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古代冷知识历史方面的经典书籍历史知识网络图
1月，淞沪警备司令部搜寻华通、乐群、北新、群众四家书店，凡是华兴书店出版的书籍均予没收。华通书局经理余祥森当场被捕，同年11月释放。同年3月，国民政府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查封北新、群众、乐群等书局。
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通令各省市教育厅转饬各书坊：“将孙中山总理格言及先哲嘉言之不违犯三义精神者，编入各级学校有关党义、国文及社会科学等教科用书，以树立青年中心思想。”
春，闽西苏维埃政府在福建长汀创办闽西列宁书局。这是土地时期地方苏区最早以书局命名的出版机构。下设编辑室、会计科、事务股、印刷所、发行部等，编、印、发一致运营。工作人员30余人，印刷设备有石印、铅印，多从国统区采购。书局担任人由闽西文明委员会主任兼任。创办初期曾经过发行股票集资，带有公私合营性质。次要出版宣传和苏维埃政府政策的小册子和文明教育图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如《红军识字课本》、《歌曲全集》、《社会主义浅说》、《土地成绩讲授大纲》等。据不完全统计，书局自成立到1934年红军长征，先后出版300多种图书，并发行《红旗报》、《闽西红旗》等多种报刊和马克思、列宁画像。1932年扩大业务，在永定设立闽西列宁书局永定分局，并出版了一批文明教育图书。1934年红军主力北上后，闽西列宁书局将印刷设备转移到山区，仍坚持出版一些报刊，后因情势恶化而开办。
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水陆地图审查条例”。另据统计，1929-1931年间，查刊531种。
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辞源》续编。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创设传线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审查儿童文学课外读物标准”。
4月，上海商务、中华、湖风、昆仑历史知识网络图、南强、开明、生活周刊社等69家出版单位联名向第四届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废除《出版法》及《出版法实施细则》的书。
7月，邹韬奋等在上海创办生活书店，由邹韬奋、胡愈之、徐伯昕掌管。生活书店的前身是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自创办之日起，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生活书店先后出版了《生活》周刊、《文学》、《世界知识》、《太白》、《译文》等重要刊物和《创作文库》、《文学丛书》100个古代冷知识、《小型文库》、《世界文库》等丛书，大多为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和青年作家的成名作，影响极大历史知识网络图。从民国二十一年(1932)至二十六年(1937)，出版期刊由1种增至10种，图书出版400种，成为当时进步读者中影响最大的出版机构。创办不久，《生活》周刊即被政府查封。生活书店又创办《重生》周刊。民国二十四年(1935)5月，《重生》因发表《闲话皇帝》，日本借口天皇，政府在日本压力下查封《重生》，主编杜重远也被捕判刑。生活书店又创办《永生》，金仲华主编，不久又被查禁。又出刊《斗生》，又被查禁。抗日和平迸发后，邹韬奋主编《抗战》，充分表现出不畏、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邹韬奋在生活书店倡导“生活精神”，并概括为“坚定、谦虚、公正、担任、刻苦、耐劳、服务精神、同志爱”。到抗日和平迸发时，生活书店在全国已有45处分店。抗打败利后，生活书店与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联合组成三联书店。
10月，上海北旧书局出版的民间故事《小猪八戒》一书，其中有伊斯兰教的内容，惹起信教回民聚众，向政府，并捣毁书店。经过交涉，北旧书局被查封。后经调解，由北旧书局登报道歉，并将《小猪八戒》存书销毁，同时廉价卖书10天，将10天所售货款的10％捐助东北难民救济会，遂告平息。
12月，上海《生活周刊》（邹韬奋主编）被当局以“言论、思想过激、毁谤”的罪名查封。
