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买的历史类书籍中华传统文化冷知识高考历史知识点归纳
在新年即将到来的日子里，新冠疫情再次席卷了全球。历史终将记住2020年，小小的病毒在不经意之间成为了检验人类文明的有效尺度：历经数百年的西方自由制度因无力控制疫情的肆虐而陷入了一场深刻的危机，而他们不时地予以指责和鞭挞的中国却显示出了制度的优势，发生在西方的这场远没有终结的治理危机自然引发了我们对于中西方不同文明及其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思考和阅读。
百年以前，晚清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时，曾经感叹中国将要迎来百年未有之变局，他们满怀忧虑地为我们这个长期积弱而灾难深重的民族开出了学习西方、寻求富强的药方。然而，在晚清以降渐次展开的现代化道路上还有着鲜为人知的故事：19世纪50年代，当英国人赫德频频上书清政府督促后者尽速推进西式技术、经济和改革之时，总理衙门的官员却告诉他:别看现在你们急于催促我们推行变革，数十年后你们将为我们的变革而感到恐慌……
一位法国知名历史学家套用了黑格尔和马克思有关历史将会不断重复自己的说法，宣称中国正在非洲重复着西方两百年前开始的殖义历史。世界体系论者沃伦斯坦断言，所谓“西方的奇迹”不过是始自十七世纪总体性危机之后的一个西方逐渐获得优势的经济周期，在此之前印度次和中华帝国一直占据着世界贸易的支配地位。然而，造成东西方文明在漫长的历史当中不断交替升降的原因却是多方面的，除去经济和贸易之外，还有由地理、、宗教和风俗结合在一起构成的文明形态的变迁。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德国哲人斯宾格勒只是从抽象的文化层面做出了“西方的没落”的论断，从当下的世界看，这种没落毋庸置疑地延伸到了制度和观念方面：自由主义的理念不仅使美国人对社会生活的积极组织机制————失去了兴趣，而且在西方人眼里，自由俨然成为一种高于生命本身的绝对价值，事情何以至此呢？相信对中西历史的阅读能够帮助我们寻找到答案。
编辑部特别邀请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推荐2020年度历史主题的“通识阅读”书单，以此纪念我们的2020年。
书单推荐以2020年的中文出版物为主（只有个别是2019年12月出版的），分为四大类，按出版时序排列：（1）主题推荐；（2）年度著作；（3）年度译作；（4）再版新读；再者，如去年一样，最后设有“年度国产电影”和“年度国产电视剧集”两个类别。
这本小书的真正价值或许不在其原始文本《过去之死》（1968），而在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为该书2004年重印本所写的导言。普勒姆（J.H.Plumb,1911-2001）让我想起顾颉刚（1893-1980），因为他们的史观大同小异，也就是最流行的现代史观，把“过去”与“历史”相对立，认为所谓“过去”都是层累造成的神话传说和道德教化，即“伪史”，因此现代职业史学的天职就是“杀死过去”：“既不能接受上一代历史学者对过去的阐述，更不能接受本国社会大众对过去的见解。”
一代又一代的“新史学”都坚信，“真正的过去或历史”只存在于最新的专业史学期刊中。但弗格森问道：“职业史学家们藐视对过去的一切记忆，只保留那些借由他们自己的研究得到印证，并在行内的权威期刊上发布出来的历史记忆，这是否明智呢？”在他看来，“过去之死”恰恰导致“历史之死”，因为职业史学“最终创造的不是一个新的，得到改进的过去，而是一个真空”！他说普勒姆比别人略高明之处就在他当时已隐隐担忧“职业史学家们很可能会把事情搞砸。仅仅一代人之后，普勒姆担心的既失去过去，也失去历史的社会噩梦便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幻象了”！
弗格森因此忍不住在其导言的一开始就大谈神经科学界最著名的病人H.M病例。H.M是一个27岁的聪明人，但有癫痫。一名脑外科医生为他做了脑组织切除手术，缓解了癫痫，但同时摧毁了他16岁以后的一切记忆，更糟糕的是根本摧毁了他的记忆能力，H.M以后什么都记不住了！弗格森说，好以“历史批判精神”自我标榜的现代职业史学就好比这个脑外科医生，病人则是整个社会，“要把握普勒姆这本小书的意向，只需要想象整个社会都已处于H.M的境遇当中就可以了”。
本书英文版于2015年出版，201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全书由作者同王赓武先生就世界史进行的对话构成，在晚近十年的“世界史热”中可谓独树一帜。
与坊间充斥的全球史著作的大而无当不同，王赓武紧紧围绕“陆地-海洋”历史冲突的框架阐述自己的文明史观，构建了以欧亚为中心的世界史叙事。在他看来，前现代的世界史在于处于欧亚中心的游牧民族同处于欧亚边缘的西欧和中国的互动，直到西欧成功突围，通过征服海洋消解了来自欧亚中心的压力，最终由英美形成对欧亚的围攻。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国家在与海洋国家的斗争中失败了”——“作为英美帝国体系需要攻克的最后一个陆地大国，中国的发展是想要超越的局限”。
王赓武认为，俄罗斯的失败说明，在陆地和海洋之间，“平衡两种形式的力量似乎是唯一的出路”，“而今世界上唯一一个还能够具备如此气魄的国家就是中国”。同时，他不忘指出，“中国在海上的力量一直受到其在陆地上的脆弱性的制约”，“美国则不受这样的制约”。
全书充满地缘学的睿见，令人耳目一新，足以说明“国际关系研究中出现的范式转移”。难能可贵的是，王赓武先生在五百年来世界史的大事因缘中充分肯定了儒家文明的历史韧性。
