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意义类答题术语中国历史最早的啤酒二战历史讲解中文九下历史大纲
今年（2019）是《中国史研究动态》创刊40周年。创刊的筹备工作是从1978年开始的，这一年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二战历史讲解中文，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路线，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可以说，《中国史研究动态》的创办，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创立于1954年。这一年，党中央为了推进历史研究中国历史最早的啤酒，决定在中国科学院（当时尚未设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设立三个历史所（一、二、三所），同时创办《历史研究》杂志，由尹达同志任主编。尹达是历史一、二所（后合并为历史所，三所即今天的近代史所）的负责人，《历史研究》编辑部就设在历史一、二所（后来的历史所）中。1961年，黎澍同志任近代史所副所长和《历史研究》主编，《历史研究》编辑部因此迁到近代史所。这时历史所领导决定，编辑出版《历史论丛》，发表所内研究人员的作品，每年一册。1963年出版了第一辑。从1964年起，研究人员接连下放，参加劳动锻炼和农村“四清”运动，随后又是十年“”，研究工作完全停顿，《历史论丛》只出了第一辑就结束了。历史所还有《史学译丛》（后改名《历史译丛》），刊载所内翻译组同志的成果，主要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史学论著的译文，也有少量欧美和日本研究情况的介绍。《史学译丛》创办于1954年，由于相同原因，在1963年也终止了。
“”十年结束以后，百废待兴，全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逐渐开展起来。1977年，中央决定，在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基础上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受改革开放方针路线的鼓舞，研究人员普遍希望把研究工作搞上去，为此强烈要求改变长期封闭的状态，了解本学科的国内外研究动态，希望有发表研究成果的场所。创办研究性和动态性的刊物，成为学术界共同的迫切的愿望。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级研究机构，义不容辞。为此，历史所在1978年决定创办《中国史研究》和《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刊物。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79年起，两个杂志正式出版。1980年4月，中国史学会重建。史学会重建后顺应史学界的需要，重视研究动态的交流，很快便决定编辑出版《中国历史学年鉴》，内容涵盖历史学各个学科。《中国历史学年鉴》由史学会副会长李侃同志主持，实际编辑工作负责人是人民出版社的林言椒同志历史意义类答题术语。历史所指派我参加《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负责古代史方面的组稿和审稿工作。《中国历史学年鉴（一九七九年）》很快便在当年（1980）出版。因《中国历史学年鉴》周期较长，《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又策划从1983起出版《史学情报》，一年四期。《中国史研究动态》《中国历史学年鉴》《史学情报》的相继问世，说明史学界对此类刊物的迫切需要。但是限于某些客观条件，《史学情报》不久就停刊了。
当时历史所领导分工，林甘泉同志主管刊物，成立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甘泉同志长期从事学术组织工作，有很高的学术修养，又曾在《历史研究》工作过，熟悉编辑事务。他对刊物提出了全面的设想，对编辑人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为两个刊物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他建议下，所领导决定《中国史研究》由李祖德同志负责，《中国史研究动态》由杨讷同志负责。杨讷同志对于创办一个新刊物感到缺乏经验，困难很多。他接受这一任务，全身心投入，一人承担《中国史研究动态》版面设计、组稿、审稿、校对等各项工作，其辛勤可想而知。当时我与杨讷在同一研究室，朝夕相处，他为《中国史研究动态》忙碌奔走的形象至今记忆犹新。后来杨讷同志调动工作，所里指定我顶替他的岗位，一直延续了近30年。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在《中国史研究动态》工作的有林永匡、田人隆、许敏诸同志。1996年前后二战历史讲解中文，刘洪波同志调到编辑部，承担了《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的大部分工作，后来成为《中国史研究动态》副主编、主编，对《中国史研究动态》作出了很大贡献。21世纪开始后，陆续调到《中国史研究动态》工作的有苏辉、李成燕、张欣三位同志，增加了新鲜血液。在不同阶段，承担《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工作的有时二人，有时三、四人，人少事多。月刊周转很快，一期刚发稿，马上又要组织新一期稿件，往往有疲于奔命的感觉。创刊初期，编辑还要跑印刷厂，送稿取稿。但大家都兢兢业业，同心协力，把编辑工作做好。创刊以来，从没有脱期，也没有发生大的事故。《中国史研究动态》的工作一直得到编辑部负责人李祖德、何家鸿中国历史最早的啤酒、彭卫、张彤诸同志的大力支持，曲鸣丽同志兼管两个刊物的财务，任劳任怨。甘泉同志不幸于2017年10月初去世。林永匡、田人隆、许敏三位同志陆续调离《中国史研究动态》，先后退休。刘洪波同志也已退休。现在《中国史研究动态》的编辑班子完全年轻化，带来了新的活力。回想起当年为《中国史研究动态》共同努力工作的同志，我的内心充满感激之情。这些老同志对《中国史研究动态》的贡献是不会被忘记的。
