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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最终完成统一六国大业，之后持续不断的领土扩张，到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全国总人口约3000万。当时世界人口约有2亿。秦始皇时因修建长城、阿房宫还有秦皇陵大量征用民夫，残暴虐政，死亡无数。农民起义，楚汉之争，人口大减。
刘邦战胜西楚霸王项羽，统一天下中国历史朝代演进图，建立大汉。当时人口大概在1600万。经过文景之治，各任皇帝发展经济，国家安定，人口繁衍，到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人口已经达到了5700多万。到东汉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人口亦在5600万左右。
东汉末年，黄巾之乱，三国相争，互相混战，到公元263年，魏蜀吴三国总人口只剩700多万。三国故事大家都比较熟悉，说起时津津有味，但绝对想像不到当时百姓的惨境。
之后的人口数量一直也保持这样一个趋势，和平时期人口增加，战争时期人口减少，隋朝人口大约恢复至6000万，而唐初为2400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开创让中国人口达到了第一个历史高峰，安史之乱前，中国人口达到9000万。
后唐朝逐渐没落，又经安史之乱和黄巢之乱，到唐哀帝天复三年（公元907年），人口大降到了2000万。
960年的五代十国人口总为三千万人。到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时，宋、金、西夏三国人口总数据估计达到一亿三千六百万人。
而后的五代十国的人口减少，到宋朝繁荣昌盛时人口增加，作为中国历史上最繁荣富足的朝代。宋朝时人口数量空前鼎盛，宋徽宗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人口达到了1亿2500万。人口数量首次超过1个亿。而后靖康之耻，北宋灭亡，南宋建立，北方的人口急剧减少，而元朝灭宋后实行残酷的统治，人口增长很慢。
经过战乱、瘟疫和灾荒，明太祖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人口不到6000万。1600年明朝人口峰值实际人口有大约160,000,000人。
可自清朝后，中国人口开始了井喷式增长，从顺治年间破1亿，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上升到一亿五千万，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清朝盛世太平、粮食产量大幅增长，特别是红薯、土豆这些高产的粮食作物从南美引进，老百姓再也不会因为没有粮食吃而饿死造口减少。清康乾盛世之后（被误解最深的乾隆盛世，可耻的盛世饥饿的盛世！），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中国人口就已经超过了4亿人，约有4亿3000万。虽经太平天国，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人口依然有4亿5000万左右。到时的4亿，中国的人口开始了万万（亿）时代四万万同胞。中国人口大约有5亿人。所以我们常说的四万万同胞是有的。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了地球的五分之一，我们国家的人口也不是短时间达到这么多的，这是由历朝历代一点点积攒而成的！历朝历代的人口数量，每一次低谷都是灾难
那么，中国最早的人口有多少呢？根据史学专家人口研究、考古发现和历史推测5000年前我们国家的人口只有区区几十万，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其他地区的人口少的更是可怜，单位只能以千计算，就是这数十万的人口火苗，通过历代子孙的繁衍生息，创造出了如今繁荣的社会！
下面看历朝历代人口统计，该数据根据古代官方记载，不采用非官方史料记载、民间野史、专家考证推测等等各类资料记载，数据有出入，仅供参考，如有纰漏，望指出！
春秋末年到战国初年的这一时期(前481年-前453年)是古代中国传统农业的迅速发展和奠定后来传统农耕文明基础的时代。期间各诸侯国的人口以较快速度稳定成长，到前230年时中原各国总人口达到约3000万。此后一直到秦末民变之前持续不断的增长.
估计公元前1000年时的世界人口有5000万。估计公元前500年时的世界人口有1.0亿，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此年有25,000,000人口。估计公元前400年时的世界人口有1.62亿。估计公元前200年时的世界人口有1.905亿。估计公元前265年的印度孔雀王朝有50,000,000人口。
随着封建制度的日趋成熟，户籍登记制度也日趋完善，周知民数已成为立国之本。秦始皇十六年(前231年)规定男子不论成丁与否，一律登记年龄。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最终完成统一六国大业，之后持续不断的领土扩张，到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全国总人口约3000万。估计此年的世界人口有2.0亿，秦代人口占据世界15%的比例。
秦末民变和楚汉战争造成期间全国的社会经济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大量人口死亡，民生凋敝，全国各地到处一片凄惨萧条，原来的人口稠密地区的繁荣景象不在。据《史记》载:至汉祖定天下，民之死伤，亦数百万，是以平城之卒，不过三十万，方之六国，五损其二；由此可以反映人口大量死亡的事实。
由于中国历史早期农业发展集中在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的黄河中下游流域地区，故全国人口分布格局为北多南少。
若以淮河、秦岭为界，那此时的华北人口超过85%，华南人口不足15%。人口数超过500万的司、豫、冀、兖、青、徐五州均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带，这五州的人口总数占全国的55%。首都长安周围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1000人左右。人口数量在200万以下的有交、凉、并、朔方四州。扬、荆、益三州的主要人口分布在成都平原、南阳盆地、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
汉太祖元年(前202年)在楚汉战争之中取胜的汉王刘邦称帝，天下重新统一，建立汉朝，据当代学者估计，人口约1650万。占此年世界人口的8.66%.