谈世界史，绕不开欧亚，更具体地说，绕不开沿着欧亚的边缘，三大延续而又显著的文明：在西亚、北非和南欧这些相邻地区率先发展起来的地中海文明，毗邻印度洋并向东延伸到南中国海的印度文明以及处于这一以东并波及太平洋边日本诸岛的中华文明。三大文明彼此之间不同的构造，直接塑造了世界近代历史的演进轨迹。印度文明与中华文明，因几千年来，一直缺乏海上对手与之抗衡，所以，其统治者往往立足于践行一种“自卫性”的权力运作模式，而几千年来地中海主要海权力量之间展开的一场场无情的争霸则孕育出了一种“进犯性”文化，这种文化产生了要将其他陆地与海洋全部纳入自己掌中的帝国。可以说，肇端于五百多年前的这场跨洋性扩展彻底改变了三大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当斗争从地中海扩展到大西洋，使那里成为第二个地中海。欧美控制了这个地中海值得买的历史类书籍，而这个地中海又逐渐控制了整个世界。直到今天，地中海文明仍旧继续为世界其他地区确立新的系统规范，整体上全球性仍是海洋性的。
序言开篇便呈现此等全球性框架，王赓武先生意在彰显海权主要是美国式的“攻守兼备”型海权之于全球霸权的重大意涵所在。英国之所以输给美国人，是因为缺乏作为纵深之地，纯粹的海上力量永远难以为继；而美国能够赢得冷战，也是通过将苏联牢牢限制在之上令其窒息。当历史得到适当诠释时，过去能对我们如何把握现状产生莫大的影响。既然与美国一样，中国亦为海陆两栖国家，且业已成功地在陆上实现了强势，既然中国是唯一可以提供且自身愿意提供另类选择的地方，提供一种可以与现时盛行全球的地中海海洋文明相抗衡的文明，那么他客观上就需要在海上也建立起自己在全球的一席之地。阅读这本微言大义的小书，感悟很多，这或许是最深彻之感悟。
晚近十年来，国内学界出现“世界史热”，刘小枫教授的《拥彗先驱：走向史学》一书可谓正当其时。作者提出的首要问题是：在新中国崛起的“世界历史的Kairos（关键时刻）”，如何重新认识中国文明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重新塑造中国的世界历史意识。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在于，我们自身的文明正置身于世界文明的危机之中值得买的历史类书籍，而我们自身对此危机却不见得有起码的清醒认识。
2017年春，刘小枫教授主持的“经典与解释”大型丛书开设了一个新的子系列“史学丛编”，《拥彗先驱》的副标题“走向史学”明显与这套丛书形成呼应。《拥彗先驱》由六篇独立的论文结集而成，看起来相互没有什么关联，但篇目安排又显得颇有深意，因为，首尾两篇的论题都涉及中国史学，涉及的历史时刻若对照起来看则意味深长，令人浮想联翩。全书中，《被斩首的人民身体》篇幅最长，所涉及的问题充分展现了作者所要“走向”的史学的纵深，却也难免让史学界感到不适。因为，“的王权论”或“国王观念的永恒性”一类论题，与当前史学界的习惯观念极为不协调。
《新史学、帝国兴衰与古典教育》篇幅不长，内容却很丰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堪称统摄全书的线索式问题：西方文明史如何既连贯又断裂？百年来，“西方”这一“充满历史断裂的文明概念”曾迷惑了几代中国学人，首倡“新史学”的梁任公未能意识到，具有“内在的连续性和一元性”的中国史书和经书正是中国史学界抵抗化的“全球史”的利器。尽管如此，在作者看来，梁任公提出看待世界历史需要有“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的洞见完全正确。
《拥彗先驱》让今天的史学研究者面临的难题是：基于化的“全球史”意识，我们还有可能习得“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吗？
李硕先生擅长战争史研究，他不辞辛劳，致力改写和修订捷连季耶夫的《征服中亚史》，而出版了《征服中亚战记》。该书不仅精简和重新编排了捷连季耶夫原著中琐碎繁杂的史料，使之清晰流畅，井井有条，更将原著中的第一人称视角转换为更加客观的旁观者视角，并辅以背景介绍和相关分析。其文笔优美流畅，并配有200多幅精美图片，十分适合初学者了解英俄大博弈的过程。倘若与霍普柯克《大博弈》一书对读，则尤添兴味。
自1830年代起，至1907年止，英俄两大世界性帝国之间发生了旷日持久的明争暗斗，范围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巴尔干半岛，从小亚细亚到东北亚，几乎贯穿了整个欧亚的横轴线世纪英俄“冷战”的升级版，且后者对于清王朝内政外交的深刻影响，并不亚于美苏冷战对于新中国的影响。英俄“冷战”的直接参与者、前印度总督乔治·寇松（George Curzon）在1892年时曾说道：“突厥斯坦、阿富汗、跨里海、波斯——对于许多人而言，这些名字都只透着一种十分遥远的感觉，或者是某种关于离奇沧桑和逝去浪漫的记忆。对我来说，我承认它们都是棋盘上的棋子，棋盘上正在进行一场统治世界的博弈。”他划定的这块儿区域正是英俄“冷战”的主要部分——中亚“大博弈”（the Great Game）。
“大博弈”直接导致了清代中国的边疆危机，其遗毒至今干扰新疆、的和平稳定。遗憾的是，除近代边疆史研究者外，它并没有得到今天广大国人的充分重视。201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英国历史作家霍普柯克的《大博弈》一书，多少填补了相关领域的部分空白。然而，来自方面的论述仍付阙如。事实上，早在1970年代，我国史学界就已经开始严肃对待19世纪在中亚的扩张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了。比如社科院近代史所自1976年起就陆续编写出版了四卷本的《沙俄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76、1978），同类作品还有《沙俄侵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沙俄侵华史简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76）、《沙皇侵略扩张史》（人民出版社，1979）等，都直接涵盖了方面在19世纪大博弈中的所作所为。自1990年代以来，沙俄侵略史虽然不再热门，但仍不乏佳作问世，例如吴筑星的《沙俄征服中亚史考叙》（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以及王治来、丁笃本等人的《中亚通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等。所有这些著作中，史料价值最高的当属捷连季耶夫的《征服中亚史》。作者是大博弈时期的对英强硬派，曾亲自参与了征服中亚的战争。该书不仅详细记录了他的亲身经历，更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对外政策和英俄关系，是研究近代中亚史必不可少的参考书目。
