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图片简单大全大学中国古代史世界中古史时间轴
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取得很大进展。不过，正如顾銮斋所说，目前世界史学科建设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一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力度还不够强劲；二是从体系的完整性上看，建构现状还不够理想；三是世界史一级学科建立后，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四是新领域或新方向的形成还难以避免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他认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史体系世界中古史时间轴，首先要突破、颠覆欧洲中心论，但对它的体系构成应注意剥离分类大学中国古代史，客观评价那些有价值的部分，汲取可资利用的学术资源。其次，应注意解决世界史体系本身存在的问题。（《关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史学术体系的思考》，《贵州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我国的本科世界史专业或方向教育，大多是在2011年历史学学科调整、世界史升级为一级学科后而普遍建立的。陈天社认为，总体而言，国内世界史专业建设面临严峻挑战与发展瓶颈：一、专业定位模糊；二、师资力量不足；三、课程、教材、专业实践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突出特色、注重课程建设与教材建设、注重专业基础、加强外语能力培养、着重科研能力培养、强化专业实践，应是世界史专业建设的基本思路。（《论世界史专业建设的基本理念与路径》，《教学研究》2020年第4期）杨永锋认为，目前在我国西部高校，世界史学科的受重视程度与社会现实需要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课程教学也有诸多问题。因此，不断引进世界史研究领域中最新成果、探索世界史课程教学的方式、提高教学水平和培养质量，是从事世界史教学者应尽之责，也是适应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必然之举。（《我国西部高校世界史课程教学现状与改革思考》，《高教学刊》2020年第3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历史图片简单大全，构建中国世界史研究学术体系的使命愈显重要。于沛提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学术体系，就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通过原创性和批判性的研究实践，逐渐形成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关注人类的世界史理论框架。其核心理论是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提出的“整体世界历史观”（整体史观），理论渊源则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整体史观”的提出，对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具有里程碑的开拓意义。（《整体史观：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的核心理论》，《史学集刊》2020年第1期）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蕴含在世界史的研究、论著编撰和教学之中，实质是中国学者如何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界定人类历史的性质、如何阐明对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基本观点和判断，体现的是中国学者将世界历史理论化的途径，目的则在于实现自身的学术话语权。董欣洁认为，中国学者有必要梳理世界史话语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进一步提炼世界史研究的核心概念、表述框架和阐述方式，彰显中国世界史研究和编撰的当代理论视角。（《论新时代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史学集刊》2020年第2期）世界史升级为一级学科后，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国际交流、促进中国对世界的了解认识等方面取得长足发展。陈恒认为，新时代提出了新需求，新发展提供了新可能，以更加开放、包容、自信的心态构建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已成为刻不容缓的课题。（《学术全球化时代如何推进中国世界史研究》，《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6期）
世界史学科回顾和总结方面发表多篇文章，取得一些新的认识。何平认为，20世纪50—70年代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奠基时期，史学界以人类史的宏大视野，对世界史进行初步编排，建构了基本体系。80年代为第二个时期，世界史学者对此前的历史意识进行了反省，相关研究受到现代化理论和跨文化研究理论的影响。90年代为第三个时期，世界史学界逐步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更为客观地分析人类历史进程。第四个时期大致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16年，从全球史角度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成为新的史学。2016年以来，世界史研究进入第五个时期，正在酝酿新的研究路径和方法，面临的新问题主要有：全球化、科技和国家之间的技术竞争、中美竞争对世界历史的影响。（《70年的中国世界史研究回顾——研究范式及其转移》，《聊城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晏绍祥将新中国的世界上古史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奠定基础时期（1949—1966）、恢复和发展时期（1976—2000）、繁荣时期（2001年以来）。在总结成绩的同时，他提出世界古代史研究存在不如人意之处。首先大学中国古代史，与西方丰富的藏书和文献相比大学中国古代史，国内的研究资料仍严重不足。其次，研究队伍很小、整体质量参差不齐，在方和话语体系方面，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学步者。最后，发展不平衡。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研究条件的改善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加强，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将会更加繁荣，在国际学术界发出越来越强的声音。（《70年来中国的世界上古史研究》，《古代文明》2020年第4期）
