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真实能否还原历史经济学派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全面抗战路线年开始的全国抗日战争，既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阶段，也是中国党发展壮大的重要时期。
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中国党高举起抗日的大旗，在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就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日，、朱德、彭德怀等红军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党的各级组织积极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战争。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和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蒋介石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了准备抗战的决心，但还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企图。日军不断扩大侵略，把战火从华北烧到华东。8月13日，中队在上海奋起抗战。当局在其统治受到致命威胁时，急欲调动红军开赴前线，因而在国共谈判中表现出较多的合作愿望。8月，国共两党达成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军第八路军等协议。
8月25日，发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部主任，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师长、副师长聂荣臻；第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全军共4.5万多人。接着，在南方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除琼崖红军游击队外，改编为国民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下辖四个支队，全军共1.03万人。红军改编后迅速开赴抗日前线。国共两党军事上的合作，推动了全国抗战和国共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历史的真实能否还原。1937年9月，陕甘宁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辖23个县，人口约150万，是中央所在地。
在中国党的多次催促下，中央通讯社9月22日发表《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党合法地位的谈话，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全国各族人民、各进步党派、抗日团体和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侨胞热烈欢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并以不同形式，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空前的大团结，对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有重大意义。
中国的抗日战争怎样才能走向胜利？党从抗战一开始就提出了一条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对日作战，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党认为，中国是有力量进行抗战并最后取得胜利的，这种力量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广大人民中，只有动员和组织人民，才能抵御强敌，才能引导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
1937年8月下旬，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局扩大会议，这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要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实行全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机构，废除的，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权利，适当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财政经济政策、教育政策和民族团结政策，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这是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纲领所阐明的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主张，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
尽管如此，中国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却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全国人民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旗帜。在全面抗战路线的指引下，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以更高昂的爱国热情投入抗日洪流。抗日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中国党坚持以民族大义为重，制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正确战略、策略，实施动员人民、依靠人民的正确路线、政策，因而牢牢地掌握了历史主动权，成为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
为着贯彻执行全面抗战路线，党作出了开辟敌后战场的重要战略决策。洛川会议指出，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会议确定人民军队的战略任务是，到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展和扩大人民军队，打败日本侵略者。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既服从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总体战略，又充分发挥人民军队的优势，在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因而是人民军队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抗战的正确方针。
八路军刚开赴抗日前线时，主要是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军作战，以少部兵力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武装的工作。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在晋东北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取得全国抗战以来中队的第一次大胜利，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民的精神和抗战信心，提高了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接着，八路军又配合军进行了忻口战役。
在抗战初期表现出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军队先后进行平津、淞沪、忻口、徐州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再加上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日军叫嚣的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彻底破产。但是，由于敌强我弱的总形势和实行片面抗战路线，正面战场的战局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许多重要城市和富饶地区失陷。日军在中国土地上大肆烧杀淫掠，中国人民遭受深重灾难。1937年12月，日军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惨案，中国平民和被俘士兵被集体枪杀、焚烧、活埋及用其他方法处死者，达30万人以上。日军在其他地方中国人民的惨案不计其数。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后，八路军和党领导的山西新军按中央的部署，在敌后实行战略展开，分兵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政权，开辟抗日根据地。1938年1月，敌后第一个由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在冀西阜平成立。新四军也挺进大江南北，开赴苏南、皖南、皖中等地区，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敌后抗战的艰难条件下，党民军队同群众结成血肉相连的关系，最初依托山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牵制、打击日军，取得巨大成绩。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人，先后创建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山东、苏南、皖中等抗日根据地。战斗在白山黑水的东北抗日联军也十分活跃，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打击敌人。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敌后战场的战略总后方。大批爱国青年和抗日志士涌向延安，经过培养训练后历史经济学派，又从这里奔赴抗日前线。
