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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是新主义的开端和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是我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根本上是由于中国社会条件有了客观的需要，中国的先进分子有了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作为重新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推动社会的需要；“五四”前后中国新文化的性质起了变化，开启了中国新文化逐步走向无产阶级文化思想领导的历史时期；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五四运动科学和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五四”以来中国青年起到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青年运动要坚持与工农运动相结合的方向，要在党的领导下为事业和人民利益永久奋斗。
2019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中央局于2019年4月19日就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举行了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习总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必须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加深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的认识”①，引导广大青年在五四精神激励下，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本文试从关于五四运动及相关问题的论述入手，进行研讨，以期有助于人民对习总相关论述的学习和践行。
站在时代前列亲历了五四时期的历史风云，是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总结、论述五四运动及相关问题的第一人。他在这方面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和阐明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文化发展规律、青年运动的方向和青年成长规律。因而，这对于我们加深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的认识，学习和运用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和基础性的意义。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区分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不同阶段，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由屡次失败到胜利的转折点，是我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在中国过程中，“五四”以前中国资产阶级的性质是旧主义的，“五四”以后则是新主义的。因为从鸦片战争失败后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开始，到辛亥这一个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信奉的理念是资产阶级主义，目标是建立像西方那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为这样就可以挽近代国运于狂澜之既倒，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由于十月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的发展方向，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运动中觉悟了的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舞台，从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诞生了中国党，从此中国的历史就改变了方向。五四运动是我国新主义的开端，在中国党成立以后，中国由旧主义转变为新主义，成为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论述关于新主义理论时指出：“同志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的特点和中国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主义的理论。”②新主义是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党领导的。早在1928年，就指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这个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③无产阶级的领导是通过它的先锋队组织党来实现的。
领导权问题是成败的关键。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不可能充当中国的领导者，中国的和社会主义事业只能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这是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的决定性选择。“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④这种新主义必然是以社会主义、主义为前途的。如所论述的：“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⑤“若问一个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⑥无产阶级在中掌握领导权则是由转变到社会主义的保证，保证“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阶段上去”。关于这种中国的两重任务及其前途和转变，还指出：“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是主义的必然趋势。而一切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⑦
在新主义胜利的前夕，总结了党民进行斗争的胜利进程：“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⑧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今天的中国较之五四时期的中国和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国，已有天壤之别。我们已经在新主义、社会主义和建设的基础上，充满自信地前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道上。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00年间受尽外国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不仅变成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中国，而且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百年历史昭示：以五四运动为开端，由旧主义转向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新主义，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潮流在道路选择上的伟大觉醒和历史的必然。“建立中国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⑨而道路决定命运，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百年奋斗中贯穿的历史逻辑，也彰显了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然而，一些沉湎于西方资产阶级主义的人无视这一切，否定五四运动后我国由旧主义转变到新主义，进而探索形成了符合我国实际的新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逻辑，鼓吹要回到“五四”以前的起点，重新进行资产阶级。前有“风波”中打着“新启蒙”“反封建”的旗号，否定“五四”以来党和人民的道路选择，提出所谓“要从五四重新开始”，进行“新启蒙运动”，“整个地要改弦更张”，以“反对封建主义”为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近些年来，有人把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污蔑为“政教合一体制”，“犹如中世纪的教会统治一切”，扬言“要在狭窄的缝隙中扩大空间”，“在厚实的压迫中开辟缝隙”，理直气壮弘扬“普世价值”，掀起一次“再启蒙”，进行所谓的“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这种荒唐地鼓吹要在中国重新进行资产阶级的，站在历史发展规律和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对立面，企图在中国呼应西方敌对势力策动“颜色”的图谋，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唾弃。