西汉建立后由于奉行黄老、与民生息的措施，特别是文景之治的迅速发展到孝武皇帝元光六年时(前129年)达到3600万，黄河中下游这一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在这六十年之中增长了2.5倍.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繁荣富庶的景象。
从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开始，因之后连年的战争和徭役赋税较之于前加重，使得自汉武帝在位中期开始，人口数出现了多年的停滞和下降，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只有3200万。之后昭宣中兴的休养生息使得汉武帝在位后期已濒临崩溃的全国经济形势得到扭转，社会稳定下来，期间人口开始恢复增长。到汉平帝元始二年时(2年)根据《汉书》记载，有12,366,470户，57,671,401人.
新莽时期没有具体的人口调查，估计新莽天凤五年(17年)全国有5600万人.但是新莽天凤五年(17年)爆发绿林赤眉起义，紧接着烽火遍地，群雄割据和混战，流寇作乱，造成期间大量中原人口流徙或死亡，或为躲避战火向长江流域迁徙，华南地区人口升至全国四成。口数超过500万的有豫、荆中国古代历史的书籍、扬、益四州。南方人口增长的同时，北方大部分郡国人口减少。
罗马帝国在前25年有270万平方千米土地 5680万人口；117年的罗马帝国有590万平方千米土地 8800万人口；395年的东罗马帝国有250万平方千米土地 3400万人口；
自东汉末黄巾之乱开始(184年)，进入长期的瘟疫频发和大小战争频繁的祸乱时期，全国人口数量与分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黄河流域屡遭战争，十室九空，人口或外迁避难或死亡。到蜀汉灭亡时(263年)人口数字根据传世文献资料记载合计在820万人左右。自此人口数一蹶不振，到隋文帝在位时方复苏。
东汉后期(157年)，人口达到鼎盛，民户人口5648万人，经过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大大小小的军阀互相混战，到了三国后期(263年)，民户人口只有大约767万，其中，263年灭蜀前夕魏国443万，蜀国灭亡前夕94万，吴国230万(280年数据)，这只是民户数据，不包括军队和官员，根据历史资料记载，263年，蜀国带甲将士10万2千人，吏4万人，280年，吴国带甲将士23万人，吏3万2千人，即使加上这些，总人口也只有793万人。263年的魏国，带甲将士和吏估计有三四十万人，也就是说，三国时期民户人口总共大约767万，加上三个国家的带甲将士和吏估计总人口有820-830万人。
古代户口统治数据都是只包括民户的，也就是说，民户从157年的5648万人，锐减到263年的767万人，损失率超过85%。767万还是三国稳定40多年后的数据，220年三国鼎立的时候，人口只可能更少。可见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之惨烈。
蜀汉昭烈帝刘备章武元年(220年)，200,000户，900,000人。数据来源:《晋书地理志》。
蜀汉后主刘禅炎兴元年(263年)，民户280,000户，940,000人。此外，带甲将士102,000，吏40,000人，总计1,082,000人。数据来源:《通典食货》七和《三国志蜀志》卷三附注引王隐《蜀记》中的数据，关于263年的蜀国人口，两者数据相同。
吴后主孙皓天纪四年(280年)，民户523,000户，2,300,000人。此外，带甲将士230,000，吏32,000人，总计2,567,000人。数据来源:《三国志吴志》卷三附注引《晋阳秋》中的数据。
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263年)，魏蜀吴三国总人口只有大约767万，和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的5648万相比，只有157年的13%多。220年三国鼎立的时候人口只会比767万更少。
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灭吴，统一全国后，根据《晋书地理志》记载，太康元年(280年)全国有2,459,840户，16,163,863人。
西晋的统一局面只维持了十一年，就发生了八王之乱和紧接着历史上著名的导致华北地区人口在八年之内消失80%的五胡乱华。
东晋建立后中原人民为躲避战火纷纷大量的南迁衣冠南渡，一共有六次南迁，累计合计迁入90万，东晋因而设置大量侨州。
汉赵刘聪在位时(310年七月-318年)，汉赵控制地区的户口大约有六十三万户，人口大约有三百一十五万人左右。估计此时的华北地区有700万人口，此时的东晋有540万人口.全国合计1240万。
《十六国春秋》-前秦录记载前燕幽帝建熙十一年(370年)2,458,669户，9,987,935人。此时的东晋有8,000,000人，全国合计17,987,935。华北地区人口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增长。
南朝人口的传世文献资料记录，只有《宋书》记载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年)户口数为90.1769万户，517.4074万口。由于当时户口调查统计受到隐匿人口数量影响较多，这个数字不能反映实际。
南朝人口数量最多时，根据今人研究认为是梁武帝大同五年时(539年)有11,030,000人.
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年)9月爆发的侯景之乱造成长江下游地区:千里绝烟，人迹罕至，白骨成聚，如丘陇焉.