同年，国民政府内政部、侨务委员会共同公布《华侨发行旧事纸杂志请求登记办法》。内政部还公布“修正审查军用图书规则”。
2月，上海各书店收到上海市党部奉中宣部查禁25家书店的公文100个古代冷知识，触及28位作家的149种书籍。由开明书店领衔，有关书店联名请求“体恤商艰，从轻处置”。3月20日，上海市委会批复：“一、切实执行前令，严予禁毁，以绝流传者三十种；二、禁售者三十种；三、在剿匪严重时期内暂禁发售者三十种；四、需加删改方准发售者二十二种；五、准予暂缓执行查禁者三十七种。”
5月，地方宣传委员会在上海设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由方治、李松风、潘公展、吴醒亚、丁默邨、项发言7人组成。
6月，地方宣传委员会公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共14条。其中规定：“同在境内之书局、社团或著作人所出版之图书杂志，应于付印前根据本办法，将稿本呈送地方宣传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请求审查”；“凡未经准予免审之图书杂志，不将稿本请求审查者历史方面的经典书籍，应予以处分”；“送审之稿本，其内容有成绩者，或令饬按照审查意见删改，或将原件送地方宣传委员会核办”；“图书杂志出版后，如发现与审查稿本不符时，由本会转内政部予以处分”，等等。此后，民国二十六年(1937)、二十七年(1938)、二十九年(1940)、三十年(1941)、三十一年(1942)、三十二年(1943)、三十三年(1944)相继颁布管理出版的法规，越来越严厉压制。据《出版法规汇编》(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统计，民国十六年(1927)至三十八年(1949)颁布出版法和实施细则共26项，图书呈缴、审查法规共56项，旧事检查和取缔的法规24项。其中如二十二年(1933)政府教育部颁布《查禁普罗文艺密令》，宣称：“此辈普罗作家，能本无产阶级之情绪，运用新写实派之技术”，“怂恿无产阶级斗争，非难如今经济制度，攻击本党主义”，“怂恿力甚强，风险性甚大”，“其为祸之烈，不可言喻”，对普罗书刊，必须“紧密查扣，禁止流布”，“毋使漏网”，等等。与此同时，国民政府采取种种合法和非法手腕，查禁了大量书刊。据统计，从民国十八年(1929)至二十五年(1936)，查禁文艺书籍458种，其中包括普罗文艺书籍149种。二十三年(1934)，北平政府焚毁进步书刊1000多种。二十五年(1936)国民政府通令查禁文艺以外的社会科学书刊676种。据地方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三十年(1941)印发的《取缔书刊一览》，二十七年(1938)10月至三十年(1941)6月，查刊961种。
同年，中华书局出版易君左《闲话扬州》，惹起扬州市民公愤，向江苏省法院起诉，要求封闭中华书局。经调解，中华书局停售此书。同年，中华书局开始影印出版《古今图书集成》，共800册，两年内出齐。同时开始出版《四部备要》历史知识网络图，并在香港九龙建成印刷厂，印刷设备时称远东第一。
10月，地方红军到达陕北后，建立了陕甘宁边区，很快恢复了出版工作。地方印刷厂、八路军印刷所用石印设备出版书报。1938年延安成立解放社，并即出版方乃宣译《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和《法兰西内战》、《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次年，出版5卷本《斯大林全集》等。到1947年3月地方机关离开陕北止，解放区的出版发行机构有地方出版发行部、解放社历史方面的经典书籍、新华书店、大众读物社、青年知识社和抗大编译科、马列学院编译部等编译机构。图书多从苏联运来。如《联共(布)历史简要读本》1938年在苏联出版，1939年译成中文。陕甘宁边区出版发行的图书达300种左右，约百万册。晋察冀边区的出版事业也很活跃，除大量翻印陕甘宁边区的书报外，还油印或石印出版译著《鹰之歌》、《海燕》等。1940年开始有铅印，出版了《国家与》等马列图书。随着解放和平的成功和解放区的扩大，马列经典著作大量出版，一种书常有多种版本，如《党宣言》有7种版本，多为各地新华书店出版。
同年，地下党员在上海创办新知书店。由中国农村杂志社演化而成，掌管人为钱俊瑞、徐雪寒、华应申等。先后出版了许多进步书籍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抗打败利后与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联合组成三联书店。开始时实行发行门市合并而出版分开的方式，到全国解放时，出版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社会科学译著和本国文学作品。
