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知识点整理《中国近代史新编》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既是世界观，也是方。唯物史观不是一般的历史观，而是看待历史的总的观点《中国近代史新编》，是分析历史的总的方法。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研究历史，要找出历史的规律性的认识，要找出历史的前进的方向，要看到历史的本质，不要被历史的许多表面现象所迷惑。怎样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人物研究，是一个大题目。我没有深入研究，谈一点个人想法，请学者批评驳正。
时期很短暂，从1912年到1949年，只有38年，如果从历史上的朝代角度看，那只是一个短暂的“朝代”。1949年至今，中国现代的历史已经走过了70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已经超过了70年。我们今天有信心说，历史只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过渡时代。我们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这是一个角度。
我们不能因为历史短暂而轻视它。我们也不能用旧朝代的观点看历史。是推翻清朝皇帝制度后建立的，按照中华《临时约法》，它试图在中国建设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虽然不很成功，孙中山后来也对它很不满，但在本质上与封建帝制的旧朝代是有区别的。是从清朝灭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的过渡时代。没有，就不可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能直接从清朝产生。人民的共和制国家不能直接接续封建时代，只能直接接续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时代。
我在思考中国近代史的规律性进程时，提出了近代中国经历从“沉沦”到“谷底”再到“上升”的基本规律。我认为这是观察110年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线年《辛丑条约》签订，是近代中国历史不断“沉沦”的时期。从《辛丑条约》签订到1920年，是近代中国“沉沦”到“谷底”的时期。经过了五四运动的洗礼，经过了中国党“一大”和中国“一大”，近代历史明显出现了“上升”趋势。“上升”趋势最明显的标志，一是中国党成立，“二大”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基本目标;二是“一大”召开，实现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明确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新三义。国共合作明显推动了中国历史前进。但是“上升”的道路不是顺情直遂的，“上升”中也有曲折，有时是“上升”与“沉沦”相交织的。在我看来，十年内战时期是“上升”与“沉沦”的交织，“沉沦”因素略占优势;八年抗战时期主要是“上升”因素起作用;解放战争时期又是“上升”与“沉沦”相交织，“上升”因素起了主导作用。这三个时期有一个核心问题:反帝。坚持反帝，代表着“上升”;放弃反帝，代表着“沉沦”。十年内战时期，蒋介石及其所代表的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放弃了反帝，它代表的是“沉沦”的力量;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仍旧坚持反帝反封建，它代表的是“上升”的力量。抗战时期，蒋介石及其政府虽有动摇，仍坚持了反帝(抗日)，这代表着“上升”;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蒋介石及政府抗战，主导了抗战时期的“上升”趋势。所以说，抗战时期的总的趋势是“上升”的。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及其政府在美国支持下，坚持反对和平、发动内战，要消主导的人民力量;坚持和平，反对内战，赢得了全国民心，也赢得了内战，赢得了全国的和平。显然，这个时期代表“上升”趋势的只有及其领导下的人民。要强调一句，“上升”时期虽有曲折，但“上升”的历史趋势谁也改变不了。时期恰恰处在“谷底”后期，以及从走出“谷底”转到“上升”的时期。在思考历史人物评价的时候，应该参考这个基本规律。时期虽然短暂，道路曲折，活动在这个时期的历史人物存在着各种面相。