祸乱结束后的南梁境内人口仅剩1,100,000人，自东吴以来的得到普遍大规模开发的三吴地区的社会经济成果在历时三年零八个月的侯景之乱之中化为乌有。
直到陈霸先建立陈朝后到陈宣帝在位时(约577年)才达到600,000户，2,400,000人。
根据北朝西魏大统13年敦煌地区的计账文卡看，从黄(1-3岁)、小(4-9岁)到老(60岁以上)、侯(残疾、废疾、笃疾)，从家庭成员到奴婢、养子都登记在册。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延五年；北凉承和七年；南朝宋元嘉十六年；仇池建义四年(439年)灭北凉，北朝开始。此时在北魏统治下的地区的社会经济生产得到一定恢复。
冯太后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实行均田制后到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时(520年)达到北魏人口峰值5,000,000户，约30,000,000人。
北周静帝大定年间(581年)有3,599,000户，9,009,614人，没包括北齐旧境的户口330万户，此外还没有包括大量隐漏户口。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建立隋朝，有3,599,000户，没包括北齐旧境的户口330万户，此外还没有包括大量隐漏户口。
隋朝继续清查北周、陈的隐漏户口，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年) ，达到约870万户，44,500,000人。
当时史学家杜佑认为当时有大量人口、户口被瞒报、少报，实际这一年的唐朝人口有一千三百万户到一千四百万户(《通典》:所在隐漏之甚也约计天下人户少犹可有千三四百万矣。) .人口数在六千九百万-七千五百万人之间。
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研究分析认为，天宝十三年，唐朝州县编户加上各州县隐漏人户，有1300万到1400万户，约6500万到7000万口，如果再算上唐朝天宝十三年的特殊人户、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唐朝版图内的一些少数民族人户，则有约1430万到1540万户，约7475万到8050万口。
安史之乱结束后，人口分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期间原遭受战祸地区的人口大量南移。襄州人口增加120%，鄂州增加100%，苏州增加30%，泉州增加50%，广州增加75%。五代十国时期南方九国中，只有吴和吴越两国君主为华南本地人，南汉君主是早期移民后裔，六国的君主均为华北移民。
南北人口分布格局比例从初唐时:华北占据75%，华南占据25%。到唐亡时:南北人口分布格局比例各自50%。此后的人口统计资料由于统计疏漏混乱不堪因而不准确可靠。
唐肃宗乾元三年(760年)2,933,174户，16,993,806人。[只有169个州上报户口；不足安史之乱前的一半单位]。
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20,882,258户 估计实际人口大约12500万人。其中华南地区人口占全国70%.华北地区占据30%。
估计在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有22,118,160户，估计实际人口大约13240万人。
据《辽史》记载，辽国有576204户，根据今人考订，辽国人口最多时的辽天祚帝干统十年(1110年)有140余万户，900万人；
绍兴和议后(1141年)从靖康之难开始因频繁战乱遭受破坏的社会经济开始得到恢复。自靖康之难开始减少的人口总量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增长。
根据《元史》，1290年南方人口有1184万户，很明显在1264年的人口肯定不只569万户，因为短短20多年的时间，中间还一直有战争，人口不可能增长这么多，根据《宋史》记载，宋理宗统治期间横征暴敛，导致大量人口为逃避苛捐而成为逃户。根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和吴松弟《南宋人口变化原因及其分析》，1234-1279年长达45年的蒙宋战争造成的南宋人口损失大约为1500万。
从1223年到1264年南宋的户口数据减少超过一半，四十年的时间人口不增反降，这与宋理宗(1224年-1264年在位)在位期间昏庸无道，横征暴敛有关。虽然1235年-1259年间蒙古军队进攻南宋，但只是长江北部的川陕四路﹑荆湖北路、淮南西路等地，而南宋人口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南的地区，正是由于宋理宗在位四十年的严刑峻罚，苛征横敛造成了大量人口为逃避苛捐杂税逃亡。造成了史载的户口数损失过半的严重后果。
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下册，第五节 宋、辽、金时期人口的发展，对1223年至1264年人口锐减的分析:南宋末在昏庸无道的理宗统治的四十年间(1224-1264年)，由其中年嗜欲既多，怠于政事，权移奸臣，朝政先后操纵在史弥远、董宋臣、丁大全、贾似道等人手里，结党营私，招权纳贿，腐化享乐，威福肆行。为了满足其奢侈糜费的需要，向人民预借来年两税。淳佑八年(1248年)，已预借到十四年(1254年)的赋税。大量发行会子，并巧立名目征收经总制钱、身丁钱、免丁钱、月桩钱等苛捐杂税，苛征横敛，无所不有，严刑峻罚，靡所不施。以致耕夫无一勺之食，织妇无一缕之丝，生民熬熬，海内汹汹。天下大势如江河之决，日趋日下而不可挽。户口之数已不可详究，惟一见于记载的仅理宗景定五年(1264年)有户5，696，989，口13，026，532。户与口分别降至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最盛时的43.9%及45.6%。
元军强克常州后实行屠城，城内外积骸万数，至不可计。井池沟堑，无不充满。仅余妇女婴儿四百而已。
长江中下游流域的襄、郢、东西淮之地，是宋元长期对抗作战的地区，战争破坏相当严重，土旷民寡。宋元之间长期争夺的又一地区四川，入元版图时，土著之姓十亡七八，户口凋零，生意萧条。直到中元中国历史朝代演进图，仍遗墟败棘，郡县降废几半 (王磐:《农桑辑要序》，《农桑辑要》卷首。)元朝对于江南的征服，不可能不伴随杀戮与破坏。阿里海牙经略两湖，留下不少残酷杀戮的记录；伯颜大军在长江下游，也一度由于利财剽杀，是致降城四壁之外，县邑丘虚，旷土无民③。江西闽浙一带，亦因元军左翦左攘，数年未平，迭经战争残破。
