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解说视频我国法律的历史
国际奥委会官网博物馆栏目中名为“直播！奥运会转播”（LIVE！Broadcasting the Olympic Games，LBTOG）的线上档案介绍了奥运会各阶段媒介技术以及相关事物。基于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分析法，从叙事主题、叙事议题、叙事编排方式、论证模式和意识形态5个方面分析了国际奥委会如何通过叙事建构其组织身份；同时考察LBTOG与《奥林匹克宪章》的关系。LBTOG中包含了媒介技术和人文主义两大议题，并统摄于“进步”这一主题之下，其中媒介技术议题采用了罗曼司的叙事编排方式，机械论的论证模式，无政府主义的意识形态；人文主义议题采用了罗曼司的叙事编排方式，语境论的论证模式，自由派的意识形态。LBTOG使用了“减法”与含混的叙事策略，建构出国际奥委会“媒介技术倡导者”和“过往错误反思者”的身份，体现出其既延续传统又革除不合时宜身份的意图，是对《奥林匹克宪章》的补充。最后，提出对我国体育组织形象塑造与传播的启示。
国际奥委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在其官方网站的博物馆栏目中推出名为“直播！奥运会转播”（LIVE！Broadcasting the Olympic Games，LBTOG）的线年后以及未来奥运的顺序介绍了每一阶段的媒介技术以及相关事物。LBTOG利用线上档案的交互优势与读者互动——读者点击网页上媒介技术物品和人物，屏幕就会弹出相关的文字或视频介绍，激发读者探索和对话的乐趣。LBTOG的知识性、趣味性和参与性使其成为展示奥运媒介技术的良好平台。
有研究指出，组织经常使用历史作为构建和维护其身份主张的来源（Zundel et al.，2016）；也有学者认为，身份构建的象征性意义是由传播组织责任实现的（Grad，2017）。因此，LBTOG是了解IOC身份建构的有益文本。
本文旨在探讨IOC如何通过LBTOG进行自我书写、构建身份，这种身份承载了IOC怎样的传统与理想。本文还将审视LBTOG与《奥林匹克宪章》（以下简称《宪章》）的关系以及其中的价值理念。上述思考将为我国体育组织形象塑造与传播提供启示。
1 IOC组织身份建构的文献回顾组织身份（organizational identity）是回答“作为一个组织，我们是谁”的问题（Skille et al.，2020）。《宪章》是IOC为奥林匹克运动发展而制订的总章程，它被认为“传递了奥林匹克主义的组织哲学”，是“IOC所实施的关于奥林匹克主义基本原则、规制、细则的法典，它管理着奥林匹克运动的组织、行为、活动并保障奥运会的举行”（Horton et al.，2010）。《宪章》传达了IOC的核心价值理念，规定了IOC的责任，并权威而系统地体现其身份，是IOC组织身份塑造的规范性文件。
《宪章》展现出IOC对其组织身份的定位。例如，《宪章》（2019版）提出“奥林匹克主义是一种生活哲学”“奥林匹克主义的目标是使体育为人类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和平的社会并维护人类的尊严”“体育是一项，每个人都有权利参与体育，不遭受任何歧视，奥林匹克精神要求我们基于友谊、平等、竞争相互理解”（IOC，2019）
，这些宣言使奥运会超越了竞技体育赛事的范畴。因此，IOC将其首要角色定义为道德的，而非简单的世界体育的管理者和领导者（Chatziefstathiou et al.，2012）。通过《宪章》，IOC将自身塑造为促进和平、友谊、教育的国际组织。
组织身份确立以后会保持一定稳定性，但组织身份理论认为，组织根据所处环境的变化而对其身份进行调整也是正当和必要的（He et al.，2009）。《宪章》是一部不断进化的文件（Duval，2018）。1894年，顾拜旦在巴黎国际会议上制订了第一部《宪章》，对业余主义作了说明：“凡以竞技运动为职业及曾经或现在靠运动获得金钱者不得参加奥运会。”（娄晶 等，2005）但由于业余主义被认为使体育成为欧洲贵族和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专利品，强化了近代体育的阶级歧视和垄断性质（郝勤，2006），因此，在1981年的奥林匹克大会上取消了关于运动员须是业余的规定。此后，奥运会各项目陆续向职业运动员开放，目的是为了使奥运会成为各个项目最高水平的比赛（何振梁，1997）。