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史分期历史上的赵怀真历史典故有哪些
习总在2021年中国党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历史上的赵怀真。这既是宣告，也是时代学术命题，需要我们从学理上作出研究阐释。
概括起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有三个重要基础：中华文明、现代化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五千多年绵延发展的中华文明有鲜明的民族形态特色。2022年5月27日，习总主持中央局第39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
回顾上个世纪的中华文明研究，总体上是在西方学术话语中心的背景下，套用西方理论，图解中国古代，造成了许多误解，应该及时纠正。另一方面，自1921年现古学在中国实践之后，一系列的科学发掘，为我们揭开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古史原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考古发现所提供的系统而全面的新资料，充分表明中华文明有自己独特的起源路径、发展规律、形态特征，需要全面总结。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观照西方古文明，总结中华文明形态特征，建构中华文明“三大体系”，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中国方案，意义重大。
古希腊、古罗马是欧洲文化的重要源头历史典故有哪些，亦成为欧洲近现代文明的摇篮。古希腊、古罗马还具有悠久的治史传统和发达的人文研究实践，是整个西方历史学的发源地。从《荷马史诗》、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的《希腊史》，到李维的《罗马史》、狄奥尼西奥斯的《罗马古事记》、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历史》等，古希腊、古罗马的史学典籍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在古代世界堪与中国相比，而为地区国家所不及。正因为如此，西方学者都重视研究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史，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注重世界古代史的研究，认为不了解古代史，就不能正确把握近代史与现代史。他俩都熟练掌握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广泛阅读相关文献，在认真研究古希腊、古罗马、德意志等民族资料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了西方古代文明的理论体系，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
集中反映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唯物史观的论著有《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资本论》等，还有一些读书笔记，如《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及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等，以及一些信件，如《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三稿)》《致卡·考茨基》等。尤其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全面总结他与马克思的共同研究成果、系统反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经典著作。
在上述论著中，马克思、恩格斯以古希腊、古罗马、德意志民族为典型个案，兼及地方民族资料，建立起了西方古代文明理论体系。其中关于古希腊、古罗马由原始氏族社会公有制向文明社会私有制过渡发展的情况，总结概括出了以下一些基本形态特征：
(4)原始氏族社会实行母权制，具体表现为群婚制、普那路亚婚、对偶婚等；文明社会实行父权制，表现为一夫一妻制。
由以上诸形态可知，原始氏族社会与文明社会有明显不同。文明社会的出现，就是对原始氏族社会的彻底破坏与否定。所以侯外庐先生称西方文明起源表现为“革新”的形态，张光直先生则称之为“突破性”的形态。
环地中海古代诸文明，如埃及古文明、两河流域古文明、爱琴海流域的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等，虽然起源都比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要早得多，但它们均发展中断以至湮没无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世界古代史时，有关地中海古代诸文明的具体情况还没有完整系统的材料，所以无法对它们展开全面讨论。
自19世纪以来，由于西方现古学的出现，并在这些地区开展科学发掘工作，地中海古代诸文明的神秘面纱慢慢被揭开。考古工作者在这些地区发现大量城墙、壕沟、宫殿、王陵、手工作坊等遗址，青铜器、金银器、石器、陶器等遗物，以及泥板历史典故有哪些、石刻、草纸等文书。通过对这些考古材料的研究和科技测年，学术界基本建立起这些文明古国的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确认其中埃及古文明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古文明在距今5千多年前就已诞生，克里特文明也在距今4千多年前产生了。
