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太子的服饰照片世界国家发展史
从神秘的“赛里斯”——蚕丝之国，到备受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推崇的儒家思想，再到精美的中国瓷器、昂贵的中国茶叶，自13世纪马可-波罗来华游历以来，欧洲人做了将近500年的“中国梦”。 这种人文主义的热情古代太子的服饰照片，蕴含了对古代文明与人类历史的关注与敬重。
1928年出版于伦敦的安徒生童话集中有关《夜莺》的插画。《夜莺》讲了一个中国皇帝的故事古代太子的服饰照片。安徒生在故事中营造出一个华丽、神秘、富足的东方国度，令人向往。
有一部名叫《穆天子传》的古书，相传其中记载有公元前10世纪周穆王与西王母在瑶池相会的故事，很是生动。现代研究者认为，这是试图出访西方国家的第一位中国元首，他从中原出发，远达中亚，会见了西王母娘娘，并以丝绸作为国礼，赠送给出访的国家。这大概是关于丝绸西传最早的记载。
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作家希罗多德所著《历史》认为：“东方文化是一切文化和一切智慧的摇篮。”公元前4世纪希腊文献第一次将中国叫做“赛里斯”（Seres），本意是蚕与丝，就是蚕丝之国。这个时候，中国已经进入战国时代，而此时中国丝绸已经进入欧洲很长时间了。
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执政官恺撒穿着一件中国丝袍去看戏，立即吸引了观众，让他们赞叹不已。而后中国丝绸不断输入西方，被视为无上珍品，古罗马文献将之描述成“东方绚丽的朝霞”，古罗马人沿袭希腊人称中国为“赛里斯”。罗马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在其《博物志》中提到赛里斯国，认为丝是从树上而来的；“北风以外的人”，也就是被太阳神阿波罗所宠爱的人，这是他对中国人的称呼。
公元1世纪的罗马地理学家庞蓬尼-麦拉记载了商人是如何描述赛里斯人的，“这是很公正的民族，他们把货物放在旷野中，购货的人，在卖主不在时来取货，这种经营方式是很著名的。”
公元4世纪的希腊史学家马尔塞林也记载商人对中国的描述：“赛里斯国疆域辽阔，沃原千里......物产也很丰富，有五谷杂粮、干鲜水果、牛羊牲畜，真是应有尽有，品繁而量众。那里的城市较为稀疏，但规模较大，物产丰富，人烟稠密世界国家发展史。赛里斯人完全不懂得进行战争和使用武器，最喜欢安静地修身养性，所以他们是最容易和睦相处的邻居。在他们那里，晴空万里，皓月明朗，气候温和宜人，即使刮风也不是凛冽的寒风，而是和煦的微风。”
以上描述完全符合古代中原的地理气候特点。在这之后，欧洲进入了“中世纪”（Middle Ages），这个名词一般是指日耳曼民族攻占罗马，即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开始，终于15世纪文艺复兴（公元1453年）之前、资本主义萌芽之初，长达近一千年的时间。中世纪的欧洲文化落后，思想愚昧，封建割据带来频繁的战争，造成科技和生产力发展停滞，人民生活极度贫困，铁制农具没有推广，更没有播种机之类的农具和比较有效的灌溉技术，教会的权力比政府权力还要大，宗教法庭令人毛骨悚然，人们只为能够在上帝那里获得赎罪而活着，贵族都普遍不识字，更不要说农民了。所以中世纪或者中世纪早期被后人称作“黑暗时代”。对比可知，中国梦与上述描述正好相反。这时，马可•波罗出现了，开启了西方人的文明愿景。
1271年11月，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3）一行从威尼斯启程前往东方，1275年夏抵达中国元朝上都。他以客卿身份在朝中供职并深受忽必烈器重。在1298年即回到故乡威尼斯后的第三年，他口述了举世闻名的巨著《马可-波罗游记》，将“迷人的中国文明”介绍给西方。他凭在华长达17年时间的广泛游历与深入体验，盛赞中华文明富足繁荣、文教昌盛，如同“置身天堂”。
《马可-波罗游记》这部名著诞生于牢狱中，马可-波罗因参加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而身陷囹圄，正反映出当时欧洲内乱纷争的残酷局面，与中国之稳定繁荣形成了极鲜明的传播落差：中华文明显得如此富足宁静、繁荣昌盛，欧洲就显得落后纷乱、甚至不堪忍受了。
13世纪至16世纪中国的重要发明，以蒙古人与阿拉伯人为媒介所传播的中国文明，实予欧洲文艺复兴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创造了条件；而16世纪以来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其所带去的中国文化，则实予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创造了思想的有利条件。
14世纪中期，英国座椅上的旅行家曼德维尔在其虚构的小说《曼德维尔游记》中再次描写了这一想象中的美丽传奇国度。曼德维尔在他的“游记”中对中国的大汗予以盛赞：大汗拥有无数的金银财宝，国土辽阔，统治严明，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连欧洲的长老约翰也不如他伟大。
