赎罪券历史事件听听那冷雨历史背景
《美国历史评论》作为国际顶级史学期刊，与早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报道大会消息的同时，美国史学界也通过《美国历史评论》发表了对大会的建设性意见，一些建议被大会采纳成为常规性的制度。杂志也特别体现美国学者在大会的活动，为年轻的美国史学张目。因相关文章的作者多为美国历史协会的，所以该杂志与大会的关系也是美国史学界对大会态度的官方表现。值得中国学界关注的是，中国学术界对史学大会最早的完整报道，也是来自时期青年学子向达和陈训慈对《美国历史评论》相关文章的翻译[ ]，因此，该杂志也曾经直接影响了中国学者对大会的认知情况。
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10多年发展史中，对大会最为关注的杂志当属《美国历史评论》。《美国历史评论》除积极报道大会消息、把国际史学动态反馈到美国国内之外，也对大会的发展起过关键性的作用，杂志与大会良性互动，相得益彰。
《美国历史评论》自1895年创刊以来，一直是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史学杂志之一。杂志最初是一批美国历史学家的同仁期刊，创办人为耶鲁大学的亚当斯、康奈尔大学的斯提芬斯等人，首任主编为芝加哥大学的詹姆森。美国历史协会成立于1889年，起初，杂志与协会之间并无瓜葛。1916年，杂志转交给在华盛顿的美国历史协会，并且成为协会的会刊。
1970年起，编辑部地址设在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校区，但与该大学并无隶属关系。《美国历史评论》编辑部拥有一支少而精的编辑队伍，专职人员只有6名，主编、副主编、论文编辑、书评编辑、制作助理和运营经理各1人。现任主编为法国史专家罗伯特?施耐德（Robert Schneider ）。杂志每年收到300多篇论文和3000余篇书评投稿，因工作量大，也借助于印第安纳大学的人力资源。其兼职编辑都是该大学的历史教师，而编辑助理则清一色都是这所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编委会由北美各地和各领域的顶级专家组成，例如，中国史的专家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著名明史专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
《美国历史评论》用稿无一定之规，大致的原则是：说理精辟、深度研究、史学价值、表达清晰、解释新颖或重要。该杂志的文章采用率极低，只有9%的比例。杂志审稿程序极为严格，一般经历编辑初审、两位编委再审通过之后，再交3位本领域专家审稿。再通过的稿子，也需要多次修改之后才能发表，最后发表的论文都至少经过6遍以上的审读。[ ]这样严格的把关有效地保证了杂志的办刊质量。值得一提的是，杂志对所有的退稿都会附有一份副主编手写的意见和一封编辑的信函，说明退稿理由，这样的做法无疑也赢得了作者的尊重。
杂志的影响力除来自高质量的稿子外，也来自于对国内外史学动态的报道、关注和建议。1940年之前，《美国历史评论》辟有“史学资讯”栏目，发表有关史学进展的信息，篇幅或短至一段、或长达几十页，藉此把握国际史学发展趋势，起到“预流”的作用。这方面最明显地体现在该杂志对早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进展的报道和建议上。
《美国历史评论》刊发的有关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专题论文有9篇，对大会论文集和国际史学会所编的《国际史学书目》的简短书评有十多篇。在9篇论文中，除1975年发表的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刘易斯?汉克的演说《美国历史学家与今日世界：责任与机遇》[ ]一文外，其余都发表于二战之前。为迎接1975年旧金山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召开，汉克的这篇演说最初发表在1974年12月28日芝加哥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刊登于次年的《美国历史评论》第1期。在这篇文章中，汉克多处引用了美国史学界前辈对早期史学大会的报道和评论，追溯美国与大会的历史渊源。