《中国史研究动态》创办之初，可以说很简陋，只有32页，薄薄的一本，目录印在封面上。但由于信息量大，栏目设计新颖，如“中国港台地区和外国研究动态”“断代史年度评述”“已故史学家评介”等栏目，受到国内外读者的喜爱。夏鼐先生日记中就有阅读《中国史研究动态》的记载。在发展过程中，《中国史研究动态》与时俱进，栏目和内容不断有所调整、更新。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名刊工程”，《中国史研究动态》将月刊改为双月刊，每期由原来的32页增加到96页，从页面到版心都重新设计，可以说面目一新。
完全可以相信，经过40年的磨炼，《中国史研究动态》一定会不忘初心，不断创新，开启新的篇章，取得更大的成绩。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正在上大学，记得最经常读的史学期刊之一，便是《中国史研究动态》。那时的《中国史研究动态》装帧朴素，没有华而不实的外表，单色的封面印着目录，读者一览封面，本期内容大体了然。刊物体量不大，信息却极为丰富，一刊在手，国内外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情况，可以了解十之七八。这可能就是我当时喜欢这本杂志的原因。在学生时代，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会负责这样一个在学界享有盛名的史学期刊，而且一干就是20年。
我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工作的。在此之前，虽然经常翻阅这本杂志九下历史大纲，但对编辑部的运作却并不知情。接触到杂志的编辑工作，才对《中国史研究动态》情况日渐清晰。
《中国史研究动态》创刊于1979年二战历史讲解中文。初创时为月刊，每期32页，每月25日出刊。她创刊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不久。此时的中国，百废待举，广大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一样，处于思想解放的兴奋之中。老中青三代学者，个个摩拳擦掌，准备以加倍的努力，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情绪更加激昂，他们以青春的热情去迎接那个属于自己的新时代。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作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镇九下历史大纲，在多年的学术荒芜之后，迎来了一个新的学术研究。但是，这一也给历史研究所同仁带来了新的困扰。一是苦于缺少发表成果的阵地，二是对当时国内外的研究状况不甚明了。“”前，学术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而且审查比较严格，作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刊物——《历史研究》，曾一度由历史研究所代管，所内同仁在这个刊物上发表文章还是较为方便的。在学术情报方面，历史研究所办有不定期刊物——《史学译丛》，主要介绍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历史研究状况，大多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面的内容，其中也不乏有关欧美及日本等地区和国家的史学研究信息。该刊后改名为《历史译丛》，由于各种原因，在1961年停办。改革开放以后，研究成果成倍增长，特别是当时名望还不是很高的中青年学者积极性很高，写了许多高质量的论文，困难的是缺少发表成果的园地。以前国内的几本学术期刊显然已不能适应学术研究的发展九下历史大纲。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决定创办两本刊物：一本以刊登专业性较强的研究论文为主，取名《中国史研究》，另一本以介绍国内外中国古代史研究状况为重点，就是这本《中国史研究动态》。
《中国史研究动态》是以介绍海内外中国史研究状况为宗旨的刊物，办刊的目的是为广大中国古代史研究者提供一个交流学术信息的平台，使学界对该学科的研究水平、研究方向、研究选题有一个大体的了解，既可避免重复研究历史意义类答题术语，也可以互相促进。这本刊物的读者对象大体确定在本学科的学者，以及对中国古代史研究有兴趣的中高级知识分子。
本着这一宗旨，在创刊之初，刊物设立了年度综述、专题综述、海外汉学、学界名人、会议综述、书评与书讯等类栏目。
年度综述以断代或专史为纲，介绍每一年该断代或该专史的研究情况，类似于论著提要，对每一部著作或论文作一两句的观点介绍，并加以适当的评论，给读者简单的指引，读过这一栏目的文章，可以对该年中国古代史研究情况有个基本的了解。