冷战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东西方冷战而出现的新研究领域。白建才、梁志认为，我国冷战史研究经历了萌芽起步阶段（1950—1989）、快速发展阶段（1990—1999）和持续繁荣阶段（2000年以来）世界中古史时间轴，不少研究成果填补了空白，但也存在诸多不足。例如，主要利用美国文献，以美国的冷战政策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主要关注高层议题；史料来源大都集中于各国政府档案；普遍采用传统叙事史学路径。因此，需要拓展研究领域、探索新的研究方法、挖掘珍稀档案资料、培养更多专业人才。（《中国冷战史研究70年及其思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梁志还提出，近年来，冷战史研究的档案文献来源日趋多元化，中小国家的官方史料被进一步纳入搜集和使用范围。（《近二十年来的中国冷战史研究》，《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16辑）
中国与非洲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但有组织的相关研究则肇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李安山认为，中国的非洲研究大致可分为“支持非洲”（1950—1965）、“了解非洲”（1966—1976）、“研究非洲”（1977年至今）三个阶段。目前，非洲研究在我国还相对薄弱，中非关系研究的倾向性太强且缺乏深度。他提出，中国非洲研究应处理好以下关系：学术探讨与社会实践、知识普及与深入研究、实地调研与理论概括、微观剖析与宏观把握、非洲国别地区与全球研究等。（《中国的非洲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国非洲学刊》2020年第1期）张宏明提出，历经几代学人辛勤耕耘，中国的非洲研究在诸多方面均有长足进步，并继续保持勃勃向上的发展势头。但现状亦非尽如人意，面临比较严峻的困难和挑战，主要表现为研究力量严重不足、学科分布与发展失衡、基础理论研究滞后，中国非洲研究的前途在于基础理论的深耕。（《中国的非洲研究70年述评》，《中国非洲学刊》2020年第1期）
一些学者还对部分国别史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总结。张建华认为，中国的史学科伴随民族国运和世界形势的变化而生，自诞生之日起即肩负着学人情怀、民族重任和学术职责三重使命。新中国成立后，史研究获得巨大发展。目前的问题是人才梯队建设后劲不足，亟待强化培养力度和调整人才培养模式。（《中国史研究百年检视与思考》，《史学月刊》2020年第1期）1949年以来，日本史研究进入新时期。宋成有认为，新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既有创业的艰辛，也有突如其来的挫折，更有全方位的巨大收获。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在波折中不断取得进展，有足够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以展望未来，持续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新中国日本史研究70年综述》，《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16辑）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从无到有、从草创到繁盛、从成果寥寥到硕果累累，目前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已成为世界史学科内最活跃的分支领域之一。王立新认为，美国史研究取得的成绩表现为：领域扩大、选题缩小、材料增多、方法多样、成果丰硕、影响巨大。同时，也存在若干问题与不足。第一，研究人员的数量偏少；第二，大部分研究成果在视角和方法上仍然较为陈旧，低水平的重复性成果不在少数；第三，缺乏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成果，与美国学者的研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七十年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美国研究》2020年第4期）
为全面深入理解和阐释习总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断，《世界历史》2020年第6期刊发笔谈“世界史视域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500年来世界历史的宏观变迁、世纪尺度中的大变局、百年变局中的历史转换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问题进行多角度阐释。
徐蓝提出，变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常态，存在着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大变化、大变局的发生则有赖于引起全局变化的大事发生。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的发展和中国的发展都出现了新变化。人类社会走向何方，将取决于各国在多边与单边、开放与封闭、合作与对抗等重大问题上能否做出正确抉择。正是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解决方案。这一理念的提出以及中国的身体力行，也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有之义。（《500年世界历史变迁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历史》2020年第6期）
