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级上册历史习题如何读历史书
作者分系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周边安全与合作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随着后现代主义的不断发展，历史记忆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受到人们更多关注。历史记忆是群体对于往昔事件的社会性建构，且在此基础上重塑历史事件并服务于现实及精神需求。国际关系研究视阈下的历史记忆可分为冲突性历史记忆与合作性历史记忆，其对于国家间行为以及国际冲突与合作产生相应影响。历史记忆作为相对独立的变量嵌入国家关系结构之中，其在国际演绎的作用机制通过对一国的战略文化、决策者认知以及公众等中间链条，推动政府外交政策生成以及国家间关系互动，从而催生国际关系的纷争与合作。文章以柬埔寨对外关系变迁发展为案例,对历史记忆与国际关系的逻辑机制做出大致的检验。
自从历史学诞生以来，人们倾向于把历史学作为记忆的有效载体与外在展现，以书写及口头等方式传承与保存已经发生的事件。最初，记忆属于心理学科的研究范畴，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异军突起，记忆逐渐成为历史学领域的热门话题。阿兰·梅吉尔直言，“历史记忆研究的突起，是宏大历史在后现代主义冲击下解构的产物。”柯文·克莱因认为，探索记忆已成为“历史话语的一种替代疗法”。中国学者沈坚也指出，记忆史研究成为历史学的新兴研究领域，历史学出现了新的研究范式。之后对于历史记忆的研究在心理学、历史学、人类社会学等领域逐渐铺展开，并延伸到国际关系学界。
通常来说，国际关系研究的本质是围绕着国家如何避免战争、实现持久和平及人类进步等问题。正如秦亚青教授所言，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的主题是冲突与合作或战争与和平，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争论也大多涉及合作与冲突的原因、内涵和意义。传统对于冲突与合作的研究主要是根据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等主流国际关系流派，分别从不同的本体论及认识论出发透视国际关系中的冲突与合作，把握冲突发生的原因及合作实现的条件。传统理论流派对于战争和平、冲突合作的解释并不能完全达到与经验事实的契合，难以有效实现社会科学研究需要的逻辑自洽。反思主义学者以及认知心理学家对于理性主义效用最大化等传统研究路径的解释力提出挑战，指出其中存在实证异常问题，特别是后者探讨了观念认知影响外交决策进程。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和国际关系史分属于不同领域,国际关系学者常常把历史作为理论的例证，历史学家则有所质疑理论的普遍适用性。历史与国际关系有着深刻的知识谱系联结，以历史为基分析国际关系也是本学科研究的重要路径。随着学科的发展与现实的演绎,历史记忆在国家与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不43断提升。正如江忆恩(AlastairI．Johnson)教授所言:“在国际关系中，历史记忆一直是一个相对活跃的变量因素，尽管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是最不发达的问题之一。”21世纪以来以历史记忆视角研究国际关系中冲突与合作的成果不断增加，且集中于具体的国家间关系或聚焦于某个问题领域，但没有从理论层面阐述历史记忆与国家关系的逻辑关联。本文试图从历史记忆的概念操作出发,分析历史记忆与国际关系中冲突与合作的逻辑关系，特别是阐述历史记忆作为自变量对于国家间冲突与合作的影响，最后以柬埔寨对外关系演绎作为案例进行检验，得出相应结论。