专题综述则介绍某一专史或专题的研究情况，不限年代，这个栏目方便了那些想了解专史或专题的读者。
海外汉学，以介绍海外中国古代史研究状况为主。改革开放之初，学界对海外的学术研究状况还不是很了解，广大学者迫切想知道国外同行的研究状况和研究水平。编辑部同仁通过各种途径约稿、开辟专栏、举办访谈，为国内学者提供了丰富的海外研究信息，特别是在介绍海外中国史研究比较活跃的日本、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学术动态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对外交流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工作，其间曾担任副主编、主编，直到2015年退休，时间近20年，对编辑这本杂志的甘苦颇有体会。
这本杂志虽然体量不大，但我们始终把“学术至上、内容为王”作为办刊的重要指导原则。就学术刊物而言，“内容为王”不仅仅体现在栏目的设置，更重要的是学术文章水平的高低。从《中国史研究动态》创刊之初，这一指导原则从未改变，几代编辑人员薪火相传，不忘初衷。
从编辑的角度讲，一篇文章的水平，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要看学术水平，另一方面还要看表达能力。前者是根本，后者亦不可忽视。学术动态类文章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论文，人们大多认为，这类文章比写论文要容易一些。在我看来，也不尽然。就范围而言，写学术论文虽然也要了解与该论文主题相关的内容，但比起动态类文章，所涉及内容还是比较单一的。写一篇好的动态综述，不仅要看许多文章，而且还要对该学科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基本的了解，对当前的研究水平有深刻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对自己所介绍的内容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这些话说起来不难，可实际做到却不容易。要在每年几百篇文章中找出那些真正有学术价值的高水平文章，并要言不烦、文字流畅地加以介绍，就必须有高屋建瓴、披沙拣金的能力。以我近20年的办刊经验，发表这样的文章实在是少之又少。
海外汉学栏目是我国学者了解海外学术研究的重要渠道，在改革开放初期尤其如此。近十几年来，虽然和海外学者交流的渠道渐多，海内外的学术交流基本没有多少障碍。但是，与海外学者直接交流的机会也并非人人有份，所以，《中国史研究动态》在介绍海外学术研究状况方面，仍有其重要的地位。我们办这个栏目，一般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约请对海外研究有所了解的学者写介绍文章，这类文章的难点在于是否能够真正如实反映海外的研究状况和水平。二是直接翻译海外介绍中国史研究状况的文章，这类文章不仅要对海外研究状况有所了解，而且在语言上要过关。凡是搞过翻译的学者都知道，在语言翻译的过程中，真正做“信、达、雅”并不简单。翻译学术文章尤其难。这些年，《中国史研究动态》发表较多的是日本《史学杂志》上的综述译文，在刊登这类文章的过程中，我们遇到困难非常典型。日本的语法与中国语法出入很大，中日两国很多文字虽然可以通用，但直接用语言交流却困难重重。这种差异在翻译的时候表现得极为突出。最初几年，我们多找在日本留学多年的朋友来做这项工作，结果很令人失望。他们的翻译虽然能够忠实原意，但语言表述上，却中日语法混杂，读起来佶屈聱牙。对编辑而言，修改这种稿件费时费力，事倍功半。令人欣慰的是，经过多年的摸索，我们有了一支既有学术水平，又有外文功底和文字表达能力的作者队伍，这几方面的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
书评与书讯一直是《中国史研究动态》的主要栏目，从创刊到现在，这个栏目的文章一直没有中断过，由于这个栏目的存在，很多最新的学术成果得以尽快为学界所知，这无疑为推广研究成果，促进学术交流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这个栏目也存在一些具体问题。由于杂志篇幅所限，每期要发表年度综述等长文，同时还须兼顾各个栏目之间的平衡，因此很难刊登长篇幅的书评。鉴于这种情况，刊物要求每篇书评最好在两千字以内。这一要求限制了作者对学术成果的完整解读，除了介绍著作的主要内容外，已经没有更多文字对成果的得失作出评价九下历史大纲。即使有点滴评价，也大多落于空泛。书评与书讯这个栏目，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除了要保证刊物的学术水平，还有几项指标也极为重要，一是方向上不能出问题，特别是不能出现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和现行政策的内容，其他如有碍民族、宗教、对外关系的文字，都不可以在刊物上出现。
以上几项固然重要，但对编辑刊物来说，减少差错率才是最让人头痛的事。新闻出版署规定，期刊的出错率不超过万分之三才算合格，超过此标准，轻则收回刊物，重则批评警告，严重者甚至要吊销刊号。我院规定更为严格，凡是错误率达到万分之一以上的刊物都要通报。这就要求在文字校对时严格把关，全力减少差错。文稿校对看似简单，实际上很烦琐，看校样时要一丝不苟，真正把心静下来，逐字逐句地看，才能尽量少出现错误。