俞金尧认为，一、关于大变局的思想是党和政府多年来从世界形势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得到的一贯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这个认识的最终凝练，现在已经是党和国家对于世界局势发展变化的战略判断，也成为被广泛接受的社会共识。二、“全球治理”的格局和体系是其中的主要关怀，核心则是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它们成为改变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三、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大变局是我们自身经历的一部分，我们也处在变局之中。四、大变局对于中国的未来极为重要，这一判断的提出就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判断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六、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流行以后，大变局有可能加速。（《在“世纪尺度”下看当今世界之变局》，《世界历史》2020年第6期）
在人类历史进程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一个“后西方世界”的轮廓正在显现出来。刘德斌提出，第一，非西方特别是非西方大国的崛起，改变了近代以来西方与非西方的力量对比，其中尤以中国的崛起影响巨大，非西方的崛起正呈现为非西方国家的整体性崛起。第二，非西方国家之间形成了新的经济协作关系。第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欧洲、亚洲和非洲在经济上更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改变了近代以来欧亚地缘的基础，也削弱了美国对欧亚的支配和平衡能力。第四，冷战期间构建起来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正在走向解体。第五，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终结。只要我们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审时度势，就能够保持中国崛起的进程不被打断，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百年变局中的历史转换与战略机遇》，《世界历史》2020年第6期）
王立新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使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金融危机与代价高昂的反恐战争削弱了美国的实力，降低了美国维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意愿和能力。特朗普上台后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政策和退出国际组织的行为，不仅未能巩固这一秩序，反而对其构成了巨大破坏。新兴国家的崛起对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也构成了不可忽视的挑战。战后延续多年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国际关系存在“失序”的危险。（《资本主义经济周期与世界的百年轮回》，《世界历史》2020年第6期）
20世纪90年代，以全球史观为主旨的全球通史编纂进入繁盛时期世界中古史时间轴。全球史力图跨越民族国家的藩篱，强调跨文化互动，探寻全球在时空上的关联。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史研究在中国得到较快发展，一些学者致力于从“全球史”“国际史”和“跨国史”角度，拓宽研究视野，努力深化世界史研究。同时，全球史研究也逐渐显露出研究局限。2020年，国内世界史学者对此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
有学者梳理了全球史研究的来龙去脉。杨华、陈祖根认为，全球化的加深推动了全球史研究，而主张“去中心化”的后现代史学也促进了全球史的勃兴，全球史的研究和讨论成为学界热点。总体来看，国内全球史研究呈现“论多著少”的情况。尽管国内学界对西方的全球史理论进行了充分探讨，但是在具体史学实践上仍有不足。虽然出现了一些有质量的全球史实践的著作，但相对于理论探讨的文章而言，全球史实践的文章数量仍很不够，质量也有待提高。（《跨越、关联、互动——全球史在国内的传播及影响》，《清华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如何处理全球史与民族国家史的关系，是学者一直关注的问题。张旭鹏认为，全球史旨在超越民族国家叙事，但对某些非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有着悠久史学传统的国家来说，民族叙事依然有其价值。具体到中国语境，民族国家依然是历史编纂得以展开的重要框架。全球史的目标不是超越或消解民族国家，而是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重塑对民族国家的理解。全球史与民族叙事的这种辩证关系，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史提供了可能。（《全球史与民族叙事：中国特色的全球史何以可能》，《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
与民族国家史不同，全球史更多地关注那些超越国家界限并具有大范围意义的历史现象。刘文明认为，在全球史研究中，跨文化互动和全球性公共空间是两个重要概念。在跨文化互动中，相互认知是互动的重要基础，而由相互认知形成的“他者叙事”，自然成了全球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史料。当“他者”在公共空间中处于强势地位时，“他者叙事”就会成为一种权力话语，进而对当事者的行为产生支配性影响。因此，当西方在近现代全球史研究中运用这种“他者叙事”时，全球史学者应该警惕其中的话语霸权。（《全球史研究中的“他者叙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美国新劳工史，一改旧劳工史只关注工会和等制度性问题的取向，将注意力转向广大工人本身的历史和文化，标志着美国劳工史学的第一次重大转折。不过，新旧劳工史仅关注美国国内工人的经历。近年来，跨国劳工史则把研究对象扩大到美帝国工人阶级，主张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在美利坚帝国范围内考察劳工史。王心扬认为，跨国劳工史开阔了美国劳工史的研究视野，堪称美国劳工史学的第二次重大转折。同时，它也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最主要的是忽视了美帝国本土工人和20 世纪后期帝国工人的经历。今后，帝国劳工史与传统劳工史将并存于美国史坛，共同构筑一部完整的美帝国劳工史。（《跨国劳工史在美国的兴起、创新与问题》，《世界历史》2020年第4期）