再如IOC在《宪章》中将商业化（广告、商业或营利）权利赋予IOC专有，是因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初期所倡导的公益性、纯精神信仰在外部因素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变量中出现过危机，《宪章》旨在寻求自救（李金花中国历史解说视频，2007）。同样，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宪章》对奥运会媒介使用与管理的相关内容相对简单，整体的原则是比赛优先，拍摄活动不得干扰正式比赛；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着电视的兴起，媒介的传播及其所带来的商业价值凸显，奥运会传播形成了电视转播权和公共新闻服务并存的格局；21世纪后，媒介社交化、数字化、移动化的发展趋势，促使奥运会的媒体传播形成了相互交织的网络关系（贺幸辉，2016）。如果说《宪章》规定了IOC的核心价值，确认其身份为强调和平、友谊和教育，且重视媒介技术的国际组织，那么作为非规范性材料的LBTOG则是对《宪章》这一规范性文件的补充，它展现了奥运媒介技术，揭示了IOC的重要传统及其多重身份面向之间的联系。
按照传统的认识论和历史观，历史叙事是述说客观实在的一种话语形式，一种语言媒介（张曙光 等，2006）。但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指出，语言的特质决定历史叙事必然具有修辞色彩。史学家将零散琐碎的单组历史事件转化为具有内在逻辑的蕴涵开头、中间、结尾的完整故事的这一过程，势必伴随着情节化解释、形式论证式解释及意识形态蕴涵解释（王霞，2013）。因此，怀特认为历史故事是被发明的，而非被发现的。这种解构“还原真实”的史观被称为后现代史观。
从后现代史观视角，LBTOG是以历史维度构建的组织身份叙事，是一种公关推广和形象自塑策略，其目标并非系统、完整的叙述历史中国历史解说视频，其创制者不需太受到历史编撰中史学家的学术人格的约束。在这种“修辞式历史”中，书写者更看重的是通过“弹性的”阐释向更广泛的受众传递自己是一个怎样的组织，并以此建构组织的声誉感（Gioia et al.，2000）。
指出，历史叙事有5个要素：1）编年史（chronicle）；2）故事（story）；3）情节编排模式（mode of emplotment）；4）论证模式（mode of argument）；5）意识形态（mode of ideological implication）。这5个要素构成了海登·怀特所说的“历史场”。编年史是一种形象化的历史记录方式，其特点是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来记载历史事件，而故事是对事件进行的组合方式，有可辨认的开端、中间部分和结局。故事在对编年史进行情节化处理之后才具有叙事性，正是叙事性揭示和解释了历史事件中的意义、连贯性和历时性。海登·怀特（2003）324-344
认为，还应该从3个方面考察历史叙事：1）情节编排模式，包括罗曼司（romance）、悲剧（tragedy）、喜剧（comedy）和讽刺（satire）；2）论证模式，包括形式论（ideographic）、有机论（organistic）、机械论（mechanistic）和情境论（contextualist）；3）意识形态含义模式，包括无政府主义的（anarchism）、保守派的（conservatism）、激进派的（radicalism）和自由派的（liberalism）。海登·怀特认为任何一个模式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通常不能与其他模式的因素任意组合，因为有些因素是矛盾或互斥的。但有些历史学家能利用因素之间的辩证张力寻求审美平衡，体现出著作总体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本研究将探求LBTOG是标准的叙事因素配置还是存在张力的组合挪用。
历史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说，研究过去的历史是由现实的兴趣引起的，并依照现实的兴趣来思考和理解（赵家祥，2005）。这解释了为什么特定的主题会被选作历史记录的对象，也说明了主题是历史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合海登·怀特历史叙事框架，笔者将通过考察LBTOG的主题、其采用的是讲故事还是编年史的叙事方式、情节编排模式（叙事类型及叙事策略）、论证模式和意识形态分析来回答以下问题：1）IOC是如何通过LBTOG构建其组织身份的；2）IOC的组织身份是什么；3）为何要构建这样的组织身份。