论述历史记忆在国际关系演化中的地位，尤其是对于国家间合作与冲突的逻辑作用,需要对作为自变量的历史记忆进行概念的具体分析。法国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并将记忆类型分为个体记忆、社会记忆和历史记忆。在哈布瓦赫看来，历史记忆虽然是通过书写记录和其他类型的记录得以表现，但是却能通过纪念活动、法定节日等而存续下来。对于历史记忆的概念界定，需要辨析其与集体记忆的关系。哈布瓦赫认为，历史记忆属于集体记忆，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过程。中国学者王明珂也认为历史记忆是集体记忆的一种，它是一个社会群体的集体记忆中以这个群体所认定的“历史”而在群体成员中普遍流传的对往事的记忆。在这种概念语境下，历史记忆不同于通常的国家记忆或集体记忆，且是集体记忆的分支。总体来说，历史记忆是特定群体唤起的对与自身关联的过往事件的回忆，且在此基础上再塑与重构相应社会性行动。
要深入把握历史记忆的概念，还要廓清历史记忆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历史记忆与历史事实有着密切关联，记忆与历史相辅相成。历史记忆的构件与素材来自于历史，记忆有着历史的“原材料”，是在事实基础上的创造与想象。历史学家根据记忆的对比分析，可能在限定范围内复原相关的事件找到事件的内核，即在什么时间及空间发生了什么，进而趋近历史真实。
另一方面，尽管历史记忆与历史事实指涉对象均是人类过去的经历，历史与记忆的边界却无法得到精准区别，且二者之间有着张力与博弈。历史是过往“已经”发生的事件，记忆是人们当下“相信”已经发生的事件。历史真实作为一种固定的客观存在事实，本身无意识且不因认知主体及时间变迁发生改变;历史记忆则是主体有意识的主观映像，可基于主体自身需要来选择性地记忆，在这个过程中的历史可能会出现扭曲与遗忘。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历史记忆的主客体常常让位于新的地缘关系。
从概念出发，历史记忆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是社会建构性。历史记忆是一种基于过往事件塑造的社会性事实，其源于历史事实且超越于历史事实，是人类群体观念建构的产物。其次是主体认知差异性。由于历史记忆是人类主体建构的过程，加之信息不完全性、环境约束以及动力机制作用，记忆生产者及受众对同一客观事件有着不同甚至相反的历史记忆。正如弗里德里克·巴特莱特所言，人们总是根据特定经验框架进行回忆，且这一框架又总是存在于不同形式的社会结构中，从而产生差异性记忆。再次是记忆文本变迁性。
作为历史事件符号化的手段，不管是物质形式还是精神存在的历史记忆，随着时代语境及环境等方面的变迁，个体、群体及社会对于历史记忆的表述被反复地修改，部分可能被重复或打破重组，部分可能被消除或新元素加入。最后是现实能动性。历史记忆作为一种选择性的意识行为,记忆主体对过去的重构同其现实的价值与利益考量分不开。历史关注的是过去，记忆指向群体当下的需求与利益，具有高度的选择及重建性。人们对于历史记忆的强调与再造，最终还是落实到其有助于建构现实。如同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说，“过去总会被合法化”。
历史记忆的重要价值在于重构过去文本，满足当前的精神与需要，历史记忆的建构与历史失忆的制造与现实分不开。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流行的历史记忆话语通常是社会事件历史记忆，尤其是牵扯国家之间的社会事件，包括国家之间的纷争、友谊及其他互动，成为支撑当前世界演绎历史记忆文本的基本来源。国际关系本身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理解及抽象归纳，不同国家及族群根据彼此历史交往的心理体验，且受制于现实情势，会产生和谐性或冲突性历史记忆，从而影响国家间关系的走向与国际关系的演绎。
作为在特定群体中存在的观念集合，历史记忆既是社会权力的象征符号，也深刻揭示着背后的复杂权力现实,成为“实践中的神话”。历史记忆以回顾、想象及重塑的方式看待过往事件，关注利益的聚合及权力的运用，基于历史记忆的情感动力，深刻地作用于社会生活。
历史记忆对于国际生活的因果逻辑关系体现在其对于国家间冲突与合作的影响，这是理解国际关系中历史记忆的基本路径。在作为原因的历史记忆与作为结果的国际关系演绎之间存在着中间链条,即战略文化、决策者认知以及公众。历史记忆对于国际关系竞合关系的作用是通过塑造国家战略文化、引导决策者认知及刺激公众等方式干预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进而对国家间冲突与合作以及整体性国际关系产生影响。
