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物风景图党的历史大事记简表
高考是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不仅牵动着千千万万父母和孩子的心，也备受国人的瞩目。每逢这个时节，不管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都会不约而同地说起“今年高考如何如何”之类的话题，高考在中国已成为一场全民的盛筵。
其实类似于高考的这种人才选拔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从古代的科举考试到晚清时期的大学招生，无不昭显着今天高考的影子，它们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与传承。
科举制是中国历代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从隋始实行，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止，共经历了1300余年。由于科举制度与今天的高考在某些方面有些类似，故也有“古代的高考”之称。
科举考试制度自隋唐至两宋，都没有很大的变动，到了明清时期才有所变化。史学家钱穆在《中国历代得失》中说：“唐宋两代的考试，由民间先在地方政府呈报，由地方送上中央，这些人就叫进士。考取后称进士及第。譬如你是山东人，便向山东省政府报名，他把你送到中央，你就是山东省进士。考试录取，就叫进士及第。因此主要的考试只有一次。到了明代，殆因报考的人数更多了，才分成几次考。”明清时期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四级，即府县考、乡试、会试和殿试。
乡试一般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由于是在秋季举行，所以又称秋闱。参加乡试的是秀才，乡试考中后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读书人中举后就有了做官的资格，所以被人们称作“老爷”。“范进中举”是人们熟悉的一个文学故事，出自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小说对范进中举绘声绘色的描写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乡试的情形。
会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京城举行，所以会试又称为春闱。参加会试的是举人，取中后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
殿试是皇帝主试的考试，参加殿试的是贡士，取中后统称为进士。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究竟是谁众说纷纭，没有准确的说法，最后一位状元是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科状元刘春霖。刘春霖考中状元后的第二年，清廷即下令停止科举，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名状元，所以他经常自嘲说是“最后人中第一人”。据说刘春霖开始并不是状元，第一名叫朱汝珍，广东人古代人物风景图。当时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她对广东人有偏见，认为梁启超、孙中山这些广东人喜欢，所以觉得朱汝珍不可靠；再者她还觉得朱汝珍这个名字里边有一个珍妃的“珍”字，慈禧最讨厌珍妃，所以决定把朱换掉。后来慈禧看到刘春霖，认为这个名字很吉利，于是便把他取为第一名———当然，这只是野史传闻，正史中并无类似的记载。
状元一般授翰林院修撰党的历史大事记简表，榜眼、探花授儒林院编修，其他进士擅长文学书法者授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学习，其余的分别授为各部主事和知县等，正式进入了仕途。在北京孔庙院内，今天仍然竖立着元、明党的历史大事记简表、清三朝的进士题名碑，学者姜鸣在《天公不语对枯棋》中对其有一段精彩描述：“这里有3座元碑，77座明碑，118座清碑，记载了600多年中中榜的5万数千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及考试名次。它是古代知识分子孜孜矻矻、宵衣旰食、皓首穷经地拼搏奋斗，终于通过国家级考试，晋身上流士大夫阶层的象征，是胜利者的丰碑党的历史大事记简表。”
北京贡院既是全国会试的考场，也是顺天府（今北京地区）乡试的地方。乡试每三年一次，农历八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共三场，每场三天。全国的会试科考也是三年一次，农历二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三场，每场也是三天。考生进入考场后，马上锁上门，考生每人一间考棚、一盆炭火、一支蜡烛，吃住都在考棚里。
明清时期，北京贡院里的监考非常严格，要求“片纸只字皆不得带入试场”，进贡院大门时，要进行严格的搜查。乾隆帝曾下诏详细限定考生带入场内的各式物品规格，如砚台、木炭、糕点的大小厚度，水壶、烛台的用料，毛笔、篮子的款式，防止考生作弊。如果发现有人作弊，则送刑部严办。但即使如此，考场作弊还是屡禁不止，几年前在苏州发现了一本清生的作弊书，厚度0.4厘米，仅有半个巴掌大，竟有9万字的内容，一粒米就能遮住6个字。