在《中国史研究动态》工作了近20年，这是我一生中很重要的经历。在此期间，编辑部的各位同仁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特别是陈高华先生，作为国内外知名的元史专家，学养深厚，态度谦逊，没有一点架子。以六七十岁的高龄，仍然不辞辛苦地审查稿件，校对清样，而且每次都一丝不苟，认真对待每一个疑问。工作上有了问题，总是以平等的地位与编辑部的同志们商量，找出解决的办法。在一起工作的这些年中，陈先生深厚的学养，认真负责的态度，对我的影响颇深，使我终身受益。进入21世纪以后，苏辉、李成燕、张欣三位年轻同志先后来到编辑部工作，他们学术功底扎实，编辑工作认真负责，虽然各有特点，但对工作一丝不苟的态度是一样的。从他们身上，我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总之，我们这三代学人在一起工作，既是同事，也是朋友，可以说亦师亦友，相处无间，十分融洽。
《中国史研究动态》能够走到现在，与前辈的开创之功和各位师长的努力有着莫大的关系，他们为这个杂志所做的贡献，可以说居功至伟。
林甘泉等老一辈学者对《中国史研究动态》的创办具有开创之功。在百废待兴之际，林先生在主管期刊工作期间，充分认识到只靠闭门造车，无法有效提高学术水平。要想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扩大历史研究所的学术影响，就要有交流学术研究信息的平台。《中国史研究动态》正是因为老一辈学者的远见卓识，才得以诞生。陈高华先生在副所长、所长任上主管《中国史研究动态》，后来又长期担任主编。陈先生对《中国史研究动态》的编辑出版付出大量心血，对杂志所取得的成就做出极为重要的贡献。此外，杨讷、田人隆、林永匡、许敏等前辈学者，曾先后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工作。在杂志的成长过程中，他们付出过许多辛劳，抛洒过无数汗水。《中国史研究动态》能够发展到今天，与这些前辈的无私奉献密不可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历任领导，对所内杂志的出版发行都极为重视。他们对《中国史研究动态》的工作，除了在上、学术上严格把关，对一些具体工作也全力支持，为编辑部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史研究》和《中国史研究动态》是历史研究所两本最为重要的杂志中国历史最早的啤酒，在行政上，两个编辑部隶属于一个部门。在《中国史研究动态》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的同仁们给予热情的支持。在我任《中国史研究动态》副主编、主编期间，正值张彤、曲鸣丽两位同志担任行政领导，他们对《中国史研究动态》的工作从来不分彼此，承担了大量事务性工作。后来担任编辑部领导的邵蓓、陈奕玲两位同志，对我们的工作也给予了很多帮助。
在过去40年中，《中国史研究动态》经过风雨，也见过彩虹，能够走到今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几代学者、编辑共同努力的结果。
世事如白驹过隙，转眼间，《中国史研究动态》已经走过了40个年头，我在编辑部工作也将近20年，如今已经退休赋闲。但是，《中国史研究动态》的点点滴滴，从来没有远离我的视线。衷心希望这本杂志传承久远，在未来的岁月里发扬光大，为中国古史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我相信，年轻一代有朝气，有干劲，敢于大胆创新，一定能够继承前辈的优良传统，在新形势下，把刊物办得越来越好，取得更大的成就。
40年来，所内外的广大作者和读者，对《中国史研究动态》这本小小的杂志关怀备至。对此，编辑部几代同仁都深有体会，并且心怀感念。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作为《中国史研究动态》的老编辑，希望海内外学界同道，继续对这本杂志给予精心的呵护，使这个学术信息交流平台日益稳固，信息更加通畅。
2019年，《中国史研究动态》迎来了创刊40周年。回顾与《中国史研究动态》同行的日子，诸多感慨，涌上心头。2015年9月，《中国史研究动态》刘洪波主编荣退，所党委任命我兼任《中国史研究动态》主编。接任之际，刘洪波主编和我有一次长谈，从刊物的创办谈到当下刊物的发展，从杨讷先生、张书生先生到田人隆先生、林永匡先生，再到陈高华先生、许敏编审，先后几代学者为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中国史研究动态》不仅为海内外同仁介绍了研究信息，提供了交流平台，而且其本身就是一部学术史的真实记录。《中国史研究动态》从创刊以来，陈高华先生一直是该杂志的主要负责人，我在忐忑之际，拨通了陈高华先生的电话，隔着电波，我能够感受到陈先生对《中国史研究动态》的深厚感情，我切身体会到这是一份凝聚着前辈编者心血和汗水的刊物，体会到刊物发展到今天的不易。
接受任命后，我与苏辉副主编、李成燕副编审、张欣编辑组成编辑团队，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编辑力量不足产生的校勘不到位问题，我们觉得必须从制度上着手来解决这一问题，此时采编平台已上线，线上审读已成趋势。编辑部制定了三审流程，在程序上对稿件做到三审六校，同时建立编务例会制度，讨论策划、选题、组稿中出现的问题。在三年多的期刊审读中，刊物的编辑质量一直保持良好，我想，这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制度的完善。