其中以四川为烈，由于遭遇了蒙古大，仅仅成都就积尸140万，四川人口从嘉定十六年(1223年)的259万户下降到了1290年的20万户左右，下降幅度超过90%，出现了四川人口史的极端情况。
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 7,684,438户，45,816,079人，一说 8,413,164户，53,532,151人。后一组数据相对可靠一些。(这两组数据均来自《金史》卷四十六《食货志》，从这两组数据来看，和明昌六年(1195年)相比，前一组数据的户数增加了，而口数却减少了250万以上，这与紧接着这两组数据的金史正文中的结论此金版籍之极盛也不符，所以后一组的数据应该更合理一些。)
金朝的四次准确的人口统计，每户平均人口都在6人以上，金朝的户规模较大，和很多贵族以及猛安谋克户们使用大量奴仆有一定关系。
估计1200年宋、金、总人口为13600万人。世界人口在950年-1200年期间从2.5亿增加到4.04亿，拜占庭帝国在1025年有1200万人。其中宋、金、总人口占当时世界的33.66%(1200年)中国人口在第十一世纪到第十二世纪期间成长了，从1083年的一亿增加到1120年的一亿三千二百四十万。
1205年，蒙古帝国首次入侵西夏到1227年灭西夏，1211年首次入侵金朝到1234年2月9日灭金，1231年开始侵宋，1235年全面侵宋，直到1279年二月九日完全消灭南宋。在这七十年间根据清朝光绪年间《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蒙古军制，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由此可见蒙古军在作战地区进行大规模种族灭绝，随后长期相伴瘟疫与饥荒，导致大量人口消失，原金朝境内和南宋之四川地区极为惨重。1234年底原金国境内人口跌至谷底，1259年底南宋之四川地区人口跌至谷底。是为中国历史上最残酷惨烈的空前浩劫。
元太宗窝阔台六年(1234年)2月9日，蒙古灭金。无户口数记载，现代学者葛剑雄认为，1234年金朝灭亡后原金朝统治区有大约200万户，1050万人，和1208年的金朝人口5360万相比，仅相当于1208年的19.5%。
元太宗窝阔台七年(1235年，乙未年)，乙未籍户，籍得北方部分地区(燕京(今北京)、顺天(今河北保定)等三十六路)的人口为873,781户，4,754,975人。
元太宗窝阔台八年(1236年)六月，完成中原户口的全部编籍工作，籍得人口110余万户。按照1207年的户口比例，有大约7,000,000人。按照1235年的户口比例，有大约6,000,000人。不包括蒙古贵族及其在家住坐的驱口等人口。考虑到蒙古诸王、贵族、军将的大量私属人口，以及独立于州县以外的诸色户计(军户、站户、匠户、民屯户、释中国古代历史的书籍、道、儒户)等不纳入户口统计的人口，现代学者赵文林，谢淑君认为，1236年原金朝境内有大约1054万人。
元太宗窝阔台八年(1236年)原金朝境内仅有110余万户，和1207年的841万户(一说为768万户)相比，只有1207的13%多。
元宪宗蒙哥二年(1252年)壬子籍户，籍得人口130余万户。按照1207年的户口比例，有大约8,270,000人。按照1235年的户口比例，有大约7,070,000人。考虑到诸多未被统计的人口，现代学者赵文林，谢淑君认为，1252年原金朝境内有大约1128万人。南宋境内人口大量消失主要发生在四川地区。现代学者葛剑雄认为，1234-1279年长达45年的蒙宋战争，南宋境内因战争总计减少大约1000万人口。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军完全扑灭四川抗元势力后，在1280年的户口调查仅为15.5万余户，77.5万余人，只有蒙古入侵(1231年)川陕四路地区前的2.38.%。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籍到1,418,499户。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籍之原金朝境内较之于元宪宗蒙哥二年(1252年)又增加30余万户。
1274年，1967898户。无人口数记载，按照1207年的户口比例，有大约12,521,545人。按照1235年的户口比例，有大约10,708,983人，而按照1291年的户口比例，有大约8,870,000人。
元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年)1,967,898户，无人口数记载，按照1207年的户口比例，有大约12,521,545人。按照1235年的户口比例，有大约10,708,983人，而按照1291年的户口比例，有大约8,870,000人。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占领南宋临安城。据《元史类编》记载，至元十三年，有户15,788,941。这是见于记载的元代最高的户数记录。倘将《元史》本纪记载的至元十二年户数加上至元十三年阿术入奏新得户数，为14,134,549户，则该年实增加1,654,392户。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春正月，元军先后征服福建、成都府、潼川府、利州、夔州、广南东、广南西诸路。但这些路受降时的府、州、军户口数均失载中国古代历史的书籍，此后也不再有全国户口数的记录。直至14年以后，即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始见有全国户口记录，计户13,196,206，口58,834,711，尚不及至元十三年未取得福建等七路以前的数字，户口统计不实显而易见。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 13,196,206户，58,834,711人。其中原南宋境内有户11,840,800户，原金境内有1,355,406户。此次人口统计数据不包括西南各省的山泽溪洞之民。考虑到云南，岭北，等边疆地区的人口中国历史发展史时间，现代学者吴松弟估计1290年实际人口有大约1500万户，超过75,000,000人。现代学者赵文林、谢淑君估计，1290年元代的实际人口有大约75,306,000人。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 13,430,332户。江淮和四川11,430,878户，内郡1,999,444户中国历史朝代演进图，59,848,964人，游食者429,118人，僧、尼213,148人，共计60,491,230人。户口统计本身就有一定误差，而且元代有很多人口不计入户口统计。现代学者赵文林、谢淑君估计，1291年元代的实际人口有大约76,496,000人。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年)全国有14,002,760户，无人口数记载，这个是《元史》记载的元代户口峰值。人口总计为63,042,160人。户口统计本身就有一定误差，由于元代很多少数民族地区不纳入人口统计，蒙古贵族军将们又有大量的私户，此外还有军户，匠户等均不纳入人口统计，考虑到以上种种因素，现代学者赵文林、谢淑君估计，1293年元代的实际人口有大约79,816,000人。