对地中海古代诸文明研究的重大突破，缘于对相关古文字的成功释读。182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成功释读了罗塞塔碑上的埃及圣书体古文字历史上的赵怀真，从而解开了大量埃及古文献谜团。1839年至1844年，英国学者罗林森等人成功解读了贝希斯敦摩崖石刻上的古波斯楔形文字，从而可以由后往前系统解读两河流域的各种文献：亚述楔形文献——巴比伦楔形文献──阿卡德楔形文献──苏美尔楔形文献。1953年，英国学者文特里斯成功释读了克里特文明与迈锡尼文明的线形文字B，证实其源于印欧语系的古希腊语，由此解开了记载克里特文明与迈锡尼文明古文献的钥匙。
通过对相关遗址、遗物研究和古文献解读分析可知，环地中海古代诸地区，由原始氏族社会走向文明社会的路径大致相同。即土地公有变为私有；手工业、商贸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而文字的发明都是为了记录私有财产或服务于土地买卖、商品交换；青铜器用于生产工具与武器；修筑城墙、深挖壕沟是为了防御外敌入侵，保护城内的财产与人口；血缘管理已瓦解，地缘管理是其常态，等等。而且这些文明现象都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过古希腊古罗马文明。
上述情况表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柴尔德、韦伯等西方学者根据古希腊、古罗马、日耳曼等民族的材料，所总结概括的文明起源理论，是适用于环地中海古代诸文明的。这一方面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等西方文明理论具有深刻的经典意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历史观是科学的。另一方面又说明，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起源“突破性”形态，具有环地中海古代诸文明形态的代表性，有范式意义。这个范式对西方古代文明形态而言，有其普适性，并影响了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
20世纪是中国考古大发现、考古学大发展的时代。百年考古不仅提供了商周时期丰富的甲骨文、青铜铭文，还有战国时期埋入地下的整篇整部简帛文献。这些出土文字资料，可以印证补充传世文献典籍，比司马迁更有条件了解上古历史文化。同时，百年考古还“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考古区系类型学的文化历史分析，与考古聚落形态学的社会历史分析，已基本把握了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脉络，对于中国古代如何从原始氏族社会走向文明社会的具体状况也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的研究已取得了全局性、突破性的进展，其中有些认识是颠覆性的。以下试就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特殊性略作概括。
与以古希腊、古罗马为代表的地中海古代诸文明相比较，中华文明在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中有许多自身特点，非西方文明理论所能解释。对这些文明特点历史典故有哪些，我们必须作出自己的理论概括。
上世纪90年代，国家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本世纪前20年，又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两个工程都充分利用考古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历史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研究和科技手段所取得的最新成果，联合攻关、综合研究，最终建立起了从五帝时代到夏商周三代的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使司马迁《史记》所载公元前841年以前直到文明起始的年代框架得以续接，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已经得到了科学论证。
其中，五帝时代的文明化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3800年—前3300年，为文明萌芽；前3300年—前2500年为文明形成；前2500年—前2000年为文明起步。夏商周三代的早期文明发展的年代为前2070年—前77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还提供了期间更为详细的年代表。由此可见，中华文明与埃及古文明、两河流域古文明一样，是五千多年前独立起源的世界上最早的古文明。但环地中海古代诸文明，包括印度古文明、墨西哥玛雅古文明等，都在其发展过程中先后中断，惟有中华文明绵延发展，从未间断，也未转型，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
其二，从空间广度考察：环地中海古代诸文明，大多单线发展，影响范围小；中华文明多源并起，相互促进，影响范围广。
两河流域古文明，沿两河由南往北单线溯流而上，阶梯性发展：苏美尔文明─阿卡德文明─巴比伦文明─亚述文明─赫梯文明。埃及古文明沿尼罗河由南往北顺流而下：也是阶梯性发展。前3500—前3000年间，尼罗河中游(上埃及)建立了许多被称为“诺姆”的小邦国。其中一个邦国在美尼斯国王率领下于前3100年顺流而下，征服了尼罗河北部(下埃及)诸邦国，实现了尼罗河上下大统一。爱琴海流域的古文明也是由其南端的海中岛国，即克里特文明，越海向北发展为伯罗奔尼撒岛上的迈锡尼文明，再往北影响了以雅典城邦为代表的古希腊文明。
中华文明则是于5千多年前多点同时并起。这些文明遍布长江、黄河、西辽河广大地区，东西、南北跨度各数千里。考古学家们根据文献线索与考古学区系类型分析所得结论，再作综合归纳世界古代史分期，将这些多点并起的文明概括为八大文明圈：
