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职历史基本知识公认十大历史书籍云南著名历史文化
王道成今年90岁，先后写出了《颐和园》《圆明园研究四十年》《科举史话》《慈禧太后传》等著作。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阚红柳评价，王道成是中国系统研究清史的第一批学者之一，也用自己的古典文学知识素养，为清史研究留下了独特的文化视角。
北京文化守护人王道成，男，1933年4月出生于四川省高县，清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195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而后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从事教研工作。1972年，调入人民大学清史研究小组。后历任清史研究所清代后期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清史研究所副所长、硕士研究生导师等职。1993年10月，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有《颐和园》《红楼梦与清代封建社会》《科举史话》《慈禧太后传》《圆明园研究四十年》等著作。
比起坐书桌，王道成更喜欢在客厅的饭桌旁工作，那里紧靠着一扇窗户，有阳光洒进来——他喜欢自然光更胜过灯光。沉入古籍时云南著名历史文化，泡杯淡茶也是享受，他顺便要感叹一句，“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云南著名历史文化。”
这位小个子的学者90岁了，面色红润，声音响亮，有点鹤发童颜的样子。谈话间，四川口音浓重，总是大笑。他自评耳聪，目不算太明，有轻微白内障，但不妨碍他每日阅读书报上的小字。
读书、写作，经过了近70年的学术生涯，王道成写出了《颐和园》《圆明园研究四十年》《科举史话》《慈禧太后传》等著作。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阚红柳评价，王道成是中国系统研究清史的第一批学者之一，也用自己的古典文学知识素养，为清史研究留下了独特的文化视角。
8月中旬，王道成告诉记者，自己正在整理编辑一本上百万字的《国朝畿辅诗传》。他曾向阚红柳说，自己还有一个为颐和园著新书的计划。
带有些遗憾，他参加了当年的高考，考入重庆大学中文系，希望能实现另一个梦想——成为汉语言、汉文学的专家。“那会儿的同学们都想当作家，但我知道我这个人缺乏想象力，当不了作家云南著名历史文化。我就希望通过努力，成为一个专家。”
1933年，他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父母开油坊，他是家中老大，被祖父寄予厚望，两岁时就被教授识字。按当地习俗，四岁零四个月时，他接受启蒙，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等。六岁他拜到一个前清秀才门下，学习四书五经等旧学，而后“七岁作对子，十岁修文章。”到了十二岁考入中学，开始接受新学教育。王道成记得，自己是学校里唯一一个能够用文言文作文的，被老师评价“文如秋水”。
1952年，院系调整，王道成转到四川大学中文系就读。1955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任助教，次年又被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先后在国文教研室、新闻系文学教研室、直属汉语教研室等多个研究室工作。25岁起，他就给人民大学的研究生讲古文课了。因为讲得好，学校通过群众评议给他颁奖。拿到奖金后，正好是除夕夜，他去店里买了一大袋子软糖，“晚上在家里，一边看书一边吃糖，很快就把糖全部吃完了。”
1972年，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决定成立清史研究小组，由时任人民大学副校长的郭影秋任组长，编制为四十人。而当时教研室只有二十个人，其余的人就从档案、党史、语文、哲学等院系调取。王道成也被力邀加入。
当时他很犹豫，“我说我都快四十岁了，我人到中年还改行?”来邀请他的同事告诉他，文史不分家，文学也是清史的一部分，“他还和我说，我已经教了十几年书了，应该坐下来搞搞研究了。”
也是在那位同事的解释下，王道成明白了彼时清史研究的形势：新中国成立初期，董必武提出要组织人力编清史，周恩来亲自主持筹备编纂工作，并决定在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后因种种原因，有关工作一直被耽搁至上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经北京市委批准，人民大学才正式成立清史研究小组。