元成宗大德四年(1300年)，无户口数据记载，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观点，1300年元朝实际人口有大约100,000,000人(1亿)。
虽然有元一代，元帝国最高统治阶层内部争夺皇位的斗争连绵不断，但是元代中后期，从1294年成宗即位到惠宗(顺帝)至正初年，基本上还是处在社会安定中国历史朝代演进图，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的时期。参照《元史》本纪，从至大三年(1310年)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这四十一年间很多地区有关户口的零星记录，均比《元史地理志》所记载的数据有明显的增长。
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全国有纳赋户13,400,699户，无人口数记载，按照1291年的户口比例，加上1291年的游食者和僧、尼的人口数据，推算出人口总计为60,359,178人。因为统计的只是纳税户，很多非纳税户未计入，考虑到户口统计本身的误差以及元代很多少数民族地区不纳入人口统计，又有大量的私户，以及军户，匠户等均不纳入人口统计，再考虑到1290年至1330年社会基本处于安定状态，人口也一直在稳步增长，根据现代学者吴松弟估计，1330年实际人口有大约1700万户，超过85,000,000人。根据现代学者赵文林、谢淑君估计，1330年实际人口有大约84,873,000人。
元惠宗至正元年(1341年)，无户口数据记载，部分现代学者认为1341年为元朝的实际人口峰值。根据现代学者吴松弟估计，1341年实际人口有大约1800万户，大约90,000,000人。现代学者邱树森、王颋则认为元朝实际人口峰值在有1990万户，近90,000,000人。现代学者葛剑雄认为，1341年实际人口超过85,000,000人。
元惠宗至正十一年(1351年)，无户口数据记载，有部分现代学者认为1351年为元朝的实际人口峰值。现代学者赵文林、谢淑君认为1351年为元朝的实际人口峰值。根据他们的估计，1351年实际人口有大约87,587,000人。现代学者王育民认为，元朝实际人口峰值在1351年前后，有2765万户，123,590,000人(1.2359亿人)。
根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全国有13,867,219户，59,519,727人。未标明是具体哪一年的人口数据。其所记仅包括中书省及辽阳、河南、陕西、甘肃、江浙、江西、湖广、四川八个行省的数据，岭北及云南二行省户口无记载。
按照1290年的户口数据，平均每户人口只有4.458人，而按照1291年的户口数据，平均每户人口则只有4.456人，为何每户平均人口这么低，有资料认为，元朝廷在进行人口登记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财政收入，所以不交税的儿童、寡妇与年老体弱者是不必计算在内的(若都计算在内，每户平均人口就会多一点儿)。以金代为例，金朝的四次人口统计，每户平均人口在6.36-6.71人之间(《金史 食货志》)，根据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统计数据，每户平均人口为5.68人(《明史 食货志》)。在其他朝代的户口统计中，每户平均人口一般都在5.5-6人左右。此外，在元代，蒙古诸王、贵族、军将的私属人口，比如驱口，投下户，怯怜口，打捕鹰房人户，这些人口是不纳入户口统计的。如果按照每户6人的标准进行计算，则1293年元代的人口在8700万左右。
元世祖去世以后，历代元帝均未留下准确的户口记录，只有《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记有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户部钱粮户数13，400，699。又《元史地理志》记载全国有户13，867，219，口59，519，727。其所记仅中书省及辽阳、河南、陕西、甘肃、江浙、江西、湖广、四川八行省的数字，岭北及云南二行省户口失载。且八行省中除河南、江浙、江西、湖广四省户口的数字比较完备外，其他各省并多残阙。在各路、府、州户口数字中，除部分注明宪宗二年(1252年)数、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及二十七年(1290年)抄籍数和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钱粮户外，多未系年。对照《元史》本纪，从至大三年(1310年)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的四十二年间有关户口的零星记录，均较《元史地理志》所记载的数字有明显的增长。
邱树森、王颋在《元代户口问题刍议》中，对有关元代人口问题的历史资料作了全面分析。这一研究引用了元代的统计数字，估计有20%的人口没有登记。他们估计从1290年括户后到1340年的几十年中，元代实际户口最高曾达到1990万户，近9000万人。因为元末的战乱，人口再次减少，到1368年元朝灭亡时，只有1300万户，6000余万人。