这些不同文明圈的形成时间相当于司马迁《史记》所载的五帝时代，即前3800—前2000年的一千八百年长时段里，且各自独立发展世界古代史分期，又相互影响，形成了“多元并行”发展格局。到了五帝时代晚期，出现了全局性的变化历史上的赵怀真，即周边各文化开始向中原地区汇聚，直到前2000年左右至前770年，即《史记》所载的夏商西周一千多年时间里，基本上形成了以夏商周三族为核心共主，而周边地区各族参加联盟的部族联盟共同体、方国联盟共同体、封国联盟共同体，从而形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秦汉以后，直到明清，由于以郡县制、地缘管理与中央王朝血缘世袭相结合为特征的多部族、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文明共同体，进一步发展成为“多元一统”形态格局。
西方学者根据环地中海古代诸文明的起源发展状况，将人类先民使用不同的生产工具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作对应分期：旧石器时代(蒙昧社会)─新石器时代(野蛮社会)─青铜时代(文明早期、奴隶社会)─铁器时代(文明中期、封建社会)─蒸汽机时代(文明后期、资本主义社会)。这其中的青铜时代是文明起源的标志。但中国古代不是这样。中国古代在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之间，多了一个玉器时代。这个玉器时代大致在前3800—前2000年之间，恰是五帝时代中华文明起源阶段。中国考古学上的石器时代、玉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与古文献《越绝书》所载以神农为代表的三皇时代“以石为兵”，黄帝为代表的五帝时代的“以玉为兵”，以夏禹为代表的夏商周三代的“以铜为兵”，以及战国秦汉以后的“以铁为兵”，完全一致。
与西方文明比较可知，中华文明多了一个“玉器时代”文明起源阶段。环地中海古代诸文明起源于青铜时代，而中国的青铜时代已进入早期文明发展阶段了。
其四，从文明发展形态看：环地中海古代诸文明实行地缘管理，土地私有，农业、手工业、商贸业分离，城乡分离等；中华文明实行血缘管理，土地公有，农业、手工业、商业分工不分家，城乡一体等。
按照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古希腊、古罗马的分析可知，西方文明起源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原始氏族社会的血缘管理被文明社会的地缘管理所取代了。无论是农村地缘内还是城市地缘内，不管他们属于哪一个氏族哪一个部族，人员都是流动的。正因为如此，农村与城市之间都是各自独立而分离的。而在中国古代，原始氏族社会的血缘管理在文明社会里依然延续下来了。虽然也出现了城市，但城内的氏族贵族阶层与城外农村里的氏族平民，属于同宗同族同血缘，因此城市与农村是不可分离的，统一在血缘管理共同体之中。此为一。
西方文明起源后，原始氏族社会的公共土地被分成小块归个体家庭所有，手工业、商贸业也都从农业中独立出来。土地以及土地上生产的农产品，与手工业产品，都作为商品可以自由交换买卖。而中国文明起源后，土地仍然公有，手工业、畜牧业仍然附属在农业之下，所有的产品在同一血缘的氏族部落酋长贵族阶层领导下，按等级和谐分配。此为二。
西方文明起源后，青铜器被用于生产工具，以促进生产力发展，文字则服务于商贸产品交流的记账及私产的记录。而中国文明起源后，因农耕生产需要而祭祀日月天体神灵与山川土地神灵，因血缘管理需要而祭祀祖先神灵。原始巫术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发展升格为与中华文明相伴而生的原始宗教。神灵观念进一步强化，通神手段集中到氏族贵族手中。因宗教祭祀的需要，中国古代的玉器、青铜器、文字不像环地中海古代诸文明那样，被制作成生产工具或服务于产品交流，而是成为巫术通神的法器媒介，成为神权、族权、军权的象征历史典故有哪些，从而构成了以宗教、、伦理三合一为特征的中华文明形态。此为三。
以上诸方面说明，随着农耕生产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中华文明起源了，但原始氏族社会的诸多因素并没有因文明的出现而瓦解，反而被延续下来历史典故有哪些，并获得更具体更系统的发展。所以张光直先生称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表现为“连续性”形态世界古代史分期，而与西方文明发展起源的“突破性”形态相区别。侯外庐先生则称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走的是“维新”路径，而与西方的“革新”路径相区别。侯先生还以恩格斯的“家庭、私产、国家”三项为指标，作东西方文明的比较，指出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起源“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而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叫做‘社稷’。因此，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这是的路线；后者却是新陈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这是维新的路线”。可见“革新”与“维新”是古代东西方不同的文明形态。
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连续性”形态特征，不仅仅是中国古代独有的。这种现象还出现在东北亚、东南亚以及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等环太平洋古代诸文明中。这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提出，而实际上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环太平洋地区古代诸文明，之所以会出现与中华文明一样的连续性形态特征，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地区有来自亚洲东部的远古文化基因。地球气象学研究表明，在距今二万至一万年间，由于受大理冰期影响，海水下降。在东南亚，如今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连成一片。中国的、福建、广州连成世界古代史分期。在东北亚，如今的胶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都陆地相连。