这两部游记中富庶神奇的中国形象大大刺激了欧洲社会对东方的向往，在某种程度上促使15世纪欧洲人开启了航海探险活动及地理大发现的时代。
哥伦布原本是想远航中国的，不巧到达的是美洲。他怎么看都觉得这里不像马可-波罗描述的中国，便认为是到了印度。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一种文明主动担当传播者角色，则这种文明即处于上升态势中，13〜16世纪正是蒙古人、阿拉伯人所代表的新兴文明处于上升势头，他们吸收外来文明的能力强，因此担当起传播者的角色；而在16〜18世纪，欧洲人开始担当起这一传播角色。
蒙古皇家帐车。虽然中国的元朝仅仅存在了90多年的时间，但却在汉唐宋以来的文明成果上使得亚欧经济文化交流再度繁盛起来。
1580年，奉西班牙国王之命出使中国的奥古斯丁会修士胡-冈-德-门多萨（Juan Gonzales de Mendoza，1540〜1620）来到中国，这是第一个来华传教的人士。这时，中国正在大明王朝时期。
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hew Ricci，1552〜1610）来到中国澳门，开启了近代沟通中西文明的伟大事业。在许多西方人士的影响下，中华文明在海外迅速传播，欧洲16〜18世纪掀起了持续三个世纪之久的中国热。有学者认为，这一社会文化热潮，直接促成了启蒙运动的发生，引发欧洲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的巨大变革。
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写的《大中华帝国志》于1585年在罗马出版。他赞美中国，不光赞美其丰饶的物质古代太子的服饰照片，更赞美其制度。这部名著描绘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为首的是一个颖慧非凡、修养深邃的君主，根据理性的法律和高尚的伦理原则进行统治。人民受高尚而纯粹的习惯规范约束，生活在一种有规律的、乐于承受的制度中，艺术和科学繁盛，1585年至16世纪末的短短20年间，《大中华帝国志》一版再版、共出版了30种版本。
利玛窦在自己的著作《十六世纪的中国》中写道：“在这个几乎有无数人员的无限幅员的国家，而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不同，欧洲人常常不满足于自己的政府，拼命贪求别人的东西。”
在意大利威尼斯砍纳雷乔区，一匹骆驼和一位商人的形象被永久地留在了皇宫前面的浮雕上，可见马可·波罗的故事在当地引发了深远的影响。
葡萄牙商人科沙利（Corsali）在1515年1月6日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葡萄牙的航海家到了中国。他们是发明了伟大的瓷器和丝绸的人民......我们在广州度过了几天美好的时光。他们（中国人）出售货物，使我们获巨利。”
另一位航海家埃姆波利（Empoli）则把这种最初的感触上升为一种总体的评价：“我们发现了中国，并在那里逗留了一段时间。这是世界上拥有最富裕财产的国家，很多美丽、伟大的情景，使我们大吃一惊！所以，我假如不死的话，真希望再到广州时，能带领我的同伴们到北京去见中国的皇帝！”
源源不断来华经商、传教的西方人士，都对当时中国的富庶繁荣、中国治理之秩序井然以及中国人的友善热情、聪明能干、彬彬有礼赞不绝口。即使是在中国沿海从事走私贸易、被中国政府羁押、流放数年之久的葡萄牙贵族盖略特-伯莱拉（Galeot Pereira），在1565年首版于威尼斯的《中国报道》一书中，对中国的司法制度的宽大世界国家发展史、公平仍给予高度赞扬：“我不知道有比他们尊重我们这个事实更足以证明他们司法值得称赞的了：我们不过是俘囚和外国人。因为在教国土的任何城镇，无论何处，像我们这样的异乡人受到控告，我可不知道真正无辜者的案件将有什么结果......中国人在司法方面的措施......是多么超越徒，比他们更讲公道和事实。”
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像。1582年，利玛窦来到中国澳门，开启了近代沟通中西文明的伟大事业。
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像。18世纪，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们在其划时代的著述中，从伦理道德、科学技术和民风民俗等方面，对中国进行了引人入胜的描述。
中国大清王朝时期正值西方启蒙运动前期，欧洲发现了“儒教的中国”，并为此而欣喜。“于是，视线所窥，唯有东方”。
1669年，英国学者约翰-韦伯(John Webb)著文劝说英王查理二世效法中国君主实行仁政；英国家威廉-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盛赞中国政府是哲人统治的政府，是柏拉图理想国的实现。
