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顺口溜好的历史文
在第六个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新华报业传媒集团“众城联动共祈和平”大型主题活动采访组兵分六路，前往沈阳、北京、上海、南京、益阳、腾冲六地采访，通过一事、一物、一人……带你重温那段艰难岁月与沉重记忆，呼唤更多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共创未来。
“大家看到的这尊铜像名为‘感谢中国养父母碑’。铜像主体是一对中国养父母带着一名小男孩，而这个小男孩的原型是日本侵华战争失败后遗留在中国的孤儿。”
11月17日，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内，10岁的侯舒元一早就开始了小小讲解员的志愿服务。在她身后的铜像中，小男孩仰着头，天真地咧着嘴笑。
两年前来到“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做志愿者时，侯舒元并不明白，什么叫遗孤？什么叫养父母？为什么中国人要给日本人养小孩？博物馆馆长范丽红带着侯舒元来到一面展墙前，上面挂着的满洲移民分布图，让她知晓了80多年前发生在黑土地上的历史。
1931年9月18日晚，日军炸毁南满铁路并嫁祸中队，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队发动进攻，“九·一八事变”爆发。次日，日军占领整个沈阳城，4个多月内，东北地区沦陷于日本人手中。
随后日本开始有组织地向中国东北移民。数据显示，截至1945年，日本在中国东北移民人数达150万人，其中农业移民达30万人。遗孤正是这些日本移民的孩子，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侵略者撤退和被遣返期间，大量日本孩子被遗弃成为孤儿。
“近5000个孩子被日本人遗留在东北的土地上，他们被中国家庭收养，长大。”范丽红介绍，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很多日本遗孤相继和亲人取得联系，回到日本，也有不少人选择留在中国生活。
如此众多的战争孤儿被遗弃在尚未结束战争状态的被侵略国家，后又被遭受过奴役和蹂躏的该国人民收养，这在战争史上是空前的！善良的中国人民，置自己的生活窘困而不顾，向这些身世悲惨的孤儿伸出慈爱之手，将他们抚养。没有人比中国人民更富于大爱情怀！而当亲手养大的日本子女提出回国时，中国养父母又给予极大的理解与支持，挥泪送孩子们踏上归途。“对中国养父母的人道与博爱，日本人民感铭之至，并永世难忘他们的盛德！”铜像碑文发自肺腑。
11月，初雪后的沈阳，马路上滴水成冰。如果没有人收留，当年留在东北的日本遗孤，不可能度过漫长的寒冬。
1945年，出生仅七八天的木村成彦就成了遗孤。瘦小的他生下来肚子上就长了一个疖子，存活的希望渺茫。幸好被吉林省敦化市的张中棉和徐淑珍夫妇收养，取名张学彦。养母没有奶水，只好将高粱米煮到八成熟的时候放到嘴巴里嚼烂，然后吐出来，用纱布包着挤出汁喂养他。高粱米很烫，以致养母不到40岁时，满嘴的牙齿都掉光了。“当时养母一直说，要等我长大了给她镶牙。”中日恢复邦交后，在养父母的支持下，木村成彦返回日本。
木村成彦正是碑中小男孩的原型。1999年，“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扩建的消息传到日本，以木村成彦为代表的1450名回到日本的遗孤得知此事后，筹资50万元捐赠了这座“感谢中国养父母碑”。
1999年8月20日举行揭碑仪式，年过半百的木村成彦回来了，但就在3天前，养母去世，他终究没能兑现给养母镶牙的承诺。在此后的多次采访中，他一提到养母就泪流不止，“没想到分开十多年，再见却是阴阳两隔！”
揭碑仪式上，遗孤代表们跪倒在地，哭成一片，说不尽的对中国养父母的感恩之情。像木村成彦这些遗孤，基本都保留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说着东北话，吃着中国饭……他们怀着对中国养父母不尽的感激之情，活跃于日本社会，架起一座座促进中日友好的桥梁。
11月28日，贺亚红又一次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百团大战展示区。她俯下身子，深情凝望着展柜中一只棕的公文包。这只日本公文包，是父亲在百团大战中缴获的战利品，寄托着她对父亲的思念。
百团大战是抗战中中国党领导的军队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进攻战役，贺亚红的父亲贺振国参加了这次战役，在战斗中负伤。
1940年8月，破袭正太铁路战斗打响后，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决死一纵队”营教导员贺振国带领战士和日军展开残酷的近距离战斗。贺振国率部击毙一名背着公文包的日军少佐，在收缴公文包和日军军官所携时，一批密集射来。“爸爸的左手臂当时就被打断了，血管被打穿，鲜血直流，但他仍冒着枪林弹雨拼命将日军少佐的左轮和装有机密文件的公文包带了回来……”说到这里，贺亚红难掩激动，“最重要的是，我方通过公文包里的作战资料，了解到日军下一步的动作和打算。”
