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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综合派，又称后凯恩斯主流派，是产生于美国的现代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学派。该学派试图在凯恩斯的总量经济理论基础上，结合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分析理论，来构造一个和谐统一的经济理论大厦。尽管从现在来看，这种努力并不成功，但是在二战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理论二者所做的综合，使西方经济学渡过了一段相对平静和意见一致的时期。当时西方经济学界众多的经济学家都是“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信徒，他们对许多重大的经济问题也取得了相当一致的看法。该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不仅对当时的美国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对实际其他国家也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新古典综合派的名声和被接受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学派，从而成为了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经济学。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由于实际经验与理论解释上的困境，新古典综合派的正统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开始动摇，它的逐步衰微标志着经济学共识时代的结束。新古典综合派在综合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时候，未能注意到两者的不同点与缺陷之处，这就铸就了该学派理论本身的不足，为它的衰落埋下了内部的隐忧。新古典主义的最大弱点是在于把市场看得至善至美，认为市场是完全可以自我趋于均衡的，而凯恩斯主义则认为市场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存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需要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新古典综合派在对两者进行综合的时候，并没有仔细地理顺这内在逻辑矛盾，而是简单地将宏观的凯恩斯主义嫁接到微观的新古典经济理论身上，甚至弄出了两套逻辑不一致的经济理论，一套是宏观经济学，一套是微观经济学，各说各话，由此可见，新古典综合理论本身就存在极大的不完善之处，这也是它以后遭遇尴尬困境的主要原因。结果，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新古典综合派既无力诠释“经济滞胀”现象，又提不出有效的治理对策，从而使得该学派备受指责，跌落正统主流经济学的宝座。从此之后，西方经济学失去了共识，各个学派揭竿而起，派别林立，各领。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诸多经济学派在“反凯恩斯主义”的大旗下聚集，它们破除了人们对于凯恩斯主义的迷信和盲从，并在西方经济学界和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经济学的天下并为归于哪个学派的麾下，这些学派中也没有一个能像新古典综合派一样，取得大多数经济学的共识。就目前状况而言，一个能够完全取得新古典综合派，并占据主流经济学地位的经济学流派的出现，尚需时日。
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各国都陷入经济的长期萧条之中，史称“西方经济大萧条”。当时所有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急剧下降，工商企业大批破产，银行纷纷倒闭，失业激增，到1933年，美国的失业率高达24.9%，英国的失业率也达到了21.3%。在经济危机期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了37.2%，到20世纪初甚至19世纪末的水平；失业人数高达3000万以上，加上半失业者，总失业人数将近5000万人；对外贸易总额下降了66%，到了1913年的水平。
西方经济大危机造成了空前严重的灾难，美国经济学家福克纳在《美国经济史》一书中写道：“萧条的年月所引起人们的消沉、不满和怀疑是广泛而深刻的。”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大量的失业人员和严重的生产过剩，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却显得无能为力，这就是西方经济学所称的“经济学的第一次危机”。
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前，在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是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从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和马歇尔的“局部均衡理论”出发，把市场经济描绘成一部可自行调节的完美机器，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自身是趋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它能够保证全社会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在内的经济资源得以充分的利用和合理的配置，保证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得到最大的满足。
1，“供给创造自身的需求”的萨伊定律，也就是说产品生产的同时也提供了产品的购买手段，社会总供给总是等于总需求，市场经济不会发生总需求不足或生产普遍过剩的经济危机。
2，市场经济有自然趋于充分就业均衡的倾向，当市场一旦处于不均衡状态时，市场的各种内在力量会使它很快恢复均衡。
但是，正如经济学家琼.罗伯逊所说的，新古典经济学“那种保持充分就业均衡的自然趋势的学说，未能经受住1930年代市场经济完全崩溃的考验。”。在这样一种经济萧条和学术困境的情况下，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对西方经济学进行了重大的修正。
凯恩斯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总需求并不是必定等于社会总供给的，总需求不足是经常存在的现象，因此，经济完全有可能出于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
凯恩斯认为总就业量决定于总需求量，失业就是由于总需求不足造成的，由于总需求不足，商品滞销，存货过多，投资下降，引起生产缩减，解雇工人，造成失业大量增加。而所谓有效需求，是指总供给和总需求相等从而处于均衡状态的社会总需求，它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由于边际消费递减倾向造成消费需求不足，资本效率递减倾向造成投资需求不足，因此有效需求容易发生不足现象，从而导致社会总就业量的不足和经济萧条的产生。
1，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凯恩斯认为因为人们有天生喜好储蓄的习惯，在人们收入增加的时候，消费支出也随之增加，但是消费额增加的比例不如收入增加的比例大，从而边际消费倾向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发生递减，收入和消费之间的缺口会越来越大，这毫无疑问必然会引起消费需求的不足。
凯恩斯写道：“无论从先验的人性看，或从经验中之具体事实看，有一个基本的心理法则，我们可以确信不移。一般而论，当所得增加时，人们将增加消费，但消费之增加，不若其所得增加之甚。”
2，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所谓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是指人们预期从投资中获得的利润率（即预期利润率）将因增添的资产设备成本提高和生产出来的资本数量的扩大而趋于下降。
凯恩斯在用边际消费倾向规律说明消费不足之后，接着用资本边际效率崩溃去说明投资不足。凯恩斯认为随着资本的不断增加，资本边际收入同样会出现下降趋势，因此资本边际效率的递减会极大地抑制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从而会造成投资需求的不足。凯恩斯详细描述了对资本边际效率，即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是如何引致了经济周期的。
凯恩斯写道：“繁荣期之特征，乃一般人对资本之未来收益作乐观预期，故即使资本品逐渐增多，其生产成本逐渐增大，或利率上涨，俱不足阻碍投资增加。但在有组织的投资市场上，大部分购买者都茫然不知所购为何物，投机者所注意的，亦不在对资本资产之未来收益作合理的估计，而在推测市场情绪在最近未来有什么变动，故在乐观过度，购买过多之市场，当失望来临时，来势骤而奇烈。不仅如此，资本之边际效率宣布崩溃时，人们对未来之看法，亦随之黯淡，不放心，于是灵活偏好大增，利率仍上涨，这一点可以使得投资量减退得非常厉害：但是事态之重心，仍在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前崩溃——尤其是以前被人非常垂青的资本品。至于灵活偏好，则除了由于业务增加或投机增加所引起的以外，须在资本之边际效率崩溃以后才增加”。
3，流动性偏好，又称灵活偏好，灵活偏好规律是指人们愿意保持更多的货币，而不愿意保持其他的资本形态的心理法规。凯恩斯认为，灵活偏好是对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的反映，具体而言是由以下的动机决定的：
③投机动机，指由于利息率的前途不确定，人们愿意持有现金寻找更好的获利机会。这三种动机，尤其是谨慎动机，说明面对诸多不确定性时，人们通常不敢轻易使用自己的存款。