中国近代史的历史主题是反帝反封建，近代中国面临着民族要独立、国家要富强的历史任务。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共识。时期是近代中国历史组成部分，分析时期的历史人物，也要放在这个框架下来认识。当然可以主张现代化视角，用这个视角看历史人物，也与国家要富强的历史任务相契合。但是，只强调国家要富强，忽视民族要独立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也就是说，把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分割开来是不可取的。主要的原因是它不符合历史史实。评价历史人物只强调国家富强的一面，忽视民族独立的倾向是不可取的。
以上所述，反映了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基本观点或者标准。其一，是历史前进的观点和历史发展的观点。顺应历史前进的人物、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在历史上的评价，一般来说，应该是正面的，应该是肯定的。由于时期是历史的过渡时期，本身存在着曲折性、反复性，有的曾经起过推动历史前进作用的人，在某个时期又起过相反的作用。在评价这样的历史人物时，就要分析，这个人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大呢，还是拉历史后退的作用更大些。如果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更大些，我们就要基本上肯定他;如果拉历史后退的作用更大些，我们就要基本上作出否定的评价。
其二，历史联系的观点，即把握历史事实的全部总和，从全部总和的认识中联系具体的事实。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建立宏观与微观的联系。任何一个个别事实都可以建立某种观点，如果这个个别事实不与历史的全部总和相联系，那样的个别事实是没有价值的。我们不拒绝“碎片化”，也就是历史细节，只要这种“碎片化”或者历史细节是与全部事实的总和相联系的，就是好的，否则，这种碎片化的东西真好像断了绳索的一串铜钱一样，洒在地下，让人看不出所以然来;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渺然飘去，无所踪迹。这就是说，评价历史人物，要拿他一生的主要业绩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连接起来。符合这个历史总趋势的就要肯定，不符合这个历史总趋势的就要否定。总之，要做出具体分析。
其三，阶级的观点，阶级的分析方法。这在讨论历史人物的时候，也是不可忘记的。近代中国的历史主线或者历史主题是反帝反封建，这是无可否认的。凡是站在反帝反封建一边的历史人物，就是的，或者就是支持、同情的，换句话说，就是站在人民大众一边，站在历史的正义一边;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边的，就是反的，或者不的，换句话说，就是站在人民大众对立面的，就是站在历史的非正义一边，是开历史倒车的。用阶级观点看问题，还要指出，要分别旧主义和新主义的联系与区别。投身旧主义的人，一般是要肯定的;投身新主义的人，更是要肯定的。我们注意到，有的投身旧主义的人，接着继续，又投身新主义，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人。有人在旧主义中有贡献，在新主义中持反对立场，这就需要做出分析。
我们看人物，不能只看方面的人物，还要看党方面的人物，还要注意第三方面的人物。第三方面的人，有的依靠而走向失败，有些跟着党走向胜利。方面的人物，除了、军事方面，还有经济、科技，还有思想文化、学术、艺术等方面的人物，我们都要依他们各自的表演，看他们是站在历史前进的方向，还是逆历史前进方向，判定他们是历史前进的正能量，还是负能量。
我个人以为，评价时期的历史人物，只要掌握了上面几个基本点，就是把握住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孙中山，领导了旧主义，在新主义初期起到了推动作用。孙中山一生虽然不无缺点，但是从角度而言，他基本上是一个应该全面肯定的人物。孙中山的三义学说，大体上分为筹划辛亥的旧三义和提倡国共合作的新三义，他的思想是在前进的。如果从理论的角度来批评，孙中山三义学说漏洞还是不少的。所以，孙中山的三义，在不同历史时期，往往被不同立场的人所利用。
袁世凯，在推动清末新政方面起了促进作用，客观上对中国的社会进步有好处，但清末新政的主观目的是挽救封建朝廷的统治。袁世凯在判定势力难以阻挡时，在促成宣统皇帝退位上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他在就任中华大总统后，违背自己赞成共和的誓言，派，妄自称帝，是严重的历史行为。辛亥打开的历史进步的闸门，被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行为打乱了。“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是党人事后的反思。辛亥本来可以作为近代中国“上升”的标志，被袁世凯的称帝抹黑了，导致了初期的混乱局面。如果没有称帝行为，袁世凯大体上还可以作为一个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来评价。因为有了称帝，袁世凯只能是一个拉历史的人物，是一个被历史否定的人物。