和众多的中文学术期刊一样，编辑部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应对新媒体时代的挑战。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在多方面满足了人们的信息需求，在CNKI网络能够检索到史学文章全文的情况下，此前注重信息量和偏重成果搜集的综述撰写是否要进行一些变动和调整？我们究竟应当给学界提供怎样的“动态”？我们如何用一期15万字的编排去展现中国古代史学的曲折、波动和变化，怎样反映中国古代史学的热点、创新和趋势，怎样去引领史学的潮流？在我与三位编辑部同仁反复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中国历史最早的啤酒，大家提出，至少要改变综述的写法，增加评论性内容，提出了“研究性综述”的概念。2015年12月1日，编辑部举办了“让《中国史研究动态》动起来——年度综述的写法暨《动态》栏目创新座谈会”，听取所内同仁的意见和建议，并筹划2016年《中国史研究动态》改版事宜。调整从改定“投稿须知”开始，至今仍然能记起2016年的春节前夕，直至晚上的8点钟，我和三位编辑部同仁仍在办公室热烈讨论，逐字修改“投稿须知”的情景。
调整是在对原有栏目进行整合的基础上进行的，主要是增设了讨论某一主题的笔谈专栏；采访对话形式的“专家访谈”；重在阐发新思路、新方法、新观点，追踪新动向、新史料的“新视野·新材料”栏目。此外，设“名家序跋”栏目，目的在于展示学术精品。
调整在2016年第2期开始实施，第3期基本完成，当年的《中国史研究动态》除了已经形成品牌效应的年度综述和日本的中国断代史研究系列，还有意识地突出几个方面：一是提倡研究性综述和对学术、学科发展动向的理论思考。经过调整，原有综述文章的写法偏重于突出研究性述评。第2期刊发“简帛学的理论的总结与创新”笔谈，第3期刊发“多元视角下的中国公众史学”笔谈。第2期《丝绸之路漫谈——访陈高华先生》、第3期《再谈挑战——访刘家和教授》这些专题访谈也是基于这一考虑。二是追踪学界最新的发现及热点问题。新史料、新发现、新视野栏目的设置体现了这一特色。第2期刊发了王子今的《“海昏”名义考》，这是因为海昏侯墓是当时考古重大发现，对史学研究有重要意义。三是持续关注现实问题。这方面我们刊发了《“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实践与经验”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古代国家制度与社会建设高端论坛综述》等文章。
2016年5月13日，《中国史研究动态》召开编辑部新、老座谈会，邀请了陈高华、林永匡、田人隆、刘洪波等为《中国史研究动态》创立和发展付出极大心血的诸位先生。这时，2016年的第1、第2期都已经刊出，第3期也已完成组稿，我们将3期目录拿出来，征求意见，各位先生充分肯定了这些变化，希望能够持续实践下去，这对我们是莫大的鼓励。
从2016年开始，《中国史研究动态》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变化就是增加对外约稿，从依赖投稿到积极组稿，这使得优质稿源得到了较好的保证。
改版之后，学术述评、笔谈、访谈成为《中国史研究动态》的主要内容支撑。2017年1月3日，编辑部召开“我心中的《中国史研究动态》”座谈会，与所内同仁一起讨论。会后，编辑部决定不定期增设“批评与反思”栏目，同时，考虑到时效性，“海外汉学”栏目不再组织翻译日本学界的中国各断代史研究综述，而是发布海内外学者的原创性文章。2018年3月，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编辑部又举办了“回顾·省思·展望——我心中的《中国史研究动态》”座谈会。之所以两次用“我心中的《中国史研究动态》”作为座谈会的主题，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思考，我们需要一份什么样的《中国史研究动态》？在与她同行的历程中，有五个方面的工作，我感受较深。
一是访谈组稿。从2016年第1期至今，《中国史研究动态》已经发表了16篇专题访谈稿，访谈稿件为编辑部特约稿，主要就某一专题进行采访，尽量避免整理已有旧文的采访模式。编辑部要求实时访谈，提供采访录音、照片或录像。根据采访者的学术领域和史学界希望了解的研究热点，事先确定访谈主题，请受访人指定一位学者担任采访者，紧扣主题进行采访，基本内容有几个方面：1.该研究的进展情况（过去、现在和未来）；2.研究中的热点与亮点；3.不足之处；4.可以发掘的新视点。在采访过程中，可以就一些问题进行请教，包括：1.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及趋势；2.史学研究的经验教训；3.专业研究和史学普及如何统一；4.从事史学研究以来想做而没有做成的项目或课题；5.寄语年轻学子。
三年来，受访专家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高华先生、林甘泉先生、万明研究员，考古研究所刘庆柱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刘家和先生，清华大学李学勤先生，南开大学冯尔康先生、刘泽华先生、南炳文先生、郑克晟先生，河南大学朱绍侯先生、厦门大学杨国桢先生，香港理工大学朱鸿林先生，暨南国际大学徐泓先生，以及艾兰、林力娜两位海外汉学家。林甘泉先生、刘泽华先生已不幸逝世，这也是他们的最后一篇访谈，每念及此，十分难过。尤能记起，我和张欣编辑带着稿件到林甘泉先生家中，请林先生修订文字的情景，林先生说，他还想做一次专门关于他和历史所的采访，可惜这个专访终未做成。