为什么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又是从何处切入感悟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客观的需要。而一些归之于这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内容和马克思主义“高度契合”，以至认为中国古代就有了主义思想。这种认识是值得商榷的，它不符合客观的历史实际，也有悖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问题的观点和方法。
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概述了中国人民在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后取得的胜利成果，同时深入分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原因：“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⑩
事实上，在以《党宣言》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诞生后的半个世纪，中国人并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学说，也不知道《党宣言》这部著作。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工人阶级尚在形成之中，远未登上舞台。也就是说，中国还不具备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阶级基础、社会条件。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虽有英国传教士和资产阶级改良派、派的个别人物在媒体上提到或介绍了马克思的某些学说，但他们并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引起社会反响。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五四”之前，中国的社会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主要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较快发展。一些先进分子在反思辛亥成果被袁世凯封建复古逆流所取代的教训时，把注意力集中到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猛烈批判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和以孔学为代表的纲常名教和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并在对资产阶级主义救国方案不断的怀疑中，开始探索挽救国家危亡的新途径。这一时期中国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壮大，到“五四”前夕已有产业工人约200万。就在这时，十月社会主义的胜利使受压迫的劳苦大众登上舞台这一震撼世界的事实，给了中国先进分子极大启示，在中国社会产生了用崭新的宇宙观——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重新观察国家命运工具的需要。
论述道：“十月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1)中国的先进分子转向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是在深刻反思中具有历史意义的觉醒。因为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岁月里，各种主义和各种都登台表演过。无论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主义和各种思想流派，还是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都不可能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来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它们在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实践中合乎逻辑地被扬弃了。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就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作为认识工具来探求中国的出路问题。列宁在谈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时说：“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12)中国的先进分子正是从历史唯物主义、从其中的阶级斗争学说切入，认识社会发展规律、领悟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和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
李大钊在1919年5月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一文中，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有历史理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运动理论三个部分，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13)。在建党前的1921年1月就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明代历史。”(14)他在1936年接受采访时说道，自从读了《党宣言》等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在1941年的《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说，读了《党宣言》等书明代历史，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可是书里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于是“就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他还说，读了这些书明代历史，“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15)。这里说的“认识问题的方”，就是指阶级分析和矛盾分析的方法，在实际调查中运用这样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阶级矛盾以及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经过分析和综合，从总体上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这正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前提。周恩来也说，他在五四运动后到欧洲经过对各种流行的主义和的考察、比较，下定决心“我们当信主义真理和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它宣传奔走”(16)。