在二战之前，总共召开了8届史学大会，《美国历史评论》的另外8篇文章有7篇报道了自1903年第2届罗马大会至1938年第8届苏黎世大会的7次会议，还有1篇是报道1926年国际史学会成立的文章。虽然汉克在1975年的文章说詹姆森“自1900年在巴黎举行的第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以来，就一直在叙述史学家们的活动”，但检索该杂志数据库，并未发现有关巴黎大会的报道。
这些文章具体为：哈里?纳尔逊?盖伊对1903年罗马大会[ ]、查尔斯?哈斯金斯对1908年柏林大会[ ]、约翰?富兰克林?詹姆森对1913年伦敦大会和1928年奥斯陆大会[ ]、沃尔多?利兰对1923年布鲁塞尔大会和1938年苏黎世大会[ ]、弗莱德?富林对1933年华沙大会的报道[ ]，利兰还有1篇关于国际史学会成立的文章。[ ]
这批作者以詹姆森最具影响力，他被杂志和美国历史协会的同仁称为“老板”赎罪券历史事件，是协会和杂志的创始人之一，于1895-1901年担任《美国历史评论》的首任主编，1905-1928年再度长期担任主编，1907年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哈斯金斯是美国第一位公认的中世纪史专家，也是威尔逊总统的顾问，1922年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批评者认为，詹姆森和哈斯金斯、特纳等人一起组成了美国历史协会的寡头集团。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班克罗夫特曾撰写了一个小册子攻击他们这批专权者。盖伊是美籍的意大利史专家，长期居住在意大利，所以报道了罗马大会。富林是古典学家和史学方研究者。利兰属于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詹姆森的学生，长期任职于社团机构，以后成为国际史学会任期最久的主席。这5位作者中，有3位是学术团体的领袖人物，故他们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美国史学界的官方态度。
这些文章首先是报道了大会的开会时间、地点、参加人员的数量与来源等基本信息。关于第2届罗马大会，记载说1903年4月2日至9日在罗马召开，参加人员约1500人，外国学者超过300人，人数最多的依次为德、英、法三国。关于伦敦大会，称实际参加者为680人，英国450人，约占2/3，德国65人，30人听听那冷雨历史背景，奥匈25人，法国22人。大会于1913年4月3日星期二在林肯法学会的大礼堂开幕，4月8日结束。关于奥斯陆大会，称1928年8月14日下午在奥斯陆大学大会堂举行第一次会议，挪威200余人，法国次之，约100人，德国与奥地利合计约100人，丹麦瑞典及波罗的诸小国合计约60人，英国约40人，波兰亦40人，意大利30人，欧洲东南国家（如罗马尼亚、希腊、南斯拉夫等）共计30人，美国24人。
但这些信息的详略情况不一，有很多估算，是文章作者的印象式的记录。德国史学家、曾任国际史学会主席的埃德曼根据国际史学会的官方档案资料，在其《全球史学家的共同体》一书的附录三的第2部分，通过表格的形式把历届大会各国参加人数作了相近的统计。
其次，文章记载了大会的组织情况和大会的规格。向达在翻译《美国历史评论》的1923年布鲁塞尔大会报道时，使用了半文言文传达了比利时官方对大会的重视：
大会开会，以比利时王陛下为其，彼深望其成功，开会时曾一贲临，且于其宫内接见多数会员。名誉委员以首相当之，外部大臣及文部大臣，皇家学会（Royal Academy）与皇家历史委员会（Royal Historical Commission）会长，以及不鲁捨拉、铿德(Ghent)、里治(Liege)、罗文(Louvain)各大学校长与焉。成立一组织甚大之委员 会，执行会务者为执行委员，以铿德大学教授Henri Pirenne为其长，诸圣徒录学会(Society of Bollandists)会长、Reverend Father Hippolyte Delehaye长老及Professor Fraus Cumont教授副之，不鲁捨拉城档案保管员Professor Guillaune Des Marez教授为长，Dr．Francois L．Ganshof为，罗文大学Professor Charles Terlinden为会计。筹备之劳，胥委之于执行委员，尤以二及会计之责为重，其尽心致力，成效井然，大会各会员莫不交口称誉云。