凯恩斯以他内在逻辑一致的三大心理规律，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萨伊定律”和“市场充分就业均衡论”，对于经济危机作了全新的说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摆脱危机，走出萧条的全新思路。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不应该被视为自然的现象，也不应该被视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缺陷，而只是市场经济制度的某些缺陷造成的。
既然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是在于有效需求不足，那么为了解决经济危机，凯恩斯提出自己的药方：扩大投资，增加消费，从而增加有效需求，刺激就业和经济增长。凯恩斯得出的政策观点是：放弃自由放任原则，实行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原则；政府应当负担其调节社会总需求的责任，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以保证社会有足够的有效需求来实现充分就业。
由于凯恩斯对20世纪西方经济大萧条给予了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的分析，他的有效需求理论为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他的经济政策观点也为资本主义国家摆脱经济危机提供了一种现实合乎逻辑的途径。因此，凯恩斯被众多西方经济学家视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布伦纳教授所说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期间实行的凯恩斯主义的充分就业政策，拯救了30年代的资本主义。”
二战以后，在西方世界享受长时期经济繁荣的环境下，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开始由对立逐渐转向了共存和相互融合，在这一基础上产生了“新古典综合派”，该名词是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首创的，在1961年出版的《经济学》第五版一书中，他把自己的力量体系命名为“新古典综合”，以说明该理论体系特色和理论渊源，因此“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理论也就以最完整、最严密的方式体现在萨缪尔森的那本异常畅销的《经济学》一书中。
虽然新古典综合派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但是对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综合实际上在战前就开始了。美国经济学家希克斯在1937年发表的《凯恩斯先生与古典学派经济家》一文中，以三个方程式和IS-LM模型概括了凯恩斯的理论。希克斯撰写此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说明《通论》和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联系，他当时的结论是，凯恩斯的三个方程式不过是“向马歇尔的正统经济学跨回了一大步，以致他的理论很难与经过修订和限定范围内的马歇尔理论相区别。”所以，希克斯的这篇重要文献可谓是新古典综合派的开始，它把凯恩斯主义综合为宏观一般均衡理论，并将它开始与新古典经济系在一起。
汉森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IS曲线可以根据新古典学派的可贷资金学说推导出来。根据可贷资金学说，利息率决定于可贷资金需求表和供给表的交点，可贷资金表是由个人和企业储蓄、因货币增加而增加的可贷资金部分及退出窖藏状态的那部分货币余额组成。由于储蓄水平随收入水平而变，因而可贷资金的供应表也随收入水平而变。这样，就会得到不同收入水平的一系列可贷资金表，它们可以可贷资金需求表中投资需求表相结合，就形成了IS曲线。
经济学家帕廷金根据希克斯的一般均衡论，更深入地进行了结合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工作，他于1956年出版了《货币、利息和价格》一书，在书中，他在保留新古典货币数量学说的同时，运用了凯恩斯的收入支出法分析经济。
萨缪尔森可谓是新古典综合派的集大成者和代表人物，同时也是他首创“新古典综合派”一词，用以表示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结合的理论体系。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经济学》第一版，以教科书的形式对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全面的综合，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新古典综合派的正式形成。
所谓“新古典综合派”实质上将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这两者糅合在一起，把新古典经济学微观的价值论、均衡论、分配论同凯恩斯宏观的国民收入决定论综合为一体，从而组成一个集这两者之大成的经济理论体系。其核心思想是：采用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来调节市场经济活动，使得现代社会经济能够避免过度的繁荣或萧条的损害，趋于稳定的增长，并实现充分就业，则在这种经济环境下，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将再度适用。在1964年出版的《经济学》第六版中，萨缪尔森认为，新古典综合就是总收入决定论与微观经济学经典理论的结合，因为“在管理完善的体系中，运用货币和财政政策，使得古典理论所提出的充分就业的假定得到实现时，经典理论就恢复了原有的地位。”
萨缪尔森提出的新古典综合理论，广泛地流行于二战之后的西方经济学界，在20实际60年代中期以前，新古典综合派事实上成为了二战后西方的正统经济学，并成为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依据。
美国经济学家托宾认为，新古典综合派既是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上的结合，又是两者在政策上的融合。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一般强调财政政策的重要性，认为它是缓和危机、减少失业的有力工具。而主张市场调节的新古典学派，则一贯强调货币政策的重要作用。托宾强调指出，新古典综合派，就是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按照不同比例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
正当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自鸣得意的时候，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社会出现的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滞胀”现象，给了新古典综合派以沉重的打击。按照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当失业存在，货币数量增长的情况下，价格水平应当保持不变或小幅度上涨，只有在失业消除，达到充分就业状态之后，价格才会真正大幅度的上涨，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即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失业与通胀是不能并存的，是不可能在存在失业的情况下爆发通货膨胀的，但是这种观点无疑是直接违背“滞胀”事实的。新古典综合派不仅在理论无法解释经济滞胀现象，同时也不能提出有效的治理对策，因为按照它的理论，在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情况下，会产生自相矛盾的后果。如果扩大赤字，刺激消费和投资来解决失业，那么有效需求的增加将会抬高物价，从而恶化通货膨胀；反之，要是政府减少财政支出和收紧货币政策，试图以此控制通货膨胀，那么有效需求的降低将会使得失业率上升，从而恶化失业问题。简而言之，新古典宗派的政策选择处于尴尬的两难境地之中。
理论上的无力和政策上的两难，这极大地动摇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统治地位，新剑桥学派、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等新的经济流派对它争相展开批判，并发表自己独有的经济理论，力争推翻新古典综合派的统治地位。
在这种经济背景和理论环境下，新古典综合派无法再保持自己对经济学的统治地位，不得不对新的经济学派作出让步，部分地吸收新学派的理论观点。1972年，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8版中，悄悄收起了“新古典综合派”的旗帜，以“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一词代替了“新古典综合派”，借以突出其理论的凯恩斯色彩，以及它在当代西方经济学各流派中的主流地位。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12版中，在原有的新古典综合派的基础上，萨缪尔森对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三个学派的理论内容加以新的综合，形成了所谓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
新古典综合派的先驱，美国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被誉为美国凯恩斯主义的建筑设计师。汉森1887年生于美国的南达科他州，1916年获美股威斯康辛大学博士学位，随后曾任明尼苏达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学府的教授。1937年起任哈佛大学教授，直到1956年退休。汉森教授在哈佛大学培养了不少优秀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即为其之一。1938年，汉森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还担任过罗斯福政府的经济顾问、美国国务院经济专家、美国联邦储备局经济顾问等职。
