一员，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张作霖除经营工矿企业外，都是拥有几万亩至几百万亩土地的大地主。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军政大权，圈占荒地，兼并民田，或以强制勒买等手段，掠夺农民的土地。最为严重的是田赋预征，这是四川地方军阀开创的苛敛人民的一种掠夺方式，如四川安县“自十四年至二十三年止（共九年半），正副地方附加共征八十八年半粮……川陕军区实际已征至百年以上”[12]。最高的一年达十五征。皖系军阀张敬尧在统治湖南期间，巧取豪夺，以其搜刮所得，在家乡安徽霍丘、固始、颍上等县“买田三万余亩”[13]，在短时间兼并数量如此巨大的土地，主要是凭藉手中所掌握的权势，以强制手段，占为己有。其他如以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滥发纸币、公债等手段，在全国广大城乡搜刮军费。他们以军权与政权相结合的形式，用超经济的手段，强化了阶级关系中封建因素的与残暴，极其野蛮地对城乡各阶层人民进行剥削与压榨，其贪婪与凶狠远远超过清末的封建统治。
北洋军阀在上极力维护和强化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统治秩序近代史全文及翻译，其结果必然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频繁的战乱，严重的剥削与掠夺，加以自然灾害，造成农村经济的破产。广大破产农民一部分成为军阀扩军的兵源，但铤而走险者，也比比皆是，他们相继自发的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以原始的反抗方式，相互结成武装团体，由最初的打家劫舍，发展到攻城占地。这些斗争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动摇和削弱军阀统治的作用。统治者为了强化自记的手段，遂购买洋枪洋炮，发展武装力量。同时，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又不时的以武力发动战争，抢夺其他军阀所占有的地盘。大军阀有帝国主义的支持，相互为争夺对中央政权的控制，不时爆发战争；地方上的小军阀为兼并地盘，不断挑起武装冲突。这就是初年军阀连年混战，中央和地方政权不时更迭的社会根源。
辛亥只是赶跑了一个帝，换来了一块共和的招牌，其他一切照旧，资产阶级家想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和制度的愿望并没有成功。但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人民主义的觉悟有了提高，共和已开始深入人心，后的中国，资本主义还是向前发展了，新和旧秩序之间的矛盾，更加趋于激烈，任何人想复辟君主的旧制度，均遭到可耻的失败，袁世凯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的迅速失败，就证明了这一点。北洋军阀统治，不断地受到各阶层人民反抗浪潮的冲击。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派，认识到军阀统治政权的性，他指出：“夫去一满洲之，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为军阀的统治，孙中山从袁世凯统治时期即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但历史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无力改变这个现状，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能消灭军阀割据与混战的土壤，在上真正实现中国的统一。
以上所谈，只是个人的一些片断想法，至于北洋军阀史的研究，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还很多，例如：北洋军阀脱胎于封建统治集团，与国内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具体都表现在那些方面，它们与国内买办阶级的关系，军阀参与土地经营的性质，经营工矿企业的情况等，均有待于深入发掘史料，进行综合的研究与探讨。
历史是在各种事物错综复杂相互矛盾的现象中前进的，初年状况急剧恶化，但中国资产阶级办实业的热情并未因此减弱，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过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以往人们较多地注意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外因，即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的经济入侵有所和缓，而却忽略了辛亥后国内出现的一些有利于资产阶级发展的各种因素（如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公司条例》、《商会法》的制定和公布，虽然这些法令、条例不可能全部贯彻实施，但也不能否认它所起到的促进作用）。从总体上看，北洋政权并不是扶植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积极力量，但在初年，民族工商业在艰难困苦中却有所发展，历史就是这样辩证前进。我们史学工作者对此应该广泛搜集史料，在详尽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做出科学的论证。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连年内战，军队不断膨胀，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各地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有关各个时期的军队数字，军费开支，频繁战争等等，目前还拿不出完整的统计资料来说明这一问题。如果有一个大致反映历史实际的统计数字，对研究和说明这一问题，应是十分具有说服力的珍贵资料。
