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是怎样的近代史电视剧中国近代史电影推荐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历史学家时常将中国的近代定位在1840年开始的鸦片战争，然而中国的近代史起始点始终没有被定位，持有新的史学观点的史学家则常常认为中国的近代时间应定位在明末清初时期，以1600年为限中国近代史是怎样的。如若如此，我想我们首先要为近代中国界定概念，在传统史家看来，1840年是中国社会转变的开端，因此以屈辱的发迹为开始的时间界限，此后的历史便成为了一部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本文尝试对中国近代的起点作一阐述。
西方史学家认为，这场战争意味着外国在华活动的加剧，这些活动打破了中国的孤立局面，并在中国开创了一个性的时代。这比较符合冲击——反应理论，所以在中国史学界也一直占据了一席之地。然而出于爱国主义、阶级斗争和防止西方思想渗透的需要中国近代史电影推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则认为，这场战争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凶恶的缩影，它把“半封建”的中国拖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现在大多数学者都赞同1840年清朝统治之下的中国受到西方的侵略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在此基础之上，我们会清楚的认识到1840年这个时间点的重要性，但是否会令人产生中国社会是激变发展的这一想法。中国的近代是由“古代”打入“近代”，我是深表怀疑的。关于腰斩清史界定的中国近代史开端，关于五四运动是的直接影响下发生的历史事件，而成为中国现代史的起点，都有的经典指示为依据。这即是经典的“两炮论”。已故的朱维铮先生写过一本《走出中世纪》，陈旭麓先生便对其书名作了批判，不应为“走出”而应为“轰出”。一字之差，实际是对中国近端历史分期的思考。朱老曾于2007年11月写过一篇时文，即《质疑“两炮论”》，于文末他提到，“显然，质疑‘两炮论’进而探究近是否‘被现代化’，都应数属于历史研究再出发的起点。”
另有一部分中国传统史家认为中国的近代起点应该是明清易代和西风东渐合力作用下产生的。他们认为以明清两代交替时期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来华那段时期作为中国的起点来的更为恰当，主要有萧一山、李方晨等。无独有偶，许倬云在《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在近代的变化一章提到“满清入主中国，即是‘中国’历史抛物线衰变出现之时。西方文化、经济与力量，又带来了新的变量近代史电视剧，以致在‘全球化’的前期，中国被卷入另一个巨大变化。”
在这个问题上，部分史家对鸦片战争是一个新时端此观点提出挑战近代史电视剧，但同时也不赞同萧一山、李方晨等人多认为的明清两代交替时期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来华那段时段作为近代中国的起点这个观点，而是采取更为折衷的标准，即赞同鸦片战争的决定性影响，又不放弃对历史连贯性的考察，因此催生出了新的观点，即从1600年后清朝建立为起点记叙中国传统社会和近代社会，并将1600—1800视为传统制度的延续，实际上将这段作为了背景。
美国大学教科书一直是主流汉学家的阵地。成书于1970年的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在1991年史景迁大作《追寻:1600-1912年的中国历史》出版之前一直是美国大学生的历史课本，起点是从1600开始，但是从清朝的建立开始的，明朝部分全部没写。史景迁的新大学课本虽也是从1600年作为记叙起点，但却用了整整一节的篇幅写明朝的辉煌，我们先分析为什么二人都要从1600年开始记载。
徐中约在第一章“近代中国”写道，就内部事态而言，该时期适逢满族的兴起和清王朝的建立；就外部局势而言，这一时期的西学开始渐入中国。尽管西方的影响在19世纪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但这只不过是两个半世纪前早已启动的进程的延伸和强化。最关键的是近代史电视剧，如果我们不能将整个社会的整体脉络弄清楚，我们便难以发现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变化，更无法评判中国长时段历史下的近代部分，这是最近研究历史比较忌讳的。
另外，我们常常以海洋性国家的扩张侵略为研究重点中国近代史电影推荐，而往往忽视俄罗斯在陆上的扩张态势，他用到了蒋廷黻在《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论文中提到了“西方海权国家从南面上推进，而陆上大国俄罗斯则从北面向下推进，他们形成了一种钳形态势，目标直指中国的心脏北京”，可以说，十六、十七世纪欧洲人和俄罗斯人的来临，为十九世纪西方的强烈活动铺平了道路。史景迁在第一版序中提到“我的叙事起于1600年，因为我认为唯有从这个时间点开始，才能认清中国当前问题的缘由，以及中国人该凭恃何种知识、经济、情感来解决这些问题。”其实二人的观点是大致一致的。