汉森原来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信奉者，对凯恩斯主义曾持有强烈的异议。但自1937年起，在他到哈佛大学任教后便转向信奉凯恩斯主义，并在美国积极鼓吹和传播凯恩斯主义理论，还写了一系列著作使得凯恩斯理论“通俗化”、“美国化”。汉森的代表作主要有《充分复苏，还是停滞》（1938年）、《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1941年），《经济政策和充分就业》（1947年），《货币理论与财政政策》（1953年），《凯恩斯学说指南》（1953年），《美国的经济》（1957年），《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学》（1960年）等。
约翰.希克斯1904年生于英格兰的瓦尔维克郡，17岁获得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数学，1923年，希克斯以优异的成绩通过数学学位的考试后，转入对“哲学、学和经济学”的学习，1925年毕业于牛津大学，获硕士学位。1926年——1935年，希克斯到伦敦经济学院任助教，后来又任讲师，期间于1932年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此后希克斯任曼彻斯特大学教授直到1946年。从1946起到1952年，希克斯任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的高级研究员，直到1965年退休，并于197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希克斯一生发表的论著甚多，所涉及的理论范围也较为广泛，他在价值、资本、工资、货币、利息、经济周期、福利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等理论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洞见，这在当代西方经济学家中是较为罕见的。希克斯引进一般均衡和序数效用分析构成其价值理论，从而使西方正统经济学大为完善。他在评论凯恩斯《通论》时所提出的IS-LM模型，在现代经济学中广泛运用。希克斯的代表作有：《价值与资本》（1939年），《消费者剩余理论的重建》（1941年），《对经济周期理论的贡献》（1950年），《需求理论的修正》（1956年），《资本与成长》（1965年）等等。
萨缪尔森是当代新古典综合派的集大成者，他于1915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波兰裔犹太移民家庭，1923年，其家搬到芝加哥居住，1935年他获芝加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36年获芝加哥文学硕士学位，1941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就读期间，师从熊彼特、列昂惕夫、哈勃勒和汉森研究经济学。1940年即受聘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以后提升为副教授，1947年起任教授。1960年，他被美国总统肯尼迪任命为总统调查咨询顾问和美国国家计划局经济顾问。1970年，因发展了静态和动态经济理论，提高了经济科学的定量分析水平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第一个获得此奖的美国人。
萨缪尔森的研究涉及经济学的诸多领域历史事实是什么，几乎在西方经济学的各国方面均有自己的改正、补充、精练或发展，被誉为经济学界的最后一个通才，而且他还运用数学工具对各种经济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为数理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开创性贡献。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书，不仅融合了宏观微观分析，而且理论内容涉及面之广泛也多为以往同类著作所不及，该书以四十多种语言在全球销售超过四百万册，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思想观念。萨缪尔森的主要著作有《经济分析的基础》（1947年）、《经济学》（1948），《线性规划和经济分析》（与索洛、多夫曼合著，1958年）。主要论文有：《乘数分析和加速原理的联合作用》（1939年）、《国际贸易和生产价格的均衡》（1948年）、《资本理论的寓言和现实性：代用的生产函数》（1962年），《处于困境的自由主义者》（1972年）等等。
詹姆士.托宾，1918年出生于美国的伊利诺斯州，1935年，托宾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四年后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1940年又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在哈佛大学的六年时间里，托宾受到熊彼特、张伯伦、列昂惕夫等著名经济学家的指导历史事实是什么。1941年，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托宾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在政府任职，后应征入美国海军服役。1946年，托宾离开海军返回哈佛大学经济系，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47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50年任耶鲁大学副教授，1955年任教授。1961年托宾担任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1971年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81年，因为在经济学方法、风险理论等方面均卓有建树，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托宾最为主要的贡献就是资产组合理论，它建立在以各个家庭和企业怎样确定他们的资产构成的基础上，主要讨论如何进行金融资产的组合以分散投资风险，并实现收益的最大化。托宾的代表作有：《国民经济政策》（1963年），《经济学论文集：宏观经济学》（1947年）、《十年来的新经济学》（1974年）、《计量经济学论文集：消费和经济计量学（1975年）等
罗伯特.索洛，美国经济学家，1924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市，1947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49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51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4-1958年任麻省理工学院统计学副教授，1958-1973年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1973年起任麻省理工学院客座教授。1961年被美国经济学会授予有“小诺贝尔经济学奖”之称的“克拉克奖”，1980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87年因在研究经济增长与福利增加理论方面所作出的特殊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索洛的经济学贡献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他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强调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该模型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不可或缺的理论内容。
索洛的代表作有：《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1956年）、《技术变化与总生产函数》（1957年）、《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与多夫曼、萨缪尔森合著，1958年）、《增长理论：一个说明》（1969年）、《资本理论与收益率》（1963年）、《美国失业的性质与原因》（1964年）、《增长理论评注》（1969年）。
莫迪利安尼出生于1918年意大利的罗马，1939年在罗马大学毕业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39年，莫迪利安尼移居美国，1942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巴德学院统计学讲师。1944年获纽约社会研究学院社会学博士学位。1949年任伊利诺斯大学副教授，而后任伊利诺斯大学、卡内基理工学院、西北大学教授。1963年起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1967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76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81年任美国金融学会会长，198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莫迪利安尼在经济理论上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说和公司资本成本定理，即“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说以消费者行为理论为基础，提出人的消费是为了一生的效用最大化，公司资本成本定理提出了在不确定条件下分析资本结构和资本成本之间关系的新见解，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投资决策理论。
莫迪利安尼的代表作有：《国民收入和国际贸易》（1953年）《宏观经济学论》（1980年）、《储蓄的生命周期假定》（1980年）、《财政理论及其他论文集》（1980年）等。