元惠宗至正年间(1341年-1370年)全国发生多次大规模的灾荒饥馑疾病和瘟疫，并最终促使红巾军起义爆发，期间造口大量死亡。明朝建立并逐步统一全国后，明太祖洪武年间的休养生息使得全国的农业在蒙元时期长期大规模战乱而遭受极大破坏的背景下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加上洪武年间大规模的移民填充淮河以北和四川的荒无人烟之地和垦荒使得期间人口稳定成长。到明太祖洪武廿六年(1393年)约有6054万人，其中民户6175.0万，军户325.0万。北五省(北平、山西，山东、河南、陕西〕人口有1755万，占全国27%。其中山东最多，有5,462,850人，以下依次为山西 (3,790,760人)、河南(2,825,300人)、陕西(2,646,450人)、北平(2,619,500人)。中五省(京师、浙江、江西、湖广、四川)人口总数为3380万，占全国52%。其中，京师(南直隶)有11,291,460人；人口密度最高的苏南太湖流域人口达6,320,300，平均每平方公里220人；其次为浙江，有9,959,270人；江西有7,260,000人，湖广有4,318,420人，四川最少，仅1,314,260人。南五省(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总人口有1040万，占全国的16%。
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10,652,870户，60,545,812人，[这个是除开华北大部分地区外的调查数据](今学者估计实际人口达到65,000,000人)。
明太宗永乐元年(1403年)11,415,829户，66,598,337人。这是所有明代史料记载的明代户口统计数据的峰值。
明太宗永乐七年(1409年)征服安南并收入版图，增户310余万；倘按每户五口计，当增1，550余万口。
关于明朝户口的峰值，学者们普遍认为在明朝中后期，但具体时间则分歧很大，人口具体数据也分歧很大。现代学者易中天认为，明末人口六千余万。现代学者赵文林、谢淑君认为公元1626年明朝人口峰值有大约近一亿。现代学者王育民认为，万历年间明朝人口峰值，实际人口在130,000,000人至150,000,000人之间。现代学者葛剑雄认为，1600年明朝实际人口大约197,000,000人，明朝人口峰值接近2亿。现代学者曹树基认为，1630年明朝人口峰值，实际人口大约192,510,000人，1644年实际人口大约有152,470,000人。现代学者，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观点，1600年明朝人口峰值实际人口有大约160,000,000人。
明末清初四十余年期间的频繁战争和频繁的瘟疫灾荒饥馑疾病使得再次遭受一次浩，康熙初年，全国社会已稳定，社会生产普遍恢复。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全国人口由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年)的五千余万增加到一亿多，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上升到一亿五千万。
清文宗咸丰元年(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和捻军及清穆宗同治元年(1862年)西北穆斯林祸乱造成期间全国的大量人口死亡.
《清续文献通考》记载：二十二年（1933年），全国人口达到了四亿七千三百五十四万（473540000）人，这就是民间俗称的“四万万人”。
有学者认为乾隆时期的人口迅速增长的原因之一是来自美洲的高产作物得到大规模推广种植。所谓康乾盛世，无非是番薯盛世。清仁宗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时全国有38310万人，其中华南人口比重为71.4%，华北28.6%。人口超过两千万的有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浙江、江西、湖北中国历史发展史时间、四川、广东；不足两千万的有直隶、湖南、福建、山西、陕西、甘肃；不到1000万的有云南、贵州。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有太湖平原、长江流域、大运河沿线。中国坐稳了几千年的世界第一人口要被人超过了。
中国从秦至今两千多年，经历过无数战争，每经历一次战乱，人口都会大减。我们现在说的是数据，但在当时，那些都是生命啊。我们惟愿国家安定，世界和平！
1953年中国人口普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普查标准日在1953年7月1日，普查结果显示截止1953年6月30日24时，中国全国总人口为6.0194亿人。除了满洲国举行的1940年满洲国国势调查以外，中国在此次普查之前从未有过官方的全国性现代人口普查。
1964年中国人口普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次人口普查，中国地区登记人口总数为6.9458亿人。
1982年中国人口普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三次人口普查，普查标准日在1982年7月1日，中国地区登记人口总数为10.0818亿人。
1990年7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四次人口普查，人口总数11.3368亿人。这个数据是以1990年7月1日零时（北京时间）为标准时间，对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上常住的人，采用直接调查登记方法取得的。
2000年11月1日是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零时，中国地区登记人口总数为12.9533亿人。
2011年4月28日是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中国历史朝代演进图，中国地区登记人口总数为13.6972亿人。
2020年11月1日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根据2021年5月11日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全国总人口共计14.4350亿人。
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中国幅员辽阔中国历史发展史时间，人口众多，这只是一个抽象而又笼统的概念。如果将中国的一些省份同世界各国作个比较，便会使人惊讶不已：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据媒体最近报道，预计2030年我国总人口将达到14.5亿人。那么中国历史发展史时间，中国人口是如何演变到今天的规模，其中的原因和影响又是什么呢？记者于采访了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路伟东，他是人口史专业的博士，对中国人口问题颇有研究。