叙事学意义上的“主题”（theme）指叙事框架、结构、事实模型或知识系统的统一。主题推动叙述的肇始与发展并成为叙述动力。当文本中心主体与多个对象产生关系时，每一种关系构成一个叙事进程，也就是一个议题（topic）；而主题（theme）是将不同议题综合起来，使各部分成为一个完整的过程或趋势（McCullagh，1989）。这表明在多重叙事线索并存的文本中，各议题统摄在一个主题之下。
本档案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领略从19世纪末到今天的媒介技术爆炸的机会，这些技术使得奥运会延伸至赛场之外。档案被分为1900年后、20世纪20年代、20世纪30年代直至当代等8个阶段。档案如同一股由先锋和出乎意料的发现构成的强劲旋风，它不仅是一个关于技术创新的故事，更揭示了整个现代历史。浏览该档案可以让你了解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如何被转播的故事与历史。
LBTOG的前言中多次提到该档案的记录对象为媒介技术。IOC在1930年版的《宪章》中首次单列条款对媒介进行管理（贺幸辉，2016），此后，IOC根据媒介技术形态的变化不断调整其媒介政策。LBTOG记录的议题为媒介技术，呈现了不同阶段IOC所主导的媒介技术是如何影响受众的。LBTOG和包括《宪章》在内的其他材料一道组成了对这一议题多视角、立体化的书写。
LBTOG的记录中还暗含了另一议题：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强调人的地位和价值，关注人的精神与道德，重视人的权利与自由，追求人的旨趣与理想的一般主张（赖辉亮，2014）。从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史看，IOC非常推崇人文主义。顾拜旦体育思想来源之一就是人文主义。他在其亲手制定的《宪章》中写到：“奥林匹克主义的宗旨是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的社会。”（熊斗寅，2001）LBTOG记录了奥林匹克运动中对的保护、对种族平等的呼吁中国历史解说视频，对违背人文主义精神的行为也有记录，如宣扬欧洲中心主义的“人类学日”、IOC处罚种族主义的黑人运动员、非洲多国蒙特利尔奥运会等我国法律的历史。这些事件借由媒介技术呈现，如在介绍圣路易斯奥运会海报时提到“人类学日”事件，由奥运纪录片揭露“黑手套”事件等。但与LBTOG另一个明显且连续的议题——媒介技术相比，人文主义的议题是从属和依附于媒介技术议题的，是非连续的和不全面的。因此，人文主义是暗线议题。
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和社会平等化同属现代性的特征（吉登斯，2018），康德、孔多塞（Condorcet）、杜尔哥（Turgot）认为进步是现代性的核心（Martinelli，2005）。在LBTOG的记录中，IOC通过媒介技术改善了受众的观看和参与体验，通过人文主义赋予了运动员参赛、获得认可的权利（表1）。这一明一暗两大议题都以谋求人类福祉为目标，从而叠变为进步这一主题。
LBTOG记录了以下事件：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去电影院观看奥运电影新闻（newsreels）；
从人文主义议题看，LBTOG记录了IOC和奥组委等不同主体对运动员和其他抗争群体的不当做法。在1904年圣路易斯奥运会上，主办方组织了一个所谓的“人类学日”，即让一些来自非洲、亚洲的运动员以及美洲印第安人分成不同的组别，参赛运动员主要进行此前他们从未接触过的对泥巴战、掷标枪、爬竿、射箭、掷重物等各项比赛，赢得比赛的运动员被授予的是美国国旗，而不是奖牌，其目的是想证明“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他们都是低人一等的”。这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做法遭到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的强烈谴责中国历史解说视频，也成为奥林匹克运动史上不可抹去的污点。LBTOG通过如实记录这一事件，表达了IOC反对种族歧视的态度。在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男子200 m跑颁奖仪式上，分获冠军和季军的美国黑人运动员Tommie Smith和John Carlos高举戴着黑色手套的拳头，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当时IOC认为他们违反了奥运会非化的规定，对他们处以终身禁赛的处罚，但在LBTOG中却对IOC的决定进行了批判。上述事件均为奥运历史上的污点。此外，在LBTOG中还提到了IOC为消弭种族隔离制度，影响奥运团结而付出的努力。LBTOG对人文主义议题的记录在整体上勾勒出因IOC的规制、斡旋和影响以及自我革新，运动员和参赛国/地区、举办国/地区的困境得以改善的逻辑，构建出“污点事件—IOC规制—再无大规模”的叙事逻辑。
