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历史大片中国历史进程图世界古代史和近代史
新中国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以独立自主的崭新面貌屹立于世界，结束了近代以来百余年的屈辱外交，这为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起新型外交关系创造了前提。在正确分析战后国际形势的基础上，中央制定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和指导原则国外历史大片。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要维护和巩固中国的独立和安全，就不能不同美国作斗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当时对美斗争中重大的战略决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逐渐形成以美苏两大强国相互对峙为特征的两极格局，出现了帝国主义与和平两大阵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相互对抗与竞争的冷战局面。这一方面为新中国同苏联和一批人民国家以及周边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建立新型外交关系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意味着新中国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在全国解放前夕，根据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确定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和指导原则。
“另起炉灶”，是指新中国不承认南京政府同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对于在中国的原各国使节，只当作普通侨民对待，而不当作外交代表对待，以便在新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清除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特权、势力和影响，不给它们留下活动余地，然后再考虑建交问题。这对防止帝国主义钻进来捣乱有好处。“一边倒”，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站在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阵营一边。在《论人民》中正式提出“一边倒”。他说：“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上述方针法律化，规定了具体政策，使新中国同旧中国半殖民地外交一刀两断，为正确处理和发展对外关系确立了基本原则。
废除旧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和影响，是新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1949年10月25日国外历史大片，中国海关总署成立。1951年，政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及新的海关税则，收回了丧失100多年的海关自主权。
1950年1月至9月，北京、天津、上海的军管会先后宣布收回或征用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在当地的兵营，帝国主义在华的驻军权被全部取消。4月至7月，交通部、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分别颁布文件，规定外国船只未经中国政府批准，不准驶入中国内河，丧失100多年的中国领水主权全部收回。
对于外国人在华拥有的企业和房地产世界古代史和近代史，中央人民政府按照国籍、系统、行业等各种具体情况，采取个别处理和区别对待的方针予以解决。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美国在1950年12月宣布管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公私财产，并禁止一切在美国注册的船只开往中国。中国政府针锋相对，管制美国在华财产世界古代史和近代史，冻结美国在华存款。对采取不友好态度的英国中国历史进程图，中国政府也征用其在中国的公司财产世界古代史和近代史，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残余基本上被清除。
对于外国政府、私人和团体在中国设立的宣传机构，在城市接管时即开始清理。新中国不允许外国人继续在中国兴办报纸、杂志和电台，停止与中国无外交关系的外国通讯社和记者的活动。对外国人经办或接受外国津贴的文化、教育、卫生、救济等机构，允许它们在遵守中国政府法令的前提下继续存在。
新中国一经成立，便迎来了第一次建交。苏联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1949年10月3日，中苏正式建交。随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共和国、阿尔巴尼亚、越南10个人民国家相继承认新中国并同意建交。这一外交成果具有重大意义，它有助于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步入国际社会，争取有一个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
对于一些愿与新中国建交的周边民族独立国家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政府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加以处理。有些国家虽然表示承认新中国，但仍同集团保持所谓“外交”关系。对此，中国政府坚持先谈判后建交的原则，只有在对方明确承认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同的当局断绝“外交”关系，承诺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将其境内属于中国的公产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双方才能进行建交问题的磋商。本着这一原则，中国先后同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巴基斯坦4个亚洲民族独立国家以及瑞典、丹麦、瑞士、芬兰4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至1951年5月，新中国同19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迈出了打破美国遏制和孤立中国政策的重要一步。
新中国成立之初最重大的外交行动，是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应邀对苏联进行的国事访问。此行目的有三：一是祝贺斯大林七十寿辰，二是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并就世界形势交换意见，三是商谈苏联向中国。其中，最重要的是签订新约。与斯大林举行了3次会谈，虽然双方存在矛盾和不同看法，但最终都作出了相应的让步。1950年2月14日，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外国政府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是新中国外交取得的重大胜利。评价说：“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中苏条约，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地和较快地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又正在推动着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
正当中国人民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而奋斗的时候，新中国又面临着外部侵略的威胁。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次日，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作出武装干涉朝鲜的决定。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军驻太平洋第七舰队侵入海峡，公然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统一。随后，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纠集以美国为首的16个国家组成“联合”，武装干涉朝鲜。
中国政府迅速作出强烈的反应。6月28日，发表讲话，严厉谴责美国对朝鲜和中国领土的侵略，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表明中国的严正立场。7月13日，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未雨绸缪，使中国在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避免临急应战。
