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最早的啤酒历史朝代超级记忆
叙事就是讲故事。叙事和故事乃一体两面共存的关系历史朝代超级记忆，故事是叙事所述之事，而叙事则是讲故事的方式。从文本的角度观察，古今中外大量的新闻报道、历史著作、文学作品无疑都是叙事作品，那同样作为叙事文本的历史叙事和新闻叙事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与区别呢？本文通过比较的方法，从内容取向、选题价值、真实性、时效性以及是否需要“想象力”等若干方面阐述了新闻叙事与历史叙事的异同，爬梳它们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探寻两种叙事文本各自的个性特征，力图为刚刚萌芽的新闻叙事学提供一块引玉之砖。
历史叙事与新闻叙事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两者表现出对真实性的共同追求，“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它们的差异主要在于时间。新闻报道中涉及的具体故事、人物完全没有虚构的空间，真实性是新闻叙事的首要要求，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纪实是新闻文本的根本特征。历史被定义为“完全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人类过往社会的客观存在及其发展过程” ，历史学要求记载的人物、语言都有真实的依据，不能臆造事实，所有的历史事实都必须是在世界上曾经发生过的事实。正如李大钊所言：“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为尤然。” 我国二十四史中的《魏书》作者魏收借修史酬恩报怨，公开宣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凡是史官的祖先姻戚“多列史传”且“饰以美言”，还经常以为给史中人物作传为名索取其后人财物，否则即在史书中诋毁他人，《魏书》则因此被历史学界公认为一部不客观真实的史书，被人鄙夷为“秽史”。 我国史学对真实性的要求是：“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财则凶。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恶。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 即治史要“据实直言”。
除了真实性的共同要求外，历史叙事和新闻叙事的另一个共同点是都不满足于对事实表象的刻画描述，而是要探寻事实背后的深刻动因，揭示事物表象背后的重大主题和趋势。我国传统的历史叙事要求以史为鉴，知兴衰，明得失，“夫是尧、舜而非桀、纣，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习故矣。至于善善而恶恶，褒正而嫉邪，凡欲托文辞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 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曾特别强调，他们的古代“批判”与胡适等人的国故“整理”不同：胡适等只要“实事求是”，他们却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胡适等人的整理只能“知其然”，而他们的批判则要“知其所以然”，不仅要“断定已然”，更要探寻“所以然”。西方历史学也认识到历史研究远不能仅仅停留在历史事实的表面，更重要的是历史背后的思想活动，“与自然科学家不同，历史学家一点都不关心如此这般的事件本身，他只关心思想之外在表现的那些事件上，而且只是在它们表现思想时，他才关心它们中国历史最早的啤酒，他关心的只是思想而已。” 而在20世纪崛起的年鉴学派则进一步主张扩学研究范围，提倡研究“全面的（或整体的）历史”，包括人类活动的全部现象，特别是经济、社会、心理现象。他们反对简单地复述史料，描绘个别特殊事件、人物、制度；主张综合分析，运用历史比较法，向史料（包括文献和实物资料）提出问题（有人称年鉴学派为“问题史学”），把个别事物放到特定的社会环境里加以考察、理解，找出各种社会历史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对历史人物的叙事表述和研究，都是发掘问题，寻找历史趋势的工具，从人物行为动机的社会原因分析中发现历史的和本来面目。历史作为人类认识的一种基本样式，它记载着人类社会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是历史学家并不是仅仅简单地找出哪些是真实可靠的史料，还必须挖掘出这些史料背后正确意思是什么，对所发生的事情给出深刻的理性阐释。也就是说史学家要对史料做出分析，得出关于历史的正确的解释。“在某种意义上，一部史作的价值往往是由其所给出的‘叙事性阐释’而不是由其‘事实陈述’来确定。”