不过需要向读者强调，尽管李硕先生之于《征服中亚战记》居功至伟，但该书毕竟脱胎于《征服中亚史》。也许出于商业原因，出版方存在刻意淡化捷连季耶夫原著信息之嫌，读者倘若有意研究英俄中亚“冷战”史，仍应以捷连季耶夫原著为主。
1919年底至1920年初，在游历欧洲，目击巴黎和会，并亲历“西班牙大流感”（实则源于美洲）疫情之后，梁启超写下这样的词句：“社会恐怕是20世纪史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早在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就在其政论中用了“世纪”一词（如1903年的《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探讨一个新时代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形态。但恐怕要等到一战之后，他才对社会与二十世纪之间的关系，形成如此清晰的自觉判断。
一个世纪之后的2020年，汪晖的著作《世纪的诞生》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是作者计划撰写的“20世纪的中国”系列的第一部，而这个新的系列，是如同“思想的兴起”系列那样宏大的写作计划。作者指出，十九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其实并没有“十九世纪”这个观念，一直要等到世纪之交，在东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甚嚣尘上的历史情境中，他们才开始用“世纪”（而非王朝纪年、黄帝纪年或孔子纪年）来指称正在开始的新时代；因而，他们是在意识到了“二十世纪”的存在的时候，通过追溯它的前史，才将上一个时代命名为“十九世纪”。从这种对于新时势的自觉之中，逐渐生长出一种新的形态，以及一种新的主体性。
《世纪的诞生》要思考的“二十世纪”，并不是百年时间的自然绵延，而是与剧烈的社会相关联的“短二十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界定的“短二十世纪”始于一战爆发，终于苏联解体，苏联的兴衰是其“短二十世纪”论述的隐秘线索。不过，霍布斯鲍姆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仍未摆脱“欧洲中心”的色彩，在其框架之中，中国的位置是模糊不清的；作者在新自由主义的高峰时期回溯历史，其论述不可避免地带上某种灰暗阴郁的色调。相比之下，《世纪的诞生》突破“欧洲中心”视野，从更为广阔的全球视野展开思考，尤其是将中国的历史经验置于关键的位置，重构“短二十世纪”的历史叙事，并从业已终结的世纪内部寻找探索未来的动力。相比于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汪晖《世纪的诞生》更具有面向未来的意义。
2020年震撼全球的新冠疫情所带来的连锁反应，让各国敏感的思想者意识到，时势已经发生深刻变化。21世纪看来并不是对19世纪的回归和重复，而是在20世纪的探索基础之上展开其可能性。《世纪的诞生》在这一时刻诞生，它并不是唱给者的还乡曲，而是激励探索者和创造者的纪念碑，值得所有关心世界与中国未来秩序走向的思想者认真阅读。
本书叙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赣南闽西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历程，分析了黄麻起义、湖南农动、东北解放战争初期的历史过程与成败得失，对于理解中国党领导的运动极有启示。本书材料丰富、叙述流畅，极具史家见识。
在1929年指出：“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政权以至于建立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本书通过具体的案例，告诉某种程度上已经对20世纪中国甚感隔膜的人们，何谓工农武装割据、何谓人民战争、何谓群众路线、何谓政权建设。读完本书，可以对中国党领导的新主义有一个较为完整而生动的认识，可以认识到中国党与近代中国其他团体的本质区别是什么。这不但对于建立正确的历史观意义重大，而且值得以为业者仔细研读，提高见识与判断力。
艺术史是现代西方史学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这一建制的某种核心推动力；及至今日，艺术史（乃至所谓“世界艺术史”）已成为西方通行人文教育的重要部分。19世纪英国大文人罗斯金的名言是：欲了解一民族之文明，行动之书、言辞之书、艺术之书，三者缺一不可。如果比较古代史家的作品，罗斯金此言当然完全是现代的新观念。这一新观念一般认为根源于“文艺复兴运动”，其后则与德语地区如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等等一系列推重与研究息息相关；德语的学家布克哈特堪称“艺术史”的奠基者，其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奠定现代西方史家对于文艺复兴的正统解释，此书第一篇即名为“作为一种艺术工作的国家”，换言之，“艺术”、“艺术史”地位之高涨，实与现代西方国家与文明的自我认识密切相连。