客观地说，承办国政府对大会的重视程度，在二战之前要超过战后，大会往往成为承办国举国关注的文化盛会。二战之前，罗马大会、布鲁塞尔大会听听那冷雨历史背景、奥斯陆大会和华沙大会的开幕式，都有国王或总统以国家元首身份参加。巴黎大会作为世博会的一部分举行，英王虽然没有出席伦敦大会听听那冷雨历史背景，但在会议期间宴请了出席大会的各国学者。
第三，这些文章的重点内容是报道大会的学术讨论内容，具体列举了各次全体会议和分组会议的情况。例如，盖伊逐一列举了罗马大会的8个分组及各组的名称，读者一眼就能够知道这组大致讨论的范围；哈斯金斯列举了柏林大会的8个分组；詹姆森列举了伦敦大会的9个分组。而利兰则详细报道了布鲁塞尔大会的5次全体会议和13个分组，也记录了各组的报告次数。这一手法成为《美国历史评论》关于大会文章的通用做法。
对于参加人数众多的这一大型学术会议，作者不可能具体列举出每一个人的每一篇报告，相反，他们是重点突出知名学者的发言，也以一流学者的敏锐的嗅觉去捕捉各界大会的焦点议题。哈斯金斯在分析柏林大会时感叹道：“若想分析或列举6天会议宣读的论文是不可能的，这里只能浮光掠影地谈点粗略的印象。”但什么样的发言才算学术含金量充分的呢？这个问题难免带有主观色彩，而且当事人“身在庐山中”，很难对历史进程和学术史的发展趋势作出准确的判断。哈斯金斯感兴趣的是新史料，他的文章列出的主要是有关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埃及纸草书和铭文、冰岛传说等新近发掘的史料。大约80年后，埃德曼的《全球史学家的共同体》在论及1908年柏林大会时，感兴趣的则是兰克史学的捍卫者与兰布雷希特的科学史学之间的交锋。
1938年，苏黎世大会的讨论相对温和，也难以把握出学术特色来，利兰这样说：“如果要指出一种在当时最为显著的趋势，它应当是把研究和现实的问题与关切相结合的一种趋势——哪怕在与现实距离最为遥远的领域也是如此。在阅读过大会的两卷论文摘要的人中，没有人能够指责苏黎世大会的参会者只是在讨论一些虚无缥缈的话题；来自许多国家的发言者都谈到了民族主义的历史问题；国际关系史方面的论文在本次大会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有相当多讨论涉及国家发展、史、阶级斗争和人口问题。”[ ]
第四，记录了大会期间的参观、游览和宴会情况。世界各地的一些学者们不远万里来到欧洲的某个大城市参加一次会议，殊为不易。东道主都会尽地主之谊，在会议之外安排一系列的宴会和旅游活动，使得与会者满意而归。《美国历史评论》各篇文章的作者们都不惜笔墨，对这方面津津乐道。以詹姆森对1928年奥斯陆大会的描写为例：
开会之初，国王哈康与王后莫德邀请各国代表至王宫接见，挪国首相即请国际史学会之职员及各国首席代表午宴。同时各国公使并招宴各该国代表。奥斯洛市政府特将其有名古堡之大厅初次开放赎罪券历史事件，请各代表晚宴。挪威之博物馆等多举行特殊展览，并有种种说明以指示来宾。Bygdo民俗博物馆则于邀请晚宴之中，并举行户外跳舞与音乐。会期之最后一天，国家戏院并特排演挪威剧曲家易卜生之剧曲，请代表参观。此外奥斯洛之妇女团体并殷勤招待到会之各国妇女，如参观国立家庭经济学院，以及国际大学妇女协会之午宴，以及其他茶话会等。挪威人待客之殷挚，足使各国代表皆深感不忘也。
詹姆森称赞宴会为“一时之盛”，对挪威赞不绝口，说“挪威自然景色之美，为世人所艳称”。不过，如果对比他对1913年伦敦大会的叙述，他对奥斯陆大会的宴饮与旅游算是写得很简略了。詹姆森用3页篇幅交代了在伦敦参加的各种宴会，说：“对于宴会和娱乐，我只能列出一小部分。由于组委会的周到安排，所列的应该是一个长得多的单子。”但，他笔锋一转，又讲了一页去伦敦以外名胜游览的情况。
第五，作为大洋彼岸的观察者，各位作者也对大会召开的背景和会议气氛有着冷静而深入的分析。1903年罗马大会组委会的主席原定是古代史专家兼那不勒斯博物馆馆长佩斯，佩斯是19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蒙森的。在对公元前三世纪之前罗马史的解释中，佩斯作为蒙森，以德国式的史料批判法，否定了此前流行的意大利本土观点，设在罗马的德国考古研究所的德国学者也参加了论战，佩斯还让两位德国人参加到组委会中。1902年1月，在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对和质疑声中，佩斯辞职，他被视为“一名叛国者”，会期被宣布推迟。《美国历史评论》说：“在意大利，适当的修订被某些敏感的人认为是过了头，被宣布为不能为本民族所接受。”[ ]而此时，与会的美国学者和澳大利亚学者已经离开本土，乘着轮船正在横渡大洋，接到消息之后，不得不悻悻而归，这使得会议的筹备带有一定的闹剧色彩。