技术史学家指出，技术史的主要内容包括：1）技术革新；2）历史创造力的产生（指技术发明）；3）革新和社会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所创造出的技术和社会的变化（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技术史委员会，1987）。在媒介技术议题中，IOC始终以受众需求为导向，倡导动态的、无延迟的、贴近的、具身的、个人化的、参与性强的媒介技术，由此产生了“报纸—电影—广播—电视—网络—社交媒体”的技术形态演进路径中国历史解说视频。LBTOG还记录了媒介技术对全球化、受众主体性提升及人文主义事业的积极作用。由此可见，LBTOG是一部媒介技术史。而技术史观通常为技术进步观，即人类技术的演化史是不断的进步史，改进了的技术意味着进步（王佩琼，2011）。LBTOG记录了奥运会从不能被记录到能被记录，从观众不能被观看到能被观看，从媒体用户不能参与到能参与的进程，媒介技术演进路径表现出的“有序战胜无序”叙事原型是“正义战胜”原型的一种变体，表明主体经历了进步与超越。罗曼司技术史正是这样一种一元线性、辉格主义与目的论、技术自主论与决定论的史观（陈玉林，2010）。所以，媒介技术议题采用了罗曼司的情节编排模式。由于人文主义为次要议题，所以LBTOG并未详尽论述该议题，仅说明了奥运会早期参赛选手的平等权利受到了侵害，IOC反思了这一不合时宜的错误并在一定框架内调整了其立场，其后该叙事定格于IOC在人文主义事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因此，人文主义议题的叙事类型也是“正义战胜”式的罗曼司。
①罗曼司是关于光明战胜黑暗、正义战胜、被奴役者战胜压迫者的戏剧；悲剧显示了人类从其堕落的生存处境中得到暂时性的解放，然而这种暂时性解放是置身于虚幻与人际关系的当中；喜剧表明了人类克服其生存处境而获得的暂时胜利，这样的暂时和谐在欢乐的场景中被象征化；讽刺是人类意识到自身力量的虚弱，虚弱到终究无法战胜死亡的黑暗、终究是世界的俘虏，在虚幻的世界中看不到任何的希望（杨梓露，2016）。
通过实际和叙事的对比，笔者发现，LBTOG回避了不符合媒介技术进步一致性的史实。因1900年巴黎、1904年圣路易斯奥运会仅作为同时举办的世界博览会的一部分，造成奥运影像并未留存下来，且当时的报纸也并未关注奥运会；1908年，第4届奥运会在伦敦举办，从这届奥运会开始才有更多报纸版面用于传播奥运图像和报道（Goldblatt，2016）137
；直到1930年，IOC在《宪章》中规定“组委会必须采取必要措施使用照片和动态图片记录比赛情况，但是必须保证此类服务不干扰比赛的正常进行”。这与LBTOG所展示的IOC对媒介技术重视与倡导的形象并不相符。在电视媒介时代，LBTOG记录中提到，1948年伦敦奥运会是首次有电视转播的一届，但却没有说明当时电视机的昂贵——每台电视机售价为50英镑，相当于一个体力劳动者两个月的收入，所以拥有电视机的家庭仅集中于伦敦和英格兰南部地区（Goldblatt，2016）
179。也就是说，LBTOG的记载忽视了媒介接近权的经济因素。面对新兴的网络媒体，1998年，IOC任命互联网专家Schreiber作为传播部总监发展新媒体，但在执行董事会通过他的互联网发展计划的当天，盐湖城冬奥会贿选事件曝光。时任IOC新闻发言人的Schreiber需要一边处理奥运史上最大的丑闻，一边建立全新的传播和新媒体部（Chappelet，2008）。这对IOC开拓网络传播造成了影响。实际上，长久以来，电视一直是奥运会直播的核心手段，所以IOC对待网络媒体的态度较为保守。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上，IOC规定除了美国的国家广播公司（NBC）网站外，其他网站一律不得播放奥运会比赛录像。直到2004年雅典奥运会，IOC才首次准许十多家广播公司在线）。时至社交媒体时代，IOC一方面鼓励观众通过社交媒体参与奥运并开设相关官方账号；但另一方面，却对运动员、相关人员和媒体人员采取严格的社交媒体内容管控。