马克思主义就是由于中国社会条件有了客观的需要，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论适合中国社会变革的要求，能够成为中国者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因而同中国人民的事业发生了联系而得到广泛传播的。《党宣言》的中文首译本于1920年出版后，由于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到大失败前共印了17版，就是一个明证。我国的许多老一辈家和先辈，当年就是从中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而走上道路的。五四运动后，一大批先驱顺应历史大势，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五四”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已发展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样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才符合历史的实际和问题的本质方面，也合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问题的方法。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对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进行总结、改造、吸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时，必须要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时，就指出对于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并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要使之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7)。无疑，离开了对中国丰厚的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利用，使之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落地生根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否则，马克思主义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悠久文明的大国里的传播，也会遇到很大障碍。
但这种扬弃的工作十分复杂、很不容易。因为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主要是我国封建时代的和经济的反映，并为其服务的。其中，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有某种人民性的内容和命题，有其产生的特定背景和特殊含义，并且一般是包含在受到历史和阶级局限性的思想体系之中的。因此，我们既要重视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又不能望文生义地把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内容和命题解读为似乎是和马克思主义一样的东西，而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加以鉴别、扬弃，才能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吸收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中来，为今天所利用。
例如，曾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18)这里，实事求是原是我国一则古语，是在做训诂考据的学问时要得事实、求真是的意义上使用的。而我们知道，从参加主义运动和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同理论脱离实际、主观和客观相的主观主义倾向作斗争。他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深刻总结中国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对实事求是的古语作出了全新的解释，并在著名的《实践论》《矛盾论》中，对为什么必须实事求是和怎样做到实事求是进行了哲学论证、提供了哲学依据，从而奠定了对于中国成败具有决定意义的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里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已经过扬弃融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之中，较之古代意义上的用语已有了本质上的不同与跃升。今天没有人会认为，因为古代就有了实事求是的用语，那时就有了今天所说党的思想路线的科学内涵。同样，不能借口因为古代就有了“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的说法，就认为主义思想“古已有之”。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讲的历史大时代和两个必然的历史规律，离开了最终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和实现人类解放的目标来谈论主义，那就不是科学主义了。
把、经济、文化结合为有机整体来考察文化问题，指出如同“五四”前后中国的性质起了变化一样，“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19)在当时，这种资产阶级的思想有同封建思想作斗争的作用。可是，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背景，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同盟所打退。“‘五四’以后则不然。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党人所领导的主义的文化思想，即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论。”(20)由于中国的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党登上了中国的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
这就是说，“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主义性质的文化”，中国的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主义性质的文化”，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就无领导作用了，“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主义思想去领导”(21)。这种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思想性质的改变，决定了“五四”后中国新文化的性质及其前进方向也发生了改变。由此，中国文化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新文化即先进文化及其前进方向，是由党人的马克思主义，即主义的思想体系所引领的。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规律和文化发展规律的要求和体现。
的这一关于“五四”后中国新文化的性质变化的观点，对于我们观察近的文化现象，提高辨认和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自觉性，提供了理论指南。比如说，近些年来“热”泛起，包括无原则地颂扬已经背离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要求的文化名人，将其视为人文精神的化身，把人文精神等同于某些文化人的精神，甚至倡导以之作为青年成才的偶像。这是文化方向和成才方向上的误导。
什么是人文精神，一些文化人的精神即人文精神吗?只有放到同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关系中来审视和考察，我们才能有正确的标准。如同并不是存在于一个民族中的任何一种精神都是这个民族的民族精神一样，也并不是任何一种文化或文化现的精神都是人文精神。纵观古今中外，人文精神是在历史中形成和发展的，由人类优秀文化孕育而成的精神。在一个民族文化的创造、变革和发展中，必然会孕育出这种合乎历史发展要求，以崇高的价值追求和高尚的品格为核心，激励人们前进的宝贵精神，成为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精神世界、精神品格的表征。所以，不能离开一定条件下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要求抽象地探讨人文精神。以往一些著名人文学者的精神是否即人文精神，要作具体分析。历史上著名的人文学者对于弘扬人文精神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必须看到，某些著名的人文社科学者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他们的“文人精神”并没有融进当时先进文化蕴育的人文精神之中，即已经离开或背离了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要求。如果把人文精神混同于这种“文人精神”(包括把人文精神与人文知识混为一谈)，就可能把某种不体现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要求的“文人精神”当作人文精神来弘扬，就会出现导向上的偏差，造成思想上的混乱。
