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纲要时间世界近代史发展历程中国近代简史
义和团运动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是中国走上近代化道路之后一个无法避开的重要环节，是自1840年中国与西方开始交往后民族主义情绪的总爆发，也是先前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
甲午战前几十年，中国利用国家管制的方式发展经济获得了一定成就，恢复了往昔的一些气象，即便传统史观所说的“同光中兴”并不一定代表历史线年代初期确实与先前不太一样了。然而到了甲午年间，一场规模并不大的战争几乎耗尽了先前几十年的积累。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先前几十年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新政可能只是一场“跛足的现代化”，中国的发展必须另找参照系。这就是稍后维新运动之所从来。
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中国近代史纲要时间，维新运动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开始了。整军经武，允许地方进行自治试验，鼓励资本主义发展，为新社会阶级的诞生扫清制度层面障碍。应该说，经过几年发展，到了1897年，以模仿明治维新为基本特征之维新运动进展顺利，缓慢的变革其实在有序进行。
然而，由于《马关条约》允许“日本臣民”到中国自由创办企业，允许自由贸易，那时的国际资本正如列宁所说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的输出已经大于对领土的觊觎，因此在甲午战后没几年，外国资本就像潮水一样涌进了中国。先前争论不已的铁路开始修筑了，而且很快构筑了影响后世的基本路网；许多矿产资源开采了，一些基础项目差不多都在甲午战后迅速开建。这是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同时也由此衍生出许多问题。
经济的发展主要凭借的是国际资本，国际资本除了要利润最大化，当然还看重资本的安全和便捷。我们过去说列强在甲午战后有个瓜分中国的狂潮，其实就是指国际资本潮水般地涌进中国之后，一方面希望“整片开发”，减少成本，与中国政府协商集中投资，比如英国将资本主要集中在长江领域，日本集中在福建，德国集中在山东，法国集中在西南；另一方面由于中外贸易额度大幅增加，远洋巨轮在经过漫长航海靠岸后总需要休整维修，因而在甲午战后不久，在中外贸易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列强相继向中国政府提出仿照英国人租借香港的前例，在中国沿海租借一些尚未开发的港湾，以备各国民用及护航的海军舰队使用。这种要求放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并不是不可理喻的繁难问题，但在一个被动的后发国家中国近代简史，这样的要求往往被视为对主权的侵害，因此清政府在实际操作上总是一拖再拖，总是在内心深处希望对方能够放弃这些要求。
列强中比较急切需要一个沿海港口的是德国。德国在1895年马关议和谈判中支持中国，并联合、法国向日本施压，让日本将已经占领的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尽管中国为此多花了一大笔银子，但“三国干涉还辽”确实维护了中国本土的完整性，其战略意义不容低估。德国之所以如此积极干预中国事务，当然有其外交上的考虑，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目标在于，德国希望与中国政府的亲善，有助于德国顺利地从沿海拿到一个港口。中德贸易大幅增长，德国太需要一个港口了。
对于德国人的要求，清政府原本是答应的，只是碍于体制，碍于传统领土、主权的法律因素，清政府在答应了之后一拖再拖。德国政府遂接受一些人的建议先斩后奏，乘着山东巨野教案的机会，出兵强占胶州湾，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倒逼清政府与其谈判胶州湾租借问题。
胶州湾的租借在清廷最高统治层原本并不构成问题，只是德国人的做法无疑使日本人很不高兴。日本人觉得三年前到嘴的肥肉被德国、和法国给搅黄了，也就三年时间，德国人竟然异想天开从中国获取如此大的利益。日本人对德国人的做法很不能认同，于是一个原本并不张扬的军事行动，一个细节并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外交，竟然被具有日资背景的《国闻报》全程报道、逐日追踪世界近代史发展历程。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被充分调动，一个甚至比甲午战败还恐慌的危机情绪在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中迅速蔓延。严复呼吁中国人“急求所以自立之道”，[2]而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唐才常等一大批更加激进的知识分子甚至为中国作“亡后之图”，计划将正在进行维新试验的湖南转变为中国复兴的基地，一旦北方局势持续恶化，他们就可以据湖南而独立，进而成为未来中国复兴的基地。[3]