全国抗战开始后，由于战争局势的复杂，许多人对战争将如何发展认识不清，“论”、“速胜论”等有相当大的影响。澄清这些错误观点，指明抗日战争的基本走势，是指导抗日战争的中国党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1938年五六月间，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集中全党智慧，深刻揭示了中国经过持久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客观根据，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三个阶段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强调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论持久战》以马克思主义的非凡洞察力，清晰地描绘出抗日战争发展过程的完整蓝图，深刻阐述了党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是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同时对全国抗战的战略指导也产生了影响。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党以很大力量加强在统治区的工作，以推动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月，中央长江局在当时统治区的抗战中心武汉成立，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迅速恢复和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发展了大批党员，积极领导以武汉为中心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代表团同时驻武汉，负责同联系和谈判。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在西安、兰州、武汉、重庆、桂林等地建立办事处，党主办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在汉口公开出版。党从原来比较狭小的环境中走出来，和统治区的各界人士进行广泛而直接的接触，宣传抗日主张，初步打开新的工作局面。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部副部长，党人还参加了召集的国民参政会。在一段时间内国共合作的关系比较融洽。
但是，由于国共两党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实行不同的抗战指导路线，统一战线内部不可避免地存在尖锐的矛盾和斗争。在统一战线中，是坚持全面抗战路线，还是实行片面抗战路线？这对抗战成败和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党中央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抗战初期就提出必须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即既统一又独立，对采取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保持党在思想上、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实质上就是力争中国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这是把抗战引向胜利的中心一环。
1937年11月底，驻国际代表、国际执委王明从苏联回国抵达延安。他根据国际和苏联关于中国抗战应该依靠的指示精神，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党和人民军队的活动限制在允许的范围内。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对党的工作造成了危害，干扰了全面抗战路线的贯彻执行。
中央对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和斗争。1938年3月，中央派任弼时到苏联，如实向国际说明中国的抗战情况、国共两党关系及党所采取的路线月，驻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传达国际的指示：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央要以为首来解决统一领导。这为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8年9月至11月，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重申必须独立自主地民进行抗战。会议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全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号召全体党员加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研究抗日战争的现状和趋势。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和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迅速发展。
1938年10月武汉和广州失守后，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侵华策略，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而将主要力量用于打击八路军和新四军；对采取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占领区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这对中国的抗战局势产生了影响。
和阶级矛盾交织，使国家政局空前复杂。党从抗战的全局出发，明确指出：整个抗战时期，始终是第一位的，各阶级的利益必须服从全民族的利益。针对国内时局的逆转趋势，党鲜明地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三大口号，坚决揭露打击汉奸汪精卫，继续争取同蒋介石集团合作，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驾驭了整个局势的发展。
在日军将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军事进攻主要对象的情况下，党民抗日力量肩负起抗击日军的主要责任。根据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八路军于1938年冬开始由山区向平原地区挺进，放手发动群众，广泛深入地发展群众性游击战争，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巩固和扩大了晋察冀、晋冀豫历史经济学派、冀鲁豫、晋西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在晋察冀军民反“扫荡”作战中，1939年11月，伟大的主义战士、加拿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在抢救八路军伤员时不幸感染中毒，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
1940年8月，为了粉碎敌人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囚笼”政策，八路军总部对华北日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以破袭敌人交通线为重要目标的进攻战役。参战部队有105个团约20万人，故称百团大战。这次战役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1.8万余人，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摧毁大量敌碉堡和据点，缴获大批枪炮和军用物资，因而沉重地打击敌军，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进一步提高了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与此同时，新四军各部贯彻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利用山地、平原和河湖港汊等复杂地形开展游击战，建立了皖东、豫皖苏、皖东北、豫鄂、苏北等抗日根据地，坚持和扩大苏南、皖中等根据地，沟通了华北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在华南，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创建和发展东江、琼崖等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沦陷区城市和交通要道，党的地下组织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彻底转变工作方式，深入群众，以隐蔽的方式开展抗日宣传教育和统一战线工作，民进行多种形式的抗日斗争，牵制敌人的兵力，打击日伪统治，支持和配合了敌后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
党在统治区的工作也取得新的进展。1939年1月，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领导下，南方局在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宣传文化、群众工作等方面进行了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南方局特别重视争取和团结中间势力，同党派、无党派人士、派、地方实力派、著名知识分子等广泛接触，共商国是，使他们了解党的主张，并逐步取得他们的信任，巩固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统治区抗日运动的发展。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支持下，1941年3月，中国政团同盟(1944年9月改组为中国同盟，简称民盟)在重庆成立，成为中国运动的一支生力军。南方局在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方面同样取得很大成绩，争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团结抗战的同情和支持，扩大了党的影响。
党坚持团结反对、坚持进步反对，同顽固派的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1939年冬至1940年春，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党给予坚决回击。1941年初，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在向北转移途中遭到军8万余人围攻，除约2000余人突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捕，军长叶挺在同军进行战场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遇害。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竟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
面对顽固派掀起的又一次，党采取军事上严守自卫、上坚决反击的方针。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为委员。揭露顽固派破坏抗战的阴谋，提出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除、实行等十二条解决办法。周恩来在重庆向当局提出严重，并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两条充满悲愤的题词在《新华日报》登出，有力地揭露和声讨了顽固派的行径。
