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知识改编歌曲历史基础知识《历史朝代歌》
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问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对曰：“莫若书籍。”珪曰：“书籍凡有几何，如何可集？”李先回答：“自有书籍以来，世代增益，到如今，书籍多得不可胜计。假如人君喜好，何忧不集！”拓跋珪于是下令，各郡县广泛搜集书籍，悉送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
拓跋珪是一个粗人，却也在博士的启发下，知道人要增长智慧，莫如读书。号称欧洲之父的法兰克人查理曼也有一句名言：“正确的行动胜于知识。但是，为了做正确的事情，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查理曼极其重视古典文明，对于加洛林王朝的文艺复兴功不可没。查理曼的求知注重辨明正确与错误；拓跋珪则讲增益“神智”，神智就是提高见识、辨别是非的。阅读经典就是增益神智的途径。经典著作经历大浪淘沙《历史朝代歌》，经历时间洗礼，仍然熠熠生辉。千百年之后阅读它们，仍然感动人心，引发共鸣。
《资治通鉴》就是一部增益神智的经典。宋元之际的学者胡三省曾经比喻说，读《资治通鉴》犹如饮水过江，肚子大多喝一口，肚子小少喝一口，因人所宜，随人而异。
经典阅读首先因为经典本身的魅力，其次也与阅读者的需求有关。一个编辑，一个将军，一个干部，一个职员，他们对经典的需求是不一样的。需求也不仅仅来自职业特征，还有个人偏好的差异。这种个人偏好，或来自阅读体验形成的习惯历史知识改编歌曲历史基础知识，或因生活经验所积累的趣味，还有个体知识结构的差异。
有人喜欢文学，阅读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会兴趣盎然。有人喜欢思想哲学，对孔孟老庄、宋明理学会情有独钟。如果你喜欢历史，那就可以读读《史记》《资治通鉴》之类的名篇。我这里重点谈谈历史经典的阅读。
我们阅读历史书籍，大约有三个阅读层次。首先是其编纂学成就，文字表达要传神，结构安排要合理，纪传体、编年体，各擅胜场。其次是知识内涵，内容要充实丰满，引人入胜。再次是见识和独断，如果见解精辟，给人启发，阅读到入神时，就会拍案称奇，心有灵犀。
对历史著作的这三大阅读层次，对应的是中国古代对历史作者的三大要求，即史才“三长”。这个说法最早见于《旧唐书》卷一百二《刘子玄传》。
史才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刘子玄就是大名鼎鼎的唐朝史学大师刘知几，字子玄，因为避讳而以字行。他说，夫有学而无才，就像有土地财产资本充足，却不善于经营，终不能增殖财货。如有才而无学，就像空有精美的设计图纸、精湛的工艺技术，可是却没有建筑器械和建筑材料，最终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盖不成房子。至于史识，他认为就是写作者秉笔直书的撰写态度，是直笔还是曲笔。在刘知几的代表作《史通·鉴识第二十六》中，尤其强调另一种“史识”，即对于历史的全局性、通透性的理解和把握历史知识改编歌曲，也就是“通识”。
“通识”用之于史家，是白居易明确提出来的。他认为史家“非雄文博学，辅之以通识者”不可。所谓“雄文”，就是撰述能力、文字功夫，写出来的东西要吸引人。所谓“博学”，就是知识水平，史料丰赡，肚子里要有“硬货”历史基础知识。所谓“通识”，不仅是见解哲思、见识独断，更重要的是它的代表性，也就是这部经典中所透露的时代意义、文化意义、文明意义。
举一个例子，玄奘的梵文水平在古代西游僧人中历史基础知识，很可能是罕有其匹，但是，玄奘的唯识学著作并不能代表中国佛学，代表中国佛学的是慧远历史基础知识、惠能。
《资治通鉴》成为中国史学著作的佼佼者，不仅是它完善、发展历史基础知识、定型了中国历史学中的编年史著作体例，更重要的是它记载的1362年历史中，展现了战国纵横捭阖的历史画卷，秦汉大统一中华文明奠基的波澜壮阔历史知识改编歌曲历史知识改编歌曲，汉魏以来胡汉融合的血雨腥风，北朝末年以来复杂改革的曲折历程《历史朝代歌》，以及隋唐时代的重建辉煌，安史之乱之后迄于五代的变革与新生，为宋以后的历史作出铺垫。《资治通鉴》各部分的价值，不是用史料来度量的，而是要从史学上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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