德国人并没有因为中国人的反对而中止对胶州湾的占领和稍后的租借谈判，清政府原本寄望于政府能够看在老朋友的面上劝说德国人注意适可而止，别让自己在民众面前太丢面子中国近代简史，但人一面爽快地答应了清政府的请求，实际上不仅站在德国人方面出主意、想办法，而且和德国人狼狈为奸、一唱一和，以出师威吓德国的名义占据了旅顺和大连湾，中国在痛失胶州湾之后再失旅大。稍后，英国人也利用这些机会以利益均沾的理由向中国提出类似要求。尽管列强的这些要求只是租借，根据约定，租借总有归还的那一天，但在当时那种特殊背景下，中国人面对这些租借总有之痛世界近代史发展历程。
列强相继向中国提出租借港口的要求，严重困扰着当时的中国人，一大批充满的年轻知识分子真正感到空前的民族危机。
胶州湾事件尚未完全处理完毕的时候，来自广东的年轻知识分子康有为就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建议书，以为甲午战后三年，列强咸以瓜分中国为目标，到处流传着列强准备瓜分中国的示意图，由此可见列强筹划之详明严密。根据康有为的推测，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实在是为列强瓜分中国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德若成功，列强必群起效尤，诸国咸来，并思一脔，瓜分豆剖，渐露机牙，整个中国犹如地雷四伏，导管遍布，一处有警，举国响应中国近代史纲要时间，胶州湾事件在康有为看来只不过是列强瓜分中国的开始而已。鉴于此，康有为在这份后来被命名为《上清帝第五书》的文件中呼吁朝廷师法日俄进行改革中国近代简史，逐步从君主走上君主立宪。[4]这就是1898年“百日维新”的开始。
可惜的是，到了这年秋天，维新运动在一场中结束中国近代简史。康有为、梁启超等指责是以慈禧皇太后为首的守旧派了维新派，而清廷在当时的处理决定中明白说是康有为等人纠集乱党，谋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是用武力解决和平变革中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场武装。[5]
戊戌年间变革及其结局当然还可以继续研究，只是经过这件事情的打击，产生两个最严重的后果。第一，光绪帝似乎因为对康有为这些年轻家失察而自责甚深，其原本就不太好的身体竟然突然出了问题。第二，或许因为光绪帝身体出了问题，慈禧皇太后再次从幕后走上前台，出园训政。这虽说是他们爱新觉罗家族的内部事务，但对正在进行的变革无疑是一个巨大转折，大清王朝走向从此开始了一个“维新变法的时期”。[6]所谓“”当然是指反新政，凡是新政中所提出或实行的举措，似乎都值得拿出来重新讨论其价值。而新政基本价值取向是向西方学习，所以这一上的时期在基本价值取向上无疑鼓励、纵容了盲目的排外主义，似乎先前几十年向西方学习的选择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中国未来只能从自身传统中去寻找。
强烈的排外意识是戊戌后社会各界的基本共识，那时朝野似乎一致厌恶西方、反对西方，最上者如皇太后，她虽然是近代中国比较早认识西方近代发展实质意义的，但在戊戌后，出于最实际利益的考量，她对西方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她不明白她那样执着地劝说中国人学习西方，西方为什么还那样与她过不去。大清王朝已明白宣示康有为、梁启超“犯上作乱”，而西方国家不仅不帮助中国将康梁缉拿归案，反而协助他们出逃，予以庇护，拒绝引渡给中国，甚至允许他们成立什么保皇会，发行报刊，攻击诋毁天朝上国，最可恶的是允许康梁肆意攻击她本人。体制者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西方社会价值取向和，这也是慈禧皇太后在戊戌后一变成为西方文明反对者的根本原因之一。
慈禧皇太后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朝中大臣和一般士绅，曾经参与过新政的那些大臣已经在后受到相应处分中国近代简史，而现任大臣或原本就不满意光绪帝和康有为推动的改革，或因皇太后态度转而对西方文明比较反感。他们过去或许一度仰慕赞美过西方文明，但他们实在弄不明白西方何以总是欺负这个中国学生，总是跟中国过不去。他们感到西方人和西方国家之所以支持中国变革，可能与他们的总体阴谋有关，那就是防止中国真的强大，阻止中国发展，乃至彻底搞垮中国，进而使中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7]