在此，不妨再进而讨论对于被称作人文大师梁启超的评价。“梁启超(这里不说他作为家的一面)的学术成就涉及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尤以在史学和中国思想史方面成就为多，是我国近代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从事学术研究开创者之一。然而，他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以史学为例，他在20世纪初痛陈旧史学‘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只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的积弊，大声疾呼‘史学’，开启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行程。然而，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致力于把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规律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时候，他还始终在‘历史的里头有没有因果律’的问题上裹足不前，认为‘史迹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映’；并曲解中国社会的现实，否认中国社会‘阶级分野’的存在，尤其是大时期工农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开始以自己的觉醒在实践中改写着不知有群体的历史时，这位史学大家却走到了自己早年呼吁的史学的反面，竟认为中国社会‘受病的总根源，在把社会上最下层的人翻过来握最高的权’，进而指责‘这种罪恶当然十有九是由党主动’，诬称党要把‘这种毒菌深入社会，把全国搅到一塌糊涂’。”(22)这就表明，梁启超作为史学家的成就和意义固然应当得到肯定，但在中国社会经历深刻变革、历史迅猛发展时，他并没有随之前进，而是在其学术的重要方面成为时代先进文化的落伍者。1939年在给张闻天的信中深刻指出，对于包括梁启超在内的一些学术名人既要“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又要看到“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23)。而“他们的思想是和我们有基本上区别的”，就表现在，当时代迅猛向前发展时，他们的思想已经明显落后于时代要求，甚至走到和时代发展相反的方向去了。可见，如果不加分析地一味称颂时期梁启超等文化名人的人文精神和当年人文学科的“辉煌”，既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更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并对青年学生的成长产生不良影响和误导中国历史一览图。
前面所说，“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开启了由马克思主义，即主义思想体系指导的历史时期，论述的是新主义的文化。离开了这种马克思主义，即主义思想体系指导的新主义文化的支撑和保证，中国就不可能成功。在社会主义时期，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即主义思想体系指导的先进文化——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引领和保证，社会主义事业就不可能顺利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本质上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问题。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关系我们党的前途命运和国家的总体安全。我们要牢牢把握经济建设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但也要懂得习总所说的：“经济总量无论是世界第二还是世界第一，未必就能够巩固住我们的政权。经济发展了，但精神失落了，那国家能够称为强大吗?”(24)思想文化领域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滋生蔓延，都是对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冲击中国历史一览图、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冲击。而“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26)我们必须要牢记习总的这一告诫。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在封建军阀统治下和复古逆流中，高举、科学两大旗帜，反对，反对迷信盲从，向封建主义正统思想猛烈宣战，在许多领域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具有性的历史进步作用。但这一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本质上还是资产阶级主义的文化同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科学倡导者的思想，总体上还没有超出资产阶级主义的范畴。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由不同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参与的新文化运动的营垒发生了分化。总结说：“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27)这一论述是观察我国“五四”以来道路和意识形态问题分野的一条重要线索，也是研究、发扬五四精神的重要遵循赵怀真历史背景。
五四运动发展中的一个潮流，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部分人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在五四运动前的1918年10月，李大钊就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中说：十月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宣示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28)的主义信念，他在中国举起“十月旗帜”，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早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陈独秀，也在时代的激荡中逐渐否定了过去信仰的资产阶级主义，转到科学社会主义。另一个潮流是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起过一定作用，但不愿意看到十月影响的扩大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胡适于1919年7月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宣扬应在不触动旧中国社会制度前提下，去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他否定根本解决旧中国社会制度的必要与可能，称谈论根本解决“是自欺欺人的梦线)。后来他承认，其目的是让人们不要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针对这种、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和否定对旧中国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世界古代史内容，李大钊于1919年8月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给予有力批驳。文中指出，宣传理想的主义和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并进而依据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阶级斗争的原理说道：“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而要解决这个经济基础的问题，就要运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进行斗争，并说“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30)，初步表达了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本国实际的宝贵思想。