战略文化是一个国家外交政策与国际战略的观念依托，是社会性学习及建构的产物。按照戴斯蒙德·鲍尔的观点，战略文化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对于战争、和平及战略等重要主题的态度，其有着独特的地缘战略情势、资源、历史、军事经历及观念根源。战略文化的生成深受历史记忆的影响，与他国互动的历史经历及其印刻在民族心理层面的记忆是该国认知外部世界的重要思想源泉。有学者指出，战略文化的形成与文明的历史经验以及由此形成的经验性信仰有深刻的联系。
历史记忆对战略文化的形塑主要体现在身份认同和威胁认知。战略文化一般包括如何认识自我及怎样对待他者。历史记忆并非面向历史的被动产物，而是新时空情境中对历史的积极建构与符号化过程，特别是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如何读历史书，并建构于同他者的关系中。通过汲取或扰乱国家的身份认同，历史记忆能够处于本体安全的地位。内在断裂的历史记忆难以支持产生凝聚力的国家身份认同,反倒成为共同体内部纷争的源头。
人们通常会以较为现实的路径想象来重塑过去，在既有认知框架内以历史类比的思维与情感方式获取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以及对于他者的印象,历史记忆的连续性及反复性促进一个国家重塑对国际体系的态度以及自我在其中的位置与价值如何读历史书。国家在判断他者威胁强弱时，通常会利用自我的历史叙事结构与民族记忆逻辑认定他国意图，这要考察能够追溯的历史经历与经过意识筛选、想象重构和媒介展现的记忆。有学者指出，集体记忆造成了战略行为体的身份——是敌人，是对手，或者是朋友，并因此来界定自己的利益和所属阵营。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两国互动中出现的冲突性历史记忆，还会加深自我身份认同以及加重对他者的威胁程度。
基于历史记忆的战略文化影响着政策制定者的战略抉择，作用于国家对外行为及国际关系。作为国内群体的集体意象，历史记忆可能塑造精英及民众对他国的感知与错觉，形成本国的固有战略文化，并通过政府对外政策与活动得以体现。不同的战略文化决定了不同国家对于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等国际关系主题的认识。历史记忆，尤其是其中的创伤记忆，由于带来不利结局或惨痛后果产生受害者心理，对于一国现实消极性或强硬性战略文化作用明显。18世纪末的美法联盟给美国内政外交带来严重困境，被称为“纠缠不清的联盟”，这种历史记忆催生了美国对外政策中根深蒂固的孤立主义战略文化，150年内未与其他国家正式结盟。大记忆一直在以色列国家的意识形态构建中占据着中心位置，把创伤记忆与当下安全环境进行历史类比。以色列战略文化中的关键特征如恐惧与攻击共存，倾向于从最坏处着想，注重和依赖军事权力，倾向于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来应对生存性威胁等以色列战略文化塑造与大历史记忆的关系。这种战略文化深刻影响着以色列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特别是强硬地反对伊朗的核计划以及巴勒斯坦建国诉求，升级了地区安全风险系数。英国的“疑欧主义”传统与英吉利民族关于欧洲的历史记忆有关。这种战略文化成为现在英国脱离欧盟的历史心理线索，也给欧洲一体化进程造成重大挫折。老挝战略文化的形成与历史记忆有关，澜沧王国历史上惨遭缅甸、泰国与越南等周边国家入侵的记忆，形成多边制衡的战略文化，并对之后老挝与周边国家外交关系发展带来深刻影响。
外交决策系统作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形成及具体实施行为主体，包括行政(总统、内阁总理)、议会、军队、外交官僚部门等，直接参与到国家间关系互动。以往的对外决策理论研究显示，决策体系内部各部门及决策者个人主要是利益取向，即争夺物质与权力资源的理性过程。事实上，决策者对外政策动议生成并非完全按照目的—手段一致的理性原则，而是有着自身情感价值与利益等综合偏好选择，特别是决策者基于历史记忆在现实情势变迁下的应激反应，是一种有限理性过程。历史记忆对于决策者认知的作用机制有三个路径。
首先是以往发生事件造成的记忆及其教训为后面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记忆是主体对于已发事件的认知与心理印象活动。对以往经历的记忆可以增加政府决策者的预期损失，降低发生冲突或对外干预的行为动机。决策者经过对历史事件及后果的选择性记忆，固化与沉淀部分影响深远或者带来屈辱感的记忆，且对当下行为选择做出合理性解释。美方受到越战历史记忆灾难影响，反对美军直接介入第三世界冲突。
