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传记百部名人书信及相关书籍
近来的天气真是出奇的热，而名人出书也是持续高温。圈内又掀起了一轮出自传的热潮。最近，余秋雨的自传《借我一生》面世，周国平的《我的心灵自传》上架，唐师曾更是在《我第三个愿望》里赤膊上阵，还牵上自己的儿子做主人公。是不是名人就要有这么多的事儿要说呢？读者有理由质疑，你的家庭和琐碎的童年细节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花钱买了一本书，却只能了解一个人细碎的家事，大家会反思，这样的书到底值不值？
在现在的社会，人一旦出了名，想到的事情往往就是“著书立说”。为什么呢？写书这码子事可是一举多得的好事。既可以显示显示自己的才能，又可以巩固自个的名人地位。可不是，老百姓们的口头禅中又多了一句：“呵名人书信及相关书籍，又一名人出书了！”
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易容教授认为，目前市场上出现的名人自传，绝大多数都是出自所谓的明星之手。这些明星这么急着出自传，正是想依靠这一新的办法赚钱。出版自传，已经成了一种商业行为。
名人自传，是名人自己将想显露出来的自我显现在公众面前，使自己更加知名，获得更多的利益。这就使得名人传记具有了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
第一就是自我增光，比如说余秋雨在《借我一生》就称自己数学好，物理好，语文更好之类。唐师曾在《我第三个愿望》中更是将唐姓的老祖宗唐尧搬了出来。
其次就是名人自传中往往图片的数量很大，甚至大大超过了文字的篇幅。在这些名人自传中，我们却看到了不少与主体、内容不甚相关的图片中外名人传记百部。这些图片，很多仅仅是因为里边出现了作者的身影，放大后印在了书上。这么一来，大大增加了自传的厚度，也提高了自传的销售价格。
最后，这些名人在自传中都以暴露个人的隐私作为惟一卖点，正如郭宝昌的自传书名《说点您不知道的》。因此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名人自传也可以看成是注意力经济的产物，满足了现代社会中为数不少的“窥视癖”的偏好。满足“窥视癖”最好的办法，就是看自传。任何一个人，只要是所谓的名人，就是只要有一个有市场潜力的名字，他就可以写自传了，因为他的名字就可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比如不久前，洪晃出了自传，单从书名《我的非正常生活》就可得知其大篇幅叙说的不外乎“我的特权生活”。书商们知道她的卖点在哪里，正像封底所写的那样，她是“著名的章士钊的外孙女，乔冠华的继女，章含之的女儿，陈凯歌的前妻”，这么多的“著名人士”纷纷充当了她的花衣裳。至于内容究竟写得如何，就无所谓了。名人要做的是秀出自己，而不是写出自己。名字就是一切，就是惟一有吸引力的地方，至于书本身，看过的人都迅速地把它忘掉了。
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易容教授认为，目前大多数所谓的名人传记，其总体水平并不高，许多人都不喜欢、不爱看。这种大多数的传记，缺乏对社会的倾听，用女人化的唠叨名人书信及相关书籍，自揭隐私、伤疤，惟恐被社会公众将所谓的名人撂在一边而倍感寂寞。作为一位具有分辨力和理解世界精神文明的知识分子，她宁愿保持着对这些书籍的不友好的态度。
针对名人传记类书籍，来自三联书店的反馈信息并不乐观。由于商业气息过于浓厚，内容苍白无力，大多数此类书籍销售情况并不好。三联书店蔡振邦告诉记者，他们书店对这些与名人有关的传记类书籍相当谨慎中外名人传记百部。以前这类书书店进得比较多，但是销量一直不理想。当然，名人传记的销售量也是因人而异的。主要看是谁写的以及写的是谁。比如，以前写张咪的传记就由于质量一般，缺少内涵极少有人问津。为了自己的传记能够销售，这些作者只好通过签名售书等方式，才卖出一些自传。相对说来，一些文化界名人的自传相对就好销一点。
当然，市场并不是不需要名人传记，而是需要优秀的传记。大多数人需要的是有内涵、能带来知识和趣味的名人传记。现在市场上出现的一些名人传记，只着眼于暴露一些他们的隐私，来刺激读者的瞬间感官，即使能够得到一时的利益，也终将为市场所抛弃，被读者遗忘。(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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