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研究报告100本名人传记
从最初写文化名人，“且多是敏感的文化名人”，到后来转向中国当代重大题材纪实文学，成了叶永烈人生下半场的主业——除了间杂其间的游记“看世界”，以及临去世前几年转向纯文学，创作都市小说“上海三部曲”。这位北大化学系出身的“理工男”，秉持“事实是最高法庭”的实验精神，拨开重重历史迷雾，致力于追寻、还原历史线万字的《叶永烈科普全集》相较，他毕生创作的纪实文学作品有1500万字。
叶永烈曾说自己的一生，将“凝固在那密密麻麻的方块汉字之中”。5月15日下午，他逝世的消息传出后，中国当代艺术评论家、策划人费大为在朋友圈中发文悼念。他转发了纪实长篇《“”兴亡》中“费毓龙做了一场噩梦”一节，并配文“感谢叶永烈先生100本名人传记，让我的父亲继续活在他的文字中。”
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官网置顶位置，15日下午全文转发了澎湃新闻《著名作家叶永烈去世，享年80岁》一文。学会理事，报告文学和传记作家陈家忠告诉澎湃新闻，叶永烈抢救式还原历史的努力令人感佩。他对上中下三册182万字的《“”兴亡》印象深刻，“就这个重大历史选题，叶老还出过‘’成员各自的传记。”
叶永烈曾自称是“旧闻记者”，是一个“常驻北京的上海作家”。“这是肯定的，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大都生活在北京，叶老来京采访一般都住在招待所，他穿着朴素，永远看着他都是背着个书包行色匆匆。” 陈家忠回忆说，传记界素有“南叶北陈”之说，“北方陈廷一，南方叶永烈，两位老师分处长江南北。陈廷一是北方人，写作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老要跑上海，叶老写名人传记总是来北京。”
由写作“张家四姐妹”（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进入中国当代纪实文学创作领域的青年作家王道，分享了一则自己的发现：叶永烈去世消息传出后，朋友圈里80、90后们都在转发他早期的科幻、科普作品。“在我一个50、60后为主的群里，人们都在回忆他创作的名人传记。”在王道看来叶永烈是不可跨越的前辈，“他其实是个记者型的作家，很善于做采访，在和受访者对话中又善于追问和反诘。他对于中国现当代历史题材和人物的把握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做这件事当然有风险，叶老做了这么多年，尺度和分寸把握地非常稳。”
和王道一样，国内另一位中青年传记作家周海滨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都提到了2015年10月间，在河南郑州举办的《名人传记》创刊三十周年座谈会暨《名人传记》十大优秀作家颁奖大会。彼时的“十大优秀作家”中，除了他们两位，还有《南渡北归》三部曲的作者岳南，《红墙里的瞬间》的作者顾保孜等。“那次活动是读者投票，从20位候选人评选出来。老中青三代人齐聚一堂，叶老是大家的尊长。只可惜那次他恰好人在海外探亲，没来成。”
周海滨认为，类似唐德刚可以采访到胡适、张学良，叶永烈也是转折时代，同“人生散场”一代人对话的大家。除了代差的无奈100本名人传记，当年的创作际遇也不可复制。“都是掌握一手资料，唐德刚偏向历史研究，可能一本书里注释比传主讲述的还多历史人物研究报告，叶老偏重对历史内幕的挖掘和呈现。他（叶永烈）的采访对象，很多都是亲历事件的当事人，而且80年代寻根文学、伤痕文学起来了，那个纯真年代，人们往往会毫无保留地讲述自己的经历。我现在多是和当事人的子女们聊一聊，他们的现实顾虑和利益考量可能更多一些。”
在周海滨看来，2015年的大会是中国当代传记文学创作的一个分水岭，“那是一次高峰的纪念。在此之前，很多传记作家都在专职创作。在此之后，就像彼时不少媒体人纷纷离职，转而从事自媒体或做公关。作家群体开始出现明显分化，大家可能还在创作，但都有了别的‘副业’。”曾在传统媒体供职的周海滨回忆说，上世纪90年代到2010年前后，“不说很多日报、都市报副刊喜欢刊登传记文学。当年几乎每个省都有一份类似‘文史参考’的刊物，发稿平台很多。叶老的采访录音首先就很有价值，之后通过连载选登发表，再结集出书，一版再版，而今内容生产的形式完全变了历史人物研究报告。”
《名人传记》1985年创刊，现任社长陈杰是当时负责对接叶永烈稿件的编辑。“1987年，第一次去上海拜见叶老，当时他正在创作《陈伯达传》。他家真是太小了历史人物研究报告，根本没地儿下脚，阳台上摆一张小桌，他就在那写作。后来搬到徐家汇，居住条件才好起来。他把阳台上的游泳池改成了档案室，门后专门有个柜子，里面全是他作品的盗版书。”陈杰同澎湃新闻回忆说，叶永烈和《名人传记》常有走动，《名人历史现场：叶永烈》也由刊物的主办单位，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叶老和夫人前前后后来过好几次，有一次生日就是在我们编辑部过的。刊物十周年，二十周年大会他也来了。2005年大会他还做了发言，那次他有些激动，回忆自己从科幻文学转型的不易。写那些分量重的人物，要拿着单位介绍信去敲门，之后在一手材料上再创作，写起来很辛苦。”
《名人传记》刊物的编辑陈思，15日傍晚在朋友圈中发文悼念历史人物研究报告，“从2006年向叶先生约第一篇文章到现在，和叶先生的往来电邮达150次，叶先生为我刊读者奉献了80篇重磅文章......无以言100本名人传记。”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陈思回忆第一次同叶永烈接触，是做关于彭加木的专题。“叶老待人特别和气，对女士都会称呼‘小姐’。他可能是上岁数的作家里电脑玩得最溜的，那篇彭加木的文章却自己打印好，给我们寄过来。”2007年起，刊物开了专栏“叶永烈讲述”，“我们是月刊，叶老那么忙，从没拖过一次稿。”
陈思介绍说叶永烈的礼貌周到还体现在“讲道理”，“他是我合作过最好的作者。有一次给我们投一篇韩素音的稿子，这个人物他之前写过，那次是同韩素音后人做了采访，想补充一些东西。同叶老回复时，我委婉地说明内容上有些重复……我其实前后退过他七篇稿子，也有些稿子实在发不出来，只要说明原因，叶老从来都客客气气表示理解。”令陈思印象深刻的还有叶永烈的与时俱进，“那代人的文字往往带有时代烙印，叶老的文字和时代可不脱节。他的文章多用短句，遣词造句明显经过推敲。文中他不会轻易表达什么观点，他不抱怨，也不谴责什么，他当然有自己的态度，总是通过事实本身来表现。”
陈思回忆自己同叶永烈的合作大抵持续到2018年，“2018年时，他和我长谈过一次，讲自己年岁大了，写传记太累了，自己年轻时就有纯文学创作的梦想，现在要去实现。原来逢年过节发短信他从来都每信必复，去年元旦发消息他一直没回。后来听说他得的是尿毒症，老伴儿身体也不大好。”《名人传记》上刊发的《“经济推手”孙运璿》，是陈思编辑叶永烈文章较晚近的一篇，“收到叶老电邮没多久，他就打来电话说由于电脑敲不出‘璿’字，用‘璇’代替，是异体字。”就这篇文章，叶永烈之后又多次通过邮件提出修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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