例如，《2014年索契冬奥会社交媒体、博客和网络使用指南》中规定运动员和其他相关人员只能在社交媒体发布静态奥运图片，不能上传音频和视频（IOC，2013）。直到因疫情延期在2021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由于空场举办以及为吸引年轻观众，IOC才开始“鼓励运动员通过社交媒体等与朋友、家人、支持者共享自己的体验”（新华社，2021）。《宪章》“条款40（rule 40）”还曾对非官方赞助商借助奥运会进行的广告营销进行严格限制。对此，有运动员在社交媒体上发起“#wedemandchange”以及“#rule40”线年，IOC执行委员会对“条款40”做出修改：“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代表队工作人员和其他代表队工作人员，可以按照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确定的原则，在奥运会期间将其姓名、照片或者体育赛事用于广告宣传。”（中国体育报，2019）同时，基于非中立立场，《宪章》（2019年版）第50条规定：“任何或、宗教、种族宣传都不允许出现在奥运场地、场馆或其他区域。”（IOC，2019）90有学者也指出，奥运会的舞台容易成为社会结构性压力的目标，而新媒介容易成为其释放的出口（冯雅男，2018）。这些都说明，LBTOG的记载只突出了社交媒体为奥运会带来的红利，却隐去了IOC严格的信息管制和社交媒体给IOC带来的治理压力。由此可见我国法律的历史，LBTOG的媒介技术议题使用了“减法”叙事策略。人文主义议题的各情节之间没有逻辑关系，而是零散的镶嵌于文本的叙事时空中。该叙事未采用“AB→C→D→E”②
②人文主义事件编号：A：“人类学日”；B：1936年柏林奥运会举行，美国黑人短跑运动员欧文斯受到本国种族主义者的不公正待遇；C：IOC取消了在领奖台上美国种族隔离制度的黑人运动员的成绩；D：南非因实施种族隔离，多个非洲国家奥运会；IOC对南非处以禁赛；E：南非重返奥运会，此后再无大规模事件。
③中国历史解说视频。媒介技术议题中，每一阶段的媒介技术都包含下一阶段“果”的“因”，包括：由于纸质媒体是静态的，电影新闻短片出现；由于电影新闻短片有延迟，广播出现；由于广播没有画面，电视出现；由于早期电视不能满足受众需求，彩色、卫星、高清等技术相继问世；由于电视不够个人化，网络出现；由于目前技术不够具身化，各种模仿甚至超越现场感的技术不断被研发。因此，媒介技术议题采用了机械论的论证模式。人文主义议题中，IOC行为与态度的变化是为了符合种族平等、反殖义、反对暴力等趋势。因此，人文主义议题使用了情境论的论证模式。
③形式论者试图区分出历史领域中客体的独特性。有机论者坚持整体—部分、宏观—微观的关系范式。机械论者的世界构想倾向于还原，其看法有利于因果规律的发展。情境论认为，通过揭示事件与同处一个历史情境下其他事件之间的关系就能揭示该事件发生的原因（白春苏，2014）。
。LBTOG中，媒介技术发展的终极形态是无限接近乃至超越人类最原始的面对面交流和临场观赛。这反映出“技术发展的拟人规律”，即技术的发展是遵循延伸、加强或代替人类器官功能这一规律而进行的。通过模拟、延伸或加强某些器官的某些功能从而达到技术的进步，而且技术发展的路径与人类自身的进化路径具有内在的相似性（盛国荣 等，2007）。同时，受众的主体性因网络的应用而提升，受众不但可以超越传统转播方式的时空限制我国法律的历史，更可以成为内容的决定者。这是重返传播权力真空的乌托邦式想象，也是一种去权威的叙事。而无政府主义倾向于把一个遥远的过去理想化，那是自然人的天真时代，那是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理想（怀特，2003）397
IOC对人文主义事件的看法与应对，会因时代对社会公义认知的改变而改变，IOC最终“促成”了人文主义事业文本意义上的“胜利”，即将结局定格在大规模活动的退场。LBTOG的记载多次从现代的价值观出发，指出IOC或奥组委过去行为的不当，说明IOC认同这种社会变革，其基本立场为顺应社会，特别是顺应外部结构性因素，包括全球反对殖义、种族主义和运动，以达到调和的状态。所以，人文主义议题中的意识形态是自由派的。④这里用以指一般的意识形态倾向，而不是特定政党的标识。
⑤保守主义对于现状的变迁持最怀疑的态度，他们视当前通行的制度为历史过程中逐步建立的结果。自由主义者抱持渐进演化的变迁态度，因而寻求发展的一般主流趋势。激进主义者努力寻求历史发展规律，他们对由体制沿袭来的惯性更为反感，并时常认为乌托邦状态即将来临，因而总有的冲动。无政府主义者在其历史记述中表现出浪漫主义的移情姿态，他们把乌托邦定格在远古自然人的那种理想化，以此实现乌托邦的可能性（杨梓露，2016）。