路伟东：人口是一切社会活动的核心要素，在古代中国历史发展史时间，人口是最重要的财富，所以，无论是制度层面，还是具体操作层面，中国历代政府对人口问题都很关注。先秦时期就有诸如“上计”之类的人口调查制度，此后历朝历代虽多有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目的主要就是赋役。对我们人口史研究来说，《汉志》（《汉书地理志》）人口数与1953年一普（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数，是一前一后两个最重要基石。《汉志》人口数元始二年（公元2年）大约有6000万人口，这是一个非常惊人，也较为可靠的数字。当时是大一统的国家，制度运作非常有效，有能力进行全国人口调查。
汉代之后，整个社会变迁比较大中国历史朝代演进图，人口规模波动较大，但直到宋代，中国人口才突破1个亿。人口过亿这个过程是非常长的，通俗地讲，人口增长就跟存款一样，如果你只有1万元存在银行，增长是很慢的，但如果你有1个亿，效果就不一样了，关键在人口基数。虽然元始二年就有将近6000万人口，但是战争和灾荒的影响很大，人口在数千万间波动。
宋往后，中国人口也有较大波动。到了明代中期，人口突破了2亿，这在中国人口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清朝开国到太平天国之前，中国人口超过了4亿。不过，除了元始二年的人口数量较为可靠外，以后历代人口数据问题比较多，以葛剑雄为首的中国人口史学者，对中国历史人口的波动进行过较为系统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都体现在葛教授主编的多卷本《中国人口史》和《中国移民史》中。
到了晚清，太平天国对中国人口的打击非常大，现有研究表明，这场战争及其后的战乱灾疫造成的人口损失可能有1个多亿。以我关注的西北陕甘地区为例，这段时期损失了大约2000多万。之后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恢复过程。
但是，1953年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我们惊奇地发现，人口恢复速度远超过了当时人们一般的认识和想象，的时候，普遍认为是“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实际结果调查下来是超过5.8亿，加上及驻外人员及相关人口，全国人口已经达到6亿。
此外，在人口史研究中，还有一个人口数据也很重要，那就是宣统年间的人口调查数据。在古代社会，人口调查的主要目的在于收税和征发徭役。而这次人口调查，其制度目的不是收税，而是为选举服务的。这次人口调查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得到了较为严格的执行，比如甘肃，我找到了调查最原始的基层档案“地理调查表”，并进行相关研究。侯杨方教授对这次调查数据进行了修证，总人口约3.65亿。与1953年一普数据相比，宣统人口数据性别比较高，这表明，女性人口遗漏较多，1910年全国人口数估计可能已经接近4个亿。
除了调查数据之外，宣统年间人口调查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是有传承的。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的人口调查是怎么回事，也能结合具有现代意义的人口普查来看待它。
路伟东：在古代，人口增长的原因不外乎社会比较太平，而且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于是，人口就像滚雪球似的往上走。但是人口基数小的时候，增长就比较慢。而对人口造成最大伤害的，就是战争，但主要不是战争本身造成的杀戮，而是随之而来的灾荒和瘟疫。人在缺少粮食时，身体素质会下降。同时，战场上的尸体如果没有及时处理，就会带来瘟疫。比如晚清云南鼠疫，一直都有，但战时军队频繁地调动，鼠疫就扩散出去了。而且，灾民四处出逃，也会使得瘟疫扩散。这一问题曹树基、李玉尚两位教授有深入的研究。
有些研究会讲到气候的影响，但冰期、温暖期、湿润期等的影响是渐进式的、缓慢的，可能会影响粮食产量，间接对人口造成影响，但一般不会造成短时期内重大的人口波动，只有极端天气的个案才会对局部人口造成很大影响。比如隋炀帝西巡经过扁都口，那里夏天都会冻死人，这是很极端的例子。除此之外，水旱灾害，尤其是旱灾等极端异常天气事件，也会对人口造成重要影响。比如晚清丁戌奇荒，就持续数年，波及数省，造成严重人口损失。但这类事件与更长时间尺度的气侯变迁相关性如何，气侯如何影响人口，恐怕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除了社会稳定和持续时间长外，政府的一些措施也有作用，比如鼓励生育、重税不婚、禁止杀婴、安置等。西汉惠帝的时候，就规定女子十七岁以上、三十岁以下不嫁的，人头税加五倍加征。此后西晋、北齐、北周以及唐宋等朝，都有类似规定。但是历史地来看，这些作用不是太大，人口有自己的增长规律，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较长时段的太平盛世。从汉到两晋，都是缺人口的，政府都鼓励生育，但是人口就是增长不上去，因为社会动荡，战乱频生。所以，人口增加主要还是自然增长的结果，当然民间也会有一些自发的限制，比如溺婴等。
人口是一种生物力量，虽然我们认为某一时段内存在很严重的人为选择，但其实可能并不那么严重，它大体上还是平衡的。以前葛剑雄老师上课时常讲，凡是提倡的，都要辩证地来看。比如中国人习惯说“多子多福”、“长命百岁”、“安土重迁”等等，但人口史的研究表明，这些大都只是人们良好的愿望、追求的目标而已。正因为缺少或没有，才会极力主张或者提倡，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清前期的人口增长向来被认为是“人口爆炸”或者“人口奇迹”，其实这是一个错觉，因为统计口径不一样。清初统计“丁”并不是人口数。乾隆后，统计人口不分男女，导致了统计上人口数量激增。如果单纯从人口增长率来看，清初至清中期可能就6%7%，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平。但从绝对数量来说，这是很吓人的。明中期虽然超过了2亿，但明清之际人口损失较大，从清初到太平天国战争，中国人口大约增长了3个亿，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记者：太平天国运动造成了重大的人口损失，时期也战乱不断，为什么1953年人口普查时数据如此惊人？