党深刻地总结同顽固派斗争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统一战线的策略。这主要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在反对顽固派的斗争中要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这些策略原则使党得以在复杂多变的环境里更加熟练而恰当地处理统一战线中的各种棘手问题，避免犯“左”、右倾错误。
在此期间，针对大肆鼓吹“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等谬论，党在思想战线上同展开论战，批判和揭露各种假三义，着重阐述三义与主义的关系，说明主义的最低纲领和新三义基本相同，但两者又有区别，党将同一切真诚的三义者长期合作。这场论战对新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
为了驳斥顽固派的宣传，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阐明党对于中国及其前途的全部见解，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关系重大的问题，更好地指导抗战和中国，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他系统总结中国的独创性经验，于1939年底1940年初先后发表《党人发刊词》、《中国和中国党》、《新主义论》等著作，完整地阐述了新主义理论。
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必须分成两步走，第一步进行主义，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中国在五四运动以后已经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是新主义的。新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区别新旧主义性质的根本标志是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新主义的基本纲领是：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在中国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阶级联合的共和国。经济上，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建立国营经济；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并引导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富农经济的存在。文化上，废除封建买办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党人创立的新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别是建党以来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是思想在抗战时期最重大的理论成果。它的提出，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中国新主义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等有了明确而完整的认识，对中国的胜利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法西斯侵占了欧洲许多国家，1941年6月又挥兵东向，对苏联发动大规模进攻。12月，日本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同时进攻英、美等国在太平洋的属地，挑起太平洋战争。国际法西斯成为世界人民的公敌。中央主张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加强同英、美等国的合作，反对共同敌人。1942年1月，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正式形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承担着抗击日本陆军主力的任务。
日本法西斯企图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决意加紧对华作战。日军在华北反复进行“治安强化运动”，对占领区人民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经济掠夺和奴化教育，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扫荡”、“清乡”和“蚕食”，采取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制造无人区，企图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彻底消灭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
党领导敌后军民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创造和运用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以及派遣武工队等多种有效的歼敌方法，开展反“扫荡”、反“清乡”和反“蚕食”斗争，给日、伪军以有力的打击。1941年至1942年间，人民军队共作战4.2万次，毙伤俘敌军33万余人。敌后抗战牵制、消灭了大量日军，成为中国坚持长期抗战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支持。
敌后军民在对敌斗争中涌现出成千成万的抗日英雄，表现了中华儿女不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高尚的民族气节。东北抗日联军主要杨靖宇(第一路军总司令兼委员)在1940年2月与日军的战斗中牺牲后，残暴的敌人割下他的头颅，剖开他的腹部，发现他的肠胃里竟全是枯草、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敌人为之震惊。“狼牙山五壮士”宁可跳崖也不投降的英雄气概，连敌人也表示敬佩。
根据地建设最根本的是建设。党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根据地的抗日政权是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即几个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派的；在政府工作人员中实行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容纳各方面的人士，团结抗日的各阶级、阶层；政府实行新主义的施政方针，保障各抗日阶级的、财权，厉行廉洁。
在经济建设方面，党号召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动员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组织劳动互助，提高耕作技术，推广良种，特别是把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从1939年冬起，各根据地相继实行减租减息，一般将原租额减少25%，规定年利息率一般为10%，其他杂租、劳役和各种形式的高利贷一律取缔。大生产运动的广泛开展，对于克服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遵义会议后，党纠正历史上的“左”、右倾错误，在全党形成了以为核心的正确领导。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上的经验进行系统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左”、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清算，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然存在一些分歧。因此，深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清算错误路线，教育全党学会运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处理中国中的具体问题，就成为加强党的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941年5月，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九十月间，中央召开局扩大会议，党的高级干部开始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从路线上分清是非，达到基本一致的认识。这次会议初步统一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为全党普遍整风作了准备。1942年2月历史经济学派，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5月，中央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讲话并作总结，阐明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
反对主观主义，是整风运动最主要的任务。党的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左”、右倾错误，从思想根源来说都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要克服主观主义，就必须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掌握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反对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消除主观主义在组织上和文风上的表现，也是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
在全党普遍整风的基础上，从1943年9月起，党的高级干部进一步讨论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由于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曾给中国带来巨大损失，因此，批判王明的错误路线及其影响，成为整风运动的重要内容。一系列地区工作与历史座谈会的召开，使许多干部更好地认识了党史上的路线是非，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