1923年的布鲁塞尔大会是一战“胜利者的聚会”，德奥等战败国没有与会。到1928年奥斯陆大会时，德奥学者参加，旧日的敌对国的学者们在一起的情绪如何？《美国历史评论》记载：
大会前后之酬酢与旅行，虽非集会之本旨，但其促进友谊，而使各国史家不受国界畛域之影响，皆具和谐合作之精神，其效力要有非演讲厅中之会集所能逮者。大抵史学家多数皆具有和善之本性，而和善者之交识，自能发生愉快。在挪威人殷勤好客之招待，与挪威壮丽景色感染之中，向日之敌人竟亦渐渐成为友人，而其对于过去之观念，亦且相互理会焉。[ ]
可见大会起到了和解昔日交战国公民敌对情绪的催化剂作用，这样的记录也传达了作者詹姆森对大会气氛的细微观察。
《美国历史评论》的这些记载，成为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展史上的宝贵资料。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汉克在回顾美国与大会的关系时，在前国际史学会主席埃德曼撰写大会历史时，他们都频频引用当年《美国历史评论》所发表的这些文章，作为史料引征，或援引相关文章的观点来支撑自己的论点。
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创始阶段，一直存在着对大会的反对声音。以1908年柏林大会为例，德国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大会劳民伤财，反对举办。在政府有识之士的力推之下，大会才得以进行。从《美国历史评论》发表的文章来看，美国学者属于为大会提供正能量的积极因素，他们为大会的组织、国际史学会的成立、资金筹备、使用的语言甚至材料的发放方式等诸多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一些建议被落实为大会制度。
《美国历史评论》对史学大会最重要的贡献是促成了大会的常设组织——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成立，这一点，美国学者在大会发展史上立下了足以载入史册的功绩。在1926年之前，大会的组织方式、财务来源、会议的间隔期、各讨论会的组织方式、大会讨论的题目和方法都在试验阶段。虽然一开始就有建立常设机构的想法，终究没有实现，这样，各界大会的间隔期就处于无序的状态。利兰在报道1926年国际史学会成立的文章中，开卷写道：“在1923年布鲁塞尔大会上，美国历史学会的代表们提倡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对全世界的历史学者来说，这个倡议已经成为一件嘉惠学林的幸事。”虽然没有点名说谁，但这里所指的就是詹姆森。他突出美国学者所起的作用，是一个客观的记载。
早在1913年参加了伦敦大会之后，詹姆森就有此动议。他建议应该成立一个代表各国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常设委员会；即便没有公开出版物的发表，也应印刷大会主席的致辞，大会的情况也应被记录。有一个关于历史研究的常设性国际性组织，能够提升国际共识，创造更多成果。
这些意见不仅是詹姆森个人的看法，逐渐成为共识，以后不但引发了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成立，而且该委员会出版发行《公报》，以便与国际同仁进行信息沟通。这项意见在1923年布鲁塞尔大会上再度提起，并且促成了20世纪20年代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成立。
大会决定，布鲁塞尔大会的组委会执行委员会在会后暂不解散，负责与各国史学会联系，筹建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作为一个过渡性的组织，布鲁塞尔执委会起到了国际历史科学临时委员会的功能。