那么中国近代史是怎样的，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近代中国起点随时代而改变，受西方汉学家费正清（50、60年代）、徐中约（70、80年代）和史景迁（90年代至今）为代表的西方范式影响下的中国近代史（晚清史）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规律，在其背后我们又用怎样的理论体系去解释和支撑？最近一两年我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很深，总认为“史能文也”，过去所说的“文胜质则野，质胜文则史”怕是很难涵盖全面今天的史学发展情况。以史景迁为代表的一批西方汉学家不仅在写作技巧和手法上将历时书写成了难以说得上严肃和严谨的历史小说。
一般认为，在19世纪，历史学受自然科学中的形式逻辑的推论方法影响。所以在19世纪之前史学内核主流是侧重方的，代表人物无疑是兰克。如实直书是其终身治史的信条。但随着以狄尔泰为代表的历史哲学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动了历史学领域的认识论反思，史学理论中的核心问题被置换了，认识论成为了被重新讨论的中心。历史之舵开始了转向，历史的研究领域再一次扩大，并且在数量上是前所未有的。
认识论被置于中心，我们已然领略到了成熟的认识论所回答和延伸的问题，典型的就是“历史认识何以可能？”“历史即是心灵？”这样一类问题。存在论被边缘化的置于历史学的郊区，相对主义走入了历史学家的讨论范围。同样在历史专业化的大背景下，历史写作成为了历史学家的专利和，历史再也不单单是原先客观存在的历史事件，而是历史学家和历史存在共同打造的产物，其中必然掺杂了历史学家的主观意识。
自20世纪初期，克罗齐“在心灵重构历史”和法国年鉴大师的引领以来，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便渐渐淡出了一些主流史学家的视野，伴随着研究材料的增加和研究范围的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变得更加广阔，视角则更微观和其他主体。在20世纪60年代起到载体作用的历史学科，各个学科充分交流发展之后全面爆发，发展出了后现代历史学，其中是以新文化史为代表的。除却了史、经济史外，物质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心态史近代史电视剧、身体史等等微观历史领域彻底了布罗代尔的结构、长时段和局势这些雄心勃勃的历史概念。
在二战之后，伴随着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失望，一些学者彻底放弃了对史、王朝史的叙述和解释。当然不乏还有像福山这样的极端消极分子。至20世纪70年代之后，后现代主义史学在逐渐成为了主流，心化和学派化的观念甚至使年鉴学派承认自己更像是一场运动，而后的海登·怀特的《元史学》更是成为了后现代主义运动的宣言书，在这个大背景之下，“近代中国”的书写起点也一次又一次的变化着。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是从1800年开始记载，原因在于他主要着眼于人口和土地矛盾，大乱之后大治、大治之后大乱的规律。他的理论核心是冲击——反应理论。徐中约是费正清的嫡系，他的《中国近代史》是以1600年为记叙起点的，未涉及到明代，他的理论继承了费正清，但又不完全是，他采取了一种折中主义，为了探求一个新的史学出路。我认为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我们常常只看到集大成者头顶的光环却很少注意在背后默默努力构筑真理之塔的学者。徐中约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处于尴尬位置的被冷落的历史学家。
在此之后的史景迁和徐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被称为“汉学三家”之一的史景迁将近代中国的起点又拉的更远，他认为明清存在“内在连贯性”，其他原因在前面已经讲过。汉学家马若孟甚至称“明清两代中国经历了和宋代一样影响深远的变化”，建议史家把这两个朝代看做“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单独的时代”我们发现，这是另一种声音，即不是积极地寻找那个时间点，而是质疑问题合理性，将“传统”和“近代”（现代）之间的界限完全打破，摒弃了近代存在一个“起点”的说法。
中国中心观是其中的主线，汉学家越来越重视研究中国的内部微观世界，在地域上和社会阶层上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分析。在满清统治上层的统治政策和宏观方面上，徐中约式的分期十分合理；而在深入研究到中国社会下层、中国的局部地区或放在19世纪时，不仅鸦片战争的性质不再奏效，就连明末清初、1600年或是满清帝国的建立也变得没有分界意义。
更多元的、更追求动态发展的、更强调历史学家对文本解读的个性论断成为了当下史学研究的主流。也许历史的分界真就像戴维·哈克特·费希尔所说的“错误分期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史家把可能对问题甲有效、适用的分期搬用在问题乙上，致使失效、不适用。在教科书中，美国历史至今仍然按总统任期来分期，这种做法对总统史说是完全正确的，但对于美国社会的发展则不然，因为后者具有自己的一套‘就职’与‘离任’”。
近代史起点认知的差异，反映了史学家对历史认知的差异，背后则是史学研究范式，新史学的演变，学术训练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我想，对于近代史的认知不妨持开放态度，当我们从宏大的王朝叙事模式转向更加微观的史学层面近代史电视剧，那些背后的近代变革，或许就呈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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