奥肯1928年生于美国新泽西州，1949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历史事实是什么，1956年获该校的经济学博士学位。1961年任耶鲁大学副教授，1963年起任耶鲁大学教授。1961年，奥肯被邀请担任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1964年，他又被邀任为约翰逊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1968年被任命为该委员的主席，1969年任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奥肯在理论上的主要贡献是分析了平等与效率的替换关系，提出了估算潜在产出的“奥肯定理”，所谓潜在产出是指一国经济产出的最大值，即充分就业状态下的产出。奥肯发现了经济波动中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经验关系，即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下降2%时，失业率上升约1%；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大约1%。
奥肯的代表作有：《繁荣经济学》（1971年）、《平等与效率》（1975年）、《不公平的市场：如何解决市场经济中的不平等》（1983年）等
国民收入决定论是新古典综合派宏观理论的核心内容，该学派把凯恩斯的宏观理论和新古典的均衡论综合为一体，建立了一个新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体系，并据此提出相关的政策主张。
新古典综合派根据凯恩斯的总收入-总支出的理论，建立了相关的NI-AE的宏观经济模型。NI是指总收入，从供给角度看，它等于消费C与储蓄S之和；AE是指总支出，从需求角度看，它等于消费支出C与投资支出I之和。
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国民收入的决定主要取决于总支出AE的水平，总支出水平AE，特别是投资支出I的数额如何，直接决定了国民收入的水平。
社会经济并非永远处于总供求均衡的状态，因为总支出水平不总是等于总收入水平的。当C+IC+S时，这意味着社会有效需求增加，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产出和就业量都会趋于上升，失业减少，国民收入增加，在总需求超过充分就业状态下的总供给时，过度需求将会引发通货膨胀；当C+IC+S时，有效需求不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产出和就业量都会趋于下降，失业增加，国民收入减少。
为了避免经济生活中的有效需求不足与过度需求问题，新古典综合派引入了政府干预因素。在NI-AE模型中，引入了政府支出G与政府税收T，这样总供求均衡的条件就改变为：
由于在NI-AE模型中引入了政府因素，因此就可以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来调节社会经济中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关系，当总供求不一致时，政府就可以通过改变收支使得总供求趋于均衡状态。
当C+S+TC+I+G时，出现总需求小于总供给，即有效需求不足局面，这时，政府应当通过扩大开支，或减少税收，刺激需求，增加C、I和G，使总供求趋向于充分就业均衡状态。
当C+S+TC+I+G时，出现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过度需求，将会引发通货膨胀，政府可以采取紧缩开支，或者增加税收，降低总需求，减少C、I和G，使总需求下降与总供给相等的地步，抑制过度需求，使总供求趋于无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均衡。
正如萨缪尔森所指出的：“在分析政府开支和财政政策时，C+I法具有极大的优点，它可以非常容易地转变为完全相似的C+I+G的方法。”
新古典综合派的国民收入决定论是对凯恩斯“有效需求原理”的进一步拓展在线听历史，该理论表明，只要政府通过运用相关的经济政策，适当地扩大或减少政府的开支，就能通过需求管理政策，有效应对经济衰退或者经济过度繁荣问题历史事实是什么，以熨平经济波动，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经济保持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
IS-LM模型又被称为希克斯-汉森模型，1937年，希克斯第一次提出了IS-LL模型，当时他提出此一模型，并未考虑创立一个独立的理论，而只是借此模型说明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的就业理论一样，仅是一种“特例”而不是说明“通论”。十几年后，汉森重新提出了这一分析工具，并将LL曲线年在《凯恩斯学说指南》一书中予以宣扬，于是IS-LM模型开始成为新古典综合派的核心内容，并被用来作为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一般性分析工具，从而得到了普遍接受和广泛流传，尽管这个模型存在不少的缺点，但至今经济学家们仍然在使用它。
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利率是联系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纽带，凯恩斯的收入决定论描述的是产品市场，而货币利息理论描述的是货币市场，实际上这两个市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产品市场中，总产量决定于有效需求，有效需求由消费和投资组成，而投资作为利率的函数，当利率变动的时候，投资显然也会相应变动，从而对有效需求造成影响。当有效需求变动的时候，毫无疑问就会影响均衡的总产量，即实际国民收入，而实际国民收入的变化又会影响交易的货币需求，从而对货币市场的均衡状态造成新的影响。由此可见，利率与国民收入水平之间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IS-LM模型正是对这种关系的一种具体描述。
一是利率的不确定性，汉森首先指出凯恩斯的利息论中的利率是不确定的，他认为凯恩斯所提及的与货币需求有关的三个因素中，只有满足投机动机所需要的货币量与收入水平无关。而满足交易和谨慎动机的货币需求，却与收入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对应于每一个收入水平，都有一特定的货币总需求量，不同的收入水平对应着不同的货币需求曲线。当货币供给既定时，货币市场上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均衡利息率。不同的收入水平有不同的均衡利息率，但是除非知道收入水平，不然无法确定均衡利息率。所以，凯恩斯的利息率具有不确定性。
二是货币市场均衡无法保证产品市场也达到均衡，而两个市场相互作用，同时达到均衡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实现均衡的必要条件。在货币供给既定的情况下，利息率决定于货币总需求，货币总需求有取决于收入水平。在消费已定的情况下，投资水平决定了收入水平，但是，如果不知道利息率的话，也就无法确定投资水平历史意义和历史结论。所有这些变量都是相互联系的，必须按照一般均衡的概念，同时确定均衡收入与均衡利率，而凯恩斯未同时考虑两个市场，而是避开上述问题，在讨论产品市场均衡时，假定货币市场已经达到均衡，在分析货币市场均衡时，假定产品市场已经处于均衡状态。
希克斯、汉森的IS-LM模型修补凯恩斯理论中这一缺陷，把凯恩斯的收入决定论和货币理论结合了起来，并建立起了一般的两市场均衡模型。
在产品市场中，投资I是利率r的函数，I随r的递增而减少；储蓄S是收入Y的函数，S随收入Y的递增而递增。希克斯认为，将I=I(r)和S=S(Y)合在一起，就得到了收入与利息率的另一种关系，形成了IS曲线，下列等式决定了均衡收入：
在产品市场上，由投资与储蓄相等的点构成的轨迹形成了IS曲线，这条曲线描述了在产品市场上处于均衡状态时所对应的收入和利息率的各种组合，IS曲线的斜率为负，即高利息率和低收入水平相对应，低利息率和高收入水平相配对。因此，IS曲线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位于IS曲线右方的收入和利率的组合都是投资小于储蓄的非均衡组合，位于IS曲线左方的收入和利息率组合，都是投资大于储蓄的非均衡组合。
在货币市场上，名义货币供给量为M，货币需求量为L=L(r,Y),货币供给由政府决定，是个既定的量，货币的需求量是利息率和收入的函数，当下式成立时，货币市场达到均衡：
货币供求相等点的轨迹形成了LM曲线。它表示在货币供给既定时，货币市场处于各种均衡时所对应的收入和利息率的组合在线听历史，LM曲线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高利息率和高收入水平相对应，低利息率和低收入水平相对应。这是因为货币需求量和收入水平呈同方向变动，和利息率成反方向变动。在低收入水平时，交易所需要货币量较小，而满足投机所需的货币量增加，利息率趋于下降。在高收入时，交易中所需的货币量增加，满足投机所需的货币量减少，利息率就会提高。
在利息率非常低的时候，LM曲线变为水平线，即当利息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对货币的投机性需求就会变得无限大，此时，所有人都预期利息率不会再下降，从而都愿意抛出债券而持有货币，这种情况被称为“流动偏好陷阱”或“凯恩斯陷阱”。一般来说，在LM曲线右方的收入和利率组合，都是货币需求大于货币供给的非均衡组合，处于LM曲线左方的收入和利率组合，都是货币需求小于货币供给的非均衡组合。
可求得未知数（r,Y）的解，这解就是IS曲线和LM曲线的交点E（见下图），这个交点就代表了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共同均衡时的利息率和收入的组合，当利息率和收入水平处于此点位置时候，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都达到供求相等的状态，经济体系也就因此达到一般的均衡稳定状态，因此我们就可得到一个关于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双重均衡的宏观经济模型——“IS-LM模型”。
现在我们来分析IS-LM模型的稳定性问题，即当利息率和收入水平的组合不在E点时，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双重均衡不能同时实现，经济体系处于非均衡状态时，它会在产品市场的供求压力或货币市场的供求压力等内生变量的调整作用下，由非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运动，最后达到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双重均衡状态。
比如以图中的A点为例，我们来看一下非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过渡的调整过程。在A点，在产品市场上，由于投资大于储蓄历史意义和历史结论，将使收入水平上升，在货币市场上，此时的货币需求大于货币供给，将会使利息率上升，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A点将会逐步右上方调整，显然这个过程会趋于唯一的均衡点E，只有在这一点上，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才能保持其稳定的均衡状态。