中国艺术史研究，在国内人文教育的地位则有些尴尬，这恐怕是因为其背后的文明史意识尚不够明确。但无论如何，青铜器考古、艺术考古等等在中国文明史研究中已成显学。再者，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等早已产生广泛影响；近期以来，巫鸿先生的《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等研究也深入到通常的历史研究领域。2020年这部新出版的《第一堂课》，对于从事大学人文教育的教师来说，尤具参考价值，这部书汇集了作者所授的24门课程的第一堂课讲稿，如作者在前言中说的——
哈佛和芝大的美术史课程都分为三个档次。最基本的一级是为本科生专门设计的“核心课程”，目的在于为“有教育的年轻人”提供基本知识修养。中间一级是本科生和研究生均可遴选的课程，专业程度因而随之增强。最高一级是给研究生—主要是博士生—开设的小型讨论课，这种课程强调不间断的互动以及学生的独立研究。本书所收的讲稿三种课程都包括，根据内容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包括的课程着重于美术史的历史演进和观察方法，下编中的课程较有专题性，强调的是观察美术史的视点。
由此而言，最基本一级的“核心课程”特别值得关注，即“上编”（概论·方法）的第一篇“早期中国美术通论”和第二篇“后期中国美术通论”、“下编”（主题·视角）的开头三篇：全球艺术中的“纪念碑”、中国古代艺术与祖先崇拜、艺术史上的秦始皇。——这是五门给芝大的初年级本科生开的“核心课程”。另外，上编的第七篇“作为通识课的中国书画”则是中级课程的开场第一堂课，也与基本的“核心课程”有关。概而言之，通过这部书可了解到中国艺术史在（美国）大学人文教育是如何开展的，这对于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建设实有较高的借鉴意义。
主标题中“说美国”字样，读者打眼一看会以为是一部漫谈式的随笔集。但细心的读者很快会发现，该书实在称得上一部有着缜密思路和深邃洞见的研究著作。作为一位在历史学和社会学两大领域均有深刻学术造诣的学问大家，许先生能够在历史纵深与当下经验、宏观架构与微观细节之间从容切换，在中国与西方两种文明史视野之间彼此对观。旅美六十年，许先生不仅精研专业学问，而且不失时机观察和审视美国人和美国社会，他亲眼目睹了一个新的工业文明从兴盛到危机最终走向衰败的历程：贫富分化、城乡区隔、族群冲突、阶层固化、民粹、信仰失落、社会离散、物欲横流……许先生在揭示如上病症的同时，更致力于分析个中病理，同时探索可能的救治良方。毕竟，这些病症并非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现代文明所独有。
对中文读者来说，以美利坚国家为核心载体的西方文明的兴衰浮沉，无疑是我们不断审视新世纪中国乃至中华文明前途命运不可或缺的“镜鉴”，这也许正是该书副标题“一个不断变化的现代西方文明”的核心旨趣所在。2020，中国智识人能否平心静气地审视美国？我们的德性和智性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好在《许倬云说美国》为我们提供了相关方面的典型示范。
未来将证明，这会是一本时间越久，价值越大的文集。可能正是因为疫情的原因，社交媒体已经全面入侵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看似已经能够足不出户而放眼全球，但所有的“看见”都受制于流量逻辑及其背后的算法体系。你能看见什么，你以为你在自由选择——然而，无论看见或看不见的手，都是手，极化以及公共场域的各种碎片化，皆由此而起。未来，我们如何讲述对2020年的记忆，微博热搜、直播带货、网红短视频……眼下一切占据流量的一定是速朽的，而磊杰教授所组织起的这本书，却将显示出它的生命力，每一篇文章，每一种记录，每一个在场，合并在一起，让我们得以记得起这个即将翻篇的2020年。
2020年的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激活了原有的种种空间边界，使人与人在物理上疏离乃至隔离；但信息全球化并未停滞，甚至进一步加速。在全球各国陆续进入隔离状态的时候，一种共时性体验，变得无比强烈。然而，面对共同的病毒威胁，即便有最早的中国经验作为参照，不同的社会仍然产生了差异极大的主观认知模式和应对措施。在疫情期间滞留海外的旅行者，对此具有深刻的体验。他们先为中国国内的疫情而焦虑，而当疫情降临到他们所在的国家与城市的时候，他们是带着中国应对疫情的经验和标准，去观察当地社会的抗疫实践，差异变得极为直观；突发的例外状态，更让他们看到了不同社会日常秩序之下隐藏的那些底色，这带来巨大的冲击甚至震撼。所有敏感的心灵，都在2020年经历了某些改变。
如果没有一本书及时把这些鲜活的经验固定下来，我们可能就只能在回忆录里看到被后一个时代的记忆法则重新塑造的版本了。幸运的是，有一群人采取了果断的行动，他们在疫情期间写下了日记，并在2020年集结成书。他们是跨越国界的旅行者，而且有着极其敏感的心灵和细腻的笔触。在若干年之后，当有人准备书写全球新冠疫情期间的思想史和心态史的时候，这本书会是绕不过去的一手史料。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这本书是一个推进与自我对话的中介：阅读他们的日记，会帮助你自己在脑海中整理那些心潮起伏的日日夜夜，并对人类的共情能力获得更为直观的认识。