一般民众当然没有这种深刻认识，不过他们出于最直接的感受，觉得自五口通商以来，自从外国商品与传教士毫无节制涌入中国以来，他们的日子不是比过去更好些，而是比过去更糟糕，旧式手工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失业人口急剧增加。再加上甲午战后巨大战争赔款压力，战后大量兵勇遣散，流民数量成倍增加。更为不幸的是，那几年天灾不断，尤其是华北地区大面积持续干旱以及黄河连年失修所导致的灾难，造成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一般民众当然不会进行理性分析，不可能具有多少深刻认识，但他们直观感受到日子之所以一天比一天艰难，大概都是洋人来了之后所造成的，洋人在中国大规模造铁路、开矿山中国近代史纲要时间，将中国的龙脉挖断了中国近代简史，地藏的宝气泄漏了；洋人在中国城乡遍设教堂，把中国传统神祇、祖先得罪了、侮辱了，这些神祇、祖先也不保佑中国人了。
基于直观感受与判断，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就是想恢复往昔宁静生活，就只有将那些可恶的洋人驱逐出去，尤其是非将那些洋教士以及追随那些洋教士为非作歹的汉奸教士即所谓教民杀掉不可。这种集体无意识逐步发酵，终于酿成此伏彼起、连年不断的教案。仅德国占据胶州湾后一年半，山东省境内因铁路、矿山及教案所引发的外交纠纷就有一千余件。
就大清王朝统治者来说，列强在戊戌后对中国内政毫无收敛的干涉，也使他们相当恼火。追根溯源，他们认为是新政象征光绪帝依然在位的结果。他们越来越倾向于相信，只要光绪帝在位一天，甚至只要光绪帝还活在人世，不仅康有为等海外的所谓维新志士还有精神寄托和从事活动的资本，而且西方国家就会继续以光绪帝这一问题向中国施压，无所作为、束手待毙的光绪帝竟然一度成为“麻烦制造者”。
事实上，早在皇太后出园训政时朝野间就弥漫着光绪帝病重甚至已去世的谣言，这些谣言既有清廷高层有意向外释放的信息，以便为未来决策预留足够空间，也有康梁等海外人士故意夸张的成分。康梁等人清楚，只要光绪帝一天不倒，只要光绪帝依然活在人间，即便他们现在吃够苦头，他们终究会有扬眉吐气、重出江湖的一天，因为年轻的皇上终究要比年迈的皇太后活得时间更长些。
光绪帝的存在成为皇太后和那时当权者的一个重大心病，起初他们或许真的企图通过宫中太监使用药物等办法摧毁光绪帝的肉体，但这一做法很快遭到各方面公开谴责，中外各界一致警告那些野心家不要违背进行这种阴谋。
不过，谣传中的这一做法在多大程度上出于皇太后指使，实际上是很值得怀疑的。作为一国领袖，皇太后不会也不至于这样下作，她如果想置光绪帝于死地，应该并不困难。光绪帝虽然不是皇太后亲生，但承受她多年养育之恩，正如光绪帝自己所辩白的那样，他并没有对慈禧皇太后表示过不忠，据现在能够看到的比较可信的资料，即便是在光绪帝确实感到皇太后对新政干预太过分时，即便他与皇太后发生过言语冲突后，他找杨锐所要商量的也是考虑怎样既能推动新政进行，而又不使皇太后生气。[8]光绪帝的真情实意并不难被皇太后理解。所以皇太后如果真的像康梁等人所宣传的那样指使宫中太监使用药物从肉体上摧残光绪帝，未免太过于夸大了帝后之间的冲突，也太过于戏剧化。
康梁等人因新政失败国外，虽然吃尽了苦头，但获得了许多道义上的同情和支持，且较清廷拥有更强的话语权势。相反，清廷特别是慈禧皇太后毕竟用“六君子”的鲜活生命换取了政权，不管怎么说似乎都在道义上亏了一层。再加上，政体信息不透明，清廷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了话语弱势一方。所以我们看到所谓皇太后利用宫中太监向皇上使用药物的说法，基本上来源于康梁系，并没有档案或其他方面的证据作为支持。
两宫之间的真实情形我们并不太清楚，但我们知道皇上在戊戌年秋天那场未遂之后确实病倒了，第二年（1899）一整年时好时坏，至年底，似乎大有一的迹象。12月20日，皇上发布一道上谕，驳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海外造谣诬蔑，强调皇太后出园训政以来上下一心，宫府一体，希望臣民不要听信康有为等人瞎说，妄为揣测。[9]
皇上的谕旨证明两宫之间没有矛盾，然而为时不久，一个流传很久的传言竟然变成了事实，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开始为皇上物色继承人，至1900年1月24日，上谕宣布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大阿哥，入继穆宗毅皇帝同治帝为子，实际上就是光绪帝的人世界近代史发展历程。由于这一天为农历己亥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因此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己亥建储”。
免责声明：本站所有信息均搜集自互联网，并不代表本站观点，本站不对其真实合法性负责。如有信息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告知，本站将立刻处理。联系QQ：1640731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