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图片大全中国野史电子版中国古代历史书中国朝代顺序表口诀
家图书馆藏《资治通鉴》书影。司马光修此书时，有几位重要助手，其中范祖禹以唐史见长，范祖禹一家是北宋以修史而闻名的家族。
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苏母祠中的苏母像。苏洵之妻程夫人出生于青神，此地以第一代蜀王蚕丛着青衣教民养蚕而得名，程夫人曾在眉山城内的纱縠行经营纺织业致富，使苏洵得以安心求学，无后顾之忧。青神县纪委监委供图
明代四川唯一一位状元杨慎像，杨慎一家以“四重家风”传世，在明代取得了显耀的科举成绩。 资料图片
天府之国，山川壮丽，人文深厚。四川古代历史上诞生了许多文化名人、文化世家，他们或以经学立身，或以文学名世，或以史学传家，探寻他们的故事，我们能看到家学、家风、家训的深远影响。
追溯四川文脉的起源，西汉的文翁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文翁并非四川本地人，他来自庐江郡舒县（今安徽舒城），在汉景帝末年来到四川担任蜀郡太守。这位“少好学、通《春秋》”的官员，“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意图改变这种社会风气，遂大办学校，推广教化。
文翁的措施有二：一是从郡县小吏中选出十来位有资质者送去都城长安学习，他们或学律令，或从博士学习经学，这些人学成归来后，文翁都予以重用；二是在成都南门“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创办石室精舍，就学者可以免除徭役，学习成绩优秀者可补为郡县吏。文翁巡行治下各县，总是让通晓经书大义、品行端正严谨的学生与他一同前往，让他们传播教化。
石室精舍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意义非凡，它是中国古代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汉书》说汉武帝时“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文翁创办的石室精舍，历经两千多年世事沧桑，弦歌不辍，今天以石室中学的身份，保存了四川人对文翁的记忆。尤其令人感喟的是，从石室精舍到石室中学，办学地址保持不变。
文翁创办石室精舍后，“数年，争欲为学官”，“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崇文之风深入人心。《汉书》设《循吏传》，专为遵循法度、清廉爱民的官员立传，开篇的循吏即是文翁，他代表了汉文帝、汉景帝时代的循吏，其特点是“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
“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在四川古代历史上，文翁化蜀是与李冰治水同等重要的大事，李冰治水在物质上造就了天府之国，而文翁化蜀则在文化上奠定了文献之邦的基础。探索四川文脉，我们会发现如文翁这样的外地来川人士，占有相当分量。巴蜀大地以广阔的胸怀接纳这些或进取或失意的人士，而他们也为这片土地带来文化上的滋养。
这种滋养是多方面的，其中对家风的重视令人瞩目。三国时代的诸葛亮，以“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教子，倡导树立高远的志向，刻苦学习、提高才能、报效国家；唐代大诗人杜甫在成都草堂居住近四年，在这里他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中国野史电子版，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呐喊，这位“诗是吾家事”的诗人以诗教子，他期待后代“熟读文选理，休觅彩衣轻”；晚清官员丁宝桢乃是贵州人，在川为官十年，政绩卓著，深得民心，他喜欢以家书的形式向后人传承家风，他要求子孙“事事悉存忠厚之心，不敢侮人，不敢慢人。遇有善事，量力乐做中国野史电子版。不可妄取民间一钱，如公余之内稍有赢余，即以之救济穷苦贫民”。
先贤的这些教诲不是凭空而来，而是长期生活经验所得。说给家人听的话发自肺腑，带着满满的暖意和殷殷的期待，期待家学家风得到传承。