三年之后，利兰又发表了一篇长文，记载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的情况。他认为整个会议期间气氛热烈、友好、和谐，各位学者都感受到了与会人员的真诚和信任，同时他们也对未来抱有坚定的信心和殷切的期待。“会议在组建一个永久性的国际史学组织方面成果颇丰，各位代表一致认为我们在通向成功的道路上已经迈出了坚实而有力的一步，会议的成果将不仅在史学领域而且在所有的学术领域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甚至也会波及到领域。”在随后詹姆森、富林和利兰所写的关于奥斯陆大会、华沙大会和苏黎世大会的报道中，他们都突出了国际史学会在会议组织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第二，从一战结束到二战爆发前，《美国历史评论》的作者们为促进敌对国家的历史学家们的和解与合作做了大量幕后的斡旋工作，使得大会能够体现出最大的包容性听听那冷雨历史背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不但交战的同盟国和协约国双方在和军事上处于全面对立的状态，两个阵营的学术界也成为敌对的势力。学者们纷纷发明声明，为祖国的事业而战。
战争刚刚结束后，战胜国主流的观点是把同盟国排斥在国际组织之外，包括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另一方面，各国有识之士逐渐注重通过国际组织的协商与对话来维护世界和平，非政府国际组织的数量迅速增长，到1920年增加到214个，1930年又增至375个。
在历史学界，主张和解与合作的呼声来自新，代表人物是约翰?富兰克林?詹姆森。在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詹姆森就表达了希望：德国人继续加入国际史学大会的工作，参加既定的各国大使和部长目录的编纂工作，参加1878年柏林会议的档案整理工作。他说：“如果没有德国人的合作，几乎没有什么国际性的历史事业能够顺利完成。”[ ]
在1919年年底，詹姆森请美国史学会的负责人肖特维尔接触比利时著名历史学家亨利?皮朗，询问可否在1923年于布鲁塞尔召开史学大会。皮朗很有兴趣，但是表示与会者只限于战胜国和中立国的代表。皮朗的意思是只在战后的第一届大会拒绝德国人参加，但未来会改变做法。简单商定之后，比利时即着手办会，且相当重视，皮朗任组委会主席，比利时国王任名誉主席。
到1922年，战争已经结束4年了，历史学家中普世与联合的思想压倒了战时的敌对心态，他们开始对比利时拒绝同盟国的做法不满。这年12月听听那冷雨历史背景，牛津和剑桥的一群历史学家联名写了一封信，云：“我们完全理解，如果比利时邀请德国人来到他们的国度，他们将会付出巨大的情感牺牲，但是，我们还是呼吁组委会提供最大限度的真正国际性的一次大会。我们确信，迈出这样一步是历史科学的真正利益所在。”签名的人有恩斯特?巴克尔、乔治?克拉克、查尔斯?费尔斯、乔治?古奇，阿尔伯特?波拉德、哈罗德?田波烈、阿诺德?汤因比和乔治·屈威廉等世界知名学者，这也说明了，“化干戈为玉帛”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历史学界没有泯灭，史学大会普世的火种还在继续燃烧。詹姆森和利兰唯恐英国人为此会缺席布鲁塞尔大会，忙于从中斡旋，使事态不至于不可收拾。组委会还收到了大量来自意大利、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信。
挪威史学家哈弗尔丹?科特和美国人想出了一个折衷方案。科特不但是杰出的历史学家，还是一位重要的家，他是挪威议员、社会党的领袖之一，也是诺贝尔奖顾问委员会的成员，1926年他当选第一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主席，卸任之后做过挪威外长。作为资深家，科特与詹姆森、肖特维尔和利兰拿出的方案是：下届大会在英、美或一战中立国召开，不再考虑法国和比利时；邀请德国参加。
最终，1923年的布鲁塞尔大会成为一场“一战胜利者的聚会”，到1928年奥斯陆大会时，真正的历史学家的共同体才再次得以实现。
1938年苏黎世大会开幕之前，德国和意大利已经建立起了法西斯体制，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并且陈兵捷克边境，战争一触即发。尽管大会不能避免当前国际局势的影响，但其精神依然是理性、和谐和相互尊重；大会的讨论中有时会出现比较尖锐的观点分歧，但它们总能理性表达，没有引发冲突。参会的美国学者利兰评论说：“我们应该认识到，全世界的史学家们依然真心希望能够和谐、友善地共事。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可以引以为豪的一项成就是，在世界历史上最为艰难的十二年里，它促成了各国史学家的真诚协作；在这个充满了观念碰撞和意识形态冲突的年代，历史学研究仍然能够像十六、十七世纪的宗教思想爆炸一样在短时间内取得丰硕的成果赎罪券历史事件。”