溥仪，清政府被推翻时，只有6岁，很难要求他个人对历史负责任。但是，他作为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肯定他。1932年他在日本胁迫下建立“满洲国”，成为“康德皇帝”，配合日本帝国主义肢解中国，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考虑到他在新中国被改造成为新人，态度有根本转变。盖棺定论，可以给他一个稍微好一点的评价，但那时他已经不是人物了。
黎元洪，我觉得从辛亥以来百年历史的角度，评价历史人物黎元洪有必要说三句话:第一句话，黎元洪在担任湖北军政府都督以后乃至担任中华副总统、大总统期间，对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而言，有大功无大过。第二句话，在此期间，无论是对湖北党人，还是对袁世凯的认识，都有过错误，但是对于坚持和维护共和而言，都是小过。第三句话，在武昌起义后成为全国瞩目的家，他未能做好思想准备和必要的历练，在治国理政上，他不是一个成功的家，不能成为一个治理转型期大国的有作为的领袖。
对黎元洪来说，他拥护共和、坚持共和、维护共和，最重要的表现是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反对张勋复辟。黎元洪无法反对袁世凯称帝，但他可以坚持自己副总统的立场。这在中华刚刚建立的时候，是一个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的问题;是坚持副总统，还是接受洪宪帝制的“武义亲王”，这是一个历史大关节，是一个历史转折点。这是涉及推动历史向前进，还是拉历史倒车的大问题。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就要看在历史的大关节点上，是坚持历史前进的方向呢，还是向后看，走历史的回头路。在这里，黎元洪和袁世凯，代表了两个不同时代的人，一个是新时代的代表，另一个则是旧时代的代表。新时代的代表为历史所肯定，旧时代的代表为历史所唾弃!
蒋介石，无疑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在历史上起过十分复杂的历史作用。他1924年受孙中山之命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开始在上崭露头角。1925年起，投入东征、北伐《中国近代史新编》，著有战绩近代史知识点整理，成为晋升之阶。1927年至1949年，统治中国22年，是时期在国家负责岗位上时间最久的。1949年后，长期主持中国政务，直到1975年去世。作为历史人物，在蒋介石生前或者身后，因立场不同而各异，全盘肯定者有之，全盘否定者亦有之。在今天，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中国，也是众说纷纭。总的趋势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当初国共对立的逐渐淡化、冷却，随着各种档案史料的公开，学术上的研究，逐渐走向客观。这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也是学术发展的正常现象。对蒋介石的评价，我考虑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大时期，国共合作高举反帝除军阀的旗帜，以北伐扫除北洋军阀时期的混乱局面，谋求中国的统一，是符合历史前进方向的，任何党派和个人适应了这个方向，就是进步的，顺应历史潮流的。蒋介石在这个时期是站在历史前进的方向，对历史是有贡献的。1924—1925年，他支持过党。孙中山在世时，他发表过很多左倾的言论。他在日记里写过，中国党、中国都是党。他仿照，把中国称作布尔什维克，要起领导作用。既然都是党，就应该携手并进“列强除军阀”，但是到了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他的态度就起了变化。他是用左派的面目掩盖了中的实质。他利用广东湖南农动的胜利气势支撑了他东征北伐的成功。他担心党的实力越来越壮大，他的面目逐渐暴露，1927年4月就对反目，发动反，夺取了国民的完全的领导权。南京政府建立后，他又花了十年时间妄图“剿灭”。如前所述，十年内战，他完全放弃了反帝方向，致力于对内消灭敌对势力，主要是消灭党。他在这个时期的“努力”，是完全违背历史发展方向的。
第二，抗日战争时期，是从中华民族的全体利益出发，还是从党派的利益出发?凡是从中华民族全体的利益出发，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发展前途的党派和个人，就是符合历史前进方向的，是进步的，是符合历史潮流的。蒋介石在局部抗战期间，积极，消极抗日，他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是错误的;在全面抗战期间，抗战第一，第二，虽然把抗战坚持到底，但他不积极支持党抗日，不积极支持发动人民群众抗日，还存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发动了几次，以皖南事变达到顶峰。可以说:在全面抗战期间，蒋介石功略大于过。