同年，上海市教育局调查全市书店，计260家。其中资产在5000元以下者164家，5000元至1万元者29家，1万至5万元者28家，5万元至10万元者5家，10万元以上者34家。其中商务印书馆400万元，中华书局200万元，中国图书公司、世界书局各100万元，民智书局50万元，大东书局历史知识网络图、神州国光社各40万元，良友图书公司30万元，开明书店20万元，华通书局18万元，北旧书局15万元。
同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共有324个。同时公布推行简体字办法，规定凡小学、民众学校课本，儿童民众读物均应采用部颁简体字。同时公布促进注音双字推行办法，规定自民国二十五年（1934）1月起，儿童及民众读物一概采用注音汉字印刷。
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聘杨振声、雷震、顾树声、陈礼江、辛树帜为编委，杨振声为主任委员。
同年，中华书局出版大型辞书《辞海》。舒新城、沈颐、徐元诰、张相主编。这是继《辞源》当前中国古代兼具语文辞典和百科性辞典功能的大型综合性辞书。1957年修订，1972年再次修订，1980年出版单卷缩印本，1983年出版增补本，增补词目16000条。1984年编纂者汇集1936年版《辞海》的单字部分，编辑而成《中华小字典》作为古汉语字典，中华书局出版。
1月，解放社创立，是地方在延安创立的出版机构。地方机关刊物《解放》周刊、《抗日和平丛书》和马列丛书均用解放周刊社名义出版。从1938年1月起，地方党报委员会掌管编印的刊物和图书，用解放社名义出版。
同月，为加强党的宣传工作，由张闻天、秦邦宪、凯丰等组成地方党报委员会。担任领导新华社，编辑《解放》周刊，出版图书。廖承志任秘书长掌管日常工作。党报委员会设出版科和发行科。
3月，上海市党部命令上海书业公会，“对于新文学任何书刊一概停售”。同时，国民政府交通部邮政总局密令未设邮电检查所地方党政军机关实行临时检查邮电暂行办法。国民政府又下令禁售《新认识》、《读书生活》、《文季月刊》等12种刊物。
同月，日本总督府布告禁止一切文章运用汉文书写，全面禁止韩文书房和公学校的汉文教学，中文杂志出版在几乎绝迹。
7月7日，日军进攻卢沟桥驻军，抗日和平迸发。8月，日寇南侵，“八·一三”沪战继起。随着烽火的蔓延，全国出版事业的发展遭到了严重波折。出版业的规划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改变了战前集中在上海等地的情况。在整个抗日和平时期，国统区的出版事业处于流动分散形状，没有固定的中心。民国二十六年(1937)11月上海沦陷后，出版中心移至武汉。次年武汉沦陷后，重庆成为新的出版中心。与此同时，战前集中在北平、上海、南京、广州等城市的文明人士分散各地，随处开展活动。桂林和福建临时省会永安也一度成为东北和东南地区的出版中心。抗日爱国成为全国书刊出版的首要内容和宗旨。各种抗日宣传品种极多。抗战时期整个出版事业处于不波动形状。
同年，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屠戮30万平民的同时，有计划地进行“文献扫荡”，大肆虏掠中国图书。据统计，原地方研讨院、国学图书馆、国立地方博物院、中山文明教育馆等70多处被日军虏掠的中文藏书共达88万册左右。日本《赤旗报》1986年8月17日载文称，当时日本派出特工人员和兵士近700人，雇用劳工800多人，共动用卡车310辆次，花费月余工夫将这些图书劫运至日本。除南京外，从1930—1945年8月的15年内，中国各地公私文献典籍被劫往日本者共计23675种，合2742108册。
3月，国民政府规定，报纸杂志的原稿必须经地方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1941年改名图书杂志审查处)检查经过后，才能发排。7月21日，又发布并实施《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和《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9月3日，重庆的生活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历史知识网络图、开明书店、世界书局等21家书店联名要求取消此规定。