新闻报道也有同样的特点，尤其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兴起的深度报道形式。它不仅提供比新闻节目的同题消息更具体、更详尽的信息，而且通过对新闻背景和相关事实的介绍，帮助受众了解有关事件的来龙去脉，着重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如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在2001年播出的节目《罪恶的陷阱》，对于厦门特大走私案进行了深度调查，堪称解释性报道的精品，并荣获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当年社教类优秀节目一等奖。 编导记者对这一重大案件进行了大量实地调查，采访了若干涉案官员和办案人员，多方印证，层层挖掘，采访问题直指犯罪嫌疑人内心深处。采编人员并没有对各级犯罪官员进行简单的、传统意义上的道德谴责，而是冷静地探索官员的内心动因和制度渊源，并对犯罪事实进行了电视化的印证。中央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在2002年4月22日起连续播出的系列报道《寻找小良》 包括六篇报道：《卖血父亲的希望》、《你认识小良吗？》、《关注小良现象》、《说给所有的小良》、《小良找到了》、《反思小良现象》。记者没有将重点放在儿子小良和卖血父亲的情感纠葛之中，而是侧重揭示事件背后的普遍意义以及社会伦理冲突，进而剖析这一悲剧性社会现象产生的背景和社会伦理冲突内涵，从而使《寻找小良》这一沉重话题突破了庸俗炒作和煽情做秀，成为呼唤人性回归、寻找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的深刻解析与思考的佳作。深度报道的文本不仅告诉人们“是什么”，更要提供“为什么”、“怎么办”以及未来趋势的信息。现在是信息化时代，人们不仅需要海量信息，更需要高质量、有深度、挖掘意义、直逼事物本质的新闻文本。
以上主要论述了历史叙事和新闻叙事的“同”。它们之间的“异”主要体现在时效性、选题价值以及是否需要“想象力”等若干方面。
所谓时效性，就是在事件发生后及时地记述、快速地反映历史朝代超级记忆，将事实尽快地传达给受众。在历史叙事中，对人物、故事只有真实性要求，一般没有时效性要求，而且对于当代和现代发生的事实表述尤为谨慎，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依据一时一事，而是要纵观其一生。在历史学上有一个通俗的提法就是“盖棺定论”，即对一个人物做出历史评价一定要等他去世以后，这里面就不免有“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的因素，因为历史上前后不一，虎头蛇尾的大有人在，轻下断言也许会闹笑话。例如汪精卫早年也是一者，如果当时就载入史册，那到他后来成了汉奸，史述者难免被人讥嘲；法国贝当元帅在一战时，是抵抗德国侵略的“凡尔登”英雄，结果到了二战时却变成了投降派头子。二是距离当代越近，记述者与历史人物的关系也就越复杂，从而就难以保持历史学所要求的客观、公正的记述态度。例如《史记》作者司马迁对汉以前的历史评述被认为比较客观公正，但在记载汉武帝的事迹时，则被普遍认为不够客观。主要原因是其因李陵案获罪，发愤著书，对汉武朝事负面记载过多，成就记载偏于苛刻，王允就直斥其言为谤书。而班固在《汉书》中对汉武帝成就的评论就比较公正了。三是历史人物时代越近，其历史作用越难以完全把握。很多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在其生活的时代都穷困潦倒，甚至根本得不到同时代人的理解和尊重。其思想、作品的价值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沉淀才被承认和称道，例如荷兰画家梵高生前只卖出一幅画，而身故后其画作成为史上成交价很高的作品。
而新闻报道对时效性的要求相对历史叙事要高得多。新闻界有这样的说法：“今天的新闻是金子，昨天的新闻是银子，前天的新闻是垃圾”。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通信手段的不断进步，对时效性的要求更提高了一步。过去对时效性的要求是“TNT”，即：“Today’s News Today”,意为“今日新闻今日发”；而现在则是“NNN”，即：“Now News Now”，意为“现在的新闻现在发”，尤其是广播电视媒体，力求在第一时间、现场直播新闻。新闻的内容也主要集中在当前发生的重大事件、热点以及受众关注的焦点。如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我国汶川发生8级大地震。发生后仅十几分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就启动了应急机制。15点04分，中国之声收到中国地震局传真后第一时间插播地震消息，随后不断滚动更新，并及时澄清不实传闻；15点30分，中国地震局台网中心办公室林木森、李强华通过中国之声介绍汶川地震，中央电台成为第一家采访到中国地震局专家的媒体。从5月13日起，中国之声开通全天24小时直播特别节目《汶川紧急救援》，满足了听众的信息需求，体现了媒体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中央电视台的直播节目《众志成城抗震救灾》也发挥了时效性强、现场感强的优势，感动了电视机前无数观众，起到了增强全国人民凝聚力的巨大作用。