这一“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以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同其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代表人物的论争，扩大了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得更多先进分子在比较、思想交锋中集合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当发展到“六三”运动时，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伟大作用，促使他们开始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并意识到建立新的政党领导斗争的迫切需要。评价说：“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党的成立。”(31)
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上，五四运动发展分成的这两个潮流，又在新的条件下，循着自己的轨迹，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和演变。随着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新主义的展开，五四运动爱国、反帝反封建的精神转化为无产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伟大实践，使得早期新文化运动、科学两大旗帜的思想内涵突破了资产阶级主义的范畴，由局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发展到唤起千百万工农历史主动性的广泛的人民；把早期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上升到了反对一切封建意识、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相一致的新高度。如所说，党“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32)。早期新文化运动讲的科学除自然科学外世界古代史内容，还包括当时西方国家流行的如实用主义等唯心主义哲学流派，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那时的先进分子在提倡自然科学的同时逐渐摒弃了社会科学中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以为主要代表的党人在这个方向上不断前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历经千辛万苦，取得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这一切，归根到底是人民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胜利。而在这一时期中，五四运动发展的另一个潮流——继续信奉资产阶级主义、追求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五四运动的右翼，在大失败后许多人和大资产阶级合流，一部分人在土地时期帮助派对党进行文化“剿共”，走到了反人民的一面去了。
从这样的大背景上看，从五四运动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的脉络，来思考和研究五四精神，才有助于深入把握五四精神的真谛，看到党人和党领导下的广大群众是五四精神的真正继承者和发扬者，看到五四运动孕育的以爱国、进步、、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五四精神在历史变革实践中的演进、丰富与提升，做到如习总所说的：“要结合五四运动以来100年的历史，深入研究五四运动倡导的爱国、进步、、科学思想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意义，把研究五四精神同研究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统一起来，同研究党民在、建设、改革中创造的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统一起来，使之成为激励人民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33)
这里要进一步关注的是，在我国人民胜利的前夕，美国统治集团眼看将失去对中国的控制又毫无办法时，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在给美国总统的信中提出了寄希望于中国的个人主义再显身手的策略，他说：“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34)他寄予希望的“个人主义者”，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即循着五四运动发展的另一个潮流而来的，坚持资产阶级主义和旧主义思想的人，所谓鼓励中国的“个人主义”再显身手，就是要鼓励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坚持资产阶级主义的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党领导的人民制度。对于帝国主义者的这种图谋，写了一系列评论给予揭露和批判，同时对受个人主义思想影响的人们给予教育和引导。艾奇逊的愿望无可奈何地落空了。许多怀有旧主义思想以至原来是自由主义者的人们，都站到人民这边，投入到新中国热气腾腾的建国大业中来了。
但是，某种在历史上出现过、已被历史进程淘汰的社会，可能会在新的条件下改头换面，重新出现。这种沉渣泛起的现象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常见的情形。19世纪末传入中国，五四运动右翼代表胡适推崇的自由主义，就是这样。由于国际国内的复杂因素，一些不认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常常会借改革开放之机，从历史上的自由主义或艾奇逊所称的个人主义中寻找思想资源，来包装其当下的诉求和意识形态诉求。前面提到所谓“从五四重新开始”，即回到“五四”以前自由主义的起点，重新走以英美为师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就是这种沉渣泛起的典型表现。又如，有人打着“”的旗号公然为受到批评的个人主义翻案，称批评个人主义就是“打压”；有人无视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者对科学与精神的继承、改造和发展，把其歪曲了的所谓“五四精神”冠以“普世价值”的桂冠，一面称颂美国的一大优势是“对内讲”，一面攻击我们党“从列宁、斯大林那里抄来的无产阶级理论，同五四运动倡导的科学与的原则背道而驰”(35)。有人用“五四”前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立场诋毁中国党的文化品格，称“五四”以后参加的几代知识分子在“”的“严厉改造”下“失去独立人格”，呼吁要回归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有些人试图从高校打开缺口，别有用心地把我国著名高校的光荣传统歪曲为“自由主义精神”。凡此种种，都是同五四运动发展中的另一个潮流——走到资产阶级道路上去的某些人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历史一览图。一些长期宣扬“全盘西化”、散布历史虚无主义的人惯于以“五四精神”为标榜，刻意把五四精神歪曲为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这是一种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中国、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策略，是同五四精神的真谛根本背道而驰的。这说明，学习、研究关于五四运动发展中分化为两个潮流和对于个人主义的揭露和批评的论述，对我们今天在长期复杂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保持头脑清醒，增强敏锐性和鉴别力，深入揭露某些错误的思想根源，是很重要的。这也是把握五四精神真谛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中国的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起到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得很明显，有数十万怀着爱国热情走在运动前面的青年学生。在充分肯定这种先锋队作用、带头作用的同时，着重论述了青年运动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强调知识分子一定要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强调是否愿意和实行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同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是区分还是不中国历史一览图、是真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唯一标准；强调知识分子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变为工农群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等。