如果说赵汀阳的《天系》一书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它意在通过“重思中国”、激活传统以建构一种中国版的世界观，让“关于中国的思想发展成为关于世界的思想”，来最终解决“世界仍然是一个非世界”之问题，那么王柯这部《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则更多着眼于“天下”在历史中国的流变与实践。前者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新天下主义”之于未来中国乃至世界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侧重于“论”，而后者则更多聚焦于“天下主义”对于传统中国的影响与塑造，侧重于“史”。“史”“论”结合，两部著作接力阅读，或许可望最大限度地理解“天下”——这一中国古典思想的最佳代表——之于古今的宏大意涵。
此书强调：传统中国的“帝国建构”与“国家建构”其实并行不悖。在“多重型天制”模式中，中华王朝尽管对“中国”以外民族集团采取的政策皆以“羁縻”为主，但对进入“中国”内部的异族，则会制造各种条件，开始“夷狄华夏化”过程；前者造就了彼时天下秩序的稳定，但却为国家时代的边疆危机埋下伏笔；后者当时遭遇强烈抵抗，然却为后续民族国家之巩固奠定坚实基础。再者，辽、元、清之类的所谓“征服王朝”所以会建立“多元型帝国构造”或“多元型天制”，乃是出于一种复杂的需要。“多元型天制”造就的广土众民，可谓清帝国“留下”的最大一笔遗产，然这也同时意味着，这笔遗产并非坐享之福那么简单；承继这笔遗产高考历史知识点归纳，就必须迎接一系列的严峻挑战。
美国政府官员斯金纳（Kiron Skinner）把中国称为美国第一次面临的“非白人的强大竞争对手”，引起轩然大波。她担任主任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曾经在上个世纪的“冷战”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一著名机构的第一任主任正是号称“遏制之父”的凯南。希尔的《乔治·凯南与美国东亚政策》描绘了凯南在“冷战”初期扮演的关键角色，具体呈现出凯南对东亚的战略思考及其思想遗产的历史影响。
希尔长期在中央情报局任职，后来转入学术界，在写作本书期间，他多次同凯南进行通信。在他笔下，中国人曾经熟悉的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杜勒斯等人跃然纸上，让我们身临其境地了解凯南如何构思大战略以及如何对中国内战和朝鲜战争发挥重要影响——凯南几乎是唯一一位强烈反对美军跨越“三八线”的人。尽管凯南没有足够重视中国的工业-军事潜力，但他的战略洞见仍然对理解当今的“新冷战”格局不可或缺。近来，“政策规划办公室”推出正文长达50页的《中国挑战的要素》（The Elements of the China Challenge），听起来犹如凯南化名“X”发表的著名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1947)——西方媒体称其为“凯南式的报告”。
对于有志于深思何谓“冷战思维”以及美国将如何遏制中国的读者，希尔这本书提供了难得的历史见证。
“大战”和“欧战”分别是西方史学家乃至五四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习惯性称谓，然而徐国琦的《亚洲与一战：一部共有的历史》深入揭示了包括中国、日本、印度、越南在内，除朝鲜之外几乎所有亚洲国家各自怀着不同的目的和方式参加了这场形塑了20世纪的战争的历史事实。作者通过国家档案、外交文书和个人的回忆录等等史料和既有的研究著作重构了为亚洲人民所拥有的一幅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义、争取各民族自觉和独立的广阔历史画卷，并且探讨了一战之后在日本、中国、印度和朝鲜等亚洲国家精英和知识分子群体中之所以会形成一种被称之为“亚细亚主义”的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潮流的原因，同时指出它曾经被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用作殖义意识形态，给全体亚洲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痛苦和灾难。
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叙述摆脱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观念，使“欧战”真正成为了一场波及东西方、并对东西方国家、在东西方国家彼此之间造成深刻互动和影响的世界性战争。
序言里，博丹指出读史的好处：可以鉴往知来，帮人取舍，可以臧否人物，约束君主，可以给人愉悦，治病解忧。
第一至四章，博丹给出读史的架构。历史有三种，关乎人、自然和神。读史应始于人史，研读顺序应由统到分，由大略到细节，并与地理学相结合。人的活动包含思、言、行。对人的规范涉及修身、齐家、治国。治国需结合强制和说服：命令和裁定涉及强制，廷议和祭祀涉及说服。他提到治国虽然需要祭祀，但宗教本身，即心灵直面上帝，不在治国范围之内。此种宗教人士，最好离群索居，走得越远越好。
第四至六章，博丹指出史家的德性、学识、经验和立场各不相同，不可轻信。他进而指出避免轻信的办法是要对民族和国家有所认识。民族的身体发肤值得买的历史类书籍、德性情欲、心智技艺、疾病寿命，安宁，都受到地理方位、天体运行等自然环境的影响。同一权力控制之下，便是一个国家。国家主权涉及五种功能：创设职官、存废法律、宣战媾和、终极裁定、奖惩豁免。主权不可分割，混合制的说法不对。观察诸如希腊人、罗马人、日耳曼人的国家，可知国家主权或在一人，或在少数人，或在多数人。建国或靠武力，或靠正义。由此分出武力的僭主制、寡头制、暴民制和正义的王制、贵族制、制。外部和内部力量都可导致国家变化。这种变化合乎数理。遍览古今四方各个国家的变迁，可知一人统治最优。
第七至九章，博丹探讨用来整理史事的纪年系统。他认为日耳曼人坚持的“四帝国”等学说与史实不符。他主张一个可以排列各民族出现顺序的普遍纪年系统里。他在第十章里值得买的历史类书籍，对史家做了分类排序。