面对1979年伊朗扣押美国大使馆人质事件，卡特总统顶住国内外多方面压力，主张倾向于和平途径解决这场危机。他指出美国在越南已经得到教训，即如果在与自身安全关联不大的情况下卷入他国内政，将会铸造大错。于以往战争记忆的反思可以成为推动区域一体化的动力，20世纪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记忆成为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催生因素。战后的精英阶层反复思考战争发生的原因与如何预防，需要跨越国界的精神克服民族主义肆虐。正如尤尔根·哈贝马斯所说，终止欧洲流血战争历史的愿望，一直是欧洲一体化的最强大的推动力。
其次，决策者可能受到消极或错误历史记忆“遮蔽”，不是客观地认知外部信号，对外部威胁的感知过于敏感与夸大威胁的受害者心理。如果精英拘泥于对历史问题选择性的记忆，对本国或本群体不幸历史和现在身份过于敏感，会影响到认识自身和观察别人的角度，从而采取不当甚至偏激的行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战争冲突记忆作为决策者权衡安全威胁来源的重要驱动因素，决策者经常用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情况做类比，经常不深究以往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战后美国认为苏联的目标是征服全球，美国介入朝鲜战争是阻止苏联企图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联勃列日涅夫对二战历史记忆的印象，认为美国—联邦德国核同盟是希望采取报复行动,任何谨慎都不能允许德国复仇势力再次抬头。正是在这种错位历史记忆的作用下，作为决策者的国家对威胁认知过于消极与悲观，从而推动了冷战的不断升级如何读历史书。
最后，决策者可能为了特定目标利用历史记忆为外交战略提供合法性。一定程度上，历史能为现实提供合法性依据，通过历史事实的再现、还原、固化与传递,使得记忆通道成为历史与现实打通的媒介，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中。决策者有时有意制造新的历史记忆达到目标，特别是将历史争议作为一种达到目的、增强权力的手段和工具。为了达到目标，需要在精英和社会集团中创造广泛的认同。以色列家倾向于将历史悲情与现实威胁联系起来，以获取民众支持。
以色列总统佩雷斯曾指出，以色列必须要从NAZI决策者操纵历史记忆可以凝聚国内应对外在威胁，甚至放大现有威胁，以实现某种战略需要。历史记忆在上具有被利用的价值，常常被家以类比或借喻等手段唤起，用于意义架构和社会动员，在民众间传播与内化历史记忆，且辩护与宣传特定政策。有学者就评论道:“历史性敌意的存在和反复的战争常常夸大了当前对威胁的认知。”当然，外交决策者会精准把握本国国家利益,也会把历史记忆作为隐性的与精神存在的国家利益。中日两国关于二战的历史记忆之争，关系到中国国家尊严与民族声誉的问题，日本则把扭曲历史且再造不实历史记忆作为大国化的重要手段。
民众是历史记忆的重要认知主体,也是历史记忆本身的载体来源，历史记忆会引导及塑造公众，对政府形成国内压力，影响对外关系演绎进程。历史记忆自身是由特定的国家或人民所建构出来的意识,民众往往通过自身的历史透镜来感知他者，这意味着对于他人的知觉或错觉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记忆的结果。历史记忆作为共享的记忆，能够为群体成员提供精神聚合点，设置自我认知和定位的标准，普通民众由此确立出群体归属感和角色分配。历史记忆往往成为人们理解当下情势的棱镜，塑造出对某些情境敏感化的群体，形们行为与政策选择的“路线图”。
一方面，严重伤害性事件的记忆会引发想象性体验主体在认知情感及价值判断等方面的消极反应,经常带来公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国家之间冲突和暴力的记忆，尤其是主体间性建构出冲突性历史记忆，通常会带来民众间情感及身份认知的对立,进而升级为群体及国家间争执。消极性或冲突性历史记忆会刺激破坏性民族主义发生，损害族际与国家间关系，甚至导致国家走向与解体。“9·11”事件后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和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伴随着二者冲突性历史记忆的介入。乌克兰国内东西部公众伴随着对苏联及俄罗斯的历史记忆，对当前民族国家建构以及乌俄关系发展带来深刻影响。