知识分子要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是那时青年运动发展中重大的时代性课题。如何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种结合的形式，在不同条件下自然不会是完全一样的。我们要深入理解关于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思想的精神实质，才能了解其深远的意义。
一是要从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来理解。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这里说的“人民”“群众”，都是就社会实践的主体力量而言的。知识分子虽然是中国中首先觉悟的成分，但其地位是一支重要的方面军，还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占全国人口90％的工农大众。没有这支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青年学生这支方面军，中国是不可能成功的。知识分子只有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改造世界、建设新社会的无敌力量。
二是要从过去中国的经验教训来理解。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时候，总结说：“中国干了几十年，为什么至今尚未达到目的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以为原因在两个地方：第一是敌人的力量太强；第二是自己的力量太弱。”所谓自己的力量太弱，有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表现的弱点，“但是主要的是因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在《论持久战》中还说：“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36)所以觉悟的知识分子负有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工农群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的重大使命。
三是要结合中国青年运动历来有两股潮流的历史经验来理解。五四运动的发展分化为两个潮流，实际上也是青年运动中的两股潮流。所以又说：“中国青年运动历来有两股潮流：一股是的潮流；一股是的潮流。”(37)从同广大工农群众的关系来看，一股潮流是和广大的工农群众在一起，和大多数人在一起，推进中国的事业；另一股潮流是“跟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不联合，并且根本反对工农”，针对有些口是心非的者反过来压迫工农，告诫“全国的青年切记不要堕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要认清工农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进军”(38)。
四是要从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的知识分子价值观的高度来理解。“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个人生价值观的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就很难解决。这就要求把立足点转移到把个人利益融入国家、民族、人民利益之中，为人民利益不懈奋斗的立场上来。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在不同条件下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齐奋斗，在社会实践中了解国情，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过程。在当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青年一代的人生黄金期同实现中国梦的时间节点高度契合的时候，仍然有一些大学生在人生道路上感到空虚、迷惘、彷徨，主要原因是没有把个人的人生理想融入国家、民族、人民的伟业之中，说明还需要在学习和社会实践中不断认真解决好转移立足点的问题。只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志存高远，青春岁月才不会像无舵之舟漂泊不定。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人人都需要改造主观世界。青年要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自觉把改造主观世界、解决好转移立足点的问题，作为人生的必修课。
鉴于“五四”以来青年运动的历史经验，在论述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同时，强调广大青年要有坚定的方向，在党的领导下，为事业、人民利益永久奋斗。他说中国的青年运动有永久奋斗的传统，但也有一些人在五四运动时斗争得很英勇，后来变了，其中一个就是张国焘，从先锋队变成逃跑队了，一小差开到泥坑里去了。汪精卫在五四前刺杀清政府摄政王时也表现得很英勇，但抗战时期却溜到日本去见天皇，和日本首相商讨“灭亡中国”的协定去了。所以，说，“什么是模范青年?就是要有永久奋斗这一条”，“没有这一条，什么都是空的”。他并进一步论述说：“这个永久奋斗是非常要紧的，如要讲道德就应该讲这一条道德。模范青年就要在这一条上做模范”，“例如，在上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光有这个正确的方向是不够的，过了三年五年，就把它丢了，那还不是枉然?所以，有了正确的方向后，还要坚定，就是说，要有‘坚定正确的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这样的青年，才是真正的模范青年。这样的道德，才算是真正的道德”明代历史，“有一些人，他们嘴上道德、气节乱喊一阵，但在上是不坚定的，中途会变节的，这是无道无德”(39)。
习总非常重视关于永久奋斗的思想，他直接引用有关永久奋斗的论述中国历史一览图，勉励广大青年要“立鸿鹄志，做奋斗者”。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他在深入阐述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的同时，高度评价了中国青年在民族复兴中的先锋作用，对青年成才、成长倾注了巨大关怀和提出了全面要求。他勉励广大青年要充分认识“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使命，就是坚持中国党领导，和人民一道，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他谆谆寄语广大青年说：“奋斗是青春最鲜亮的底色”，“民族复兴的使命要靠奋斗来实现，人生理想的风帆要靠奋斗来扬起”，“今天，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但奋斗精神一点都不能少，中国青年永久奋斗的好传统一点都不能丢”，“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勇敢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毫不畏惧面对一切艰难险阻，在劈波斩浪中开拓前进，在披荆斩棘中开辟天地，在攻坚克难中创造业绩，用青春和汗水创造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40)!
①《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激励广大青年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人民日报》2019年4月21日。
(22)冯虞章：《从中国现代哲学的主流看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6期。
(33)《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激励广大青年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人民日报》2019年4月21日。
[4][美]周策纵：《五四运动：的思想》，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5]项久雨：《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及规律》，《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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