贺振国荣立二等功。上世纪60年代，他将左轮上缴给国家，而这只公文包在贺家一留就是60多年。2002年，贺亚红将其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成为纪念馆的重要馆藏。
贺振国共有6名子女，出生于1956年的贺亚红年龄最小。从贺亚红记事起，就常听父亲讲述战争往事，讲述公文包的故事，讲述他“二级残疾证”的由来。她和哥哥姐姐们从小就了解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
1990年，贺亚红到日本留学。家人曾担心，中日之间发生过战争，她出国会遇到隔阂。但贺亚红不这么看，“我觉得要经过沟通和交流，才能架起和平的桥梁。”
留学期间，贺亚红结识了许多日本友好人士，也常常讲述中国的抗战故事。她曾在“日中友好协会”讲述自己的爷爷奶奶、姑姑和姑姑刚出生的孩子等一家8口人被侵华日军残忍杀害的往事。没想到一位日本老人当场下跪、诚恳忏悔：“我也参加过这个战争，实在对不起，希望从你们这一代以后，我们日中再也没有战争了。”
1937年7月7日夜至8日凌晨，日军向卢沟桥畔的宛平县城发动进攻，“卢沟桥事变”爆发，由此拉开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
战争已成过往。现在的宛平城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珍藏着中国人民14年抗战历史的点点滴滴。展厅里，“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16个大字赫然醒目。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李宗远介绍，“2014年起设立的国家公祭日，是要让我们记住历史，但并不是要我们记住仇恨和延续仇恨。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在14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为了捍卫世界和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今，中华民族依旧是维护和捍卫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生长于和平年代的贺亚红由衷感慨，这些年，因出国留学、工作而有更多机会“走出去”的她历史记忆顺口溜，体验到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给国人带来的满满自豪感。“正是有了和平环境，中国才能不断发展进步，百姓生活也才能越来越好。”
“萍舟兄：电悉，当始终为国奋斗。在吾整个人生中不知危险为何意义。岳母福体安否？吾身安好，恳转告汉方知我友人释念。祝珍重。”
在波澜壮阔的抗战史中，无数爱国将士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不惜献出宝贵的生命。留给后人的，或许只有一封封饱含家国情怀的书信。
这封信写于1937年11月2日，现珍藏于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写信者名叫谢晋元，字中民，时任国民军陆军第88师524团团长。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写信时境况又如何？2019年12月，谢晋元之子谢继民先生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好的历史文。
谢继民告诉记者，这封信是“八一三”淞沪会战后期，谢晋元率部退守至上海公共租界后所写。因与身处广东的妻子通信不便，谢晋元将信寄给了连襟张萍舟（张萍舟住在汉口，所以信中提到“汉方”——编者注）。国破家何在？立志以身许国，不知死为何物！文字不多，读来深沉。
而早在“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前，谢晋元就写信给妻子凌维诚，称中国的半壁江山遭日军蚕食，“灭种之祸，发之他人，操之在我，一不留心历史记忆顺口溜，子孙无噍类矣”，表达了抗战的决心。同时，他把家中的一切家务琐事都交给了凌维诚。说是“交给”，实为“交代”，当时的谢晋元已经料到，他将要投入到一场轰轰烈烈的战斗中去了好的历史文。
淞沪会战打到1937年10月时，大量防线日，谢晋元接到坚守四行仓库的命令。四行仓库是金城、盐业、中南、等4家银行的堆栈，墙体坚固，可作军事据点用于防守。只要有机会，甚至在战斗的空隙，谢晋元与524团第一营杨瑞符营长都会跟连排长及每位战士重复这样的话：“我们这是最后的阵地，最后的坟墓。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这个阵地不能给敌人。”
面对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西墙，谢继民对记者介绍说：“日军主要是从西面和北面进攻。在4天4夜里，我方消灭了200多敌人，自己伤亡大概40多人。为迷惑敌人，号称‘八百壮士’，实际上只有400多人，他们宁死不屈。每天数以万计的租界民众隔河观战，随时将战斗消息传到全国，还有外国记者将其传到全世界，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
