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释定义程晓棠解读新课标历史观点和历史解释
我们所熟知的卫青、霍去病远征匈奴，唐朝大胜突厥的历史，只是一代明君悍将的功劳？一向被推崇为促进了民族融合的北魏孝文帝迁都，为何启动了北魏的灭亡进程？为什么说除了南苑大王萧峰，辽代更应该被我们记住的是“一国两制”的制度创新？大清成功的秘诀又在哪里？施展老师的烧脑历史课，给你不一样的看历史的视角。
本期《世纪大讲堂》，青年学学者、网红史书《枢纽》作者——施展带我们从边疆出发，重新解读3000年中国史。
【嘉宾介绍】施展，青年学学者，外交学院世界研究中心主任，工科出身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新作《枢纽》综合调用了地理、历史、经济等多学科领域的知识，对中国几千年的复杂历史给出了一整套全新的解释框架，其独特的逻辑演绎，也被戏称为“枢纽脑洞”。
历史不仅关乎过去，否则历史学基本上会被等同于八卦学，只为研究四爷和十四爷的皇位之争以及武则天的宫闱秘事等等。假如把历史学仅仅看成八卦学的话，那它确实只跟过去相关。但实际上，对于历史学真正的学习和思考，意在帮助我们理解当下，理解未来。
为什么我们要谈到从边疆来重新发现中国？这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称之为：当下的史观的困境。谈到史观，首先要解释一下，究竟什么叫做历史。
我们平时所讨论的历史，实际上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史料，另一部分就是史观。如果把“何为历史”比喻成一个大楼，那么砖头就是具体的史料，而蓝图则是史观。同样的一堆砖头，可以依照不同的蓝图，盖出截然不同的楼型。同样的一堆史料，可以依据不同的史观，整合出多样的意义。
当下的史观，存在着一个特定的困境程晓棠解读新课标，使得我们很难说清楚中国是谁。这个困境我们称之为中原中心论。翻阅中学历史教科书时不难发现，对中国历史的叙述，基本上被等同于中原历史。中原以外的少数民族鲜少出现在教科书里，即使出现也极少以正面形象出现。少数民族的历史，即边疆的历史，就被割裂开来，不被视为中国史的一部分。
这些如今不容置疑的中国疆域，从历史上看，如果不属于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的话，那么今天中国有什么资格统治边疆地区呢？如果中国有资格统治边疆地区，那么边疆历史又如何能够进入到中国历史呢？这些问题，这些困境，都是用中原中心论的历史观解释不了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从边疆来。因为只有打开这样一个全新的视角，我们才能够重新发现，究竟何为中国，我们才会发现一个远远大于中原的中国。我们甚至会发现，在过去缺乏对边疆史关注的情况之下，我们对于中原历史的解读，也有严重的残缺。
所谓的中原中心论与中原历史观是基于中原地区的历史观点和历史解释。中原，基本上是指长城以南，青藏高原以东的绿色平原地区。这之外的地区都不是我们所说的中原地区程晓棠解读新课标。但事实上，从960万平方公里的地域概念来的话，所谓的中国其实是一个多元的自然生态区，中原地区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这个多元的自然生态区可以被大致分为中原、草原、西域、雪域、海洋等若干个亚区域。这些自然生态亚区域叠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
进一步解读中国历史就会发现，实际上所谓的中国历史，是由多元的亚区域，诸元之间互为条件、相互构造的体系史。
就古代史而言，中国历史作为一个体系史，它的核心结构是什么呢？古代史的核心结构有一个历史的主线，就是草原跟中原之间的关系程晓棠解读新课标。它还有两个支线，这两个支线，就是西域和雪域高原。草原跟中原的关系，是整个中国古代史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关系。支线并不能影响主线的发展方向，但能够深刻影响其历史发展节奏。
关于主线不得不提中原跟草原的相互塑造性。什么是相互塑造性？具体来说，长城以南是通常所说的中原的农耕地区，而长城以北是草原的游牧地区。中原农耕跟草原游牧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态机理，会带来完全不同的财政、军事、社会、等一系列逻辑。这一系列的逻辑，就是上述的中原跟草原之间的相互构造关系中，一个具体的历史呈现。