第三，经过八年艰苦抗战，赢得了抗战胜利，人民盼望和平，是组织各党联合政府，走和平建国的路，还是坚持走、个人的路?只有坚持联合政府主张、实现和平建国的党派和个人，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蒋介石在这个时期，用重庆谈判、政协会议掩盖他的面目，不接受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坚持路线，调兵遣将，一意孤行地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要消灭党。发动内战是丧失民心的，结果许多中间党派和知识界人士都站到一边。党用并不精良的武器，靠千百万老百姓支持，在战场上消灭了远多于自己的军队。不仅党没被消灭，由于丧失民心，蒋介石、得不到民众拥护，无法在立足，残部败走。在这个时期，蒋介石没有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而是逆历史潮流的。
第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美国干预下形成海峡两岸暂时分离的局面，是坚持一个中国，坚持中国统一的方向，还是放弃一个中国原则，走的路，这也是评价蒋介石的一个重要原则。蒋介石坚持了民族立场，抗拒了美国“地位未定”的政策，也坚持了一个中国原则。蒋介石的这个立场是可取的，同时，他坚持“复国”的立场也存在。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一场国内大的结果，政府被彻底推翻，残余力量逃到(地区习惯于用“播迁”来掩饰)地区，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南明残余势力。从国际法来说，由于国内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被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继承了中华的历史遗产，包括属于它的土地和人民以及一切属公物件。这就像中华当年推翻清朝政府一样，继承了清朝的土地和人民以及一切属公物件，尽管当时还在日本统治下。1945年日本战败，按照《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退出，回归中国。1949年后，尽管还有曾经代表过中国的一些人打着“中华”的旗号盘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小块土地上，而且得到了美国等国家的支持，还在联合国占据着新中国应有的地位，但是从法理上说，在的那股势力已完全丧失了代表中国的权力。中华的法统被国内人民大完全推翻了，中断了。
对这个客观事实，蒋介石心里清不清楚呢?他是清楚的，尽管他口里不这么说，日记里也不这么写。支持蒋介石的美国人(不管是共和党人还是党人)对这一点清不清楚呢?也是清楚的，甚至比蒋介石更清楚。这里仅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旧金山和约”谈判取得基本共识后，美国安排日蒋之间“议和”，日本政府服从美国对华政策并从自身需要出发，不承认“政权”代表全中国，在与当局签订的“和平条约”中明确规定该条约只适用于“政权”控制的地区。这是所谓“吉田书简”的基本精神，这个所谓精神，又是美日两国之间一致认同的。但是，蒋介石并不认同这一点，而是坚持“当局”代表全中国。蒋的这个想法实际上是一个虚幻的想法，在对日谈判中面对美、日的压力，不能不接受日台条约“适用范围”问题，不能不在“适用范围”这个现实面前低头，不能不承认自己不能代表全中国，乃至在文字表述上有所乞求。
回到人物评价上来，蒋介石及其一伙占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小块土地，抗拒统一，虽然他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那个立场却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这是应该给他正面的评价呢，还是负面的评价?
1949年以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主题性来说，他已经不是人物了。虽然他在还挂着“中华”的招牌，按照中国历史的正统论，那个“中华”已经是伪的了。
我认为，从盖棺论定来说，如果简单地以功过论，蒋介石过大于功。有人评价蒋介石，有大功，有大过，给人以功过平分的印象，似乎很公正。不惟别人，我过去也有过这种想法。如果用唯物史观来衡量，这种两分法是形而上学的，缺乏辩证法思维，缺乏对蒋介石一生综合地分析，不能从历史发展趋势的角度去分析人物。貌似客观公允，其实是不够客观，不够公允的。有人拿说蒋介石抗战期间躲在峨眉山，抗战后要下山摘桃子的比喻，批评的说法不科学，在这种语境下对比毛与蒋，正面为蒋介石评功，这是欠妥的。蒋介石、在1938年武汉失陷以后是否消极抗战，是否发动，是否不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答案是有大量历史事实做根据的。1938年以后，蒋介石、在重庆大后方，党、八路军在抗敌前线，抗战胜利后，却不准许八路军就近收复失地，只能由独占胜利果实，把它比喻为下山摘桃子，不是很形象吗?