若论四川本地诞生的文化名贤，很多读者首先想到的就是苏轼一家。三苏的光芒确实耀眼，但也无法遮住宋代四川的群星灿烂。近代一位四川学者说：“《宋史》列传八百余人中国朝代顺序表口诀，而蜀中一隅之地，多至百数十者，其他见于故书雅记者犹数倍于兹。终两宋之世，吾蜀人才臻于极盛，殆自来所未有。”
宋代四川人才与学术之盛有多方面原因，唐代中期以来，四川的局势较为安定，五代十国时期，北方兵戈扰攘，统治蜀地的后蜀政权能够保境安民，经济持续发展世界历史图片大全，文化教育事业亦未中断，大量移民的迁入，给四川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四川的刻书业在后蜀时期十分发达，并延续到了两宋，产生了“蜀本”。蜀本的代表作品之一是在眉山雕印的《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被称为“眉山七史”。
眉山正是三苏的故乡，在叩响三苏的家门前，我们不妨先转去拜访另一个文化世家，倘若说三苏以文学见长，那么这个来自成都的文化世家则以史学见长，留下了“三范修史”的佳话。
“三范”中最著名的一位是范祖禹。范祖禹年幼丧父，是叔祖父范镇抚育他长大的。范镇不仅是一位敢于直谏的官员，也是一位史学家，曾参与编修《仁宗实录》和《新唐书》。范镇对这位心思敏感、刻苦念书的侄孙评价很高，认定他是“天下士也”。
循着科举之路，范祖禹在嘉祐八年（1063）登第，这一年他23岁，此后曾有一段在地方为官的生涯，但已经很难考索。范祖禹家与司马光家是通家之好，司马光在洛阳主持编修《资治通鉴》时，范祖禹是一位重要助手，史载他“在洛十五年，不事进取”，直到书成后，经司马光推荐，任秘书省正字。
《资治通鉴》是一部体量很大的历史著作，在编修过程中，司马光不只有范祖禹一位助手，各助手专攻不同断代，范祖禹专攻唐朝。范祖禹独立撰写的历史著作中，对后世影响最大者应为《唐鉴》，元祐元年（1086），范祖禹将此书进献给宋哲宗。与《资治通鉴》的写作目的一样，《唐鉴》亦希望以一朝历史之成败为镜鉴，启示今人该如何治理好国家。
范祖禹曾任经筵讲官，“每当讲前夕，必正衣冠”，“先按讲其说，开列古义，参之时事，言简而当，无一长语，义理明白，粲然成文”，苏轼称赞他为“讲官第一”。有一回，苏轼欲与范祖禹就某事上奏朝廷，看到范祖禹的奏章后，苏轼说“公之文，经世之文也”，决定把自己写好的奏章收起中国朝代顺序表口诀，在范祖禹的奏章上附名同奏。
范祖禹还参与了《神宗实录》的编修，他深得家学之真传，又将其传到了其子范冲手上。“三范”均参与到了实录的编修中，范冲受命参与重修《神宗实录》《哲宗实录》。他以“好义乐善”著称于世，在靖康之难中，他不仅带着本家人还带着司马光的家属迁至江南。当他得知汪藻修日历（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等都是古代历史典籍体裁，日历逐日记事，是实录的材料来源之一）之事遇到困难而不得不中止时，他担心史料就此散失，向朝廷上奏，希望给予汪藻修史提供一些支持。
汪藻最后能修成日历，自有范冲的一份功劳。范冲愿意为此事奔走，并不只是出于“好义乐善”或历史学家之间的惺惺相惜，也出于对历史的敬畏、对文脉传承的坚守。
从成都乘坐高铁，不到半个小时即可到三苏故里眉山。老城区中，三苏祠每年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拜访，这里原是三苏的宅第，元代改宅为祠。三苏祠旁的一条步行街，街口的红色牌坊指出这里是“古纱縠行”，是古代眉山一个以经营丝绸为主的市场。苏轼曾提到过这个市场，是在一篇回忆母亲的文章中提到的。
三苏的背后，有一位伟大而不为人知的女性，我们不知她的真实名字，姑且称之为程夫人。司马光曾应苏轼兄弟之请，为程夫人撰写了墓志铭，他对程夫人的评价是“勉夫教子，底于光大”。三苏的成功离不开程夫人默默无闻的付出，探寻三苏的家风更离不开这位外可经商致富、内可诗书教子的贤妻良母。
程夫人出身于眉山一个官宦之家，父亲程文应曾为大理寺丞，她十八岁嫁给苏洵，当时苏家已至极贫的地步。有人好心建议“孝恭勤俭”的程夫人，何不开口向娘家要一些生活费用，疼爱女儿的爹娘没有拒绝的道理。程夫人没有开口，她此时担心的是别人或许因此误解苏家，以为是丈夫要求她向娘家借钱。