9月15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从仁川登陆，并很快进抵“三八线”。此前美军飞机还不断侵入中国东北边境领空，轰炸扫射，造成我国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10月3日凌晨，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他转告美国政府：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但美国低估了中国人民的决心和力量，对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充耳不闻。“联合”于10月7日越过“三八线日占领平壤，快速向鸭绿江推进，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中国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值此危急关头，朝鲜党和政府两次请求中国出兵支援。敢不敢、能不能迎战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美国，对于一个刚从战火中获得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来说是血与火的考验。中央局多次召开会议，全面考量国内外形势及敌我双方的长处及短处，经过慎重考虑，反复权衡利弊得失，中国党和政府以非凡气魄和胆略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10月8日，在美军越过“三八线”的第二天，签署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委员，待令出动。
骄横的“联合”根本没有料到中国会出兵，毫无顾忌地以最快速度向中朝边境推进。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和朝鲜人民共同抗击侵略者，以正义之师行正义之举，开始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10月25日，志愿军利用战略上的突然性，在运动中捕捉战机，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帷幕，首战告捷。这一天后来被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到11月5日第一次战役结束时，志愿军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了清川江以南。
美国当局仍然错误地低估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和力量，继续部署全面攻占朝鲜北部，并扬言“圣诞节前结束战争”。、彭德怀采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于11月下旬发动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在敌机狂轰滥炸、我军后勤供应不上且气候严寒的极端困难条件下，英勇作战，歼灭和重创包括美军“王牌”陆战第一师在内的大批敌军。12月6日，收复平壤。到12月24日战役结束时，帮助朝鲜人民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绝大部分国土，迫使敌军从总进攻变成总退却。志愿军站稳了脚跟，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随后，志愿军相继进行了3次大的战役。到1951年6月10日，5次战役共歼敌23万余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抗美援朝战争第一阶段结束。
美国政府意识到，要打到鸭绿江边迅速结束朝鲜战争已经毫无希望，同意进行谈判。从1951年7月开始，双方举行停战谈判，抗美援朝战争进入谈谈打打、以打促谈，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第二阶段。美国在军事分界线、遣返战俘等问题上设置障碍，破坏谈判，并不断以武力相要挟。美国动用陆军的1/3、空军的1/5和海军的近半数投入朝鲜战场，企图用疯狂轰炸我交通补给线的“绞杀战”、海岸进攻等军事手段迫使我方在谈判中屈服。志愿军坚决贯彻提出的“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总方针以及“零敲牛皮糖”的战术，将阵地防御和运动战相结合，积极进行战术反击作战，粉碎了敌军的一次次进攻。
1952年10月，“联合”发动“金化攻势”，向处于战略要冲的上甘岭实施猛烈进攻。在长达43天的上甘岭战役中，敌军共向这块3.7平方公里的土地倾泻了190多万发炮弹和5000多枚重磅炸弹，山头几乎被削低两米。志愿军依托坑道工事顽强阻击，在炮兵火力支援下，以伤亡1.1万余人的代价，打退敌人670多次冲击，共毙伤敌2.5万余人，击落击伤敌机274架，击毁击伤大口径火炮61门，守住了阵地。上甘岭战役的胜利，使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整个正面战场完全掌握了主动权。中国国内部队轮番入朝作战，年轻的志愿军空军也开始出战，共击落敌机330架，击伤95架。美国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同样没有得到，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在志愿军浴血奋战的同时，中央统揽全局，实施有力的战争动员和正确的战争指导，采取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共同支撑起这场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抗争。全国掀起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潮，各行各业节衣缩食，踊跃捐献飞机大炮。到1952年5月底，全国共捐献5.565亿元（旧币），折合3710架战斗机。工人、农民掀起爱国主义生产劳动竞赛和增产节约运动，提出“工厂就是战场，机器就是枪炮”“要人有人，要粮有粮”等口号，有力地支援了志愿军英勇作战，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强保障。
在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赢得了这场战争，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这场战争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胜利班师的战争。在异常残酷的战争中，志愿军指战员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锻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志愿军将士面对强大而凶狠的作战对手，身处恶劣而残酷的战场环境，抛头颅、洒热血，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志愿军先后涌现出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志愿军将士无愧为“最可爱的人”。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极大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经此一战，新中国真正站稳了脚跟，奠定了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中国人民用胜利向世界宣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抗美援朝战争使人民解放军经受了现代战争的洗礼，使党和国家深感加快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紧迫性。早在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前夕国外历史大片，人民解放军即着手筹划建立空军和海军。1949年4月23日，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乡第三野战军东路渡江作战指挥部驻地宣告成立，这一天后来被批准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诞生日。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关在北京成立，这一天后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日。此后，人民解放军陆续成立了全军统一的炮兵、装甲兵、工兵、通信兵、防化兵、铁道兵各兵种领导机构。到195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由单一兵种发展成为军兵种比较齐全的合成军队。