汪精卫，跟着孙中山从事推翻清朝统治的活动，是有贡献的。在“一大”前后，也是有贡献的。关键是，九一八事变后近代史知识点整理，他凛于日本的强大，丧失了民族自信心，组织“低调俱乐部”，反对民族抗战，全面抗战开始不久就投降日本，在南京建伪政府，为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效劳，大大削弱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他是历史不可饶恕的罪人。
，也是历史人物，他一生一半跨在时期，另一半跨在社会主义时期。在时期，他是推动新主义的主要历史人物。虽然在党内几起几伏，但是他始终站在历史前进的方向一边，力挽狂澜，推动历史的前进。他个人虽然有缺点，对历史的具体判断不一定十分精准，但对历史的宏观把握是很到位的，他是无愧于历史的。新中国的样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样态，中国党的样态，基本是按他的思想来确定的。他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贡献，超过了孙中山。如果加上社会主义时期，盖棺论定，的评价可以三七开，也可以二八开。他的历史功绩是彪炳史册的。
陈独秀，是一个比较悲剧性的人物。他在清末从事反清运动。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是物，是第一任。他在推动国共合作中是有贡献的。但是，还在初期发展中，与资产阶级政民党的合作缺乏经验，又无法反驳国际依据自己的经验发出的一系列指示，在国共合作后期犯了错误。在发展的初期，这种错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他完全可以留在党内，与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一起，继续奋斗。但是，他秉性刚烈，受不得夹板气，个人英雄主义严重，由失败滑到怀疑马克思主义，走上托洛斯基道路，这个错误是严重的，也是令人扼腕叹惜的。抗战期间他坚持抗日立场，虽愿意回到，又不愿意检讨错误。盖棺论定，他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建党初期的贡献还是要肯定的。
周佛海，是“一大”代表，后来投入，再后来投降日寇，成为汪精卫的左右手。此人当然不可正面评价。
张国焘，是早期领袖人物，在发展初期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在党内错误不断，个人英雄主义强烈，在红军长征后期犯了党、红军的严重错误。如果留在党内，检讨错误，继续奋斗，犹不失为一个正面人物。关键时期走错了一步，投降，背叛，成为一个不可挽救的人物，一个不可正面评价的人物。
张澜，旧主义的积极参与者，成立后反对袁世凯称帝。1941年成立中国政团同盟(中国同盟前身)，张澜任主席，积极靠拢，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胜利后，他反对发动内战、。1947年与一起，拒绝参加伪国民大会，同盟旋被政府宣布非法。1948年宣布响应五一口号，积极参与筹建新中国的活动。新中国开国，成为国家。这是一个从旧主义到新主义时期都积极投身的人士，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人物之一。董必武、吴玉章也是这样的人，区别只在于，董、吴二位在进入新主义时，信仰了马克思主义，成为的创党人物。
郭沫若，是时期左翼文化人的代表。国共合作时期，他是积极的参加者。十年内战时期，他逃亡海外，埋头从事中国历史研究，在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方面，做出了表率，被称为“中国的恩格斯”。抗战时期，他回国参加抗战，成为国内文化战线的领导者。作为时期的左翼文化人，他是一个完全值得肯定的人物。
陈寅恪，出身官宦家庭，祖父陈宝箴曾任清末湖南巡抚。他是历史学家、大学教授、唐史专家。他在历史大势上信任党，不愿意跟着去。终生研究历史，不信仰马克思主义。记得2006年3月我在胡佛研究所驻纽约前总领事张歆海档案时，看到陈寅恪在香港写给张歆海的长信，表示生活困顿，对前途极悲观。这大概是他选择留在的思想因素吧。像陈寅恪这样的知识分子，愿意留在，跟着党，尽管不信马列主义，还是一个值得正面评价的人。
1.评价历史人物，要立足整个历史时期，既要评价人，也要评价党人，还要评价其他身份的人士，也包括学术界人士。评价标准基本是一样的。不要以为，只有人才是人物。极少数人在网络上赞美时期的知识分子，形成所谓“热”，那只是一种虚幻的外表，不反映线.虽然时期是从“谷底”走到“上升”的时期，时期毕竟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又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的时期。评价历史人物，要正确拿捏这个历史时期的定位。如果存在用时期历史人物的评价贬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这种取向是不可取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各种人物的成长，等等，都是时期不可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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