科举制度废除后，北京贡院建筑另作他用古代人物风景图，今天古考场的踪迹已经难觅，只为后人留下了“贡院街”的地名。
江南贡院位于南京秦淮河畔，迄今已有800余年的历史，是目前保存最完好的科举考场。江南贡院始于南宋，明初定都南京后，苏皖两省乡试及全国性的会试均在此举行。清初江苏、安徽两省合称江南省，南京成为江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贡院也仍为江南乡试场所，与北京贡院齐名，分别被称为“南闱”和“北闱”。
据史料记载，有清一代江南贡院共举办过112次乡试，在此中举又在京城中状元者，江苏49人，安徽9人，共58人，占全国112个状元总数中的51.78%。光绪时期的帝师翁同龢、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等都是在江南贡院脱颖而出走向全国的党的历史大事记简表。
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清廷诏准自1906年开始，科举考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江南贡院从此闲置不用。1918年，当时的江苏和安徽两省经过协商，决定拆除贡院辟为市场，仅留明远楼、衡鉴堂及号舍若干间。统治时期此处为南京市政府所在地，抗战期间又被汪伪政权行政院及最高法院占用。1989年，一座以反映中国科举历史为主要内容的专业博物馆———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在其原址诞生，馆内珍藏了一大批珍贵历史文物，充分展现了中国悠久的科举文化。
年间的大学一般都是独立招生，与今天的自主招生有些相像，这种情况下，各大学都是自主命题，所以当时的高考试题也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
1932年清华大学的国文试题并不难，但其中有一道怪题“对对子”，上联是“孙行者”，要求考生对下联。“孙行者”大家都熟悉，可让大伙对对联，就有点难为这些中学生了。据说后来只有三人答对了，他们对的是“胡适之”，“孙”对“胡”(猢狲)，“行”对“适”，“者”对“之”，答案用的是胡适的名字，十分有趣，大大出乎出题者的意料。
这道怪题的“始作俑者”是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和语言学家，时任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四大国学导师。当时人们都认为“孙行者”的标准答案就是“胡适之”，而且还都以为是陈寅恪有意为之，目的就是调侃一下好友胡适。其实陈寅恪拟定的答案是“王引之”(清代学者)和“祖冲之”，也确实没有调侃胡适的意思。
陈寅恪如此出题肯定有他自己的道理，但社会对于这种考试方式却不是十分理解，当时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已推行白话文十余年之久，尽管社会上坚持使用文言者还不少，但作为整体的教育体制而言，白话文已占据了主流地位，“对对子”在当时的正规学校教育中已销声匿迹多年。所以人们普遍认为陈寅恪此举是有意复古开倒车，甚至还有人将这次考试当作笑谈，所以以后“对对子”这种考试形式再没有应用，更没有推广。
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前身）成立后第一次招生，国文考试有两个题目，一是《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一是《杂感》，两题任选一道。山东诸城籍考生臧克家两题都做了，他写的《杂感》只有三句话：“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边的苦海!”这三句杂感虽然短小却饱含哲理，后来臧克家在回忆文章中说：“它是我尝尽了人生的苦味，从中熔炼出来的哲理，也是我在大失败之后，极端苦痛而又不甘心落寞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悲痛消沉心情的结晶。”青岛大学国文系主任闻一多对此极为欣赏，从中看到了臧克家的内心世界，于是便给判了98分的高分，将数学考试吃了“鸭蛋”的臧克家录入青大。据说当年闻一多报考清华时，也是其他学科成绩平平，唯独作文为主考老师欣赏，今天看来，闻一多这次破格录取臧克家，多少也有些惺惺相惜的意思。
1946年西南联大北返，北大党的历史大事记简表、清华和南开三校联合招生，其国文试题可以说是简单至极，让人看了有不可思议之感。题目共两道，一是作文：学校与社会；二是解释成语：指日可待、变本加厉、隔岸观火、息息相关。
看着这些当年的老试题，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感慨良久，与这些简洁、精炼的试题相比，如今那些动辄长达十余页、似是而非的考试题目相比照，究竟哪一种更接近我们教育的初衷呢?众所周知，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乱世，但同时也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那个时期大多学者文人的道德文章至今仍令我们怀念不已，之所以如此，我想这与当时那种独特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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