二是江口沉银的选题。“江口沉银”的发掘是带有传奇色彩且具时代意义的考古工作，因为这里有一个“藏宝”历史传说的考古证实。2016年1月初，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各大媒体报道，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破获水下盗挖文物案，出土位置与历史上流传的张献忠江口沉银地点接近，可能会在彭山进行考古发掘工作。看到这个消息，副主编苏辉提出，在“新发现”栏目编组有关“江口沉银”的选题。经过讨论，我们感到“江口沉银”涉及明史或者明清之际的重要史事，属于考古发现中非常契合古代史学者研究方向的一个选题，值得在刊物上先做一些学术性的讨论。在与四川考古研究院联系求证发掘项目正在做前期准备后，编辑部立即着手进行组稿，希望实现先期学术研究与考古发掘工作的齐头并进，以突显《中国史研究动态》追踪学界前沿热点问题的期刊定位和风格历史意义类答题术语。2016年第5期的“新史料、新发现”栏目如期刊登的4篇文章，从而引发了明史学界甚至整个历史学界的讨论。“江口沉银”发掘对《中国史研究动态》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这是《中国史研究动态》改版以来第一次与考古学界的合作，而且为考古发掘做到了“学术先行”。
三是纪念改革开放40年专刊的策划。改革开放带给中国历史学的变革影响深远，40年以来，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中国古代史也同样经历着深刻的变化，我们始终认为，《中国史研究动态》有追踪史学发展的责任和使命，应当呈现对既往中国史学发展的批判和总结，同时九下历史大纲，也应当预测史学发展的未来方向。2016年底，编辑部即开始策划，以《中国史研究动态》刊载文章中历年相沿、最为重要的“述评”方式，在2018年推出中国古代史专刊和专题文章，对中国古代史领域40年来的学术发展进行回顾和总结。经过多次讨论，编辑部决定，拟分断代史和专门史两类，约请国内中国古代史各领域知名专家学者撰写本领域史学的述评，聚焦40年来各领域史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本领域史学研究的学术脉络，展示各领域史学研究的成就，分析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
经过一年的努力，《中国史研究动态》在2018年第1期策划推出“纪念改革开放40年”专刊，分先秦二战历史讲解中文、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夏金、元、明清六个时期，回顾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古代史成就，呈现研究的最新状况，展示中国古代史学科研究的前沿和水平。此后第2至6期，陆续刊出社会史、思想史、史学史、历史地理、经济史等专门史述评。非常有幸，编辑部后来与凤凰出版社合作，将这些述评结集成《与时同辉——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出版。
四是平台搭建。近几年来，《中国史研究动态》已经多次与地方高校和机构合作举办学术会议：2016年8月在襄阳与湖北文理学院举办“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国际学术研讨会”，12月在深圳与深圳大学文学院举办“首届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前沿论坛”。2017年7月在榆林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清史研究室、第一历史档案馆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文献与历史学术研讨会，8月在张掖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文化史研究室、河西学院举办“形象史学与丝路文化学术论坛”，11月初在武汉与华中师范大学举办“中国古代的社会群体、国家治理与社会秩序学术研讨会”，同月下旬在重庆与中国殷商文化学会、重庆师范大学举办“中国早期文明与华夏民族学术研讨会”。2018年4月在贵阳与贵州大学举办“第二届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前沿论坛”历史意义类答题术语，10月在湘潭与湖南科技大学举办“历史上的基层治理与国家变革”学术研讨会。
在这些学术会议中，“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前沿论坛”由《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发起，肇始于2016年3月苏辉副主编和深圳大学文学院牛鹏涛博士的最初倡议。21世纪，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其成果不断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编辑部决定，将“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前沿论坛”作为《中国史研究动态》的品牌论坛，采用本刊主导，与全国各高校合作的方式，长期规划且坚持下去，确立了“一份精品杂志，一个品牌论坛”的思路。编辑部克服经费不足的困难，已经将论坛连续举办了两届，今年将举行第三届。这是《中国史研究动态》为这个学科领域所做的一份贡献，也是她践行搭建学术平台，深化学术研究使命的努力。
五是编者的参与。选题策划可以体现编辑者的学识水平和主观能动性，参与写作更是倾注着编者的思想，《中国史研究动态》在反映中国史学进展的同时，也是编者学术理念和学术追求的体现，既然名为“动态”，我们也希望用编辑部的名义发声，从编辑者的眼光来撰写总结文章，以体现对学术风向和前沿的把握。这是《江口沉银研究的重要节点》《史学观澜2017》《史学观澜2018》的由来。引领学术风向，激动学术潮流，应是《中国史研究动态》在新时代的方向和使命，而我们，是使命的实践者，希望能不负前辈的心血和嘱托。