“那会儿，清史这门专业很不被重视。搞古代史的人，认为它是封建社会的末梢，没有什么可研究的。搞近代史的人呢，认为鸦片战争前的清代史都是属于古代史，跟他们无关。”凡此种种，王道成听后，生出一种填补学术空白的使命感。
王道成回忆，清史研究小组成立之初，郭影秋提出了编写《简明清史》《清代大事记》《中国历史纲要》等任务云南著名历史文化，全组大多数人力集中在此，他则被分配完成外来的约稿任务。1974年，他和同组另外两位同事接到上级要求，写一本谈《红楼梦》历史背景的书。
“从《红楼梦》提出问题，进而讲述清代历史，再归结到《红楼梦》，这是我们的写作方法。”三人重新并多次阅读《红楼梦》，结合公开的档案及材料分析，于1976年4月出版了七万多字的《红楼梦与清代封建社会》。王道成说，为避免追求个人名利的嫌疑，他与同事们商定用一个集体笔名“施达青”——彼时，人民大学停办，清史研究小组全建制分配至北京师范大学，“施达青”即取自“北京师范大学清史研究小组”的简化谐音。
后来公认十大历史书籍，《红楼梦与清代封建社会》被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吴恩裕和冯其庸称赞见解新颖、史料翔实，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全面论述《红楼梦》历史背景的著作。
这是王道成有生以来出版的第一本书，他在今天评价，“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但是，它毕竟是我清史研究历程中走出的第一步。”这本书的成功加强了他对清史研究的决心与信心。
起先，责任编辑给他们规划了写作方向，要求按照《定陵》一书的模式，写“颐和园是用劳动人民血汗和才智建成的”“颐和园是封建帝王罪恶统治的象征”的主题。王道成却觉得，这样写书虽容易，却没有生命力，“太化了，像命题作文一样。”
他与几个编写组成员，花费一周的时间，到颐和园与群众游园，听他们的兴趣所在。最后总结出了四个问题：颐和园是怎么修起来的?修园子之前，这里是什么样子?建成以后，这里发生了哪些事情?颐和园的建筑和园林有什么特点?
为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又去请教更多领域的专家。听北京大学的侯仁之教授讲述海淀的历史地理，请清华大学建筑学家吴良镛讲解颐和园的园林和建筑，也请梁思成的助手、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莫宗江带他们游园中职历史基本知识、讲课。
此外，他们跑遍了北京各大图书馆，翻看已有的文章与书籍，发现许多原先的历史说法是不准确甚至矛盾的。“比方说，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到底是用了多少白银?有人说800万两，有人说2000万两、3000万两、6000万两，最高的有人说8000万两。最高数字和最低数字相差10倍之多……到底根据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
他为此买了公交月票公认十大历史书籍，每天都坐车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泡一整天，读一摞摞的上谕档和奏折原件。任何一个笃定的历史细节都需要翻阅海量的档案。他举例，只为考据慈禧的父亲叶赫那拉·惠征在安徽任上时的情况，他整整看了三个月的档案。
▲王道成在北京东城段祺瑞执政府旧址，手中拿着由他编辑的《近代京华史迹》，里面介绍了关于他背后这栋建筑的故事。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最后，王道成与同事们为书拟出五个主题，即颐和园的前身、颐和园与慈禧太后、解放后的颐和园、颐和园是劳动人民智慧与血汗的结晶、颐和园主要景物介绍。王道成代表编写组，在审稿会上汇报情况，被批准取代了原先责编定下的写作方案。
1978年11月，《颐和园》正式出版，王道成记得，当时有关专家将其评为“国内关于颐和园的最有权威性的著作”。
在王道成看来，编写《颐和园》是他研究道路上的转折点，“让我真正理解到了，如何才能做好研究工作。”他解释，此前编写《红楼梦与清代封建社会》，参考的多是易找的公开资料，而要写作《颐和园》，他需翻阅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档案。
这是历史研究的方，王道成说，须得耐得下心、坐得住，从浩瀚文库里寻找和印证历史。写《颐和园》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估摸自己看了上千万字，笔记也记了十几本。