全军院校建设逐步走向正规化。1951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随后，各军种院校及一批专业院校也相继成立，形成了初、中、高指挥院校体系和专业技术院校的梯次配置，人民解放军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院校教育体系。
1953年5月1日，正式颁布经过修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草案）》《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草案）》。这些全军的共同条令（草案）进一步规范了军队的管理和军人的行为，使人民解放军实行了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和统一的训练，为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建设奠定了基础。工作是人民解放军的生命线，为了进一步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1954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工作条例（草案）》颁布，对军队工作的性质任务、职责、组织形式、工作方法等作了明确规定。
1955年是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年份。1954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津贴暂行办法》公布，次年1月，解放军开始实行薪金制，结束了战争年代以来长期实行的供给制。1955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公布，规定从当年9月开始实行军衔制，军衔等级分为4等14级。授予朱德、彭德怀中国历史进程图、、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授予粟裕、徐海东等10将军衔，对其他将领分别授予上将、中将、少将军衔。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公布，规定由志愿兵役制改为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义务兵役制三大制度的实行使人民解放军正规化建设向前迈进一大步。
经过数年的努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军事、素质有了明显提高，初步具备了在现代条件下进行诸军兵种合同作战的能力。
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朝鲜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美国不打算从南朝鲜撤出军队，其舰队也继续在海峡游弋，干涉中国内政，并企图从印度地区扼制中国。1954年4月，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和平，中、苏、美、英、法以及有关国家代表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这是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的重大国际会议。中央对此非常重视，派出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等为代表的阵容强大的代表团。
1954年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开幕。在此后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国代表团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作出了不懈努力。周恩来在会上全面阐述中国政府的立场，谴责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由于美国的阻挠，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未达成任何协议，但是中国代表团所表现出来的协商精神和寻求和解的态度给各国代表留下深刻印象。
在印度问题上，美国想在印度开辟战场，达到既威胁中国又扩张势力的目的。法、英两国希望通过谈判保住它们在该地区的权益。就在此时，越南人民军在中事顾问团帮助下，取得奠边府大捷。这为和平解决印度问题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中国抓住时机，提出了解决老挝、柬埔寨问题的方案。周恩来展开卓越的外交斡旋，分别同法国和越南磋商、协调，又与苏联交换意见，统一立场，最终使有关各方达成关于恢复印度和平的协议，法国从越南、老挝、柬埔寨撤军，并确认三国的民族权利。
日内瓦会议使印度战争得以停止，亚洲和世界紧张局势进而缓解，中国南部的安全得到保障。中国和老挝、柬埔寨关系有了良好开端。中英关系有所突破，两国宣布互建处，实现“半建交”。中法代表直接磋商，为双方增进了解提供了机会。会议期间，中美就双方公民回国问题进行了接触，成为以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先声。
为发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邻近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1953年12月，周恩来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两国应根据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原则解决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上述原则后来被概括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印度政府的赞同。1954年6月，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分别与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并指出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表述几经斟酌，最后确定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一原则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亚洲中国历史进程图、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形势下，1955年4月，亚非29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亚非会议（“万隆会议”）。这是战后第一次没有西方殖家参加的国际会议。中国是亚非地区最大的国家，本着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为建立和加强中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关系创造条件、力求会议能取得成功的原则世界古代史和近代史，应邀参加会议。
亚非会议面临着复杂的形势。美国极力阻挠、破坏会议的召开，挑拨亚非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与会国家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又各不相同，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不一致，暴露出矛盾和分歧。个别国家对主义进行攻击，甚至怀疑中国对邻国搞“颠覆”活动。面对会议可能走上岔道的危险，周恩来果断决定将准备了数月的发言改用书面散发，临时拟就一个补充发言，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他指出，亚非各国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从解除殖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周恩来的发言受到与会各国代表的广泛赞扬，大会的紧张气氛逐渐缓和下来。随后，中国代表团积极开展会下交往，与各国代表团进行广泛的会晤和接触，推动《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吸收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形成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体现和引申。会议取得成功。
亚非会议后，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取得新的进展，1954年10月至1956年9月，中国与挪威、南斯拉夫、阿富汗、尼泊尔、埃及、叙利亚、也门等国先后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同芬兰、瑞士、丹麦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同英国、荷兰建立了级外交关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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