路伟东：和古代社会不同，以来中国人口增长模式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前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两高一低”模式，人口增长主要靠的是社会稳定和持续时间长。近代以来，西方医学传入中国，比如种痘、抗生素等的运用，使得人口死亡率快速下降。现代医疗和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是二十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人口增长模式变成了“高低高”模式：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但是，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发达国家又变成了“三低”模式：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甚至还会出现负增长。比如现在日本是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简单来说，就是人的寿命变长，但年轻人也不愿意生孩子，这是很要命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平均预期寿命是73岁多，日本大概比我们高10岁。
路伟东：明中期以前，中国人口波动非常大，人口基数也不大。比如宋代，商品经济很发达，它可以支撑人口发展，环境压力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而明中期以后，人口累积到两亿，粮食和耕地的压力显现出来。但幸运的是，美洲的高产作物传入了中国，比如苞米、地瓜、土豆等。
明清时期，人口迁徙有一个趋势，就是往山区、边疆、海外跑。这个影响很大，海外主要是东南亚地区，也有其他地区。边疆的话，比如东北、内蒙古、西北等。我曾经写过敦煌移民，明末清初时该地区是废弃的，后来开始往河西走廊移民、种粮食。
除了迁移，人口与环境的关系也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来解决，主要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关。上文我提到敦煌移民，雍正时期迁入了1万人左右，人与环境还是很和谐的。解放后，虽然敦煌没什么工业生产，但是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是很浪费资源的，比如用水大量增加，这与后来的环境问题有关。
还有些研究热衷于讨论土地承载力问题，但我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农作物的产出是会变的，土地承载力是弹性的。比如以前小麦亩产量就四五百斤，现在很轻松可以达到亩产千斤了。而且，只有在一个封闭的农业社会才适合讨论土地承载力，但现代社会是越来越流通和开放的。
而社会影响方面，两千年前的汉代就有6000万人口，中国历代政府在管理人口方面有非常好的历史传承和时间序列。你难以想象政府管理人口的制度是非常完善的，大多时侯也是比较有效的。我们很早就有人口调查，比如战国、秦汉的上计制度、唐代的记帐、金代的猛安谋克、明代的户帖黄册等等。
拿清代来说，人口主要集中在内地，也就是胡焕庸线以东以南地区，基层方面有保甲负责统计人口，而对不同的边疆地区，比如蒙古、新疆、甚至内地回民等，都有不同的管理方式。以西北回民为例，清代乾隆以后，有不同于汉族的法律和户籍制度来管理，咸同以前，西北回民的规模达到了800多万，而全国回民人口则超过1000万。
胡焕庸线（Hu Line，或Heihe-Tengchong Line，或Aihui-Tengchong Line），即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1901-1998）在1935年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最初称“瑷珲腾冲一线”，后因地名变迁，先后改称“爱辉腾冲一线”、“黑河腾冲一线”。
除了制度层面，我们现在也很关心实际操作层面，究竟是哪些人在进行人口管理？从乡村经验来看，就是有头有脸的地方士绅，充当了官府和民间的桥梁，他们既代表了一定的国家权力，但又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政府呢，也得倚靠他们。地理调查表调查人员一类，就详细罗列了调查者的姓名。这个管理体系是有效的，可以维持社会运作。其实，古代政府管理统计人口，真正关心的不是这个地方有多少人口，而是可以收多少赋税。
所以，人口问题，既不能夸大它，也不能缩小它。有些研究倾向于说，人口多了，人地矛盾增加，因此会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但是社会不是线性的，是多面的、复杂的，不能归结到单一原因上中国历史发展史时间。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的北人南迁，经济重心的南移和人口南迁就有较大关系，由此也可以看到，人口是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原动力。
路伟东：这个问题，在古代和近代不太一样。宋代的时候，商品经济发达，不是城市吸引了人口，而是经济发展吸引了人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经济水平已经可以养活更多的非农人口。但是到了当代，城市的尤其是特大城市的首位度较显著，形成了“虹吸效应”，往往出现了“大树底下不长草”的局面。这个问题涉及很多方面，不仅仅是人口史的研究，暂时不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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