在IS-LM模型中，IS曲线表示可以使产品市场达到均衡的利息率和收入水平的组合点，LM曲线则表示可以使得货币市场均衡的利息率和收入水平的组合点，而IS-LM曲线的交点所确定的收入和利息率的均衡组合，会随着两条曲线中的任一条曲线形的变动而变动。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某些外生变量来使得IS或LM曲线发生移动，从而得到一个新的双重市场均衡组合，即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经济政策来影响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状态，从而让经济可以趋向于更合乎人类愿望的状态。
IS曲线的移动源于总需求的变动，特别是投资需求的改变。当投资增加时，IS曲线会向右移动，在LM曲线不变的情况下，向右移动的IS曲线同它会相交于，一个较高的收入和较高的利息率的均衡点上，也就是投资需求的增加会导致国民收入的增加和利息率的提高；反之当投资需求减少时候，IS曲线会左移动，情况正好会相反。
LM曲线的移动主要来源于货币供给的变动。当货币供给增加时，LM曲线向右移动，在IS曲线不变的情况下，向右移动的LM曲线会同它相交于，一个较高的收入和较低利率的均衡点上，也就意味着货币供给的增加会导致国民收入的增加和利息率的降低；而当货币供给减少时，情况正好相反，在IS曲线不变的情况下，显然IS-LM曲线会相交于更低的收入和更高的利息率的均衡点上。
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经济外生变量很少单独起作用，它们总是相互结合在一起共同对经济起作用，为了在IS-LM模型中考察这些外生变量相互影响、共同起作用的机制，所以接下来我们分析，IS曲线和LM曲线同时移动对市场均衡的影响。
当政府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时，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导致IS曲线的右移，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也会导致LM曲线的右移，结果IS曲线和LM曲线会相交于一个新的均衡点，在这点上，收入有着较高的水平，利息率有较小的变动，也就是说当一个政府采用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时，结果会导致国民收入的提高和较小变动的利息率；当政府采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时候，情况正好相反，IS和LM曲线的同时左移，会导致出现收入水平的下降和较小变动的利息率。
当一个政府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时，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导致IS曲线的右移，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会让LM曲线向左移动，IS曲线的右移和LM曲线的左移，结果利息率会上升，但收入水平不确定。那么当政府采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时，情况正好相反，会导致IS曲线的左移和LM曲线的右移，结果出现了利息率的下降，但收入水平不确定。
在LM曲线成为水平的部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显然既不能提高收入水平也不能降低利息率，因此在这称之为“凯恩斯陷阱”或“流动偏好陷阱”的区域内，货币政策是无效的。但是在这个区域内，扩张性的财政依然会起作用，使得IS曲线右移，结果会提高收入水平，而利息率却没有变化。也就是说在“凯恩斯陷阱”的这个区域 ，货币政策是失效的，发生作用的只是财政政策。凯恩斯认为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经济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情况之中。
IS-LM模型反映了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条件下，国民收入和利息率之间的关系，描述了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之间的密切联系，构成了一个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之间相互作用如何共同决定国民收入与利息率的理论框架，因此可以说是宏观经济分析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工具。根据IS-LM模型，我们可以分析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改变，对经济体国民收入和利息率所起的作用，也可以了解包括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在内的一般均衡经济状态是如何变化的。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政策分析正是依据IS-LM模型而展开的，因此，它毫无疑问地被普遍认为是新古典综合派宏观经济学中一个核心内容。
这里我们介绍其中最有理论代表的两种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增长模型，即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索洛的新古典模型。
哈罗德-多马模型，是在20世纪40年代分别由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提出来的，因为他们分别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基本相似，故经济学界称之为哈罗德-多马模型。
该模型假设生产中只用资本和劳动这两种生产要素，而且这两种生产要素的配合比率是基本不变的，此外该模型还假设技术是不变的，即不考虑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上式中，G代表的是国民所入增长率，S代表的储蓄率，即储蓄量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C代表的是资本-产出比率。根据该模型的假设条件，资本与劳动的配合比例是基本不变的，这样资本-产出比率也就保持不变，因此根据该增长方程式，经济增长率实际上就是取决于储蓄率了。
例如，我们假定一国的资本-产出C比率为4，储蓄率S为12%，则根据哈罗德-多马增长公式，可得经济增长率G=12%4=3%，而要是该国的储蓄率为20%的话，那么该国的经济增长率则为G=20%/4=5%。因此，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一国的经济增长率直接取决于储蓄率，储蓄率越高，则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储蓄率越低，则经济增长率也就越低。
哈罗德-多马模型还用实际增长率，有保证的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这三个概念来分析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和增长波动的原因。所谓实际增长率是指实际上所发生的增长率，它由实际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率所决定，即
而有保证的增长率G（w),又称之谓合意的增长率，是指长期中理想的增长率，它由合意的储蓄率S(d)和合意的资本-产出比率C（r)决定，即
最后所谓的自然增长率（G（n））是指长期中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所允许达到的最大增长率，它由最适宜的储蓄率S（O）和合意的资本-产出比率C（r)决定，即
哈罗德-多马模型认为，在长期中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是实际增长率，有保证的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这三者相一致，即
如果这三种增长率不一致，则会引起经济的波动。具体来说，实际增长率与有保证增长率的背离，会引起经济中的短期波动，当实际增长率大于有保证的增长率时，就会引起累积性的经济扩张，这是因为实际的资本-产出比率小于合意的资本-产出所致，企业就会增加投资，使得这两者趋于一致，从而就刺激了经济的扩张。相反，在实际的增长率小于合意的增长率时， 会引起经济的收缩，因为这个时候的实际资本-产出比率大于合意的资本-产出比率，企业就会减少投资，使得这两者趋于一致，从而就引发了经济的收缩现象。
而在长期经济增长中，有保证的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的背离也会引起经济波动，当有保证的增长率大于自然增长率的时候，由于有保证的增长率超过了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所能允许的增长率，因此经济将会出现长期收缩，反之当有保证的增长率小于自然增长率的时候，由于有保证的增长率没有超过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所允许的程度，那么经济就会出现长期繁荣。所以因为减少经济波动，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应该使这三种增长率相一致。
哈罗德-多马模型是西方经济理论中最早的经济增长模型，它虽然比较简单，也有着很多的缺陷，但是该模型的建立却大大刺激了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兴趣，以后的西方经济增长模型大多是在该模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可以看作是对该经济增长模型的继承、发展和改进。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提出来的，该模型认为，哈罗德-多马模型所指出的经济增长途径是很难实现的，这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实际增长率，有保证的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这三者很难达到一致，索洛把哈罗德-多马模型所指出的经济增长途径称之为“刀锋”，意指该经济增长途径的非现实性。而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则通过假定可变的资本-劳动比率和考虑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来使得增长模型更能符合实际经济的情况。