在中原形成秦汉这种统一的大帝国之后，其一大特征便是皇帝与其官僚体系之间的分工合作。而依照儒家的说法，皇帝最理想的状态为垂拱而治。面临疆域扩大的局面，官僚体系会替皇帝处理很多事务，而皇帝最重要的功用是象征整个帝国秩序的正统性。只要皇帝能够成功有效地象征帝国的正当性，其他的一切具体事务均由官僚负责，整个帝国秩序就是稳定的。
这种分工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皇帝死后的继承顺序。对中原而言，最重要的是能否找到一种可达成共识的历史解释定义、简单易于识别而又唯一的继承人资格，来维持中原皇位继承顺序的稳定，进而维持帝国秩序的稳定。这种不会引起争议的继承人资格便是嫡长子继承制。由于帝国的事务主要都是由官僚体系来完成的，由嫡长子继位的皇帝即使是像万历皇帝那样多年不上朝，帝国也能照样正常运行。
而这一庞大的官僚体系需要依靠帝国财政，即税收的支持。靠税收形成帝国财政，有一个重要前提，即税收成本必须小于税收收益。花十两银子雇人出去只为收二两税款，这样是难以维系税收体质的。如何确保税收成本一定小于税收收益呢？在中原，形成定居帝国之后，就会形成一个庞大的税收体系，以此形成它的财政体系历史解释定义，来支持庞大的官僚体系治理帝国。
但在草原上，情况就完全不同。天天逐水草而居的游牧者往往踪迹难觅，因而导致税收成本往往会大于税收收益，出现上述情况：花十两银子雇人骑马四顾，只为收二两税款。这会带来什么效应？在草原上无法依靠税收来建立中央财政来支持官僚体系。这直接否定了大规模治理的可能性。
所以草原上全是聚居的、150人以下规模的小部落。一旦部落人口繁衍历史解释定义、规模扩张，超过了150人，就会成两个新的小部落各自活动。既然只有小部落，那么如何解释草原上可怕的游牧帝国呢？反思一下历史就会发现，在周朝的时候，根本没有诸如此类的游牧帝国。所谓的游牧帝国，是在中原统一的秦汉大帝国出现之后，在开始出现在草原上的。
受草原的生态所限，很多生活必需品牧民无法自己生产，只能到中原去获取，如何获取？通过贸易或者通过战争。贸易显然是成本更低的方式。而问题就在于，中原是否愿意跟草原贸易。
这要取决于中原的结构。如果是诸侯国彼此竞争的局面，那么这些诸侯国必定会竞相与草原之间进行贸易。因为如此一来，中原就能从草原买到远胜于中原马的草原马，这在应对战事时相当于如今的重型坦克，是至关重要的。出于这种竞争关系，对草原小部落来说，在与中原进行贸易时，贸易条件就能够达成一种大致的市场均衡价格，这也是最佳的贸易条件。
所以只要中原没有统一，诸侯国仍存在竞争，草原上的诸多小部落也就不会存在统一的意愿。它仍然可以各自独立地跟中原之间进行贸易。然而一旦中原统一了，帝国政府就可以用手段规定离谱的贸易条件，甚至彻底关闭贸易。而草原上的部落无法回避生活必需品的刚性需求，一旦贸易行不通，只能诉诸暴力，发动战争。
可是不到150人的小部落面临大帝国几乎毫无胜算。于是各部落不得不联合起来，草原上就出现一个庞大的游牧帝国。这个所谓的游牧帝国，事实上是无数小部落结成的一个庞大部落联盟。因而某种程度上，中原的统一，也带来了草原的统一。在中原不统一之前，草原不会统一，即便统一了很快也会瓦解。
而草原统一之后，出现了与中原完全不同的体系。与中原易于识别而毫无争议的嫡长子继承制来维持帝国稳定对比，草原游牧帝国的部落联盟之所以能够维系统一，前提是大可汗带领着所有小部落，持续地从中原掠夺，否则部落联盟就会迅速解体。
因此对草原来说，部落联盟的盟主大可汗的选择是举足轻重的。第一要素是足够强的战斗力。为了确保可汗的战斗力，草原上的继承逻辑跟中原正好相反。中原是父终子即，而且是嫡长子即，来确保继承顺序的稳定性。而草原是兄终弟即，确保可汗始终是成年人，以此确保可汗的战斗力。
但是兄终弟即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大哥死了二哥上历史观点和历史解释，二哥死了三哥上历史观点和历史解释，往下排一直到老幺。可他们的第二代该如何选择，人们没法达成共识 ：作为可汗的后代，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资格当可汗。于是到了第二代的时候，部落联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内战，游牧帝国由此解体。古语有言：胡虏无百年之运。胡人的帝国从没有持续超过一百年的历史，也就是因为诸如此类的部落联盟内战。