历史研究者在相关著作或教材的编纂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采用某种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徐善伟认为，全球通史编纂理论有两个核心观念：一是跨越民族与区域界限而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二是“跨文化互动”。这不仅为破除“西方中心论”或其他形式的“中心论”提供了理论支撑，而且为全球通史编纂提供了新的方。但是，西方学者过分强调“跨文化互动”的做法也存有缺陷，突出问题就是对各文明“内在传承”的轻视，忽视了人类文明演进的内部因素。总体而言，西方学者在全球通史编纂中，未能很好地处理“内在传承和创新”与“跨文化互动”的关系，导致了两者之间的失衡。（《当代西方全球通史编纂的成就与困境》，《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5期）孙琇认为，“跨国转向”并未真正突破民族国家史的既有写作框架，它更多是针对美国史家的某种封闭心态而做出的回应，需从美国史学史的脉络中去把握其出现的原因。跨国史陷入了一种两难，它试图突破民族国家史的分析单位，但在实际的操作层面上和具体的历史写作上，又往往不自觉地陷入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理论预设，跨国史并没有提出一种能够替代民族国家史写作的全新分析单位世界中古史时间轴。所谓跨国史的写作，只是试图不断改变观察民族国家的老旧视角，对其做出更具解释力的种种尝试。（《从美国史学史看美国史研究的“跨国转向”》，《全球史评论》第18辑）
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既有密切联系，又有差别。刘德斌提出，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不仅关注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而且致力于把当代国际关系的来源阐释清楚，对于摆脱国际关系研究中“欧洲中心主义”的束缚具有重要意义。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或者说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可以在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四川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20世纪后半期，国际关系研究的总趋势是越来越抛弃传统的历史方法，转而追求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化”。然而，冷战结束前后，一些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对国际局势的走向进行了诸多错误预测。王立新认为，这反映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局限：即采取化约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复杂的国际现实进行高度简化和抽象，过于追求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而忽视了人文性，过度强调国际关系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国际关系理论家的预测为什么失败？——兼论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差异与互补》，《史学集刊》2020年第1期）
《史学集刊》2020年第4期和第5期刊登了两组“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概念与体系笔谈”，刘德斌、张小明、孟钟捷、杨军、马卫东、黄民兴、石斌、周桂银、任东波探讨了重要概念与学术体系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提供行之有效的思路，避免对非西方和西方重要概念的误解甚至以讹传讹的现象。
近代以来，情感被视为理性的对立物而受到史学家冷落，他们主要考察的是理性的思考和行为，而把感性和情感方面的因素排斥在历史写作之外。20世纪下半叶，在心态史、心理史等史流和多学科交叉的共同推动下，史学家开始将包括情感在内的心理因素作为观察、分析和阐释历史的维度。80年代以来，情感史在西方史学界异军突起，拓展了历史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赵涵对情感史的起源、发展和理论建构进行了回顾与评述，认为情感史勃兴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将史学研究的对象从、经济、社会大学中国古代史、宗教等领域拓展到人的内心层面，使情感、情绪、心境和感觉等因素成为观察和探究历史的重要维度。不同于经济史等传统门类，情感史可以被有效地整合到其他史学领域，这一优势是性别、身体、环境和空间等新兴史学分支所无法比拟的。（《当代西方情感史学的由来与理论建构》，《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3期）
近年来，一些历史学家试图将情感史运用于近代早期欧洲巫术史研究之中，力图发现巫术和巫术审判中的情感因素，揭示巫术和巫术审判中情感产生效力的机制以及理解作为巫术史研究对象的情感表象等。陆启宏认为，情感史路径为近代早期巫术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模式，极大地拓展了巫术史研究，有助于解释近代早期猎巫的根源和特性。在解释体系中加入了情感的维度后，更有助于理解近代早期欧洲的巫术及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情感史与近代早期欧洲巫术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3期）
总之，2020年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有所深入，学术创新意识增强的特点突出，研究领域得到进一步拓展。除上所述外，在区域史、国别史、经济史、史、思想史、外交史、军事史、国际关系史、环境史、社会史、文化史世界中古史时间轴、观念史等领域大学中国古代史，学者们辛勤耕耘，均有佳作问世。限于篇幅，难以枚举。特别是《全球史评论》《世界历史评论》《世界历史文摘》三种刊物，发挥了生力军作用，刊发或转载了诸多好文章。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与中国史和考古学相比，世界史研究仍然存在差距，不平衡性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关注少数大国而忽视众多中小国家的研究现象依旧存在，个别研究领域甚至出现长期停滞乃至退步的现象。我们期待世界史学科能够从全球史的视野出发，加强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关系的研究，以学术的力量助力新时代的国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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