如今东北亚与北美洲的白令海峡在距今11000年以前一直是陆地通道，学术界称为“白令陆桥”。直到距今10000年左右，这个“白令陆桥”才被上涨的海水淹没，而成为“白令海峡”。
图一是19000年前，图二是18000年前，图三至图六是一万年前的白令陆桥的逐渐消失过程。11000年前起盛冰期结束，海平面上升，“白令陆桥”逐渐被海水淹没，最终成为“白令海峡”。
人类学、古生物学、植物学、考古学等研究表明，在一万年以前，美洲西部、西南部森林茂密、草原茫茫，大野牛、大象、麋鹿、骆驼、猛犸，还有狮子一样大的猫等等多种动物自由自在地生活其间。由于亚洲东部正当旧石器时代晚期，人口增长迅速。为了缓解人口压力，亚洲东部大批狩猎部族，从东北亚经“白令陆桥”通道来到美洲，且逐步由北而南迁移。考古工作者、古生物学者根据洞的动物骨骼与壁画等等残迹研究表明，亚洲移民所到之处，曾经大量捕猎动物。
这场跨洲移动曾经持续数千年历史上的赵怀真。后来，人类学家总称这些从亚洲东部来到美洲的移民为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到美洲后，先过着狩猎生活，后来定居下来发明农业(见下图)。
再后来印第安人的不同分支创造了中美洲的奥尔迈克文明、玛雅文明、特奥蒂瓦坎文明以及南美洲秘鲁境内的印加文明等。
众所周知，中国两河地区的远古农耕文化盛行原始巫术，文明起源后又发展为巫术基础上的原始宗教。东北亚先民也一直盛行巫术宗教。而相关研究表明，玛雅古文明也盛行巫术宗教，并且巫教还作为手段，集中财富，统治族民，实行政教合一，而不像西方文明通过技术手段发展财富。玛雅文明的文字也不像西方文明那样用于商业贸易，而是用于宗教祭祀。印加古文明也与中华文明一样，崇拜太阳天体神，并将天体神灵分成不同的层级，所谓“神子诸系”，以对应人间社会的等级分层，以“天道”统治“人道”，从而构成“政教合一”的文明特征。社会财富即通过这种政教手段逐层分配，而每层级的财富还通过血缘族长的嫡子世袭制而继承。与中国西周的宗法制一样，在天子大宗世系下再分成诸侯世系，诸侯之下再分成大夫世系。社会财富即按这种不同级别的世系分配并继承。
学术界已经注意到环太平洋古代诸文明有共同文化基因的问题。早在1962年，李济先生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一文中指出：“殷商时代的中国文化，它已经到了一种高度的发展。它发展的背景世界古代史分期，我们认为是一种普遍传播在太平洋沿岸的原始文化。”张光直教授通过对中华文明与玛雅文明进行具体对照分析后指出：“中国文明和玛雅文明实际上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产物。我们把这一整个文化背景叫做‘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目前我们对中国文明和玛雅文明了解得比较清楚，而实际上这个连续体的地理范围是整个旧和新，其时间也远远超过中国文明或玛雅文明起源的时间，至少可以早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何炳棣先生所著《东方文明的摇篮》一书，主张中华文明是东方文明的摇篮，正如两河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一样。他在书中写道：“中国的文明是与两河流域文明一样有原始性的(Pristine)，而在原始性上可以宣称有同等的优先性。它不能再当做旧几个‘边缘性的’文明之一而加以对待了。就像两河流域很合适地称为西方的摇篮一样，华北的黄土地区也当称为东方的摇篮。实际上，在这两个原始文明当中，不妨把中国文明认为更值得注意。这是由于它独一无二的长命，它日后内容的丰富，以及它在人类三分之一之众所居住的东亚的优势的影响力。”
以上的讨论表明，归纳总结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发展的特殊规律与形态特征，不仅有利于建构中国古代文明理论体系，而且这个体系还有环太平洋古代诸文明的代表性。这个代表性的意义在于它体现了古代世界的东方文明形态，正如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具有环地中海古代诸文明的代表性，因而体现了古代世界的西方文明形态一样。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古代文明时，既没有看到环地中海古代诸文明的系统资料，也没有看到以中国古代文明、墨西哥玛雅古代文明为代表的环太平洋古代诸文明的完整资料。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古希腊古罗马资料而总结的古代文明理论，却完全适用于环地中海古代诸文明，而不完全适用于以中国古代文明为代表的环太平洋古代诸文明。这其中根本的原因是古希腊古罗马同属环地中海的地理气候条件，产生文明的基础相同；而古代中国与环太平洋地区是另一种地理气候环境，产生文明的基础与环地中海不同。
马克思、恩格斯唯物观认为，地理气候环境等客观条件会影响生产方式与经济基础，最终影响上层建筑，决定文明形态。因此，马克思指出：
公社或部落成员对部落土地(即对于部落所定居的土地)的关系的这种种不同的形式，部分地取决于部落的天然性质，部分地取决于部落在怎样的经济条件下实际上以所有者的资格对待土地，就是说，用劳动来获取土地的果实。而这一点本身又取决于气候、土壤的物理性质，受物理条件决定的土壤开发方式，同敌对部落或四邻部落的关系，以及引起迁移、引起历史事件等等的变动。
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世界古代史分期，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
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出了很少的一点成绩。
我们相信，如果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能看到由中国、墨西哥等特殊地理气候环境下产生的有关中华古文明、玛雅古文明的考古新资料，他们肯定会多写一部诸如“土地公有制、血缘宗族制与国家的起源”之类的总结环太平洋古代诸文明形态的经典著作。可惜由于历史的局限，马克思与恩格斯没能完成世界古代文明理论的东方部分。这未竟的事业，需要我们后代学者去完成了。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建立完整的世界东方文明形态的理论体系，但他们还是注意到了东方文明的特殊性问题，这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恩格斯于1853年6月6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指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史和宗教史的基础。”