所以，回顾古代那些中原跟草原之间的战争，所谓的汉朝战胜匈奴、唐朝战胜突厥等，事实上不是中原战胜了草原，而是中原终于熬到了草原的那一天历史观点和历史解释。而中原一定能够熬得过草原，因为中原有足够的财力支撑。回顾历史就会发现，中原战胜草原的时间点都在朝代中期，即大约百年之际。这也印证了中原的统一，会带来草原的统一。
而反过来草原又会深刻地塑造中原，怎么塑造呢？草原的统一，会对中原构成巨大的军事上和安全上的压力。这就意味着中原内部各个利益集团彼此之间的博弈关系，此刻必须服从于这种外部的压力所带来的安全要求。如果内部的博弈完全不顾外部压力的话，帝国也将很快面临崩溃。反之则表明，帝国内部的博弈逻辑与历史走向，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取决于这种外部压力。换言之，如果没有草原对中原所构成的这种军事压力的话，中原的历史将会与我们如今所见的完全不同。
中原的统一，带来了草的统一；中原不统一，草原就不会统一。一旦中原统一，草原马上统一。而草原一旦统一，反过来会对中原构成巨大的外部压力，使中原不得不去寻找某种新的演化路径。脱离对于中原的理解，无法解释草原的演变；而脱离对于草原的理解，同样无法正确解读中原。它们彼此之间存在深刻地相互塑造的，这使它们作为一个共生的体系而存在。
理清了中原与草原相互塑造的历史主线，还有一条辅线不容忽视：西域和雪域青藏高原。它们在中国古代史中起到了重要的催化剂的作用。其中藏传佛教对于中国今天疆域的形成尤其关键，而这一切还要从1578年的一场会盟说起。
当时蒙古地区的一个重要的人物俺答汗，一统了整个漠南蒙古。俺答汗与当时刚成立不久的一个藏传佛教当中的小教派——格鲁派进行了一场会盟。格鲁派是藏传佛教中最重要的教派，但在当时不过是很不起眼的小教派。而俺答汗正是与格鲁派的领袖索南嘉措在青海湖边进行了会盟。
俺答汗把藏传佛教大规模地引入到了蒙古世界，使整个蒙古世界都开始信仰藏传佛教。而索南嘉措从蒙古地区获得了大量的资源输入，使自己最终可以碾压其他所有的教派，成了雪域高原上最重要的主流教派，一直持续至今。
而在藏传佛教大规模地引入蒙古世界后，吸引了远在东北的满洲人的注意。我们知道，后来大清入关时依凭的并不仅仅是满洲铁骑，事实上是满蒙联盟。那么对于满来说，要以怎样的精神资源来有效地控制蒙呢？正是以藏传佛教为载体。
以此为基础打造的强大的满蒙联盟，入关后横扫中原，继而形成凌驾于满、蒙、汉、藏之上的庞大帝国，最终又收复西域，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华帝国，这也是我国在古代最庞大的疆域状态。
而我们今天所继承的这个领土，都是在当初的庞大疆域基础上留下来的。事实上在明朝后期，领土规模就已大不如前，只在长城以南、嘉峪关以东、青藏高原以东，大概只占今天中国领土的40%左右。另外的60%，都是在大清入关后庞大帝国的建构过程中形成的。
在此过程中，藏传佛教犹如满蒙之间的黏合剂。如果没有藏传佛教，大清入关绝非易事。这也进一步说明了，边疆地区必须被纳入中国历史的讲述当中的重要性。没有藏传佛教对整个历史过程的参与，不可能形成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
而反过来程晓棠解读新课标，对于藏传佛教来说也是同样如此。如果没有索南嘉措从蒙古地区获得的资源输入，以及后来格鲁派从整个大清帝国获得的资源输入的话，格鲁派就不可能超越其他的小教派，成为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垄断性的教派。而格鲁派的领袖被俺答汗封为。那么如果没有以上的会盟和资源输入，的制度也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从纯粹的地理疆域角度来看，汉满蒙回藏每一个亚区域，对于整个中华帝国的形成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之所以能够发挥这种作用，也正因为它们都是这一庞大而完整的体系中的一员。
在多元一体的帝国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域，即中原跟草原之间的过渡地带，它存在于两个方向：一个在长城沿线历史观点和历史解释，区分中原跟草原；另一个在东北。我们可以看到，能够同时稳定可持续统治长城南北的草原征服王朝，无一例外都是来自过渡地带。
第一个形成这种统治秩序的二元帝国的王朝，就是北魏。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后来定都在山西大同，就在长城沿线。长城以北，按照草原游牧者的方式来统治；长城以南，是按照中原农耕者的方式来统治，形成一个二元帝国。只有身处过渡地带，才能同时动用两边的资源，也能同时理解两边的逻辑，所以能够形成二元帝国的结构。纯中原的人理解不了草原，纯草原的人也理解不了中原。