在中国抗战史上，这场规模不大的阻击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歌八百壮士》里写道：“同胞们起来，快快上战场，拿八百壮士做榜样，中国不会亡！”
新中国刚成立时，上海市人民政府就发文称：“谢晋元参加抗日，为国捐躯。” 2014年，“谢晋元等八百壮士”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2015年9月2日，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仪式上，习总在讲话中称“军‘八百壮士’”为“英雄群体”，并赞誉“所有投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人们，都是抗战英雄，都是民族英雄”历史记忆顺口溜。
“父亲不止一次讲到，日本人占领租界的时候，就是我为国牺牲的时候。”在采访过程中，谢继民几次哽咽。在谢老看来，国家公祭日的设立，既是对死难英灵的告慰，也是对和平的呼唤。“因为有我父亲和其他千千万万的抗日烈士英勇斗争，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今天我们回顾历史、缅怀先烈，更要珍惜现在的和平环境。”
12月3日早晨，南京已经颇有些寒风刺骨历史记忆顺口溜。92岁的刘健芝与84岁的老伴祁恩芝天不亮就起床了，由东向西奔波20多公里，穿越大半个南京城，赶到侵华日军遇难同胞纪念馆，拍摄遇难者遗属今年首次“家祭”活动。
“我们想用自己的方式来铭记历史、维护和平。”刘健芝夫妇执着于拍摄悼念死难者的有关活动，储存一份独特的民间记忆，至今已有26个年头。
刘健芝是一名抗战老兵。1943年，年仅16岁的他在老家山东招远参加八路军，亲历过胶东半岛的艰苦抗战，后来转战到华东，上世纪80年代从正师职岗位上离休。祁恩芝1951年入伍，曾就读于南京工兵学校，1954年与刘健芝喜结连理。离退休后，他们住在南京城东的部队干休所，玩起了摄影。
1994年12月13日，南京首次公开集会悼念30万侵华日军遇难同胞，老两口一早赶去拍照。“那天天气不太好，刚下过雨，很冷，但参加悼念的人很多。大家的心情很沉重，也很欣慰，因为这是对遇难同胞及其家人的告慰。”从那一刻起，老两口意识到，拍摄悼念活动，传承历史记忆，意义非同寻常。
从那一年开始，每年清明节以及“8·15”“9·18”“12·13”等特殊日子，侵华日军遇难同胞纪念馆都会举行各种活动，缅怀遇难同胞，呼吁人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每次活动的“长枪短炮”中，总少不了刘健芝夫妇的身影。他们不顾年迈，像摄影记者那样抢机位、调镜头、按快门。
刘健芝夫妇家中有个约10平方米的摄影工作间，桌子上放着4本厚厚的本子，这是刘健芝夫妇将他们刊发在报纸上的照片做成的剪报。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既定格下珍贵的历史瞬间，也寄托了普通市民的和平愿望。
2004年12月13日，两位老人用镜头记录下“最坚强幸存者”李秀英的家人手捧李秀英遗像的照片。这位坚强的老人没等来日本右翼分子的道歉，带着遗憾撒手人寰……
2000年2月27日，南京举行声势浩大的“声援东史郎座谈会”，白发苍苍的东史郎到南京出席座谈会。面对南京人民的正义之举，东史郎感激万分，多次鞠躬致谢。这些历史场景，都在刘健芝的快门下一一定格。
这对耄耋老人记录历史、维护和平的努力，得到了社会的极大认可。2017年，刘健芝夫妇从24年来拍摄的两万多张照片中精心挑出593张，在发生80周年之际做成《坚守24年的悼念》图册。2018年12月，他们将2.3万余张数码照片、1000余张胶片以及该图册全部捐给纪念馆。“这些照片对我们来说确实珍贵，但捐给纪念馆更能发挥作用，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历史、铭记这段历史！”刘健芝说。
在纪念馆馆长张建军看来，老人的努力与付出也是传承历史记忆、维护世界和平的巨大力量。据张建军介绍，2014年举行第一次国家公祭仪式，当年该馆接待的海内外观众首次突破800万人次。开馆30多年来，纪念馆接待的海内外观众累计超过9000万人次。
在网上输入“大”“惨案”“日军暴行”等关键词，很难找到一个名叫“厂窖”的小镇。1943年5月9日至11日，在这个60多平方公里、位于湖南益阳的小镇上，3天时间内，日军了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3万余人，制造了“厂窖惨案”。
小镇从76年前的人间地狱，到如今迎来大批日本友人，“厂窖惨案”幸存者们讲述着历史，同时也用爱与宽容迎接着一次次前来厂窖进行和平之旅的人们。
“那天我正在地里插秧，听见有人喊‘日本人来啦！日本人杀人了！’”93岁的全伯安是“厂窖惨案”的幸存者，他清晰地记得，当时听到周围老乡的呼喊后，他赶紧丢下秧苗奔逃。但厂窖镇附近的水面上已经有大量日军舰艇集结，天上还有日军的飞机，彼时的厂窖，已经被日军包围得水泄不通……这座当时不到2万人的小镇，在5月9日又涌入了大批被日军追击、逃亡的军民，一时间，5万多人被困在这座三面环水的小镇，无处逃散。