《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写于法国王室黯弱，教派纷争的艰困之世。我们可以从第三章读出博丹对新教的态度，从第七章读出博丹对日耳曼人的态度。读此书，我们可以注意感觉与史学建构之间的关系，还可以领略16世纪的伪科学，尤其是在第五章。
从世界近代史的范围来看，土耳其（包括其前身奥斯曼帝国）与晚清以来的中国有着相似的命运，都面临着内部制度难以应付时代变局，外部受到列强的冲击与侵略。因此，了解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的历史，不但有助于丰富人们的世界视野，而且有助于给思考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提供一个比较的框架。
本书以史为主，兼及对社会经济变迁的分析，扼要的概述了现代土耳其的历史。特别是其中对于凯末尔主义及其遗产有着比较精当的分析。
蒂利亚德的这部书出版于1943年，早已是英国文艺复兴研究的经典之作，因为它代表了一种相当老派的看法，即认为伊丽莎白时代只是中世纪的延续，教建立的秩序当时依然有强大的支配力，马基雅维利的新科学和哥白尼的新天文学并未摧毁旧秩序的高贵。蒂利亚德的看法如今是众矢之的，剑桥学派的学术话语近乎垄断了对伊丽莎白时代的解释权，替代了蒂利亚德的解释。伊丽莎白时代如今被冠之以“早期现代”，以反君权为标志的共和主义是时代潮流，上帝和君主岌岌可危。两相对照，方会觉得蒂利亚德强调秩序和等级不是迂腐，不是为官方意识形态辩护，而是为了更好地安顿人在世上的位置。二十世纪见证了旧秩序的崩解，却没有建立起新秩序，读蒂利亚德会让我们反思，学术研究难道只是制造废墟吗？
这部比较古典学或比较文学研究作品，试图对中国和古希腊早期经典文本进行修辞学解读，揭示其中的哲学经验。在这个意义上，这也是一部对“哲学”之思想性发端进行语境式审辨的精彩读物。
从问题意识的角度说，《海妖与圣人》的亮眼之处，在于抓住了中西文明比较必须首先处理的核心范畴，即文明的承载者——“圣人-哲人”。在埃里克·沃格林的启发下，该书试图揭示中国圣人与希腊哲人在“参与性”或“意向性”的思维过程中达至“智慧”的同中有异的体验。在理智性意识走向过度的“意向性”思维的大环境下，哲人和圣人都试图恢复意识的“参与性”维度，即个体与整全尚未、彼此圆融为一的维度。
有意思的是，通过援引《奥德赛》中的海妖塞壬形象，西方文明中过犹不及的求知爱欲的危险性得到了凸显；而中国道家对爱欲进行节制的智慧之道，也随之得到了更具现实意义的强调。
对于中西方文明之哲学开端感兴趣的读者，对荷马、柏拉图、《诗经》、《老子》和《庄子》中蕴含的智慧抱有温情和敬意的学者，或可从该书中获得一定的启发。
赫勒（1929-2019）是布达佩斯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知名的匈牙利。这位强悍的女学者于2002年出其不意地出版了这部研究莎士比亚的著作，展现了她非凡的阅读天赋和敏锐度。赫勒在书中试图探讨莎士比亚的历史哲学、哲学和人格哲学，但她承认，莎剧中的哲学思考都有具体的情景，由特定的角色来表达，因此她的探讨并没有沦为某种理论的“建构”或“应用”，而是通过敏锐地捕捉文本细节来阐明莎剧中某些关键的议题，比如两种自然正当的冲突、私生子问题、自然身份与身份的差异、异乡人问题、等等。书中贯穿着莎士比亚与马基雅维利的对照，带有鲜明的哲学色彩，同时又有对人物心理和性格的深切体会，不学究，不晦涩，不空洞，不摆弄参考文献，富有思想的明晰和对人物的共情，让我们感到“莎士比亚曾是并将永远是我们的同代人”，读莎士比亚有助于认识我们自己。
美事学家荷马李短暂却璀璨的一生只留下两本小书：《无知之勇：日美必战论》（1909）于110年后的2019年有了中译本，《撒克逊时代》中译本也于次年（2020）面世。“无知之勇”这个书名曾有学者意译为“有勇无谋”，并不贴切中华传统文化冷知识，因为这个书名是在说中华传统文化冷知识，美人的勇敢建立在现代娇惯之上，而非建立在对环境险恶的洞悉及承受之上——这本是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提出过的古代道理。博通经典的荷马李在《中国还能战斗吗？》一文（收入《撒克逊时代》中译本）中似乎有意拿中人与美人对比：“中国人天生是当兵的料，任何国家的人都比不了。中国人耐力惊人高考历史知识点归纳，吃苦耐劳，从不抱怨生活艰苦，因为他们知道生活必然艰苦。”
《撒克逊时代》把矛头从美人转向英人。由于当时的英国是世界帝国，故这本书实际上涉及全球军事大势，而其立论根基仍是古代式的有知之勇，即作者所谓尚武精神。作者在开篇说，“如果英国家在军事征服的末期预先采取措施以保留撒克逊人纯粹的尚武精神，使人们远离商业霸权的汗水和虚伪，就不会存在我们将要在本书中思考的那些危险”。而在第一卷（全书共两卷）结尾，作者更是明言，“我们在现代没有找到一个例子能证明，在实体的生成或灭亡的过程中，其基本原则与古代的实体有所不同”。
看起来，风华正茂的荷马李实在是个老古董，竟然把古代道理作用恒定的标准。但荷马李完全知道，无知之勇产生的土壤，即“商业霸权的汗水和虚伪”，已成我们时代最大的现实。即便心怡古代道理，荷马李仍然非常关切的现代性：“现代文明使人类进步和体制的霸权都离不开自然资源”，自然资源争夺战让“君王的愤怒和大臣们的计谋”都黯然远去。为此，荷马李展开对全球军事大势极度务实的分析。全书第一卷讨论大英帝国与全球各大体的关系，第二卷讨论全书开篇设定的目标，即审视撒克逊民族在末日来临前军事复兴的可能性。
一百多年过去了，美国已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而且美国对世界的影响已远胜当年英国对世界的影响。曾经羸弱的中国也成长为一个大国。但未必发生实质变化的是英美民族的无知之勇，以及某些东方人对这种无知之勇的无谓倾慕。
在今天，要想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必须对中国古代的制度与实践有着比较完整而全面的认识，尤其是要摒除那种近代以来根据近代西方对中国的想象而形成的全盘否定中国古代的观点。而要想认识中国古代的制度与实践，窃以为从汉代入手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式。汉代一方面继承了秦代的皇帝制度、基本官制与郡县模式，另一方面根据秦速亡的教训，在文化、基层治理、铨选制度等方面做了不少的创新，形成了比较稳固的、适合中国广土众民、地域差别极大的制度，对后世王朝影响极大。