三年多来，由于编辑部同仁的辛勤付出，朋友们的大力支持，《中国史研究动态》已有40多篇文章被报刊复印资料、《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和《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摘编。2018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发来贺信：“热烈祝贺贵刊在2017年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中喜获佳绩！在‘历史学学科期刊’全文转载排名中，贵刊转载数量位列第14位，转载单位列24名，综合指数22名。”
与《中国史研究动态》同行的日子里，编辑团队对杂志的热爱，一起的同甘共苦、团结与奋斗，是我人生的宝贵财富。在创刊40周年之际，写下这些文字，愿与新老编辑团队一起，和大家一起，分享她带给我们的成长的喜悦。
《中国史研究动态》（以下简称《动态》）创刊至今已整整40年了。这是几代人艰苦创业、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的40年，是《动态》从小到大、与时俱进、稳步发展的40年，值得纪念。
40年前，随着对“”的拨乱反正，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抓住机遇，创办了一批有影响的刊物，至今为学界所瞩目，《动态》便是其中之一。
《动态》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内最早问世的有关学术动态方面的刊物，也是同类刊物中坚持时间最久的。尽管创办初期的内容以研究综述为主，但一经面世，还是颇受读者喜爱的。要知道，那时的办刊条件是极差的，编辑部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编辑田人隆先生就在历史所内的临时宿舍（历史所小楼前的木板房）里审稿、编校，至于办公设备更是无从谈起。但是，当年的创业者凭着强烈的责任感，以极大的热情，白手起家，艰难起步，很快便打出了一片天地。20世纪80年代初，《动态》已经很有影响了，我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刚刚创刊的《动态》，尽管当时的印刷、装帧技术较差，使刊物看上去有点儿像内部发行的油印本（实际上已有正式刊号），但我仍是爱不释手，因为它给我提供了足够的信息。
当时的学界还是比较关注《动态》的。1982年，日本朋友木田知生送了我一本地区出版不久的刘家驹著《清初发展史论集》。那时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还不多，于是我写了一篇小文介绍此书，发表在《动态》1983年第8期。不久，就有清史学界的朋友向我打听这本书的情况，可见对《动态》的关注。而且学界同仁对于自己的著作、论文能在《动态》上介绍或提及，也是感到很光彩的，其荣誉感并不亚于今日的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或要点摘录。记得1984年第4期的《动态》发表了我写的《近年来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讨论综述》，几个月后，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位天津学者知道我的名字后，特意找我表示感谢，因为我在那篇综述中提到了他的文章，转述了他的观点。当时我觉得并没什么可谢的，既然写综述，当然要有各方面观点的介绍，没想到，作者那么在意。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求裁减各研究所办的刊物。当时，清史研究室创办的《清史研究通讯》（也是动态性质的刊物，创办时间略晚于《动态》，也有正式刊号）即转给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几年后改刊名为《清史研究》），而《动态》依然保留了下来。看到今天《动态》的成就及影响，回顾当年的决策，真是为《动态》感到庆幸，同时也为失去《清史研究通讯》而感到遗憾。
《动态》自创办以来，历任主编及编辑部的全体人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使《动态》始终保持着很强的学术性，成为新老学者不可或缺的知识伙伴。随着科技手段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知网的问世及广泛使用，大大压缩了《动态》的发展空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动态》不仅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越来越显示出其旺盛的生命力。不能不说，这是编辑部与时俱进，精心培育，不断创新的结果。近几年，《动态》的变化更是令人耳目一新，归纳起来，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栏目的调整与创新二战历史讲解中文。我们看到，《动态》在近几年内先后推出了“专题访谈”“新发现·新史料·新视野”“批评与反思”“笔谈”“名家序跋”等栏目，发表了一批内容新颖、学术含量高的文章。新栏目的推出，也使杂志的风格大为改观。以往的《动态》，综述类文章占很重，而综述性文章的写法又大体相同，略显单调，现在的综述类文章大为压缩，且写法上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加上笔谈、访谈、评论等，可谓百花齐放，群芳争艳，文章更加生动，可读性也更强。