苏洵迟至27岁才发奋学习，是大器晚成的典型。苏洵知道妻子对于自己“游荡不学”是有些不满的，但她什么话都没说。有一日，当苏洵开诚布公地将自己求学的打算与顾虑说给程夫人听时，程夫人告诉他只管用心求学，将养家的事交给她——“子苟有志，以生累我可也”。她将家中所有不必要的服饰器玩卖掉，启动了一项经营事业，在纱縠行经营纺织业，程夫人经营有方，“不数年遂为富家”，苏洵没有了后顾之忧，得以专心学习，终成一代大家。成为富家，却让程夫人有了新的忧虑，她认为多财会让子孙骄纵，遂大力周济亲戚与同乡。
程夫人具有相当程度的文化修养，其墓志铭称“夫人喜读书，皆识其大义”。她能够在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中，寻到适合教子的材料。苏轼兄弟幼时，程夫人常亲自教导他们读书，告诫他们读书不可像世俗一样，只是为了让别人知道自己是读书人而已，如此读书只是贪慕名利而不求实。她“每称引古人名节以厉之”，是故当苏轼读到东汉义士范滂遭到而与母亲泣别的一段时，问“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程夫人以“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作答激励。
苏轼有几篇文字追忆母亲对自己的教诲，其中一篇说的是儿时所居书堂前，“有竹柏、杂花，丛生满庭，众鸟巢其上”，程夫人告诫众人不得残害鸟雀。数年间这里成为了花与鸟的世界，尤为珍奇的是有着漂亮羽毛的桐花凤，它们竟不害怕人，别人都以为此事甚奇，但苏轼从中悟出了大道理：“人害甚于蛇鼠”，所以鸟儿不敢靠近，“苛政猛于虎”，故而会让百姓害怕，而要让百姓亲近，就须施仁义。苏轼一生仕途坎坷，但所至皆有善政，乃是心中常怀仁义二字。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名句。苏轼逝世之后四百余年，成都新都的一位诗人将其化用在自己的词作《临江仙》中——“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相较于这首词的流行程度，它的作者杨慎或许没有那么知名。杨慎是明代四川历史上唯一一位状元，正德六年（1511），24岁的杨慎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在此之前，杨慎的父亲杨廷和、祖父杨春、叔父杨廷仪先后考中进士，杨廷和官至内阁首辅；在此之后，杨慎的二弟杨惇中国朝代顺序表口诀、堂弟杨恂、儿子杨有仁在五年内陆续考中进士，杨慎家族创造了“一门七进士，科第甲全川”的美谈。
在杨慎家族中，流传着“四重家训”，由杨慎曾祖母、杨春母亲熊氏归纳，“四重家训”即“家人重执业、家产重量出、家礼重教伦、家法重教育”，简洁明了，前两条说的是持家的物质方面，后两条说的是持家的文化方面。杨春等杨氏后人对此家训做了一些简要解释，“家礼重教伦”一条提及要遵循朱熹制定的家礼，“家法重教育”一条提及要学习五代窦燕山的教子法，窦燕山教子有方，五子俱登科。
不知杨春是否预料到，杨氏在一百年的时间中先后七人登第，他的孙子杨慎更是成为状元。杨慎由状元开始自己的仕途，起点之高，他人难望项背，而杨慎仕途之曲折，亦让他人唏嘘不已。因为卷入到“大礼议”事件中，杨慎两受廷杖，被贬充军云南，这一贬就是三十多年，直至他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死于昆明。
杨慎一生有一半的时间是在云南度过的。恰如苏轼被贬海南中国野史电子版，“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彩云之南对于杨慎而言是另一个故乡，“远梦似曾经此地，游子恍疑归故乡”。他在云南进行了广泛的游历，与云南当地文士相互酬唱，留下了许多对云南山川风物的吟咏，留下了《云南山川志》《滇载记》等著作。杨慎滋润了云南文脉，至今在昆明等地还有纪念他的祠堂。
杨慎的故乡成都当然也没有忘记他，杨慎家族的祠堂还保留在新都，在以杨慎的号升庵命名的公园内，天府家风馆拔地而起，它将从古至今与四川有关人物的家风、家训、家教以灵活生动的形式呈现给广大观众，当我们赞叹四川人物之优秀时，莫忘前贤如何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中国朝代顺序表口诀，莫忘前贤如何修身齐家、崇勤尚廉。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资治通鉴》书影。司马光修此书时，有几位重要助手，其中范祖禹以唐史见长，范祖禹一家是北宋以修史而闻名的家族。图片来源：《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知识库