另一方面，政府需要采取有力的对外政策，积极应对公众历史记忆方面的诉求。外交政策需要获得本国民众支持，公众一定程度上会成为国家外交政策选择的约束条件，庞大的国内观众成本，影响国家外交战略布局与具体政策推行。罗伯特·普特南指出，外交决策需要考量两点:一是须别国接受，二是获得本国民众同意。面对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或因冲突性历史记忆与他国民众及政府发生的碰撞，需要在合理限度内处理好内外关系的平衡。政府通过引导民众再现与重习历史记忆,强化对本国及本民族的认同，增加政府对外政策的权威性与合法性。
另外，不同国家公众间因为历史记忆的同构性与歧异性发生认知的一致或碰撞，也会给政府政策及国家互动带来影响。不同国家间民众间和谐性历史记忆成为国家友好关系的推动因素。印度和非洲因共同反抗西方殖义以及相互支持的经历，赋予了二者相对深厚的情感记忆，是印度在21世纪以来在非洲发展关系的软实力资源之一。东亚国家民众关于战争历史的集体记忆有着结构性差异，加害者意识的缺乏及受害者体验的强化使得日本部分民众及媒体对于中韩等被侵略者的历史感受视而不见，干扰了中日及韩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也是东亚一体化的障碍性因素。
历史记忆对于国家间关系合作与冲突的因果作用机制是通过对于影响国家的战略文化、决策者认知及公众发生效应的。其中，战略文化是政府对外政策的价值观念指导，公众是政府对外政策的国内压力或推力，决策者认知是政府对外政策的直接观念源。政府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以及国家间互动，对于国际关系的冲突与合作产生着相应影响。这种逻辑关系体现在历史记忆是自变量，国际冲突与合作是因变量，中介变量是战略文化、决策者认知及公众，且战略文化与公众对于决策者认知也有着相应作用。
为了有效验证历史记忆与国际关系的因果逻辑，本文选取柬埔寨对外关系演绎作为案例进行阐释，从中择取柬埔寨中立主义战略文化、柬越关系以及柬泰柏威夏寺争议等三个具体案例进行论述。利用柬埔寨案例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存在着丰富的经验事实体现着历史记忆与国际冲突及合作的逻辑相关性，可以从中研究为历史记忆发挥作用的中介变量是怎样导致因变量变动的;另一方面，柬埔寨作为国际体系的成员，其国家发展历程与对外关系演绎在国际中尤其是发展中具有一定代表性，使得该案例的验证结论具有相应的普遍适用性。
柬埔寨位于中南半岛南部，北依老挝，西连泰国，东接越南，南向泰国湾，面积约1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0多万，是一个海陆兼备的东南亚小国。柬埔寨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吴哥王朝统治的9～11世纪是国运兴盛时期，柬埔寨是当时东南亚区域强国。12世纪以后柬埔寨受到西边的泰国及东边的越南等反复侵略，19世纪以后又沦为法国殖民地,二战中被日本侵略军短暂占领，直到1953年成为完全的独立国家。之后,柬埔寨经历了抗美救国战争(1970～1975年)以及柬越战争(1978～1989年)如何读历史书。作为中南半岛地区国际体系的弱者，柬埔寨的历史可以说是不断反对外来侵略与殖民统治的斗争史。
这种历史记忆对于柬埔寨国家战略价值观念有着重大影响，出于与主权独立的考量，柬埔寨对于外部强权持有戒心，担心再度被大国控制或为大国竞争所累，形成中立主义的战略文化。正如有学者指出，基于历史经验，柬埔寨对成为大国附庸抱有高度的警惕感，这成为柬埔寨走向中立的关键推动力。中立主义战略文化深刻作用于柬埔寨外交政策走向，其宪法也明确规定，柬埔寨奉行独立、和平、永久中立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柬埔寨近年来的对外关系深刻地诠释着中立主义战略文化，尤其是体现在柬埔寨在大国竞争中战略抉择、柬埔寨的东盟政策以及对于南海问题的立场上。当前，面对中国崛起步伐的加快以及中美战略博弈烈度的加强，柬埔寨没有像其东南亚邻国采取不同形式的大国平衡与对冲政策。