历史叙事的选题往往偏重宏观，与社会思想的变化、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兴衰等主题相联系。例如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就“更明确地把三种历史时间，称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并提出与这三种时段相适应的概念，分别称为‘结构’、‘局势’、‘事件’。所谓‘结构’，是指长期不变或者变化极慢的，但在历史上起经常、深刻作用的一些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中国历史最早的啤酒、思想传统等；所谓‘局势’，是指在较短时期（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以至一二百年）内起伏兴衰、形成周期和节奏的一些对历史起重要作用的现象，如人口消长中国历史最早的啤酒、物价升降、生产增减历史朝代超级记忆、工资变化等等；所谓‘事件’，是指一些突发的事变，如、条约、地震等，布罗代尔认为，这些‘事件’，只是‘闪光的尘埃’，转瞬即逝，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 具体到历史人物的叙事，更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和总结。历史人物叙事关注的主要是人物代表的思想、人物行为引起的重大历史变化以及人物所取得成就的历史意义。历史人物叙事的主题更多的是由客观历史发展主题组成，无论是被记述者还是记述者对主题都没有太大的选择空间和余地。
无独有偶。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提倡一种“事态历史学”，并认为历史学本质上是“数学化的历史学”中国历史最早的啤酒。他认为，只叙述事件的历史学“是缺乏洞察力和远见的一个典型例子”。尽管他们罗列的事实可能是真实的，但这些事实无关宏旨。这种历史眼光短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认为，考察历史，不仅要觉察到无限多的个别事件的流逝，而且还要认识到事件之间的反复发生的节奏或周期，说明这些事件的较大的周期或“事态” 。
而新闻中的人物报道叙事则是根据新闻价值进行内容和主题选择，这些主题的新闻价值更多地是与受众的需求有关，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受众作为文化、信息产品的消费者，其信息需求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价值来源于记述者和受众的心理判断，这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是吻合的。人类关注“寻宝”、“灾变”等主题是出于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要，关注“性”、“死亡”历史朝代超级记忆、“异趣”等主题则主要是出于精神的需要。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说：“对理性的人来说，在新的物质形态中看见或认出自己的经验，是一种无需代价的生活雅兴。” 所以从选题范围来看，新闻报道主题选择有很大的空间，与记述者个人看法和受众偏好密切相关。可能某一个叙事主题从历史学角度看价值不大，但在当时当代却能迎合受众探奇心理需要，也因而可能成为具备新闻价值的叙事主题，被媒体所津津乐道。如网络新闻《“妻子”难产“丈夫”拒不签字致死两条人命》 以详尽的第一手材料给网民呈现2007年轰动一时的孕妇死亡事件。 这条新闻迅速引爆了公众，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再如山东青岛电视台的新闻报道《寻找爱心伞》 ，以雨中发生的感人一幕为切入点，抓住这一看似细小的事例，表现了青岛普通市民乐于助人、无私奉献的美好品德，体现了一座城市的和谐与文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诸如此类的“草根”新闻，因其历史价值的相对欠缺，将来可能不会像汶川地震报道那样被载入史册，但从当年新闻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及当时受众的关注度来衡量历史朝代超级记忆，都是传媒热衷的题材。这两篇报道也因此荣获当年我国新闻界级别最高的“中国新闻奖”奖项。
在我国，叙事与历史向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换言之，中国叙事作品虽然在后来的小说中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它的形式技巧和叙写谋略，但始终是以历史叙事的形式作为它的骨干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史记》、《左传》等史书中能看到大量涉及人物心理、言论及密谋之类，可以说毫无掩饰的虚拟叙事。如《史记?项羽本纪》中描绘刘邦和项羽见到秦始皇威风凛凛的出巡场面，一个说：“大丈夫当如此也。”另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之也！”假如用今天考据学家的客观标准，这样一段既无目击证人，更不用说录音录像材料的想当然的描述，显然是司马迁的推测。的确，从文本的可读性出发中国历史最早的啤酒，历史学家往往会在自己的叙事中运用许多文学家惯用的手法，如生动的情节，想象的语言，富有感染力的行为，包括轶闻趣事之类。历史学教授罗志田指出：“史家不能因为史料的空缺而主动‘湮没’一段历史，须发挥历史想象力，连接历史可能割断之处。” 后人了解历史必须依靠史料，但不意味着存留的史料就是过去的全部历史。用蒙思明的话说，高明的史家，“不仅能够根据史料知道历史，更能由有史料留存部分的历史去知道那无史料留存部分的历史”。他的哥哥蒙文通，也特别提倡从历史记载的蛛丝马迹寻觅往昔的，以连接那些可能割断的历史。 然而仅仅从文饰层面去考虑叙述的故事层面显然是比较肤浅的，因为上面所举的历史叙事所存在的虚构性事例并非史学文本的本质特征。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在纪实性方面还是存在着足够清晰的真实和虚构的区别。历史叙事中的“合理想象”成分仅仅是历史学家在制作文本时，对有限史料解码和重新编码的操作过程中进行的串联和贯通行为。“只是这些历史学家用来在写作之前梳理事件的语言方案的投射。” 只是为了使历史叙事具备更多的细腻性、可读性，赋予历史故事更多的意义。历史的总体框架并未改变，故事层面上的真实性并未改变。