怀特认为，作为编排方式的罗曼司的论证模式应该是形式论，意识形态应该是无政府主义。LBTOG呈现出的媒介技术议题的编排方式是罗曼司的，但论证模式是机械论的，意识形态是无政府主义的；人文主义议题的编排方式是罗曼司的，但论证模式却是语境论的，意识形态是自由派的。由此可见，LBTOG的叙事与标准叙事配置是有区别的。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媒介技术议题构成的技术史和人文主义构成的社会史在编撰上有其独特性。技术史注重探讨技术迭代中的因果关系，所以使用机械论。社会史偏重与外部环境的“共鸣”，所以使用语境论，同时，人文主义事业的理想状态并非是回到某种初始状态，而是通过非变革形式达成与社会调谐，因此使用自由派的意识形态。另外，这种标准叙事的偏移也反映出LBTOG是构建IOC的组织身份的公关行为而非单纯的记录历史
在现代奥运会诞生至今的120多年里，媒介技术已经迭代数次。LBTOG建构出技术发展迅猛的图景，但有技术哲学家认为，社会力量会对技术施以某种“准则”，这种“准则”会抑制技术（Winston，2008）。LBTOG避谈IOC因自身管理缺位与粗放、商业考虑、媒介使用的社会经济因素、不可预测事件等对媒介技术发展的阻碍，这体现了IOC在自身局限和外部压力之下的妥协。
在人文主义议题中，LBTOG含混了各情节之间的逻辑关系，突出IOC取得的人文主义事业的成就，而将IOC和奥林匹克运动其他主体过往有违人文主义精神的错误收编于进步的宏大叙事中。
在LBTOG中，每一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媒介技术都是通过接替前一阶段的主导媒介技术确立其地位的，传统媒体的平衡状态被后来者打破。奥运转播在“旧技术—新需求—新技术—需求满足”过程中不断发展，而IOC始终使用、支持、管理最先进的媒介技术形态。因此，IOC被构建为“媒介技术倡导者”。
同时我国法律的历史，LBTOG也记录了以IOC和奥组委等不同主体对运动员和其他抗争群体的不当做法，反思了其错误，体现了IOC是一个勇于改正、与时俱进、负责任的国际组织，构建出IOC“过往错误反思者”的组织身份。
自19世纪末顾拜旦复兴奥运会以来，奥运会就是现代性（modernity）的标志（Tagsold，2010），而技术是现代性的突出构面。《宪章》（2019年版）对奥运媒体宗旨的描述为：采取一切行动保证不同媒体最大限度地报道奥运会以及实现全球范围最广泛的观众观看（IOC，2019）89
。而IOC设立的奥运转播服务公司的宗旨是：使用最先进的媒介技术。这都说明IOC需要通过倡导和使用最先进的媒介技术来实现其连接全球、推动技术变革的目标。因此，LBTOG是对《宪章》技术愿景的生动呈现，也体现了对IOC现代性传统的尊重与延续。纯洁性是早期奥运会的重要理想，而纯洁性神话最核心的表现为业余主义（Ritchie，2014），但业余主义将女性、非白人、非绅士阶级、殖民地人民等排除在奥运之外。二战之后，一股不可抑制的浪潮席卷了殖民帝国并迅速结束了欧洲的统治地位（斯塔夫里阿诺斯，2004）。所以自二战结束之后，尤其在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国际化进程持续加速推进（张永义，2017）。IOC在此背景之下逐渐摒弃其种族主义、性别主义、业余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等倾向。IOC正是通过LBTOG展现其不断与外部世界协商，革除不合时宜的组织身份的过程。
5 LBOTG对我国体育组织形象塑造与推广的启示作为叙事主体的IOC通过LBTOG建构了关于媒介技术和人文主义的“事实场域”，并利用这两大议题明确其组织身份为不断与时俱进、且具有社会责任的国际机构。由此可见，相较于作为规范性文件的《宪章》，LBTOG是传递IOC组织身份的一种叙事实践与补充材料。
利用历史叙事进行身份建构对我国体育组织形象塑造与传播的启示在于：首先，在目标层面，体育组织应在其宏观的规范性文件基础之上，通过灵活而生动的方式确立并推广一种兼顾进步与反思的组织身份；其次，在观念层面，体育组织应注重挖掘、整理并展示其历史维度中具有积极公共关系意义的方面，作为身份建构的突破点，展现其多元身份；最后，在策略层面，体育组织可通过对其历史材料的选择、增减和组合，以讲故事的方式进行身份构建与形象传播，以争取更大范围的公众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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