但在北魏时期出现了一个问题：它只是碰巧形成了这样一种二元帝国的结构，却并没有真正地理解这种帝国治理中的深层奥秘，所以导致了北魏孝文帝将都城首都从山西大同（当时称作平城），迁到了中原的洛阳。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有效促进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但实际上在迁都之后没有经过太久的时间，北魏就了，为什么呢？
因为魏孝文帝迁都到中原之后，开始要求一同迁来的鲜卑人说汉语、穿汉服、改汉姓、与汉族通婚等等，简而言之，要求他们高度汉化。这意味着魏孝文帝放弃了草原身份，也进而失去了草原兄弟的认同。而对于二元帝国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军事支柱就是草原骑兵。失去对草原骑兵的控制，也就意味着整个帝国的军事基础，已经离皇帝而去。这对于帝国来说十分危险。所以在魏孝文帝去世后没多久，北边的草原骑兵就发动叛乱，整个北魏不久就了。
在北魏之后，更加成功的二元帝国，都是来自另一个过渡地带：东北。东北地区的北边是呼伦贝尔草原，南边是辽西可供农耕的地区。但凡在东北能够站得住脚的人，一定得同时懂得农耕跟游牧两种逻辑。这样在入关之后，才能用两套治理方式，来形成一个庞大的二元帝国。而我们刚才谈到的北魏，并没有真正理解这种二元机理。真正地把它给建设起这种二元机理的，是大辽帝国。
在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萧峰曾任南苑大王。因为大辽割走了幽云十六洲，南苑大王的职责，就是管理其农耕地区中的所有汉人，依照中原的方式进行统治。萧峰在中原长大，懂得汉人文化，所以能胜任南苑大王。而与之对应的还有北苑大王，管理的是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契丹人。通过南历史解释定义、北两苑的管理方式，大辽事实上形成一种古代的一国两制。
此外，大辽的一个特征在于，它彻底地放弃了全面汉化的诉求，主动构建起一种二元帝国：南边，肯定要用汉族的方式来统治，北边我要用草原的方式来统治。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二元帝国的稳定性。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自觉主动地打造二元帝国的历史努力。
其重要性在于带来了巨大的历史变迁。从前在草原上，维系游牧部落联盟统一的基础是可汗的战斗力；可一旦入关之后，只要懂得中原的官僚体系，可汗就算没有战斗力，照样能够支配大量的财富。因此，草原的继承逻辑，服从于人性本能，迅速地发生变化：从兄终弟继，转化为父终子继。有官僚体系负责收税、形成整个财政过程，并基于庞大的税收有效地控制草原游牧者，由此打造并且维系一个完整的二元帝国。
大清时期的多元帝国，汉满蒙回藏每个地方，都有着完全不同的统治逻辑；各个地方处于对皇帝的共同效忠而合为一体。大清统治的成功之处，不在于成功的汉化，而在于成功地将汉文化变成整个帝国文化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大清始终保有自己的固有文化，而各种文化都被视作帝国文化的一部分。而继承顺序的变化，也打破了“胡虏无百年之运”的困境。部落不再有周期性的继承危机，于是一个更长寿的朝代得以建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如今庞大的中国疆域，一个容纳了汉满蒙回藏，甚至更多少数民族的庞大中国，是怎样历史性地形成的。而在此过程中不难认识到，只有基于对边疆史的理解，才能对中原史有更加完整的理解。边疆史将不再仅作为边疆史存在程晓棠解读新课标，而是作为中国史当中一种深刻的底层的支柱而存在。它们加在一块，才构成一部完整的宏阔的中国史。理解边疆史，就是理解中国史本身。在这个逻辑之下，我们才有信心去超越一开始所谈到的中原中心论，去突破它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理论困境和实践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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