17世纪70年代古代太子的服饰照片，西班牙传教士闵明我(Philppe Marie Grimaldi)神父著书建议欧洲所有的君主都要仿效中国皇帝，加强自身修养，让哲学家参与辅佐。
18世纪的西方把中国看成理想社会，当做一个他们未来要模仿、取法、学习的榜样。因为当时的欧洲是封建君主制，宗教僵化而不宽容。而其时中国是文人当政，信仰宽容，社会平等，中国的科举开创了文官制度，平民百姓都可以通过读书达到社会的高层。所以在1780年之前西方很崇拜中国文化。
明末清初，西方一批批传教士进入中国，并将中国思想文化带到了西方，在某种程度上，这成为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来源。此后欧洲国家开始一系列的改革：路易十四建立了绝对君主制的国家制度，加强中央集权。效仿他的还有彼得一世、普鲁士腓特烈二世、奥地利特蕾西亚女皇等欧洲君主。
欧洲启蒙运动是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反封建的思想文化运动，是文艺复兴之后近代人类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科学、理性大行其道。
在欧洲文艺复兴鼎盛期得到推崇，深刻影响了欧洲世俗生活的“中国潮”、“中国热”——也就是“中国梦”，开始影响欧洲思想哲学界的价值判断，“儒教中国”成了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策源地之一。
中国戏剧绘图：《赵氏孤儿》。伏尔泰改编了中国戏剧《中国孤儿》（1755年），他吸收了中国的、宗教和哲学概念，向欧洲人所偏爱的世袭贵族统治提出了挑战。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等人在其划时代的著述中古代太子的服饰照片，从伦理道德、科学技术和民风民俗等方面，对中国进行了引人入胜的描述。在法国启蒙先哲的推动下，欧洲再一次开启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梦”，带给欧洲有关道德哲学的思考。
“儒教中国热”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加速欧洲现代化进程：孔子的道德哲学、老子的治国思想、中国的悠久历史、汉语的哲学意义，一时都进入西方人的生活，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模仿的对象与创造的灵感。
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他的思想对18世纪的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后人认为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伏尔泰是中国思想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一直主导着法国的启蒙运动。
伏尔泰说：“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发现精神的世界。”伏尔泰在最著名的《风俗论》中说：“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孔子的书中全部是最纯洁的道德，在这个地球上最幸福的、最值得尊敬的时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中国是全世界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说，“当中国已经成为繁荣而且制度完善的国家时，欧洲还是一小撮在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呢！”他大声疾呼法国要“全盘华化”！他认孔子为天下唯一的师表，儒学是最好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并以中国为理想国，提倡以中国文化为标准。
他改编中国戏剧《中国孤儿》（1755年），主题不再是复仇和忠义，而是理性、仁爱；不再是充满悲剧的氛围，而是洋溢着和解和道德的光彩。他吸收了中国的、宗教和哲学概念，向欧洲人所偏爱的世袭贵族统治提出了挑战。
同一时期，较为著名的论及东方的著作还有：基歇尔神父的《中国图志》（1667年）、柏应理的《孔夫子：中国哲学家》、意大利人卫匡国的《中国历史》、法国人冯秉正的《中国通史》等，这为欧洲人关注中国提供了更多的知识。1654年，布劳父子出版了《最新中国地图册》，一年以后荷兰使团出使北京，验证了该地图的准确性。1624年，英国人赫伯特发表了《真理论》，奠定了“自然神”论基础。该书认为孔子是“自然神”论者，他汲取孔子的思想，反对超自然的力量，反对“神的启示”，公开挑战欧洲的教会。1655年，葡萄牙人鲁德熙发表《中华帝国史》的著述，称中国是“智慧的国度”。这也是东学西传的实质性开端。1661年法国出版了拉丁文的《大学》《中庸》《论语》，1672年《大学》在巴黎重版。