其他诸如初年的政党社团，辛亥后的农村，帝国主义各国在华的矛盾和斗争，特别是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华侵略及其特点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一些课题。当然有待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和方面还很多，以上不过是仅就所想到举例而言。
目前研究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历史，最大的困难是史料分散，近年来虽然陆续有些函电文稿公布于世，并有一些专题史料集出版，为北洋军阀史研究提供了不少方便。但原北京政府的档案、历经战乱、大多散失，现存者残缺不全，很多问题缺少可供参考的系统史料；加以又少前人成果可资借鉴，故而给专题研究带来了不少困难。现在这部资料主要是1912—1928年以北洋军阀为主的和军事史资料，力求较为全面的反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个历史阶段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全书共分六卷，即北洋军阀与北京政府、袁世凯的统治、皖系军阀与日本、直系军阀的兴衰、北洋军阀的覆灭、北洋军阀大事要录。第一卷主要是介绍北洋军阀的军事沿革，北洋军队与军费，历届内阁，民初的政党社团，1921年以前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工农群众斗争，北京政府重要法令条例选编等，其中有不少是首次刊出的原始资料和稿本。第二卷所收资料，反映了袁世凯建立统治的全过程，对民初一些重大对外交涉事件，如善后大借款、中俄蒙古问题交涉、日本侵略山东、“二十一条”交涉等专题，所收史料多选辑自中外文外交文电和日俄、美等国外交文书。有关洪宪帝制和护国战争专题，利用了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当时袁世凯政府的帝制文电和张国淦存稿，为读者提供了洪宪帝制时北洋军阀集团内部一些真实情况，很多资料为他书所未载。第三卷是皖系军阀统治时期，这时由于段祺瑞统治下的北京政府，其军事势力的膨胀，内政外交的方针路线，完全依赖于日本的扶植，这一时期所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无不打有日皖勾结的烙印。本卷从《日本外交文书》、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及日文资料中，选译编辑了数十万字的资料，诸如日皖勾结、西原借款、中日军事协定、直皖矛盾、南北议和、直皖战争等等专题，除中文资料外，还编译有日本外交电文为研究这一时期的日皖关系，提供了中日文记载中的第一手资料。第四卷是曹锟、吴佩孚直系统治时期。直皖战争后，基本上是直系控制了北京政府的实权，在此时期直、奉两派军阀为争夺地盘，矛盾日益激化，吴佩孚迷信武力与强权，继皖系之后，也大力推行所谓武力统一政策。本卷对直皖战后的北方政局，直系势力的扩张，奉、皖、孙（中山）反直三角同盟的形成，两次直奉战争，江浙战争，直系军阀的财政与军费，直系与英美的关系等，均列有专题。各专题项下所收入的史料，有北京政府文电，未刊稿本，外交资料选译，当事人的回忆录、专著及报刊有关通讯报道等，较为系统地反映了直系军阀统治时期这段历史。第五卷为奉系军阀与北洋军阀的最后覆灭。奉系在第四卷的一些专题中有所涉及，本卷重点是1925年以后的奉系，直、奉、国民军各派军阀的混战，直奉系及孙传芳五省联军的最后覆灭。对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华侵略，日奉关系，皇姑屯事件，东北易帜等，也均有专题，主要是从日本外务省档案及有关日文资料中选辑翻译了日本对华政策文件，并收寻有皇姑屯事件策划者河本大作的回忆录，以及奉系军阀的密电密函等，对研究和了解这一时期的日奉关系很有参考价值。第六卷是在编辑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资料的基础上编写而成，它是1921年至1928年一些重要史事的记录，因限于篇幅，全书主要偏重于这一时期、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大事要事。各条所记，力求准确无误，它既可与第一卷至第五卷所收史料互为补充，又可作为研究和阅读史的必备参考用书。本书主要偏重于北洋军阀，对当时的地方军阀涉及较少，它还不能全面的反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历史，但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做出一点贡献。
本书从倡议编辑至编成出版，历经三十余年，前后参加此项工作的有王其榘、王会庵、段昌同、刘寿林、黄国华、姚秀芝，以及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孙宝铭、刘海岩、宋美云，河北大学傅尚文、路梦辉、郑志庭，河北体育学院张奎元诸同志。刘保康同志对第三卷至第五卷书稿的编辑，方兆梅同志在书稿的校对方面都给予了不少帮助。我与李宗一同志六十年代即参加了此书的编辑，此次又共同担任本书的主编，在全书即将审定出版之际，李宗一同志不幸于1988年11月因病逝世，全书最后的编审定稿只好由我负责。限于水平和能力，本书在史料的搜集、鉴别、编选方面，疏误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有些专题明知资料单薄，而无法解决，这些均有待于再版修订时充实。我们衷心希望读者、专家批评指正。
[3]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 MT164，37—51，1918年4月22日驻华公使林权助致外相本野一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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