邹韬奋、沈钧儒、黄炎培等多次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撤消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保障出版自在案”、“改善书刊检查办法加强抗战文明事业案”等，并获得经过，但国民政府不予理睬。据统计，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10月，共有渝版图书1155种、期刊201种被查禁。同年8月7日，《国讯》、《东方杂志》、《中先生》、《新中华》、《古代妇女》、《中苏文明》等16家杂志签名，于8月17日在重庆各报发表拒检联合声明，重庆联营书店联合54家书店也在各报发表声明，参加拒检。成都、昆明、西安、桂林、上海、北平等地的文明出版界通电呼应，提出自9月1日起拒绝将原稿送检。国民政府迫于情势，于9月22日宣布，自10月1日起撤消原稿检查制度。
7月，地方宣传委员会公布《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其中规定：“恶意抨击本党、诋毁政府、污蔑领袖与地方一切现行设备者”，“鼓吹偏激思想，强调阶级对立”者，“鼓吹在中国境内完成国民政府以外之任何伪组织，国民军以外之任何伪匪军”者，以及“为敌人及傀儡伪组织或汉奸宣传者”，都属于“言论”。
同年，出版家张静庐在上海杂志公司出版自传《在出版界二十年》。此书以自传体裁记叙作者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在出版界的经历，从17岁从事出版事业起，到创办上海杂志公司的过程。内容触及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出版界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商务、中华、开明等出版机构的出书情况，是研讨近代上海出版史的参考材料。张静庐另编有《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二编)、《中国古代出版史料》(甲编、乙编、丙编)等，都是近古代中国出版史研讨的必备材料。
同年，上海读书出版社出版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这部《资本论》全译本出版后历史方面的经典书籍，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民国三十六年(1947)2月修订再版时，读书出版社掌管人黄洛峰经过南京正风出版社掌管人陈汝言的活动，在地方机关报《地方日报》头版上刊登了《资本论》出版广告，称此书“是经济学不朽的宝典”，“是人类思想的光辉结晶”100个古代冷知识，惹起了高层政要的震怒，在社会上产生重要影响。这是近古代图书发行上的一次打破性活动。
3月，地方在延安发出了《关于建立发行部的告诉》，要求从地方到县委，都要设立发行部。经过筹备，6月，地方在延安建立了地方发行部(当年9月改为地方出版发行部)，李富春任部长，王林任副部长，与原地方党报委员会出版科、发行科合并，一致领导党的出版发行工作。地方印刷厂和延安新华书店总店由该部直接领导。它既是出版发行领导机构，又是一个出版发行工作部门，担负出版、印刷、发行的具体任务。1941年，该部改组为地方出版局100个古代冷知识，秦邦宪任局长。
9月，延安新华书店单独建制，由地方出版发行部直接领导，健全了机构，充实了人员，并沟通了与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根据地发行网点的联系。同时，党地方设法从上海、西安等地购买印刷器材，聘请技术工人，先后成立地方印刷厂和八路军印刷厂，陕甘宁边区印刷厂也逐渐扩大，大大加强了边区的印刷力量。据统计，从1937-1947年3月地方机关离开陕北为止，仅地方印刷厂印刷、由解放社和新华书店发行的书籍达300种左右。
同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共19条。其中规定：“各地书店及出版机关印行图书杂志，除自然科用科学之有关国防者，及各种教科书之应送教育部审查者外，均须一概送请所在地审查机关答应后方准发行；如所在地无审查机关，得径请地方或邻近地方之审查机关办理。纯粹学术著作不触及时势成绩及经济社会思想者，得不审原稿，但出版时须先送审查机关审核后方准发行”；“送审之图书杂志原稿其言论根本谬误者，中止印行；一部分谬误者，应遵照指示之点删改”；“凡审查机关不准发行及不遵照指示删改而私自出版者，一概予以查禁处分；其言论者并得依法处罚其编辑人印刷人与发行人”，等。
2月，延安《新中华报》举办全国报纸杂志展览会，在延安文明俱乐部开幕，展出国内各种报刊1000余种，并有简要引见。参观者达2万人。3月5日闭幕。