本书详尽梳理、考证、分析了汉代的地方行政制度，涉及各种官职的基本职能、地方治理与地方监督的基本原则、地方行政制度的优点与缺陷等问题，堪称理解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代表作。
本书文风平实、逻辑清晰，多年前曾经有过版，但似乎早已缺货许久。如今再版，不但嘉惠史学界，更可启发学、社会学领域的人士进一步认识中国的治理传统。
这是一位记者撰写的美国文化内战史。作者小尤金·约瑟夫·迪昂是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乔治敦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作为50后一代人，作者见证了书中所描绘的始于1960年代的美国五十年文化内战。他本人出生在一个共和党保守派家庭，以选举、民调、媒体和宗教为研究主业，但他的朋友圈子却并不狭隘，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左右之争，既有保守派、也有自由派，既有社会主义者、也有资本主义者，既有共和党、也有党，他们的意见得到了这本书的充分尊重和重视，使之成为一部公允之作。
这本书处理的是困扰美国学界多年的一个难题。二战后，美国的投票率一直徘徊在50-60%左右，这让美国人很没面子，引发了诸多解释。比如颇具阿Q精神的“睡狗理论”，就说这是因为大部分美国人对政府已经很满意了，大家觉得投不投票都无所谓。当然，更多的是忧虑，Robert D. Putnam就强调这证明了美国共和主义的衰落，公民们越来越喜欢自娱自乐，公共生活退化，人们不想浪费时间和精力走去投票站；美国新左派认为选举已经蜕变为金权，成了富人的游戏，这种游戏当然不招大众待见，所以应该超越选举，提倡一种积极的“参与式”；更为实证的看法是：低投票率的原因在于贫富分化几十年来持续拉大，美国已经成了两个分歧严重的世界——除了种族肤色上的黑白，还有社会阶级上的贫富都在撕裂着美国。
作者从意识形态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从1960年代文化内战开始，美国就患上了严重的意识形态病，党、共和党两大政党都成了中产阶级上层利益的传声筒，他们在选举过程中制造大量意识形态化的虚假选择，将美国变得非常两极化。负面竞选成了常态，普通选民成了两极化的看客，于是社会大众对政府的信心每况愈下，越来越不信任选举能真正解决问题，对的疏离感也愈加强烈。简言之，本书的副标题与书名之间是因果关系：过程在美国已经名存实亡，这才是美国人之所以憎恨的原因所在。这无疑是个会激起轩然大波的说法，美国过得已经死了吗？美国人真的恨吗？——本书中译本曾在2011年出版。在这个风云多变的庚子年、美国大选年之际，此译本再版，相信更值得中文读书界阅读并深思。
陈可辛是香港导演，似乎正是这个略带局外人的身份，使得他对于近四十年中国的巨大变化产生莫大兴趣，并且具有一种宏大且纵深的视野和历史感觉，这恐怕恰是很多导演所缺乏的东西。陈可辛1996年的名作《甜蜜蜜》就颇具历史沧桑感；2013年的《中国合伙人》，通过英语教学机构“新东方”这一种独特视角呈现一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故事。今年的《夺冠》则是中国女排这个题材，实质上这并非简单的所谓“体育运动片”，而是陈可辛一贯最感兴趣的中国历史巨变故事。这一次，他试图呈现一个改革开放以来最具标志性的体育运动队的起起落落，以此来折射整个时代精神风貌的变迁。
《夺冠》的编剧张冀，给这部电影提供了良好基础，尤其是两个人物贯穿整个三段式的结构。八十年代漳州训练馆的昏黄灯光，斑驳朴素；新世纪的北京奥运会，灯火辉煌；2016年拉美格调的西式廊院，夜景迷离而高远；这三个段落的色调似乎连续却也隐含着区隔和断裂。八十年代诚然是激动人心的段落，这个年代为中国队打造铸就“冠军基因”；但这部电影最有意味也最难把握的，是最后2016年的段落。它提出的问题或许是：没有了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冠军基因”怎么样才能重新激发出来？国内通常说的那句套话：“敢于胜利、勇于胜利”，在这部电影的最后段落得到了某种模糊表达，也许很多观众对于这部电影的不满足也在于此，因为我们确实需要反躬自问：在热衷于物质、消费高考历史知识点归纳、个性值得买的历史类书籍、小确幸的当今“小时代”，那个长期以来潜藏于国人身心深处的“冠军基因”该何去何从呢？
电影开场不久，有一个半分钟的男主在羊圈里抓母羊的镜头。这个镜头饱满又平常，在满天满地的藏区象征世界里，万玛才旦以罕见的日常能力把电影带离了习惯性象征界，《气球》也因此可以出入所有世界。生殖是日常，出家是日常，女性主义源于日常，生命转世也源于日常，日常和日常会冲突，就像气球会飞走，但万玛不让冲突图穷匕见，生活有它自己的创口和创口贴，这样的哀而不伤，万玛做得最好。而我特别喜欢这部电影的是，男主的力气。很多年了，姜文一直是银幕上最有力气的男人，但看过金巴抓羊，姜文一定就默默吃羊了。
《清平乐》有文化追求，有抱负。当然，它的文化追求实现得不太好，我总觉得跟演员大有关系：中年男演员演官场人物演得特好，世故深沉，人鬼莫辨，一点真心忽闪忽闪的，还挺动人；但北宋那些文化昆仑，千百年来令中国读书人追慕的范、欧、富、韩、三苏、司马一出场，我就出戏了。