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苏母祠中的苏母像。苏洵之妻程夫人出生于青神，此地以第一代蜀王蚕丛着青衣教民养蚕而得名，程夫人曾在眉山城内的纱縠行经营纺织业致富，使苏洵得以安心求学中国古代历史书，无后顾之忧中国古代历史书。青神县纪委监委供图
明代四川唯一一位状元杨慎像，杨慎一家以“四重家风”传世，在明代取得了显耀的科举成绩。 资料图片
天府之国，山川壮丽，人文深厚。四川古代历史上诞生了许多文化名人、文化世家，他们或以经学立身，或以文学名世，或以史学传家，探寻他们的故事，我们能看到家学、家风、家训的深远影响。
追溯四川文脉的起源，西汉的文翁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文翁并非四川本地人，他来自庐江郡舒县（今安徽舒城），在汉景帝末年来到四川担任蜀郡太守。这位“少好学、通《春秋》”的官员，“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意图改变这种社会风气，遂大办学校，推广教化。
文翁的措施有二：一是从郡县小吏中选出十来位有资质者送去都城长安学习，他们或学律令，或从博士学习经学，这些人学成归来后，文翁都予以重用；二是在成都南门“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创办石室精舍，就学者可以免除徭役，学习成绩优秀者可补为郡县吏。文翁巡行治下各县，总是让通晓经书大义、品行端正严谨的学生与他一同前往，让他们传播教化。
石室精舍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意义非凡，它是中国古代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汉书》说汉武帝时“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文翁创办的石室精舍，历经两千多年世事沧桑，弦歌不辍，今天以石室中学的身份中国野史电子版，保存了四川人对文翁的记忆。尤其令人感喟的是，从石室精舍到石室中学，办学地址保持不变。
文翁创办石室精舍后，“数年，争欲为学官”，“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中国古代历史书，崇文之风深入人心。《汉书》设《循吏传》，专为遵循法度、清廉爱民的官员立传，开篇的循吏即是文翁，他代表了汉文帝、汉景帝时代的循吏，其特点是“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
“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在四川古代历史上，文翁化蜀是与李冰治水同等重要的大事，李冰治水在物质上造就了天府之国，而文翁化蜀则在文化上奠定了文献之邦的基础。探索四川文脉，我们会发现如文翁这样的外地来川人士，占有相当分量。巴蜀大地以广阔的胸怀接纳这些或进取或失意的人士，而他们也为这片土地带来文化上的滋养。
这种滋养是多方面的，其中对家风的重视令人瞩目。三国时代的诸葛亮，以“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教子，倡导树立高远的志向，刻苦学习、提高才能、报效国家；唐代大诗人杜甫在成都草堂居住近四年，在这里他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呐喊，这位“诗是吾家事”的诗人以诗教子，他期待后代“熟读文选理，休觅彩衣轻”；晚清官员丁宝桢乃是贵州人中国古代历史书，在川为官十年，政绩卓著，深得民心，他喜欢以家书的形式向后人传承家风，他要求子孙“事事悉存忠厚之心，不敢侮人，不敢慢人。遇有善事，量力乐做。不可妄取民间一钱，如公余之内稍有赢余，即以之救济穷苦贫民”。
先贤的这些教诲不是凭空而来，而是长期生活经验所得。说给家人听的话发自肺腑，带着满满的暖意和殷殷的期待，期待家学家风得到传承。