像在亚洲那样，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那么，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
在亚洲，由于文明起源、国家产生后，土地仍然公有，所以农业和手工业就结合在一起，而不像地中海古代诸文明那样，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独立出来。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即指出：
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此外，在印度还有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村社的形式。这种村社在中国也是原始的形式。
马克思特别注意亚洲的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现象，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马克思批评琼斯忽略了两个主要形式，其中之一就是“具有农业和手工业合一特点的亚洲村社”。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所有制形态》里，马克思再次强调：“在东方形态之下，……在于手工业与农业的结合，城市(村落)与土地的结合。”而在古希腊古罗马，这种结合已是不存在了，这是“由于同外国人交往，由于有奴隶，由于渴望交换剩余产品等等”，家庭手工业就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了。
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东方现象”“亚洲村社”，有时候就表述为“亚细亚古代”，并与“古希腊的古典古代”作为同一社会发展阶段的两种模式而并题。如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说：“在古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生产条件下”。在《〈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又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恩格斯在《美国工人运动》中则表述为“在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通过对比可知，“亚细亚的”即指东方亚洲地区，而“古代的”“古典古代的”即指“古希腊罗马”。可惜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亚细亚”文明理论，只注意到了亚细亚文明形态中的“土地公有制”，“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等特征。至于“玉器”“青铜器”“文字”用于宗教祭祀，血缘管理延续不变，地缘管理没有出现等等文明形态特征，均没有被马克思、恩格斯所注意。因此，我们必须根据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出现的考古新资料，进一步完善马克思、恩格斯的亚细亚理论，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古代社会相结合，进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明理论，建立以中国古代文明形态为代表的适用环太平洋古代诸文明的东方古代文明理论体系。
我们要感谢侯外庐、张光直等前辈学者，就“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分别从历史学与考古学两方面为我们所做的“导夫先路”的工作。张光直先生指出：“过去这一两百年是西方社会科学旺盛时期。而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在西方社会科学里面所有的各种法则、规律，……都是根据西方历史经验归纳综合出来的，因为过去西方社会科学者对东方历史的知识是比较贫乏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中国“由于近年来考古工作所获得的新材料，开始使我们逐渐了解到文明、城市生活和社会的国家形态是如何在中国开始产生的。我们也同时开始注意到中国古史研究在社会科学一般法则上的重要意义。”“根据中国上古史，我们可以清楚有力地揭示人类历史变迁的新的法则。这种法则很可能代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文化连续体的文化法则。因此，在建立全世界都适用的法则时，我们不但要使用西方的历史经验，也尤其要使用中国的历史经验。”正如同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古希腊、古罗马的材料总结归纳的文明理论，可以适用环地中海古代诸文明形态一样，根据中国古代的材料总结归纳的文明理论历史典故有哪些，可以适用环太平洋古代诸文明形态。
由此可见，总结中国古代文明理论体系，不但有利于“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建构中国古代文明“三大体系”，完善马克思主义的亚细亚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有力理论支撑；而且还可以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其意义自然是无比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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