《清平乐》有文化，比如讲宋仁宗之善于“持中”。电视剧在表现宋仁宗处理刘太后以衮服谒庙的事件时，虽与史实有一定出入，但我认为电视剧对于当时形势人心的推测很有见地，生动表现了仁宗的心术和智慧：皇帝一方面把握原则，一方面准确判断形势、体察人心，做出合情合理的变通。只有这样，才能把原则和规范真正落实到现实中去。这也正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就论述的“礼治”的精髓要义。《清平乐》也很有抱负。宋仁宗以仁民爱物之心，行包容之实，平衡各种力量，努力维持安定局面，这个形象有一定的现实民心基础。《清平乐》中的宋仁宗其实有经过启蒙的主体性，尊重个性，热爱自由，却跟他身为君父的责任和理性发生了很大冲突，他的感情家庭悲剧都是这么发生的。我们这个以家国为本位、以最聪明善良能干的父权家长为人格理想的文化传统，怎么和大行其道的个人主义文化相配适，这也是这部剧想说的吧。
历史剧的借古喻今、古今合流，源自于中国文化的历史意识，也强化了那种过去-现在-未来是一大不可分割的贯通的整体的历史意识，这是我们在生活中很真实的历史感觉和生活感觉，是中国所以为中国的一大粘合剂，人心的粘合剂，使中国历经巨变、、断裂而仍然是中国，是那个“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中国。
在这个不以庸俗为耻甚至甘于平庸乃至于堕落的时代，这部剧却呈现出一种舍生取义的情感，让人尤其感动。
这部剧其实有两个先天不利的条件。其一是原著小说非常暗黑——似乎现在许多读者爱读这种黑暗小说；而在网络口碑上，有些人也宣传这部剧具有“美剧的质感”，似乎撩动了太平而庸俗的时代里对黑暗的想象。但是，这部剧呈现出一种与我们通常看的美剧截然不同的品质：人性不仅仅是自利的、黑暗的，舍生取义的崇高也内在于人性之中。
另一个不利条件在于，以谋杀与缺陷为主题的剧，很容易因为主题的缘故而迷失于激愤、无助乃至于放肆，去年广为流行的美国电影《小丑》便是流于放肆而不可自拔的典型。但是，《沉默的》却提供了高贵的解决方案：“壮年志慷慨，结交慕英雄”，以几个慷慨热血的平凡人的英雄之路，还原了本来应该具有的“正义”底色。
我们不妨与前几年另一部热剧《琅琊榜》相比。后者是一种规范秩序的整体努力，而《沉默的》只是一个片段，但却更具“真实性”。
因为琅琊榜中正义的实现取决于“靖王”王者本身的品质和梅长苏卓越的胸怀和智慧，虽然并非不可能，但两种情形同时具备太过罕见。而《沉默的》中令正义得以实现的角色，则是更为常见的护卫秩序的人，我们常常称这些人为国之栋梁。他们每一个人都不显赫，但是，他们不激愤也不沉沦，而是以其勇气和智慧，努力在既有的和法律框架之内，实现正义。
这是一种保守却更可具有持续性的正义努力。正义在《沉默的》中最重要的意味是什么？剧中案情的核心是女高中生受辱的事件，支教的青年教师侯贵平为了伸张正义却得到冤死的结局。为什么以学生和老师的案件作为核心？我不知道这是偶然还是一种刻意选择，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当年的老师不选择保护学生，他就因正义的匮乏而丧失了教师的资格；而如果这样的教师的冤屈不能得到伸张，谁还想做一个正义的教师？在任何一种秩序中，倘若没有教育起到的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正义作为一种理念如何能够为人心所信呢？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剧似乎是一位优秀的教师。
如果描述中层人物或小规模战斗，例如谢晋元、四行仓库等，可以虚构的空间就大多了。如果只是为了凸出大时代中的平凡小人物，那么只要历史背景没有大错，怎么编造都可以。正因如此，以凸显小人物为主题的人文主义历史剧、战争剧才会才会在近年层出不穷，它们确实大多胡编乱造，其真实性不比抗日神剧高多少。
不过也有例外，电视剧《战火熔炉》就是典范。正如老战斗英雄白师范所说：“部队是个炉子，你这浑身上下一百多斤，甭管是什么废铜烂铁，进去滚一圈，再出来，那就得是块钢！”主人公赵和原为新一军的坦克排长，抗战时在印度接受过全套美式训练，对美军有种天然的崇拜感，一开始不相信装备低劣的志愿军能够打败武装到牙齿的美军。但在战斗中他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解放战士高考历史知识点归纳，懂得了为何而战。
解放战士的故事设定并不新鲜，比如2012年的电视剧《战火兵魂》就专门描写解放战士的成长历程，其主人公于成山同样出身于新一军，同样接受过全套美式训练。但《战火熔炉》有其独特之处：它的选材模仿了美剧《兄弟连》，其战斗场景则像是著名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使命召唤》（COD）：二营四连的一次次战斗就像是游戏通过一层层关卡的惊险历程。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电视剧不仅展现了连队党支部和指导思想对我军的巨大作用，更直白地描绘了帝国主义及其走卒在平壤的血腥。
女主人公雨三湾看到平壤街头一具具尸体时，发自内心地说：“这就是我们必须来这里的理由！”“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但其意义绝不仅限于保家卫国，更在于殖民地解放运动和国际无产阶级道义。不管1980年代以后朝鲜南北双方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但在当时，相较于南朝鲜的李承晚匪帮，朝鲜主义人民共和国无疑代表了和进步的力量。
诚然，这类电视剧不可避免地会有明显的戏说分成。比如男主人公赵和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能熟练操纵美式潘兴坦克、懂通讯技术，更非常了解美军的作战风格，能第一时间准确地判断出敌军的行动目标，甚至了解麦克阿瑟、李奇微的战略思想；而女主人公雨三湾则能熟练使用韩语，是一名极为出色的狙击手和战术专家。这样的人物在志愿军里都是宝贝，应该成为志司参谋，不可能放到一线去当普通士兵。但这绝不是该剧的败笔，事实上，电视剧正是通过他们的交谈，向观众普及了大量的军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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