2002年，现北京燕山出版社社长夏艳到清史研究所读研究生公认十大历史书籍，认识了王道成。王道成虽已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退休，但仍然为所里的许多研究项目做评审或主持。
在夏艳的印象里，王道成“一眼看过去就是一介书生”，总穿衬衫，鞋子永远干干净净中职历史基本知识。且他做事极其认真，每每为研究所的项目写审稿意见，总要交付二三十页工工整整的手写文章。夏艳也是后来才知道，王道成作审稿意见，总是先以草书快速记下，怕同事们看不懂，再规规矩矩地誊写一遍内容。他脾气也好，“从来没有拒绝过我的任何大小请求。”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王道成就住在张自忠路上人民大学老校区内的一间公寓里。他的妻子前年去世了，现如今他独居在那里。
四个房间塞满了书，在地上、桌面上叠得和人一样高。这些书除了用于研究外，还和授课有关。过去他给学生讲课，“每讲一门课，就要有一套相关的书。”而他讲过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等十几门课，藏书因此很杂，他估算，少说有三万册。
他今年刚满90周岁，自评除了有高血压及前年给心脏做了两个支架，身体还算不错。他的睡眠好，一觉能睡八个小时以上。每天早上九点，他会给女儿打个电话，“证明我还活着。”因为坚信不能光动脑、不动身体，他不愿请保姆，自己买菜、做饭、收拾家务。他举例，煮粥时，他会同时做自己发明的保健操，从梳头开始，到眼睛、耳朵、颈部、腰和腿，全套下来要20个动作、花费半个小时，以作锻炼。他仍保有一定的生活情趣。夏艳说，每年春节，她都会带一束水仙花拜访王道成，因赏水仙是他过年的保留节目。
生活里最重要的一部分仍是做书与写书。8月中旬的一天，王道成向记者展示自己正在参与制作的《国朝畿辅诗传》，全篇有60卷左右，一百多万字。受燕山出版社委托，现他已完成了点校，正在为诗文内容做注释。
夏艳解释，对北京历史文献研究而言，《国朝畿辅诗传》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它记录了从顺治到道光年间，京津冀地区的代表性诗人的代表性作品。这对于我们研究清代文史会非常有帮助;且里面存了大量的史料，比如关于金银器呀、首饰呀，要考证物质文化史也可以参考;当然，对于诗词爱好者也是一种福利，大家所熟知的都是唐诗，但其实清代诗歌又是另外一个高峰。”
夏艳认为，王道成这样的专家是编辑《国朝畿辅诗传》的最佳人选，因为他既对北京的文史十分熟悉，又有极强的文献及古典文学功底，“尤其是那些诗词、骈文，国内能够做精确的、恰当的点校注释的专家非常少。”
以夏艳的话来说，王道成的贡献难能可贵，因为做古籍文献整理，是一个“赖汉子干不了、好汉子不愿意干”的活儿，它对学识和精力的要求都很高，但是在学者评职称时，又不讨好，不能算是科研著作。“学界都认为，搞研究才是比较牛的事情，整理文献，那都是在整理前人留下的东西。”
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阚红柳评价，王道成在历史学领域的贡献是独特的。她举例，王道成对于科举史、圆明园、颐和园等等的研究，都尝试从文化历史层面去解析其历史，这在上世纪清史研究初兴时，是非常有特色的视角。“这可能和他的出身，和他早年对文学的学术积累有关——王老师的研究有机地结合了文献档案与诗文。”
或是得益于长年的古籍文献工作的积累，王道成至今仍有着让阚红柳难忘的记忆力。“他的逻辑和时间线总是非常清楚，比方说你问他圆明园历史中的某一个事件，不管是再细枝末节的内容，只要他学习过，他都可以原原本本把每个时间点、相关人物立刻说清楚。他就像一本活的清代历史书一样。”
阚红柳说，王道成快90岁时，忽然和她提起，因颐和园又整理公开了一批新档案，他要去细细读来，摘出有益的，为他先前所作的《颐和园》作内容补充，再出一本新书。她非常讶异于他的旺盛精力。
“当年一起上大学的有108个同学，现在在世的只剩十几个了。这十几个人里边还能够干活的，就我一个人。”8月中旬，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他掰着指头笑称。
他有一台老式电视机，宽厚无比，用了20多年了。晚上他用它收看北京卫视的《觉醒年代》，常常看到半夜才睡。“我对史没有那么熟悉，看这样的片子感觉能有些了解。”电视机下面的柜子里，放了几十本发黄的笔记本，是他苦心造诣一生的清史研究见证。还有些内容，直接存在了他的脑子里。
“我读了那么多年档案，存下这么多些材料，里面有许多，后人恐怕都是很难看见的。”他说，“趁我还有精力时，只想将它们多多记录下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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