在上式中，G代表的是产出的增长率，⊿K/K代表的是资本的增长率，⊿L/L代表的是劳动的增长率，⊿A/A代表的是技术进步率，a代表的是经济增长中资本所作的贡献份额,b代表的经济增长中劳动所作的贡献份额， a与b的比率就是资本-劳动比率。
新古典模型从一个简化的假设开始，首先该模型假定没有技术进步，这意味经济最终会达到一个长期稳定的产出水平和资本水平，这种状态被称之为稳态均衡，因此所谓的经济稳态均衡也就是指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达到静止状态之处，即⊿y=0且⊿k=0。新古典模型先从经济如何从当时的状态向稳定均衡状态的转变研究开始，然后作为最后一步再将技术进步加入模型中来。
其中y代表的是人均产出,k代表的人均资本，也即资本-劳动比率，随着人均资本的增加，人均产业也会逐渐增长，但是由于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每一单位资本增加所带来的产出的增加额将会越来越小，因此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最终将会趋于一个稳定数值，此时经济就处于了前面所说的稳定均衡状态了。我们分别用y*和k*来代表稳定均衡状态中的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的数值。
很明显，要保持给定的人均资本水平k所必需的投资，它取决于人口增长率和资本折旧率这两个因素。首先假定人口增长率n是恒定的，n=⊿N/N，因此经济体就需要为投资nk来为新工人提供资本，其次假定资本折旧率是资本存量的一个固定比率d，这就使得经济每年对新资本的需求量增加了dk。因此，根据以上的假定条件，要想保持给定的人均资本水平所需要的投资则是（n+d）k。
接下来新古典模型又考察了储蓄和资本增长之间的关系。再假定没有政府部门、对外贸易、国际资本流动，也假定储蓄是国民所入的一个固定比率s，因此人均储蓄率便是sy，即可得
新古典增长模型研究经济从某种初始的资本-劳动比率如何随时间的推移而转变到稳态的调整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储蓄率、投资、折旧率和人口增长率等。新古典模型认为，当储蓄sy超过必需的投资水平时，人均资本k就会出现增长，人均产出也会出现增长，这样的经济增长状态一直会持续到实际投资和必需的投资恰好一致的时候，此时 ⊿k=0，资本-产出比率处于即不会上升也不会下降的稳定状态之中。
因此新古典模型的一个重要含义在于，在有着相同的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的国家中，最终的人均收入水平将会趋于一致，达到同样的稳定均衡状态。在该稳态中，k和y都是固定不变的，由于人均收入固定不变，那么总收入便以相同于人口增长率的速度而增长，即增值率为n,由此可见，稳态增长率不受储蓄率的影响，这是新古典模型的一个关键结论。
为什么长期经济增长率会独立于储蓄率呢？不是有很多人一直认为日本比美国经济增长更快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日本的储蓄率大大高于美国吗？一个将收入的20%储蓄起来用来增加资本投资的国家，其产出增长难道不会比一个只把收入的5%储蓄起来的国家要更快一些吗？但是根据新古典模型，这些结论是无法成立的，因为储蓄率并不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率。
前面新古典模型的分析，忽视了技术进步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现在在来考虑容纳了技术进步后的新古典模型，在考虑了技术进步之后，长期的经济增长率显然等于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这二者之和，即⊿Y=n+⊿A/A。西方经济学家通常把技术进步的代表字母放在函数的开头，即Y=AF(K,N),这样做的理由是因为技术进步的影响是所有的生产要素的，此时的A又被称之为全要素生产率，索洛得出了g=(⊿y/y-Θ*⊿k/k)的关系式，以这种方式表示的g则被称为索洛剩余，它意指全要素生产率实际度量的是，不能为投入要素变化所解释的全部产出增长。
（4）、若允许技术进步，那么可得出长期的经济增长率依然是外生的，长期的人均收入增长率由技术进步率决定，总经济增长率则是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二者之和。
（5）、资本-劳动比率是可变的，从而资本-产量比率也是可变的，这是对哈罗德-多马模型的重要修正。
（6）、人口增长率，虽然增加了经济的长期增长率，但是却降低了人均资本和人均收入的稳态水平，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加强对人口问题的重视程度，降低人口的增长率。
（7）、人均收入趋同是新古典模型的最后判断。如果两个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储蓄率和生产函数相同，那么它们最终将会达到相同的收入水平。根据新古典模型的解释，穷国之所以穷，是因为资本的缺少，但如果它们与富国的储蓄率一样，并有机会获得与富国一样的技术，那么在人均收入水平上，它们最终会赶上富国。而且要是国与国之间的储蓄率不同的话，那么根据新古典模型，它们在稳态中将达到不同的收入水平，但如果它们的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相同，它们的稳态经济增长率也就相同。
乘数-加速原理相互作用理论：是把投资水平和国民收入变化率联系起来解释国民收入周期波动的一种理论，是最具影响的内生经济周期理论。乘数原理说明了投资变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投资变动给国民收入带来的影响，要比投资变动更大，这种变动往往是投资的变动的倍数。由于经济各部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某一个部门的一笔投资不仅会使本部门的产出增加，而且还会对其他部门产生连锁反应在线听历史，引起这些部门投资与产出的增加。而加速原理要说明国民收入变动对投资变动的影响，国民收入的变动能够引起更大数额投资的变动。萨缪尔森便用这种乘数-加速原理来解释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乘数理论原来是英国经济学家卡恩于1931年6月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国内投资与失业的关系”一文中首先提出的，主要目的是阐述国家用于公共工程的支出和总就业量之间的关系，凯恩斯在《通论》一书中沿袭了卡恩的这一观点，并通过引入边际消费倾向这一概念，系统地阐述了乘数理论。
其中ΔC/ΔY即是边际消费倾向，1-ΔC/ΔY即是边际储蓄倾向，其倒数1/[1-(ΔC/ΔY)]即是乘数，如果以K表示乘数，则可得下式
以上分析表明，边际消费倾向越高，投资乘数也就越大，投资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也就越剧烈，反之亦然。假如边际消费倾向为0.8，则乘数K=1/0.2=5，也就是说，政府增加一亿美元的投资额，国民总收入将会增加五亿美元。
加速理论最早是由法国经济学家阿夫塔里昂在1913年发表的《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一书中提出来的。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1917年发表的《商业的加速和需求规律》一文中叶提出同样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国民收入的变动或消费需求的变动，将会引起数倍的投资变动。例如假设生产某价值一百万美元的消费品，需要投资价值三百万美元的机器设备，即资本产出比率为3:1,。在这样的情况下，若消费支出增加一百万美元，则需要相应增加三百万美元的投资支出。
经济学家阿夫坦利翁的经济周期观点也是建立此原理基础上的，他认为繁荣之所以会走向崩溃，并不是资本不足，而是由于在消费品产量迅速增长的情况下需求不足所造成的。因为经济繁荣促进了对消费品的需求，由此带来了资本品生产的增长，但是现代资本品从投资到完成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并不能立即向社会提供相应的消费品。因此在消费品需求无法被充分满足的时间内，消费品价格会持续坚挺，利润率会长时间保持在一个丰厚的水平上，这就给相应的资本品生产部门不断发出刺激的信号，大量的资本蜂拥而入，投资额可能因此会远超正常的社会需求水平。
“正是这样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正是这种在消费品产量获得增长以前，必须经过一个漫长时期的情况，使得繁荣时期得以延长，也使得资本品的创建受到了过度刺激，终于打乱了经济平衡。”
当漫长的资本品生产程序终于完成，可以向社会提供消费品的时候，当该种消费品大量涌入市场，水漫金山一样淹没社会需求的时候，人们才会发现，该种产品已经供过于求，生产严重过剩，再也无法以原先的价格出清手中的产品了，大家争先恐后地低价出售产品，价格下跌，利润急剧减少，企业开始亏损，破产倒闭现象增多，经济崩溃局面由此产生了。
阿夫坦利翁对此过程做了非常形象的说明：“如果有人想把屋子烘得暖和些，他在壁炉里生起火，但是肯定得等上一会儿，他才能获得所需要的温度。当处于这一时间间隔内，屋里仍然觉得寒冷，温度计上的记录仍然没有动，如果他没有经验，就会再添加些煤，尽管炉子里的已经有了足够的燃料，等到全部烧着的时候，将会使他热得难以忍受，可是他还在不断地加煤。他以当时感觉到的寒冷和温度计上的记录为依据，结果就必然要使他获得超过他所需要的温度。”
经济周期中繁荣阶段的持续时间长短，取决于建立新的生产程度时期的长短。这一见解得到了不少经济学家的赞同，经济学家庇古和罗伯逊也认为资本创建时期在决定经济高涨时期的长短方面，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熊彼特也持有类似观点，认为当新的生产程序完成，新的产品开始在市场上大量出现时，经济繁荣也就走到了尽头。