若论四川本地诞生的文化名贤，很多读者首先想到的就是苏轼一家。三苏的光芒确实耀眼，但也无法遮住宋代四川的群星灿烂。近代一位四川学者说：“《宋史》列传八百余人，而蜀中一隅之地，多至百数十者，其他见于故书雅记者犹数倍于兹。终两宋之世，吾蜀人才臻于极盛，殆自来所未有。”
宋代四川人才与学术之盛有多方面原因，唐代中期以来，四川的局势较为安定，五代十国时期，北方兵戈扰攘，统治蜀地的后蜀政权能够保境安民，经济持续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亦未中断，大量移民的迁入，给四川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四川的刻书业在后蜀时期十分发达，并延续到了两宋，产生了“蜀本”。蜀本的代表作品之一是在眉山雕印的《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被称为“眉山七史”。
眉山正是三苏的故乡，在叩响三苏的家门前，我们不妨先转去拜访另一个文化世家，倘若说三苏以文学见长，那么这个来自成都的文化世家则以史学见长，留下了“三范修史”的佳话。
“三范”中最著名的一位是范祖禹。范祖禹年幼丧父，是叔祖父范镇抚育他长大的。范镇不仅是一位敢于直谏的官员，也是一位史学家，曾参与编修《仁宗实录》和《新唐书》。范镇对这位心思敏感、刻苦念书的侄孙评价很高，认定他是“天下士也”。
循着科举之路，范祖禹在嘉祐八年（1063）登第，这一年他23岁，此后曾有一段在地方为官的生涯，但已经很难考索中国朝代顺序表口诀。范祖禹家与司马光家是通家之好，司马光在洛阳主持编修《资治通鉴》时，范祖禹是一位重要助手，史载他“在洛十五年，不事进取”，直到书成后，经司马光推荐，任秘书省正字。
《资治通鉴》是一部体量很大的历史著作，在编修过程中，司马光不只有范祖禹一位助手，各助手专攻不同断代，范祖禹专攻唐朝。范祖禹独立撰写的历史著作中，对后世影响最大者应为《唐鉴》，元祐元年（1086），范祖禹将此书进献给宋哲宗。与《资治通鉴》的写作目的一样，《唐鉴》亦希望以一朝历史之成败为镜鉴，启示今人该如何治理好国家。
范祖禹曾任经筵讲官，“每当讲前夕，必正衣冠”，“先按讲其说，开列古义，参之时事，言简而当，无一长语，义理明白，粲然成文”，苏轼称赞他为“讲官第一”。有一回，苏轼欲与范祖禹就某事上奏朝廷，看到范祖禹的奏章后，苏轼说“公之文，经世之文也”，决定把自己写好的奏章收起，在范祖禹的奏章上附名同奏。
范祖禹还参与了《神宗实录》的编修，他深得家学之真传，又将其传到了其子范冲手上。“三范”均参与到了实录的编修中，范冲受命参与重修《神宗实录》《哲宗实录》。他以“好义乐善”著称于世，在靖康之难中，他不仅带着本家人还带着司马光的家属迁至江南。当他得知汪藻修日历（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等都是古代历史典籍体裁，日历逐日记事，是实录的材料来源之一）之事遇到困难而不得不中止时，他担心史料就此散失世界历史图片大全中国朝代顺序表口诀，向朝廷上奏，希望给予汪藻修史提供一些支持。
汪藻最后能修成日历，自有范冲的一份功劳。范冲愿意为此事奔走，并不只是出于“好义乐善”或历史学家之间的惺惺相惜，也出于对历史的敬畏、对文脉传承的坚守。
从成都乘坐高铁，不到半个小时即可到三苏故里眉山。老城区中，三苏祠每年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拜访，这里原是三苏的宅第，元代改宅为祠。三苏祠旁的一条步行街，街口的红色牌坊指出这里是“古纱縠行”，是古代眉山一个以经营丝绸为主的市场。苏轼曾提到过这个市场，是在一篇回忆母亲的文章中提到的。
三苏的背后，有一位伟大而不为人知的女性，我们不知她的真实名字，姑且称之为程夫人。司马光曾应苏轼兄弟之请，为程夫人撰写了墓志铭，他对程夫人的评价是“勉夫教子，底于光大”。三苏的成功离不开程夫人默默无闻的付出，探寻三苏的家风更离不开这位外可经商致富、内可诗书教子的贤妻良母。
程夫人出身于眉山一个官宦之家，父亲程文应曾为大理寺丞，她十八岁嫁给苏洵，当时苏家已至极贫的地步。有人好心建议“孝恭勤俭”的程夫人，何不开口向娘家要一些生活费用，疼爱女儿的爹娘没有拒绝的道理。程夫人没有开口，她此时担心的是别人或许因此误解苏家，以为是丈夫要求她向娘家借钱。
