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史张宪文高中重点知识点历史辉县历史名人故事
孙宅巍，1940年出生，1962年毕业于学历史系，当了7年兵、做了7年工、在市委机关做了7年文秘工作。1983年，43岁的孙宅巍“归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40年时光如梭，孙宅巍专注一件事：研究历史，主攻“人数”这一关键问题。他从细数埋尸记录到细究放下武器却遭的士兵，以“数”证史，日积跬步，垒土成山。
孙宅巍的新书《“数”说》即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用扎实的数字揭示的，如同他研究生涯的一次“综述”。“研究数字40年，就好像在挖一口井，或许也有人中途来挖一铲子、刨几下，但一定没有我挖得深。”他说。
中的872次暴行、西方人士记录和报告的599件日军暴行、77名中国遇难军警名单高中重点知识点历史，这是孙宅巍今年拿出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三组新数据均为首次提出，以新的视角揭示了的。
第一组，日军在南京不同地点进行的872次高中重点知识点历史。包括160次集体（注：10人以上的为“集体”）与712次分散。南京审判的战犯谷寿夫判决书的附件中，仅列出28次集体，较孙宅巍统计出的160次集体案例，在数量上要少很多。此外，该附件中列出分散案例858次，但为“一事一例、一日一例”，而孙宅巍以地点为“坐标”，统计出分散712次，即“一地一例”，可能一例就覆盖了附件中的一二十个案例，信息量更大。
孙宅巍告诉记者：“872这一数字，足以诠释‘尸满大街小巷’的惨象，更足以证明一个血腥的事实：侵华日军在南京城郊，确实是进攻到哪里就到哪里。”
第二组，西方人士记录与报告的599件日军暴行。无论是田伯烈所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还是徐淑希编的《南京安全区档案》，有关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搜集的日军暴行记录一般为444条，中间还有若干条空缺辉县历史名人故事，在孙宅巍这样的“数据控”看来仍不完整。他先是利用国际委员会相关人士文献，完整展现了“原件编有序号的470件日军暴行”，又进一步发现大量未规律编序的日军暴行报告与记录，它们散见于各国际委员会委员、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委员的日记、书信中。经仔细搜寻、梳理，又得129件。两项数据相加，共计599件。
“这些数据来自第三方，且有时间、地点、报告者姓名，更凸显了客观真实，是日军暴行的有力见证。”孙宅巍说。
第三组，77个放下武器却遭到的军警的姓名。在关于战争的统计中，有一类死难者常常被忽略——放下武器的士兵，这在中尤为突出。在战后开展敌人罪行调查时，由于军人没有户籍，一般在南京没有亲人、家庭，因此要从“死难者名录”和“殉难将士名录”中确认被者中的军人身份，难度很大。孙宅巍说，30万死难者中大约有万名军人，然而他们姓甚名谁？
国内外的学术会议上，很多人得知孙宅巍研究南京保卫战，也会问他这个问题。“我之前也回答不上来，这个问题成了我的一个心病。”孙宅巍说。
近年来中华民国史张宪文，他在著述《南京保卫战史》和编撰《南京保卫战全史》的基础上，逐步厘清了参加南京战役的11支不同建制部队的参战人数、损失人数与最终撤退至后方的人数。再结合各种资料，首次列举出死难者中的52名军人和25名的姓名，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一个名字就是一条鲜活的生命，我们应当向历史、记忆拿出一份有更多名字的名单来。”他说。
40年来，孙宅巍围绕的“论”与“证”进行研究，出版了10多本专著和数百篇论文。新书《“数”说》中，分量最重的内容就是“人数”。
“遇难者300000”——国家公祭仪式现场西南侧的“灾难之墙”上，用多国文字镌刻这组数据，也在昭告世人，这场浩劫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国耻国殇，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屈辱回忆。
面对日本右翼挑衅，包括孙宅巍在内的历史学家深感重任在肩。“对这一数字进行实证研究，仍是势在必行的重要工作。”孙宅巍说，计数无外乎两个方法，一是将各地被日军杀害的人数相加，二是数尸体。第一种方法已难以实现，因为没有哪个人能亲眼看见到底多少人被杀害，日军即便掌握这一数字也绝不会公布。