第三，在大会组织的组织工作方面，《美国历史评论》就大会组委会的构成、大会分组、使用语言和材料发放等具体工作提出了建议。
关于伦敦大会的组委会运行情况，詹姆森在与柏林大会对比之后，认为伦敦历史科学大会的组委会并不团结高效，它由来自84个学术机构的约100人组成，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有60多人。柏林大会在大会举行15个月之前就开始进行会议准备，而伦敦会议仅在会议前7个月才开始准备，许多会议通知并未送达赎罪券历史事件，直到外国专家到来时才收到，而且没有临时的名单可以使用。
美国学者富林认为华沙大会的许多专题都可以归类到过去旧的大专题下，宗教史、哲学思想史及文学史的研究均为一般性的全体讨论提供了重要素材；没有必要为了照顾到数量众多的论文而增设大量的专题分会场，也无必要去宣读每一篇论文，许多论文只需打印出摘要分发给大会成员即可。
富林建议应该简化繁多的专题讨论，对于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史等专题应该撤消，对于文字史、宗教史、法律史或者希腊文明、拜占庭文明，抑或是法国史、意大利史、德国史等具体而又有明确时间界限的专题，应该统一放到“文明与文化”这一题目下讨论。富林认为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应该这种的倾向，提升视野的广度，把人类文明史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和评价。一旦专题讨论减少，大会成员可以更多地相互熟悉和交流。
语言的不同从巴比塔之困时就一直给人们造成麻烦，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样一个大型国际会议始终面临着与会者在沟通方面的语言问题。《美国历史评论》的各位作者也格外注意到语言障碍给大会带来的不便。伦敦大会论文中，三分之二的是英文，35篇法文，25篇德文还有2篇意大利文，俄语被排除在外，学者对此表达了强烈的。首都圣彼得堡被选为1918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举办地。詹姆森认为大会必须考虑将俄语列入1918年史学大会发表论文和会议讨论的官方语言。
在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意大利语的论文数量极少。而1933年在华沙，意大利人很多，有些专题的论文主要是用意大利语写成的，并且一些学术讨论也集中在讲相同语言的人当中。仅有一些来自印度的学者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富林说道：“语言的巴别塔是一件尴尬的事情。通常，一篇文章的宣读人无法回答批评，因为他听不懂提出的问题所使用的语言。很久以前，学者们都说拉丁语，那时多么美好啊！”
第四，《美国历史评论》的作者为国际史学会学找到了资金赞助。在筹备国际史学会成立之时，如果国际史学会在基本需求上的资金问题得不到保证，那么在最初几年内不会取得重要的成果。鉴于当时一战结束不久，又遭遇到经济危机，大部分欧洲国家的财政状况不佳，就委托美国史学家J.T.肖特维尔和W.G.利兰负责筹集资金，并且很幸运地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慷慨巨额赞助。赞助是以美国历史学会的名义申请的，并被授予了该学会，因此由美国历史学会负责这笔资金的使用。
二战之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国际史学会就国际史学会的机构性质问题发生了分歧。基金会倾向于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办成一个国际历史学交流中心，成为一个研究实体。而国际史学会的元老们都不赞成这一主张。其结果是，国际史学会不能再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获得赞助，转而求助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并且国际史学会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国际哲学和人文科学委员会（ICPHS）的成员。