同年年底，太平洋和平迸发。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查封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兄弟图书公司历史方面的经典书籍、光明书局、良友图书公司，以及商务、中华等企业所属的印刷厂、仓库、支店共17个处所历史知识网络图，并将商务、中华等书局的数百万册书籍劫运到日本，摧毁了“孤岛”上海的出版业。
同年，政府公布《杂志送审须知》，共13条。其中规定：“业经审查之原稿，出版时不得更动，尤不应将未经审查之稿件排入；每期内容应与各该期送审时所填送之目录绝对相符，以便核对”；“原稿经审查后，如有指表示见，务须遵照详细修正或删削免登。其审查意见内注明再行送核字样者，并应经复核后方可付印”；“各杂志免登稿件，不能在出版时仍保留题名，并不能在编辑后记或编辑者言内加以任何解释与阐明；其被删改之处，不能注明上略、中略、下略等字样或其他任何足以表示已被删改之符号”，等。
同年，国民政府在重庆成立地方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公布《书店、印刷厂管理规则》。垄断教科书出版业务，由正中书局为首组织商务、中华、开明、世界、大东、交通等出版机构成立教科书联合发行处。
同年，上海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5家书店集资创办上海中国联合出版公司，实践上是承印和发售汪伪“国定”教科书的联营机构。业务经理由5家书店的上海发行所所长兼任。该公司还出版5家书店的书籍和《学术界》月刊(倪文宙主编)等。抗日和平成功后，由的中国文明服务社接收。
同月，重庆出版界、文明界集会要求言论出版自在，取消旧事、图书杂志及戏剧演出的审查制度。6月，重庆新出版业29家联名要求政府实行纸张平价供应，公开评定排印工价，恢复印刷品寄递办法和设立出版文明。
同月，第一部《全集》在抗日根据地河北阜平县西马兰村晋察冀日报社编辑出版，32开，精装一册，土纸。书脊上印有“晋察冀日报社编印”字样。首页印有黑白肖像，下书“中国人民领袖同志”。当年1月，地方处晋察冀分局决定出版《全集》，委托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邓拓掌管编选。所选除个别篇章外，大都是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的，其中包括同中外记者团在1944年6月间发表的说话，但出版工夫却未作相应改动，致使出现5月出版6月发表的文章这一景象。
7月，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密派少将间谍俞嘉庸到福建战时省会永安，会同福建中统、军统头子，派遣军警，包围东南出版社，以“周璧事情”为借口，先后逮捕著名国际成绩评论家、永安《国际时势研讨》主编羊枣(杨潮)和东南出版社发行人谌震、历任经理李达仁等，以及《报》副主编董秋芳以下计17人，省内其他地方被牵连逮捕、扣留的14人，共计31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永安大狱”。东南出版社开业。次年，羊枣死于杭州狱中。上海进步文明界纷纷提出。
8月，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三家设在重庆的门市部合并，一致人事班子，开始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招牌。抗日和平成功后，三家书店迁上海，分别出书，并设门市部。民国三十七年(1948)10月在香港正式合并，成立三联书店。同月，真理书店在长春成立，发行以中苏友协名义出版的领袖著作和其他进步书籍。
10月，行政长官公署正式在台北成立。公署内设处、局、所、委员会等机构40余个，其中管理出版或与出版相关的单位有宣传委员会、教育处、图书馆、编译馆和国语推行委员会。
12月，东方出版社在台北成立。游弥坚任总担任人兼总编辑，林呈禄任社长，是光复后的第一家出版社，次要出版言语教育及儿童读物。
1月，协商会议闭幕。该会议经过的《和平建国纲领》规定确保人民有言论出版的自在,，“现行法令有与以上准绳抵触者，应分别予以修正和废止之”，同时还规定，废除战时实行的旧事、出版、电影、戏剧、邮电等检查办法。
8月，省编译馆成立。该馆担任教材、文献及其他图书的编译与出版工作，同时担任教材等图书的审查工作。
同年，从本年起，上海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由舒新城等人编的《中华文库》，共100种。这是在抗打败利后国统区出版业日趋衰落的情况下难得出现的一项严重出版工程。