他对死难者尸体收埋与处理的四个渠道分别进行统计，包括慈善团体、市民群体、伪政权机构与日军部队。“当年的埋尸队都留下了记录，尤其是慈善团体，他们是埋尸的主力。其中又以崇善堂最多，埋了112266具。崇善堂为了确保数字不出错，甚至专门安排人计数记录。”孙宅巍说。
成立于清嘉庆二年（1797年）的南京崇善堂设在城南金沙井32号。该堂于战后呈送给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埋尸统计表中记载：1937年12月下旬至1938年5月1日，组织“崇字掩埋队”，堂长周一渔亲任队长，共收埋男尸109362具，女尸2091具，孩尸813具，共计112266具。
随着对档案资料的深入挖掘，孙宅巍统计发现：8家慈善团体共收埋了19.8万余具尸体，8个市民群体共收埋4.2万余具尸体，6个伪政权机构共收埋了1.6万余具尸体，扣除明显重复交叉，总数已达24.6万余具高中重点知识点历史。此外，他还找到了165件市民自行收埋死难者尸体的记录，35宗日军动用部队和强令市民收埋、毁灭、处理尸体的记录。
“这仍然是不完全统计。”孙宅巍说，还有被毁弃的尸体。考虑到有关毁尸记录相互之间重复的可能，以及毁尸与部分埋尸数字之间交叉的可能，认定有若干万具尸体被日军抛入长江或焚尸灭迹，应当是没有疑问的。另外，还应充分估计到有相当数量的尸体，没有被统计到任何一种尸体处理的数字中，如已被亲友个别、零散收埋的，一直未被收埋的等，面广量大、不可忽视。
“打捞”史料40年，孙宅巍觉得时间过得飞快。他还记得43岁刚“归队”的时候，一时不知道该把什么作为研究方向。1982年，在日本右翼篡改教科书的刺激下，江苏省和南京市有关部门着手为死难者“建馆、立碑、修史”。刚到研究所不久，还没有其他研究课题的孙宅巍被安排参与这一重要工作。从此，孙宅巍与史研究结缘。
“感觉自己在专业上失去的时间太多了，于是就给自己设置了‘几不’，不休星期天、不休节假日、不到十二点不睡觉……玩命地、疯狂地‘补课’。”孙宅巍说，那时候他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的“常客”，一待就是半个月、一个月，每天开馆进、闭馆回。
孙宅巍的爱人也毕业于学，她常陪着孙宅巍一起去档案馆查阅资料、做摘记。一杯开水、两个馒头，就是两个人的一顿午饭。
历史研究者要在浩如烟海的资料爬梳中逐步廓清历史。中方档案资料，如南京审判的判决书、72卷《史料集》等；日方相关资料，如侵华日军士兵的日记、战斗详报；西方人士相关资料，如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等，都是孙宅巍反复查阅的对象。他还托精通英语的同事，访学时在美国的大学图书馆搜集相关资料。
孙宅巍特别注意分类搜集有关方方面面的资料。只要在一份材料上看到掩埋、处理尸体的记录，他就会立刻摘记下来，确保每条资料都不会“走失”。他翻阅了几百本与史实有关的书。有些书因反复翻阅，已被翻烂了。例如孙宅巍经常翻阅的录有谷寿夫判决书的《侵华日军档案》，以及他本人撰写的《南京保卫战史》，均已换了两本。“第一本是真的翻烂了，纸上的字都看不清了，第二本是线胶版，翻到书散了。”他说。
常常为了一个案例，孙宅巍要把一本书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甚至不止一遍，只为交叉查证、反复对比。
在孙宅巍诸多的史研究成果中，最为突出和具有代表性的是几部有关历史的专著。《侵华日军史稿》使他走上历史研究事业的道路；《》是在他的设计、主持和主编下，与其他几位专家共同完成的史学专著；《澄清历史——研究与思考》则是他独立完成的一部史论性专著。
孙宅巍是以抱病之躯完成《澄清历史——研究与思考》的。著书期间，孙宅巍动了一场手术，切除了部分器官，刚开始写这本书时他的体重是150斤，写完后体重不到110斤。
如今，早已著作等身的他仍有若干小目标，“我是一个五脏六腑不健全的人，却一直想写一本又一本完整的书。”孙宅巍说，我们这代研究历史的人，研究过程很辛苦、很复杂，但目的十分简单，就是四个字——以史为鉴，决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决不允许这样的悲剧重演，要让和平的阳光沐浴大地。
这不仅仅是研究历史的学者的胸怀，也是饱经沧桑、饱受灾难的南京人民的胸怀与愿景。(本报记者蒋芳 邱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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