乘数原理与加速原理所要说明的问题各不相同，乘数原理说明的是投资的变动何以会导致出现收入的巨大变动，而加速原理说明的是收入或消费的变动何以会导致投资发生巨大的变动。但这两者所说明的经济运动又是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新古典综合派宏观经济学正是利用“乘数——加速数模型”来解释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萨缪尔森认为凯恩斯的乘数理论只是说明了一定的投资变动如何引起收入和就业的变动，而没有说明收入的变动又如何反过来引起投资的变动。此外，凯恩斯的理论运用的是比较静态均衡的分析方法，没有考虑到从原先的均衡状态到新的均衡状态的动态调整过程。他认为只有将加速数原理和乘数原理结合起来，才能解释经济周期的累积性扩张或者收缩的过程。在1939年发表的《乘数分析与加速数原理的相互作用》一文中，萨缪尔森提出了“乘数——加速数模型”，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上式中Yt为现期收入，Ct为现期消费，It为现期投资，Gt为现期政府支出。这个公式说明了，根据凯恩斯主义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现期收入等于现期消费、现期投资与现期政府支出之和（不考虑开放经济中的净出口）。
（1）在经济中投资、国民收入、消费相互影响，相互调节。如果政府支出为既定，只靠经济本身的力量自发调节，那么就会形成经济周期。周期中各阶段的出现，正是乘数与加速原理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在这种自发调节中，投资是关键的，经济周期主要是投资引起的。
（2）乘数与加速原理相互作用引起经济周期的具体过程是：投资增加引起产量的更大增加，产量的更大增加又引起投资的更大增加，这样，经济就会出现繁荣。然而，产量达到一定水平后由于社会需求与资源的限制无法再增加，这时就会由于加速原理的作用使投资减少，投资的减少又会由于乘数的作用使产量继续减少，这两者的共同作用又会使经济进入萧条。萧条持续一定时期后由于产量回升又使投资增加、产量再增加，从而经济进入另一次繁荣。正是由于乘数与加速原理的共同作用，经济中就形成了由繁荣到萧条，又由萧条到繁荣的周期性运动过程。
（3） 乘数－加速原理表明，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会通过加速数对投资产生加速作用，而投资的变化又会通过投资乘数使国内生产总值成倍变化，加速数和投资乘数的这种交织作用，便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周而复始的上下波动。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干预经济的政策来影响经济周期的波动。即利用政府的干预（比如政府投资变动）就可以影响减轻经济周期的破坏性，甚至消除周期，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凯恩斯主义认为，失业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而通货膨胀则是过度需求产生的。如果一个社会中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存在着闲置的生产资源和劳动力，则为了刺激有效需求所采用的增加财政支出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其效果会使得价格保持不变或小幅上涨的情况下，失业减少，生产扩大，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只有有效需求增加到了使得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的时候，生产资源和劳动力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此时继续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造成需求过度才会引起价格水平的大幅度的上涨，从而出现真正的通货膨胀问题。按照这一理论，凯恩斯主义者普遍认为，通货膨胀和失业是不会同时发生的，只要调节好总需求就可以消除失业和通货膨胀，新古典综合派也是毫无疑义、全盘接受凯恩斯主义的这种看法。
但是20世纪60年后期，美国社会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存的“经济滞胀”现象，这让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无力解释，于是新古典综合在反思传统凯恩斯主义对失业和通货膨胀解释的基础上，对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论做出了一些修正在线听历史，同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理论，在新古典综合派中出现了“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的新解释，并把经济滞胀解释成菲利普斯曲线的右移。
菲利普斯曲线年，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在《经济学报》上发表了《1861-1957年英国的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一文，指出了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相互替代的关系。最初菲利普斯曲线并不是反映通货膨胀与失业关系的曲线，但是新古典综合派很快将它纳入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中，由于单位工资成本占单位生产成本的比例较大，所以工资的上升可以转化为价格的上升。因此，新古典综合派将菲利普斯曲线转化为反映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关系的图形在线听历史，认为这两者之间同样也存在着此消彼长、相互替代的关系。也就是说，要想降低通货膨胀率，那么失业率就会提高；而要想降低失业率，那么通货膨胀率也会上升。
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新古典综合派对菲利普斯曲线所描绘的这种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关系，都是深信不疑的。根据这一理论，新古典综合派建议政府可以采取相关经济政策，在一定范围内选择社会可以接受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的组合。但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的滞胀现象，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并存的局面，打破了菲利普斯曲线所描绘的这二者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的美妙预言，也极大的动摇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原本对它所持有的坚定信念，连萨缪尔森也不得不改变腔调，对当时的总统福特建议：“不要听顾问说的那些线%，并保持这样的失业率两年，就能使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在1970年代余下的年份中不超过3%或4%。”
但是新古典综合派并为完全抛弃菲利普斯曲线，而是开始另辟巧径，开始用菲利普斯曲线的右上移动来解释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关系，以此来作为对经济滞胀的解释。新古典综合派认为不完全的市场结构和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会导致菲利普斯曲线的右上移动，使得社会只能选择更高水平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组合。
通货膨胀是指物价的普遍上涨现象，萨缪尔森认为通货膨胀意味着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往往用物价指数来表示，即成千上万种产品的加权平均价格来计算通货膨胀率。萨缪尔森将通货膨胀区分为三种类型：
2， 急剧的通货膨胀，总价格水平每年以平均几十个百分点或上百个点上涨，货币币值贬值迅速，经济出现严重扭曲
3， 恶性通货膨胀，总价格水平每年以数十倍乃至数百倍上涨，货币急剧贬值，人们疯狂抛出，经济严重混乱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货膨胀主要是由需求拉动引起的，而萨缪尔森认为通货膨胀的根源并非只有一个，认为通货膨胀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有些通货膨胀是由于需求方面的原因引起的，而另一些则由供给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是萨缪尔森也认为现代社会的通货膨胀，都有一个重要特征，它们都需要在内部积累能量，一旦爆发，便很难平息下去。萨缪尔森将通货膨胀的成因主要区分为两大类型，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萨缪尔森认为总需求是影响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之一，只要总需求的增长速度超出了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那么就会发生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以使物价上升平衡总供给和总需求。总需求的增长通常是没有限制的，它可以年增长10%，或者20%，但是总产量的增长却是受到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因此只要总需求的增长超过了总产量的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就会发生。这是由于需求方的过量货币追逐有限的商品供给，从而将价格拉起，由于失业率降低，劳动力变得更加稀缺，工资也被相应抬高，所以通货膨胀会加速到来。这一点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传统凯恩斯主义认为只有在经济已经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下，而总需求却继续扩大，才会引发“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但在经济没有达到充分就业状态之前，刺激有效需求，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新古典综合派显然对这个传统观点进行了一些修正和拓展。