1月，晋冀鲁豫地方局宣传部公布《晋冀鲁豫一致出版条例》。3月，晋察冀地方局宣传部建立边区出版局。周扬兼局长，王子野任编辑部长，李长彬任出版发行部长兼新华书店经理，王钊任出版发行部副部长。4月，东北书店出版周立波长篇小说《暴风骤雨》。5月，出版《全集》精装本。6月，《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为地方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1949年8月，《人民日报》改为地方机关报。
1月，商务印书馆在台北开设分馆，赵叔诚任经理。这一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印《国民教育文库》第一集，98种。同时出版董作宾《殷墟文字甲编》、陈恭禄《中国史》、邓广铭《辛稼轩先生年谱》、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但丁《神曲》(王维克译)、莎士比亚《黎琊王》(孙大雨译)等。
4月，国民政府内政部下令查封《世界知识》、《国讯》、《时与文》等刊物历史方面的经典书籍。5月，《展望》周刊在上海创刊，先后由潘朗、王元化主编，经理尚丁。民国三十八年(1949)3月被查封。6月，上海当局查封《时代日报》。7月，南京《新民报》被当局勒令永远复刊。10月，上海利群书报联合发行所因经售香港出版的进步书刊被查封，9人被捕100个古代冷知识，牵连100多人。赵寿先在审问时跳楼，郑显芝、焦伯荣、严庚初、周宝训、吕飞巡、黄秉乾等6人于次日被杀害。
2月，地方宣传部成立出版委员会，一致领导全国出版发行工作。黄洛峰任主任委员，华应申、徐伯昕任副主任委员。2月10日，北平新华书店开业，设第一、第二两个门市部。3月15日，《人民日报》迁北平出版。4月，新华印刷厂在北平举行开工仪式。5月27日，华东新华书店迁上海。地方华东局兼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在上海创刊，恽逸群任总编辑。6月，上海新华书店开业。设第一、第二两个门市部。
2月，北平和平解放后，东北新华书店、华北新华书店接收了官办的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文明服务社及其所属的印刷厂。2月10日，北平新华书店的第一个门市部成立，即如今的王府井新华书店。
5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叶圣陶任主任委员，周建人、胡绳任副主任委员。7月，北平成立华北联合出版社，出版中小学教科书。由新华书店、三联书店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北旧书局等15家书店合营。新华书店、三联书店投资占26．4％，占73．6％。董事长史育才，经理薛迪畅。
6月，中国同盟机关报《光明日报》在北平创刊。社长章伯钧，总编辑胡愈之，总经理林仲易，秘书长萨空了。同月，《文汇报》在上海复刊，总编辑徐铸成。
7月，上海成立联合出版社，由62家公、书店合营。新华书店、三联书店投资占20．75％，占79．25％。董事长王益，经理万国钧。上海解放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官僚资本的文教单位进行接管，共计58个单位。其中出版单位书店、出版社20家，印刷厂8家，印刷器材厂1家。从业人员(包括旧事单位)共2314人。6月，上海512家书报摊创办人民书报供应社。经理钟德秋。
同月，地方发出“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9月，新华书店聘请胡愈之任总编辑，叶圣陶为副总编辑，筹备一致新华书店的出版工作。新华书店于1937年在延安创办当前，随着情势的发展，逐渐在根据地设立分店。解放和平时期，随着解放区的扩大，新华书店分支店逐渐增多。到1949年全国
解放前夕，全国已有分支店735个，许多随军书店也逐渐并入，基本构成了全国一致的出版发行零碎。据华东、华北、华中、东南、东北五大解放区的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至1949年9月，各地新华书店有印刷厂29处，职工8100多人，出版图书5291种，发行4474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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