二是策划组稿方式的转变。我们知道，坐等作者投稿与主动策划、积极约稿，二者的效果是大不相同的。近几年，编辑部不仅在栏目的策划方面下了功夫，而且主动外出约稿，像热点“笔谈”“批评与反思”“专题访谈”等栏目的文章，显然都是约稿所得。策划、约稿无疑会增加编辑部的工作量，但这却是保证稿件质量的有效方式。据悉，《动态》现在所用稿件，大部分是主动约稿。这一做法是应该肯定及提倡的。与此同时，编辑部还通过参加学术会议及独立办会，积极与学界展开交流对话，加强与各方面专家的联系，从而获得更多的学术信息，使《动态》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更加有针对性，更加实用，真正起到了学术导向的作用。据我所知，近几年编辑部多次办会，如2016年，与湖北文理学院合办“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与深圳大学合办“首届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前沿论坛”；2017年，与榆林学院合办“第二届‘一带一路’文献与历史学术研讨会”，与河西学院合办“形象史学与丝路文化学术论坛”，与华中师范大学合办“中国古代的社会群体、国家治理与社会秩序学术研讨会”；2018年，与贵州大学合办“第二届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前沿论坛”，与湖南科技大学合办“历史上的基层治理与国家变革”学术研讨会。通过这些会议，掌握了大量学术信息，约到了一批好稿件，这在近几年的刊物上有明显的反映。
三是关注时政与中央的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这从《动态》近几年发表的一批有关“治国理政”“一带一路”等方面的文章即可看出，尤其是2017年，编辑部便开始策划组织了纪念改革开放40年的专刊，发表于2018年第1期。其策划、选题可谓先声夺人，带来的社会影响也是非同凡响。
四是狠抓编校质量。在坚持正确办刊方向，保证学术质量的同时，编辑部在编校质量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使近几年的编校质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2016年，我受历史所的委派，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的对院内刊物的审读工作，每季度开一次审读会。三年来中国历史最早的啤酒，我没有听到一次审读专家对《动态》的批评意见，而是多次听到审读专家的赞扬。有一次，两位负责《动态》的审读专家都表示，《动态》的编校质量很高，“找不出什么毛病”。这无疑是最高的评价。要知道，所有审读专家都是很认真的，每次会上的批评意见都是很尖锐的。我审读的刊物中也常有大量编校中的问题，个别刊物甚至多达数十处。而《动态》能做到让审读专家找不出什么毛病，实属不易。这与编辑部各位的辛勤付出是分不开的。
正因为有以上各方面工作的保证，近几年《动态》在整体质量上又上了一个台阶，在学界赢得了很好的口碑。报刊复印资料多有转载，《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也有转载及要点摘录，这无疑是对《动态》所取得成就的肯定。
《动态》编辑部经常组织座谈会，邀请学界同仁，听取大家对刊物的意见和建议。这几年我就应邀参加过两次座谈会，充分感受到编辑部的诚恳及在成绩面前的谦虚谨慎，同时被他们积极进取的精神所感动。通过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动态》不仅弥补了工作中的不足，还得到了一些好的策划和选题，更重要的是获得了读者和作者的高度认可和大力支持，从而扩大了刊物的影响。希望这种座谈会能长期坚持下去，甚至走出京城，到各省市更广泛地听取意见和建议。
学术的发展离不开批评与争鸣，而当下学术界缺乏的正是这一点。不过，我们欣喜地看到，《动态》在学术批评方面还是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在一些评论及综述性文章中都体现了学术批评，特别是2017年第5期的《2016年清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一文，尖锐地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如理论上的欠缺，重大选题的稀少，以及某些学者受“新清史”的影响，跟着西方论调跑。这篇综述一改过去的写法，融入了作者的深入分析和冷静思考，给人以启发，值得提倡。我们更希望《动态》能在学术批评方面做表率，这将有利于学术的发展，更会提升《动态》的价值和声望。
40年的发展历史已成为过去，愿《动态》能够从零开始，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不辜负时代的重托和学界的殷切期望。
双月刊，1979年创刊，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本刊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介绍海内外中国古代史研究动态及相关信息，以供海内外研究者参考，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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