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召开了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经过深入讨论和反复修改，集中全党的智慧，全会于1945年4月20日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的结论，使全党对中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了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一致。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整风运动既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使全党端正了思想路线，破除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它是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一个创造，是增强党的战斗力的一次成功实践。它所积累的经验对党的建设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整风运动为党的七大顺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1943年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也渡过严重困难，进入再发展时期，华北抗日军民开始对敌军发起攻势作战。进入1944年，各根据地军民普遍对日、伪军展开局部，恢复和扩大原有根据地，并向敌后进军，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一年中，共作战约2万次，歼灭敌军近20万人，攻克县城20多座，解放人口1700多万。
这时，仍然采取避战观战的态度和限共政策。1943年，顽固派发动第三次，但尚未发展成大规模武装进攻便被制止。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军一败涂地，八个月丢失146座城市、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在军事上的溃败和统治区内经济危机的加深，激起各阶层人士的强烈不满。统治区运动迅速高涨。
1944年9月，代表林伯渠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废除、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周恩来在延安进一步阐明实施这一主张的具体步骤和方法。这个主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获得各党派、广大人士的赞同和拥护，成为全国人民奋斗的目标。为实现这一主张，党同及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后任美驻华大使的赫尔利展开谈判，并同美国的扶蒋政策进行坚决而灵活的斗争，扩大了党的影响，推动了统治区运动的发展。
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和中国抗战接近胜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4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国121万党员。在会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讲话，任弼时、陈云等在会上发了言。
七大制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主义的中国”。为了建立新中国，当时重要而迫切的任务是建立联合政府。大会拟定了建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制定了新主义国家在、经济、文化方面的纲领，提出了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宏伟任务历史经济学派。大会宣布要让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并把能否解放、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政党政策的根本标准。
七大总结历史经验，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强调三大作风是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对实现党的任务和组织任务具有重要意义。着重指出：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就是我们制定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确立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是七大的历史性贡献。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党以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党总结中国近代特别是建党以来经验作出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决策历史的真实能否还原。中国需要马列主义的指导，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进行，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列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是不行的，必须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推向前进。
以为代表的中国党人掌握实事求是这个马列主义的真谛，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实际，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了思想的基本内容和科学体系。党的七大把思想概括为九个方面：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和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关于新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
思想是在同党内教条主义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土地后期和抗战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思想是中国独创性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许多卓越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随后在七届一中全会上选出13人为中央局委员，选举、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处，选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局、中央处主席。七大选出的以为核心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
七大是党在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它在面临新的重大转变的关键时刻，对全党给予及时正确的指导，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和新主义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和思想基础。大会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七大生动地全面地体现了中国党的先进性质。它通过的党的路线、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表明党代表着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中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大会以后，全党紧密团结在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贯彻七大路线，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主义在全国的胜利。
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胜利阶段。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8日，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在中国战场，党民军队发动夏季攻势作战，对日军占领的点线包围得越来越紧，打通了许多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在行动上取得主动地位，逐步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为转入全面创造了重要条件。沦陷区城市党组织积极开展瓦解日、伪军工作，组织地下军，准备发动武装起义，里应外合，配合。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8月8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9日，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在极为有利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阶段。
此时，军队主要集中在西南、西北地区，而日军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都处在党领导的敌后军民的包围中，对日全面的任务，也就主要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军队来进行。8月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根据延安总部的指示和命令，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向日、伪军发起猛烈的全面，很快解放县以上城市150余座。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向同盟国的投降书上签字。日本军队128万人向中国投降。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中华民族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中民伤亡3500万，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中国抗日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也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各同盟国家的支援，这些支援对中国能够坚持抗战并取得胜利是一个重要条件。
中国抗战的历程表明，中国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是全民族利益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党在敌后的艰苦条件下，广泛发动、组织和武装以农民为主力的各阶层群众，开展游击战，使日本侵略者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党在抗战中发展为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260多万人，抗日根据地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所有这些，为夺取整个新主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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