“日本人用机枪扫射，用刺刀刺杀，还有飞机丢炸弹……”全伯安还记得，一时间，枪声、炮声响彻小镇。当时全伯安躲在一个猪圈里面，耳边就听见飞来飞去的“嗖嗖”声，全伯安被擦伤，鼻梁上永久留下了伤痕。
枪炮声小了一点后历史记忆顺口溜，他偷偷跑到河边想洗一洗满是泥巴的双腿。低头往河里一看，原本清澈的河道竟变成了“血水河”，水面上到处是船板子、行李箱和尸体。
日军在厂窖3天3夜，17岁的全伯安那几天就靠吃田里半生不熟的蚕豆充饥，他至今还记得那会儿的厂窖，“如同地狱一般，鸡不打鸣了，狗夹着尾巴也不敢叫了”。
“1943年，侵华日军为了能打通宜昌至武汉的长江航线，夺取洞庭粮仓，补充军队供给，进而威胁陪都重庆，决定发动一场代号‘江南歼灭战’的战役，‘厂窖惨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厂窖惨案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郭卫告诉记者，由于“厂窖惨案”持续时间较短，再加上当时信息闭塞，留下的一手影像与文字资料相对较少。
“但人们不会忘记那场惨案历史记忆顺口溜。”郭卫说，一方面幸存者们讲述当年的亲身经历，并通过视频与文字加以永久保留，同时在挖掘出的惨案遗骸里，也找到了众多历史。
厂窖惨案纪念馆有一块区域，真实还原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陆续挖掘出的“千人坑”场景，灰砖黄土上是散落的白骨。纪念馆讲解员童雁介绍，2000年4月挖掘一处尸骨时，揪心地发现一块白骨上还套着一个银脚环。“这种不到巴掌大的银脚环，一般戴在一两岁孩子脚上，可见当发生时，连小孩子也未能幸免。”
“和则共利，斗则俱伤”“日中不再战”……在厂窖惨案遇难同胞纪念馆里，有不少日本友人用日文和中文在留言簿上留言，纪念馆也展出了很多日本友好人士来厂窖凭吊遇难者、采访幸存者的照片和文字。
据郭卫介绍，从上世纪90年始，陆续有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来厂窖进行惨案调查、采访，并把厂窖的故事带回日本，同时在日本国内寻找有关“厂窖惨案”的第一手资料。
全伯安告诉记者，1979年退休之后，他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讲述“厂窖惨案”与搜集相关资料中。同时，他还到学校、部队、企业去讲述惨案历史。遭受过战争创伤的幸存者们，格外珍视和平。如今，9旬高龄的全伯安还在为传递历史、促进和平而努力。
美丽的边陲小城腾冲，一直是“南方丝绸之路”重镇，这里距缅甸密只有270多公里，以马帮文化闻名。
坐落在小城南边的滇西抗战纪念馆，每天向过往的人们诉说着75年前这里发生的一切：1944年9月，历经127天“焦土”抗战，付出9168名中国远征军战士和19名美国盟军士兵牺牲的代价，被占两年4个月零4天的腾冲城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收复了。
滇西抗战纪念馆馆舍建筑呈“V”字形，象征着胜利；透过10万余件抗战藏品，人们能直观感受到战争年代的苦难；立有3000多块墓碑的国殇墓园则记录着为和平献出生命的先辈名字……而挂在纪念馆墙上的以两只和平鸽为造型的馆徽更是成为焦点。
滇西抗战纪念馆讲解员段金伶说：“馆徽的原型来自战场上的一件手工作品，由一位美国士兵在战争间隙用炮弹壳雕刻而成，寓意和平终将到来。”
“我第一眼看到它时，就感受到一束光照进心里，这件作品真真切切地表达了战争年代人们对和平的呼唤。”滇西抗战纪念馆馆长杨素红回忆道，“用它作为我们馆徽的原型最合适不过了，可以直观地告诉观众们，和平是永恒的主题。”
杨素红遗憾地说，制作这件手工作品的美国老兵已经无从查询。“但他代表着滇西战场上我们的盟友，他们的名字叫做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我们更喜欢叫他们‘飞虎队’。”
滇缅抗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李根志的祖父是一名抗战老兵，从小耳濡目染，让他从1992年起就拿起笔和相机追寻滇缅抗战的历史。“记录历史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在研究过程中我常常发现，很多民间流传的东西并没有文字记载，如果不把这些东西查证清楚后补上去，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做了20多年的历史研究，李根志始终认为，研究战争历史不是让人们记住仇恨，而是要让子孙后代不忘历史，珍惜和平的日子。
“我们采访过很多老兵，和平是他们共同的希望。理性地看待历史，才能让大家更好地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李根志说。
“抗战对于我们国家和民族来说是一次大考验。我们是为了保卫国家的领土，也是为了保护世界的和平。”曾经在前参加过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的98岁抗战老兵卢彩文说，“我们国家已经从穷到富、从弱到强，今天的我们更不能忘记为了和平牺牲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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