同时新古典综合派也汲取了货币主义对通货膨胀的一些认识，比如萨缪尔森认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背后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货币供给的快速增加，长期的总需求过度，主要原因就在于货币供给增长率超过了总产量的增长率。货币供给的快速增加使得名义需求快速增长，而后者又使得名义价格水平快速上涨。德国中央银行在1922-1923年曾印刷数十亿的马克纸币，这些纸币疯狂涌入市场寻求面包和住房，从而造成德国当时的物价水平数万倍的上涨。
因此，新古典综合派认为，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有一部分原因就是经济衰退时期需求增长过快，使得产量无法跟上造成的，他们指出美国在1965-1969，1971-1974年，1975-1979年期间，都曾经历了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
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固然可以解释经济从衰退状态转向繁荣状态过程中的某些通货膨胀现象，但是却无法解释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所面临的长期的经济滞胀问题。在经典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之中，通货膨胀必然发生在充分就业状态，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情况下，可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滞胀现象，却对这个理论给与了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当时的美国经济中，在有20%的生产能力闲置，10%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的情况下，物价水平还是处于继续上涨之中。对于这一点，传统的凯恩斯理论是无法解释的，后来一些新凯恩斯主义者，也包括萨缪尔森，创造性提出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来解释传统凯恩斯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经济滞胀”现象。
萨缪尔森认为通货膨胀除了需求拉动型之外还有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他将之定义为，在失业率很高而资源利用不足时，由于成本上升所造成的通货膨胀类型。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导致滞胀的最根本原因是总供给水平的下降，也就是总供给曲线的向左上移动，这会导致更低的总产量水平和更高的价格水平。而引起这种情况的的原因是生产成本的提高和生产要素供给量的减少，在过快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要素的供给量会越来越少，这使生产要素的稀缺程度增大，从而导致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使总供给曲线向左移动，从而引发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也就是说，只要生产要素的供给跟不上经济增长的要求，使得生产要素的稀缺水平大为提高，就会引发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
新古典综合派认为石油输出国组织在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的两次石油禁运和提价行为，就是这种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典型例子。石油的紧缺和油价的大幅度上涨，造成了总供给曲线往左上方向移动，导致总产量的减少和物价水平的普遍上涨，从而引发了经济滞胀问题。
当然也有一些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学家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是由于市场的不完全造成的，提出了结构性通货膨胀的概念。他们认为，经济滞胀在很大程度上市由于个别市场的结构不完全造成的，这种市场结构的不完全造成了工资刚性和产品价格刚性，它们只能上升而不能下降。在经济衰退时期，适度的总需求提高本不会引发通货膨胀，但是局部市场的价格刚性使得市场机制遭到破坏，市场结构不再是完全的。当市场需求下降时候，工资和产品价格的刚性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左上移动，使得总产量减少，价格进一步上涨，从而出现了滞胀。
（一）、对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影响。通货膨胀对收入和财富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人们所持有的资产和负债的种类差别造成的。假如你是个债务人，那么通货膨胀对你来说会比较有益些，因为你要偿还给别人债务的实际价值要比你原先借来的要少，但如果你是个债权人，那么情况会相反，通货膨胀使得你的债权相对贬值了。一般来说通货膨胀有利于债务人，不利于债权人，而且也不利于那些依靠固定退休年金者，但更多的时候，新古典综合认为通货膨胀只是将众多的收入和财富搅合在一起，并随机地在全体居民中进行分配，而不会只单单冲击某些群体，从而让整个社会都变得怒气冲冲。
（二）、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新古典综合派认为通货膨胀之所以损害经济效率，是因为它会扭曲价格信号，在一个高通货膨胀的社会里，人们很难区分相对的价格变化与整体的价格变化，以至于价格体系变得混乱无序，令人无所适从。通货膨胀还会扭曲货币的正常使用，人们为了避免手中的货币贬值，总是试图更愿意持有实际资源，而减少货币拥有量，使得整个货币体系关系混乱。
（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新古典综合派为，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并不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反而存在一些负相关的研究数据，相关的研究结果表明，低通货膨胀率国家的经济增长最为强劲，而高通货膨胀率的国家的增长则较为缓慢。
新古典综合派认为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总是处于两难的困境之中，因为一个国家要想降低通货膨胀率，主要通过采取减少产出、控制需求、紧缩货币和信用的政策来实现。萨缪尔森曾严肃认真地考虑，降低通货膨胀政策要付出多大代价的问题，即降低一个百分点的通货膨胀率，会使GDP减少几个百分点及会使失业率上升几个百分点。萨缪尔森认为控制通货膨胀的努力，恰恰是造成二战后美国最大程度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20世纪90年代西欧经济大滑坡的主要原因。
因此萨缪尔森试图找到一种代价较低的反通货膨胀的政策，他认为用损失产出和提高失业率的办法来控制通货膨胀，国家和社会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往往会产生经济衰退、大量劳动者失业等等负面作用。萨缪尔森还认真考虑其他形式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其中包括收入和工资管制政策、物价直接控制政策、鼓励更加自由的市场政策和新的税收政策等等。最后萨缪尔森认为，如何找到一种可以避免以高失业率、产出损失为代价来遏制通货膨胀摆脱两难困境的办法，仍是现代宏观经济学最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之一。
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就业水平是有总供求关系决定的，失业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总需求不足造成总供给没有达到充分就业状态下的生产量，从而造成失业。
总供给基本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潜在产出，所谓潜在产出是指不会引发或增大通货膨胀压力条件下的一个经济体所能持续生产的最大产量，它取决于一个经济体中可利用的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等投入的数量，以及使用这些生产因素的技术水平和效率水平。二是投入成本，比如工资水平、能源、原材料价格等等，新古典综合派认为总供给曲线不仅受到潜在产出的影响，而且也受生产成本变动的影响。生产成本上升时，只有在较高的价格水平上，企业才愿意提供一定数量的产出。
新古典学派认为，价格和工资是有弹性的，任何偏离均衡的供给或需求都能很快得到纠正，并且在总供给或总需求受到冲击之后，能够重新回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但是新古典综合认为，短期内，由于存在像劳资协议这类刚性合同，因此价格和工资都是粘性的。在这种经济中，由于总供给曲线相对平坦，当总需求水平上升时，产出也会随着上升，特别是当产出处于较低的水平时更是如此。长期内，由于工资和价格有充分的时间来对市场的冲击做出充分的调整，总供给曲线被认为是垂直的，因此长期产出是由一国的潜在产出决定的，总需求水平变化更多影响的是价格而不是产量。
经验表明，在经济生活中，失业率通常会伴随着产出的变动而变动，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奥肯首先发现了产出变动与失业变动之间在数量上存在着显著的密切联系，即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下降2%时，失业率上升约1%，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约下降1%，这就是著名的奥肯定理，也是新古典派失业理论中的重要内容。
奥肯定理揭示了产出市场与劳动力市场之间极为重要的联系，描述了实际GDP变动与失业率变动之间的经验关系。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为防止失业率的上升，实际GDP增长必须保持与潜在GPD同样速度的增长率，而如果想要使失业率下降，那么就必须使实际GDP的增长率快于潜在GDP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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