苏洵迟至27岁才发奋学习，是大器晚成的典型。苏洵知道妻子对于自己“游荡不学”是有些不满的，但她什么话都没说。有一日，当苏洵开诚布公地将自己求学的打算与顾虑说给程夫人听时，程夫人告诉他只管用心求学，将养家的事交给她——“子苟有志，以生累我可也”。她将家中所有不必要的服饰器玩卖掉，启动了一项经营事业，在纱縠行经营纺织业，程夫人经营有方，“不数年遂为富家”，苏洵没有了后顾之忧，得以专心学习，终成一代大家。成为富家，却让程夫人有了新的忧虑，她认为多财会让子孙骄纵，遂大力周济亲戚与同乡。
程夫人具有相当程度的文化修养，其墓志铭称“夫人喜读书，皆识其大义”。她能够在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中，寻到适合教子的材料。苏轼兄弟幼时，程夫人常亲自教导他们读书，告诫他们读书不可像世俗一样，只是为了让别人知道自己是读书人而已，如此读书只是贪慕名利而不求实。她“每称引古人名节以厉之”，是故当苏轼读到东汉义士范滂遭到而与母亲泣别的一段时，问“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程夫人以“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作答激励。
苏轼有几篇文字追忆母亲对自己的教诲，其中一篇说的是儿时所居书堂前，“有竹柏、杂花，丛生满庭，众鸟巢其上”，程夫人告诫众人不得残害鸟雀。数年间这里成为了花与鸟的世界，尤为珍奇的是有着漂亮羽毛的桐花凤，它们竟不害怕人，别人都以为此事甚奇，但苏轼从中悟出了大道理：“人害甚于蛇鼠”，所以鸟儿不敢靠近，“苛政猛于虎”，故而会让百姓害怕，而要让百姓亲近，就须施仁义。苏轼一生仕途坎坷，但所至皆有善政，乃是心中常怀仁义二字。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名句。苏轼逝世之后四百余年，成都新都的一位诗人将其化用在自己的词作《临江仙》中——“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相较于这首词的流行程度，它的作者杨慎或许没有那么知名。杨慎是明代四川历史上唯一一位状元，正德六年（1511），24岁的杨慎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在此之前，杨慎的父亲杨廷和、祖父杨春、叔父杨廷仪先后考中进士，杨廷和官至内阁首辅；在此之后，杨慎的二弟杨惇、堂弟杨恂、儿子杨有仁在五年内陆续考中进士，杨慎家族创造了“一门七进士，科第甲全川”的美谈。
在杨慎家族中，流传着“四重家训”，由杨慎曾祖母、杨春母亲熊氏归纳，“四重家训”即“家人重执业、家产重量出、家礼重教伦中国古代历史书、家法重教育”，简洁明了，前两条说的是持家的物质方面，后两条说的是持家的文化方面。杨春等杨氏后人对此家训做了一些简要解释，“家礼重教伦”一条提及要遵循朱熹制定的家礼，“家法重教育”一条提及要学习五代窦燕山的教子法，窦燕山教子有方，五子俱登科。
不知杨春是否预料到，杨氏在一百年的时间中先后七人登第，他的孙子杨慎更是成为状元。杨慎由状元开始自己的仕途，起点之高，他人难望项背，而杨慎仕途之曲折，亦让他人唏嘘不已。因为卷入到“大礼议”事件中，杨慎两受廷杖，被贬充军云南，这一贬就是三十多年，直至他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死于昆明。
杨慎一生有一半的时间是在云南度过的。恰如苏轼被贬海南，“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彩云之南对于杨慎而言是另一个故乡，“远梦似曾经此地，游子恍疑归故乡”。他在云南进行了广泛的游历，与云南当地文士相互酬唱，留下了许多对云南山川风物的吟咏，留下了《云南山川志》《滇载记》等著作。杨慎滋润了云南文脉，至今在昆明等地还有纪念他的祠堂。
杨慎的故乡成都当然也没有忘记他，杨慎家族的祠堂还保留在新都，在以杨慎的号升庵命名的公园内，天府家风馆拔地而起中国古代历史书，它将从古至今与四川有关人物的家风、家训、家教以灵活生动的形式呈现给广大观众，当我们赞叹四川人物之优秀时，莫忘前贤如何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莫忘前贤如何修身齐家、崇勤尚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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