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其历史学的根基也浅。19世纪末，美国史学主要受德国史学影响而成长起来，在国际史学界不受重视。与此同时，美国一跃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的史学地位与其国家的地位相比严重不相称。美国学者承认大会的学术水准很高，值得自己学习。例如，美国历史协会的早期之一哈斯金斯在报道1908年柏林大会时，说：“柏林大会的论文有的枯燥，有的薄弱，但它们整体上代表了比我们美国的会议所能够达到的更高的水平。”[ ]他和詹姆森都主张把大会组织方面一些好的做法借鉴到美国历史协会的会议上，如会前分文提要。另一方面，《美国历史评论》在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报道中，从美利坚民族本位出发，在各国史学家的活动中，突出体现的还是本国史学家的参会情况和大会有关美国史的议题，以此寻求美国史学能够在国际讲坛的一席之地。在这方面，《美国历史评论》所做的工作有三项。
第一，《美国历史评论》的稿子都报道本国史学家出席历届大会的规模，并且与其他国家的人数作一比较。1903年的罗马大会，盖伊是旅居意大利的美国学者，他撰文特别指出，从美国本土来参会的只有威廉?罗斯科?泰尔一人，作为美国历史协会和哈佛大学的双重代表。他说：“这个事实表明，美国和意大利的学者们之间几乎完全没有智识方面的交流，美国没有意大利研究。而在意大利，和在美国及其他地区一样，德国思想和德国的科学方法发挥了巨大的影响。美国人只满足于经德国渠道转来的二手资料，而这些资料都打上了德国标签。”[ ]罗马大会本可拓宽两国学者之间极其狭窄的交流渠道，盖伊不无惋惜地指出，除了泰尔先生之外，其他人都错过了这个宝贵的机会。
1908年的柏林大会，美国学者由驻德大使希尔率领出席，但人数之少，令“大会组织者失望”。哈斯金斯逐一列出了6位发言的美国学者的名字及其所属单位，又列出了12位没有发言但已注册了的美国人名字。詹姆森在记叙伦敦大会时、利兰在报道布鲁塞尔大会时，也是如此做法。利兰记载参加1938年苏黎世大会的美国学者共26位，也逐一列出名字。
中国自1980年参加布加勒斯特大会开始，都要在《光明日报》、《世界历史》或《中国历史学年鉴》等书刊列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名单，彰示这是一种极高的荣誉。若以美国史学界的做法来看听听那冷雨历史背景，这也是一种常见的行为。
第二，《美国历史评论》也特别关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出现的美国史方面的议题和文章，并且积极推动增加美国史方面的讨论赎罪券历史事件，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哈斯金斯说1908年的柏林大会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所有的分组讨论中，没有任何与美国史相关的内容。詹姆森出席了1913年伦敦大会，说：“在英国人提交的100多篇论文中，只有一整篇与美国史相关，另有一篇部分相关，世界上说英语的人有三分之二在美国。美国人不禁认为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实。”[ ]欧洲史学家对美国历史的忽视和另眼看待深深刺痛了他。他的报告提到，英国没有一个人“对美国历史真正感兴趣”。大会上，其他欧洲史学家也没有对美国发生的事情表现出丝毫兴趣。
1923年，布鲁塞尔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并没有准备进行单独设立美国史专题会议如此激进的一步，只是尝试着增设了“美洲史”的分组会议。这也许反映了，欧洲人并不情愿安排任何他们认为狭隘的主题，如美国史，也不愿讨论他们没有准备的题目。在分组会议上分发的杂乱无章的学术论文一定使出席会议的少数美国人相信，欧洲学者对美国历史知之甚少且缺乏兴趣。
在1928年奥斯陆大会，美国史题目仍极少。詹姆森发现，由于美国经济地位的重要性，当地报纸对美国的现实状况却津津乐道。
