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是哪一年中国近代史从何开始近代史全名叫什么朝代歌完整版
今年是中国党成立100周年。从去年开始朝代歌完整版，中史题材的读物和文艺作品陆续涌现，其中不乏有新意、有看头的佳作。获得“2020年度中国好书”称号的《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就是其中之一。
《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作者刘统，是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也是中史和军事史专家。近年来，他致力于党史读物写作，力作连连，《北上》《战上海》等都广受好评。作为从古代史转入中史研究的学者，刘统极为重视史料的挖掘和解释，善于以小见大中国近代史是哪一年，从细节入手还原历史图景。因此，他笔下的历史，现场感极强，读之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他又善于在长时段中考量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引导读者进入历史的深处。这也是《火种》一书的特色。
全书从引子“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写起，至结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止近代史全名叫什么。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一望而知，书的主体内容是中国党的成立及早期历史。刘统在书的结尾处说：“1921年中国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点燃了一个火种。”这本500多页的书共分24章，绝大部分内容属于中史的范畴朝代歌完整版，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党的成立”这一历史事件，在书的第10章才得到正面叙述。而此前的9章，都在为这桩“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做铺垫。
这个长长的铺垫是从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开始的。刘统从那个中国人最耻辱的时刻写起，历数废除科举、立宪闹剧、风潮、辛亥、袁氏窃国、五四运动等众多历史事件。随着民族灾难的深重和民众思想的觉醒，历史的鼓点也越敲越紧，直至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中国党之成立。接下来，本书转而叙述早期的组织建设和工人运动，国共从合作到，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井冈山斗争，直至古田会议，找到了中国的正确道路。
从中我们可以读到贯穿全书的是一种深远的历史眼光。哲人有云：看历史，要离开一些距离，才能看得清楚。中国党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的，孕育她的母体乃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党史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复兴史的一部分，因而也必须在此宏大视野中才能获得正解。对此，刘统有充分的自觉。他在书中这样描述，“中国党不是凭空产生的，这是一个‘寻路’的过程。”所谓“寻路”，寻的就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在这个意义上看中史，就不是个别人行动的集合，而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反抗民族压迫、追求独立自由的奋斗史中的一环。这是大势所趋的一环，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其实，这也是近年来中史书写的新气象。以近期的文艺作品而论，评书名将田连元在今年录制了评书《话说党史》，用讲故事的方法，讲述的历史，绘声绘形，通俗易懂，引起网友的追捧。我注意到，这部名为“党史”的评书是从三皇五帝说起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直至讲到近代中华民族由盛而衰的“痛史”。前段时间的热播剧《觉醒年代》开篇也是描写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的踯躅，以及人们思想的压抑和苦闷，继而深描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壮烈，刻画陈独秀、李大钊等先驱之伟岸，最后收束于中国党的成立。这部被誉为“零差评”的电视剧，在审美多元的今天得到了观众一致好评，我想，是与“长时段”的历史关照分不开的。
今日之中国，已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对于民族复兴的目标，国人信心坚定。而在向此目标迈进的进程中，闪耀的是中国党播下的火种，迴荡的是中国党人的铿锵足音。阅读《火种》，让我们更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点。
《火种》是一本中史读物，而非专门的学术著作。但是，《火种》对史料的掌握和辨析，以及通达的史观，丝毫不亚于史学专著。建党先驱的文章、日记，国际档案和租界档案，以及党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都被刘统吸收进书中，力求以史料的排比还原历史的现场。
举例而言，在引述的文章时近代史全名叫什么，刘统考虑到《选集》中有些文章经过编辑处理中国近代史从何开始，为反映历史原貌，在写井冈山这段历史时，他特意从日本学者竹内实编辑的《集》中引用文献，以更生动地表现道路在探索逐渐成熟的过程。又如，写到大时期的内部矛盾时中国近代史从何开始，刘统引用了周恩来《关于“六大”的研究》中关于吴稚晖辱骂汪精卫的文字，并特意说明：引文来自“延安马列学院中史学习教学研究室打印本”，因为该文收录进《周恩来选集》时文字有所修饰。凡此种种，都体现了尊重历史原貌的态度。
这种态度还体现在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上。本书开篇就用了相当多的笔墨介绍确定诞生纪念日的曲折过程。1941年成立二十周年时，延安决定举行纪念活动。然而，作为当事人的和董必武，却都记不太清一大开会的具体日子了。直到1978年，才有学者多方查找史料，落实一大召开时间为7月23日。
胡乔木在《中国党历史》第一卷中写到，中国党成立大会，“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朝代歌完整版，但是，一个新的火种已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了”。刘统在《火种》中则对此作了更富有历史感的论述：“1921年中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点燃了一个火种。这些年轻的建党人，当时也没意识到自己办了多大的事。他们中一些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热情、冲动、意气用事。陈公博在一大没开完就跑了，但是他留下了一大的历史记录。李达、李汉俊是做学问的人，合则留不合则去。陈独秀的优点和缺点同样突出，是开风气者，却又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轨道。……那些为此奋斗过的先驱，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和敬仰。尽管有些人中途转变了、堕落了、背叛了，走向了历史的反面，但是我们依然应该肯定他们曾经作出的贡献，因为这都是历史大道上一粒不能缺少的石子。”我以为，这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科学而亲切。
于是相应的，《火种》不讳言党在不成熟时期犯过的错误，并对此进行反思。比如，大时期轰轰烈烈的农动中，枪毙土豪劣绅成为一时风潮。在湖南，号称大儒的叶德辉被枪决于长沙识字岭。“叶德辉固然是反对，但他没有像其他土豪一样，有武力攻击农会之类的行为”。叶氏之死，引起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恐慌。刘统叙完这一历史片段后，专门从党史学家龚育之的一篇文章中转引了的反思：“对于这种大知识分子不宜于杀。那个时候把叶德辉杀掉，我看是不那么妥当的”。同样，第13章“南昌起义第一枪”，在充分说明南昌起义重要意义的同时，又多处引用朱德、陈毅、聂荣臻等人的回忆，分析这场起义的历史局限，总结历史教训。如此写法，历史就不是“名词解释”的结合，也不是既定结论的铺陈，而变得丰润厚实，给人以思想启迪。
语言的生动也是《火种》值得称道的地方。比如，讲到一大前各地党组织之间互相联络的情况时，刘统诙谐地以“朋友圈”作比喻，说明有师生、同乡、同事之谊的早期组织比较容易建立联系。而湖北的利群书社，虽很早就开始工作，“但因为没有朋友圈的关系，与一大失之交臂”。活泼的文风让严肃的历史变得更有可读性中国近代史是哪一年，也与当下的文化风尚有了更紧密的联系。
诗史一体、文史交融，本也是中国史家的传统。《火种》让我们看到这一传统在新的历史内容上的展现。遗憾的是，本书目前只到1930年代，我们期待着“续集”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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