越南在柬埔寨的历史发展及现实对外关系中占据着有利地位，柬越历史互动是柬埔寨决策者对于越南国家认知体系的重要来源。柬越关系具有不对称性，越南长期是柬埔寨的“大邻国”。从17世纪阮氏王朝以来，越南封建统治者就不断推行南下政策，蚕食了吴哥王朝的土地，包括今天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带七年级上册历史习题。对此，柬埔寨决策层有着深刻的认知。正如已故国王西哈努克1979年在联合国安理会控诉越南对于柬埔寨的侵略历史时指出，“从15世纪直到20世纪初，越南尽管遭到柬埔寨军民顽强和不屈不挠的抵抗，但是它还是侵吞了足足半个柬埔寨，这一半柬埔寨的土地那时就成了今天人们所称的越南南方”如何读历史书。
柬埔寨政府及反对派对于越南威胁的历史记忆仍然在深深影响两国关系发展。近年来尽管越南和柬埔寨的、经济关系取得了突破，但柬埔寨“受害者”的历史记忆一直是越柬构建深层互信的障碍。尽管现任内阁首相洪森由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在越南帮助下参与推翻红色高棉,其本人也曾强调“越南70年代的出兵不是侵略而是复兴柬埔寨”。但由于现实存在的领土争端以及历史上越南对于柬埔寨的侵略史，以洪森为代表的柬埔寨领导层对于越南还是有着一定疑虑，尤其是在国内民众及反对派压力下。今后，柬埔寨决策层如何认知越南以及柬越关系走向依然是中南半岛局势发展的重要变量。
柬埔寨与泰国围绕着柏威夏寺归属的争议是柬泰关系发展的消极因素，柬公众在历史记忆基础上形成的观念认知与国内压力推动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柏威夏寺位于柬埔寨与泰国的边境地区，现在受柬柏威夏省管辖。柏威夏寺建于公元11世纪的吴哥王朝鼎盛时期,作为柬埔寨国家的文化瑰宝，柏威夏寺记载着古代高棉帝国的伟大与强盛，成为今天柬埔寨民族荣耀的历史情感来源。柏威夏寺争端祸起于近代柬埔寨国家没落时期，昭示着柬民族遭受邻近的泰国及域外列强法国入侵的苦难历程，也是柬泰久远领土主权争端以及历史纠葛的组成部分。对于柬埔寨民众及社会而言，正因为柏威夏寺有着民族自豪感及屈辱感的双重历史记忆,这种历史记忆容易被当前发生的事件激活，从而成为民族主义情绪的导火索。
2012年6月，柬埔寨大约1000名学生举行集会开展纪念海牙国际法院把柏威夏寺宣判给柬埔寨50周年活动。公众对于政府形成巨大压力，迫使政府采取强硬立场应对柏威夏寺主权归属。同时柬埔寨政府利用这个“有争议的记忆”迎合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积极推进柏威夏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目的之一是维系执政地位七年级上册历史习题。正如有学者指出，执政党试图通过柏威夏寺争端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柏威夏寺争议使得柬泰两个邻国发生多次边界武装冲突，中南半岛有重回“战场”的趋势。这不仅损害双边关系，威胁东盟的团结，且影响东盟一体化进程。
历史记忆不等于历史事实，是在历史事实材料基础上的文本加工与知识重构，是一种社会性建构，由社会群体共同铸就，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历史记忆作为一种观念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相应作用，尤其是对于国际冲突与合作生成的逻辑机理如何读历史书。历史记忆对于国际关系的因果机制是通过中间链条进行的，包括战略文化、决策者认知以及公众等中介变量，即历史记忆依托于影响国家的战略价值观、领导者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以及民众与社会作用于国家对外政策以及国际关系演绎变迁。以柬埔寨对外关系开展为案例，检验了这种因果逻辑关系。总体上看，历史记忆及相关叙述在国家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地位昭示其对国际关系的重大影响。随着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不断发展特别是记忆史学的逐渐深入，以及国际关系研究向着纵深开展，以后学界对于国际关系中的历史记忆变量将会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及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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