1697年3月，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从北京返回巴黎，一身中国清朝的官服。白晋神父带来康熙赠送路易十四的礼品和一部《康熙皇帝传》，该书将康熙皇帝描绘成现实中的哲人王。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白晋的《中华帝国史》一书出版，此书对中国文化的资料介绍比较客观。他认为儒学是全球性的道德，汉字可能成为全球性语言。
从18世纪初叶到18世纪中期，即启蒙运动全盛时期，短短50年间就出版了599部有关中国的著作。在这些叙事文本中，儒教的中国是以儒教哲学为代表的文化中国形象，儒教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实践、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开明君主制度、人文社会理念和道德治国的思想深深地征服了欧洲人，成为批判欧洲社会堕落、宗教与君主的参照武器。被神化的中国其实是欧洲思想启蒙者推翻教权王政的一面旗帜。他们用中国思想对封建统治及宗教统治进行抨击世界国家发展史，经过欧洲思想先驱者100多年的努力，现代人文思想终于成为了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也标志着西方人在思想上终于走出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
这幅油画再现了19世纪英国贵族阶层享用下午茶的场景。当时的中国影响了欧洲最时髦的生活方式，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成为上流社会的奢侈品。
文艺复兴和理性启蒙时代，是欧洲人怀着对美好时代的向往，进入科学与艺术文化的时期，这是“文明的（欧洲）世界开始钟情于中国的转折之时代”，西方人对中国事物的热情又指他们在艺术与生活中对所谓“中国风格”的模仿。表现的是欧洲一种崇尚异国情调的趣味。
当时的中国影响了欧洲最时髦的生活方式，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成为上流社会的奢侈品。精致美丽的瓷器，华贵飘逸的丝绸，回味醇厚的茶叶，它们不仅丰富了西方人的生活，也改变和引导了西方人的生活风格。
1650年前后，英国普通人一年的生活费用大约5英镑，而一镑茶叶就价值10英镑。当时瓷器只有在王宫和贵族的客厅里才能看到，王公贵族用中国的瓷碗与茶招待最尊贵的客人，中国瓷器成为欧洲上流社会身份的象征。
在当时，中国的器物与生活风味，都意味着某种风雅。在17〜18世纪之交的艺术风格中，到处可以找到中国风雅的痕迹，中国事物风行欧洲，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在这一时期，如果满载中国货物的船只没有按时抵达欧洲，伦敦和巴黎的奢侈品市场就会疯狂涨价。
在文化上神秘的东方也满足了西方人最浪漫的想象。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从未到过中国，但他的童话故事中讲到东方中国的有13篇之多，他把“最神奇美丽的想象给了中国”，小时候还经常幻想自己是中国皇帝遗失的孩子。他的童话《夜莺》讲了一个中国皇帝的故事。那里花园里的花是金子做的，巍峨的宫殿是精致的瓷器砌成的，中国的皇帝威严而强大。华丽、神秘、富足，这就是安徒生营造出的东方国度，足以令人向往。
诗人歌德更是毫不掩饰自己对东方的向往，他在《东西诗集》开篇的第一首诗《希吉勒》中写下“逃吧，遁入纯洁的东方”的诗句。
西方人厌倦了统一对称的巴洛克风格，中国艺术的不对称特征恰好表达了新的美学理想。欧洲制造大量的中国风格的玻璃器、丝绸、家具与壁纸，甚至建筑与园林也开始模仿中国风格。
法国的路易十四是位喜好奢华的君王。1670年，路易十四突发奇想，要为夫人建一座“中国宫”，据说建筑灵感来自中国南京的一座瓷塔。那年冬天，这座名叫“瓷园”的中国宫奇迹般地出现在凡尔赛宫古代太子的服饰照片。
此后，欧洲的许多园林中都有仿建的中国式亭台楼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仿照报恩寺琉璃宝塔而建的多座宝塔。由明成祖朱棣为纪念其生母贡妃所建的大报恩寺琉璃宝塔，虽然早在1856年就已毁于太平天国战火，但它的不少海外“亲戚”至今依然存世，继续以它们挺拔的身姿，见证着历史上中国园林与建筑艺术在欧洲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欧洲“中国梦”基于欧洲对东方的美好想象，当时欧洲人对古典传统和希腊式优雅感到厌倦，而中国和它所代表的东方则扮演了异域的他者，完成了欧洲的自我表述。中国文化中温暖、祥和、幸福的气质迎合了这一主题。此时欧洲表现出来的对中国历史文化与艺术的热情，实际上是一种人文主义热情，蕴含了对古代文明与人类历史的关注与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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