历史学家所讲故事乃是史学家及其职业敏感性在事实中或在事实背后挖掘出来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 ，“据实直言”是史学家的天职。历史学家仅仅是事实的收集者和叙述者。历史叙事的边界被限定于实际可能的范畴，而文学叙事的虚构想象则可以自由徜徉于整个可然世界的宇宙，可以让任何类型的世界进入想象的存在状态，神仙、妖魔、精灵等等，而历史叙事不可能这样，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历史学家是在“发现”故事，而小说家则是在“发明”故事。所以陈寿的《三国志》可以凸现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但是他绝然不会像罗贯中《三国演义》笔下的诸葛亮那样连死后魏延会的事也了如指掌。历史文本是一种建立在历史事实之上的叙事。历史叙事的目的无论是“古为今用”，还是“以史为鉴”。它的前提是“古”、“史”是真实存在的，如果完全虚构，完全脱离纪实本身，那历史叙事的目的和价值就无从实现。
相比较而言，新闻叙事在“想象力”方面的限定则要严格得多。记者的功夫应主要花在采访上，即通过深入细致的采访，采集、挖掘生动感人的事实。采访决定文本写作。采访深入扎实，则文本才可能生动感人；采访肤浅草率，则必然导致文本的贫乏。有些记者并没有深刻认识采访与文本写作的关系，常常到了写作阶段，为了弥补文本的苍白，求得事实的生动感人，竟不惜违背真实性要求，凭借主观随意性猜测推断，做所谓的合理想象。这个缺口一打开，失实报道就可能顺势冒出来。前苏联著名记者波列伏依有一次到莫斯科一家工厂采写一位成绩显著的老工人的报道。通讯登出两天后，老工人来到编辑部，气鼓鼓地说：“波列伏依同志，您给我胡诌些什么玩意呀？”原来，通讯中有这样一段细节描写：“他早早地起来了，穿上了节日的盛装，刮了刮脸，仔仔细细地梳了梳头发中国历史最早的啤酒。” 波列伏依采访时，这位老工人戴着帽子，现在，老工人当场摘下帽子，头上一根头发也没有。这使得波列伏依十分尴尬与内疚。可贵的是，波列伏依正视了自己的错误：“这件事使我永远确信无疑：一个新闻工作者，无论是为报纸写文章，还是写作其他任何作品，甚至是艺术特写，他都不能、也没有权力展开想象的翅膀，即使是在细节描写上，也应该做到准确无误。” 我国也不乏类似的例子。早在1953年，新华社就曾以朝鲜战地通讯《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为例，对新闻能否“合理想象”进行了一场讨论。这篇通讯在叙述志愿军战士黄继光持爆破筒冲向敌人碉堡时，有这样一段话：“一阵阵冷雨落在黄继光的脖子上。敌人的机枪仍然在嘶叫。他从极度疼痛中醒来了。他每一次呼吸都会引起胸膛剧烈的疼痛……黄继光又醒过来了，不是敌人的机枪把他吵醒的，而是为了胜利而战斗的强烈意识把他唤醒了……后面坑道里参谋长在望他，战友们在望着他，祖国人民在望着他，他的母亲也在望着他，马特洛索夫的英雄行为在鼓舞着他……”然后写黄继光一跃而起扑上了敌人的枪眼。这一段心理与情感的叙说无疑是动人的。但有人质疑：黄继光当时只有一个人在前面，扑上敌人的枪眼就牺牲了，记者怎么能知道他的心理活动？是“合理想象”出来的。讨论的结果，大家认为新闻不能虚构和想象，要坚决守住新闻真实性这道防线。 想象是文学的翅膀，却是新闻的陷阱。尤其是对人物的思想认识、心理活动的叙述和描写，稍一不慎，就有可能使事实失真。
综上所述，新闻叙事、文学叙事、历史叙事三者之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的认识和观念的更新都不可或缺历史朝代超级记忆。文学讲述的是“创造的故事”，新闻讲述的是“真实发生的故事”，历史讲述的则是“发现的故事”。文学是叙述“可能之事”，新闻是叙述“正在发生的事”，历史则是叙述“早已发生之事”。新闻学教科书上屡屡出现这样的铿锵论断：“新闻只有一天生命”。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新闻注定会变成旧闻，新闻很快会腐朽、会过时，我们现在读到的历史，它们当年都曾是被选择出的新闻，并不可抗拒地影响着当时的人。时光流逝，它们终于躺在发黄的报纸或陈旧的录像带里。当年的新闻，如今被称作“历史”，甚至被当成一段历史的权威记录和唯一表达方式，来为这段历史下定义、作佐证。我们用当年被选择的新闻来讲述历史，而历史也会同新闻一样，经过各种选择。被选择的新闻、被修改的新闻、碎片化的新闻，最后必定会演化成被选择的历史、被修改的历史，并最终合法地、堂皇地进入历史。虽然叙事学研究的是事实呈现的方式，并非呈现的事实内容本身，我们仍不免悲观地发问：人类还是否有接近的可能性？这或许是徘徊在人们心中的一个永久性的问题，抑或，它永远不会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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