利兰也指出，1938年的苏黎世大会只有5篇论文涉及美国历史，这恐怕是因为欧洲史学界还没有从对美国历史某些阶段的严肃研究中获得启迪和乐趣。“然而，在美国学者自己提交大会的16篇文章中也只有3篇是研究美国历史的，所以我们也就没有什么理由抱怨其他国家的同事了。”
1974年，汉克在回首美国史学与大会关系史的时候，引用最多的是詹姆森和哈斯金斯的话。但此时，美国史学的国际地位亦非20世纪早期的情况可以相提并论，汉克的演说也充满了自豪：“这次人类的伟大会议（按指史学大会）将影响国内和世界的历史研究与教学……当这一天真正来临时，我们也许就达到了詹姆森所期望的两点共识：如果国外史学家不给予美国历史更多的关注，那么当代世界的历史就不能被充分理解；如果美国孤立于世界历史，那么美国历史也不能被充分理解。”“如果詹姆森可以拜访今天的我们的话，他一定会非常高兴地看到，在英国、欧洲和其他地方的大学、研究所、专门协会中，包括历史在内的美国研究日益发展。”
汉克还说道：“我希望在这项伟大的事业中——它的规模已经到达我从未想象过的地步——组织起来的美国历史学家将扮演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角色。”一国学术事业的进步，绝非一日之功，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长期努力。作为后辈的汉克，自觉地把当时的成就和前人的耕耘联系起来，本身就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而且，汉克作比较的舞台，还是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第三，《美国历史评论》还为美国谋求到了在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一席职位。因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国际史学会的赞助资金由美国历史协会负责具体支配，来自华盛顿卡内基协会的沃尔多?G.利兰是美国历史协会的代表，在1926年成立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执行局成员中，司库为利兰。虽然他不是杂志的成员，但此时杂志已经成为协会的会刊，二者是一体的关系。1938年，利兰成为国际史学会主席，直到1947年辞职，成为国际史学会任期最长的主席。
虽然从1950年起洛克菲勒基金会停止了对国际史学会的资助，但从该组织创立至今，执行局一直有美国学者任职其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史学的国际地位。
从本文分析的《美国历史评论》与国际史学大会自1903年至1938年35年关系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三点经验：
第一，包括像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样规模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需要被学术期刊持久地报道和分析，才能更广泛地受到专业人士和社会公众的关注和支持。在互联网时代，资讯传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普及，大会理应能够被有效地推广到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地区。第二，学术期刊的生命力除发表高水平的论文之外，也应能够及时反映一个时代的学术组织、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准确判断出学术发展的脉络和趋势，为学术事业发展的大势起到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第三，自近代世界体系诞生以来，学术事业因具有了开放性而日益国际化，学术成果需要在国际讲坛得到交流和检验。历史学也是如此。虽然历史学家有特定的国籍和文化背景，但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是客观的，真理是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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