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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国警固番役”的制度仍在继续。与此同时，幕府重拾攻打高丽的计划。从现有史料上看，尽管幕府从九州北部三个州抽调了大批御家人，使其与来自大和州和山城州的武士组成专门的入侵军队，但攻打高丽的计划却并没有执行。
在这个过程中，幕府利用元军入侵的威胁加强了自身的权威。它从中央朝廷获得至少两项特权：其一，它有权对九州和西部本州的山阴州的公有和私有住宅抽取军粮税；其二，它有权从非幕府领地上征募武士。
因此，北条氏在幕府内部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而在此之前，镰仓幕府原则上是由有实力的御家人联合执权。1285年，担任守护职务的北条氏家族成员，已由之前的2人发展到33人，占全部60名守护的半数以上。“得宗”情况的出现，激化了得宗家的家臣“御内人”与原来的幕府御家人之间的矛盾。
弘安八年（1285年）十一月，代表御家人的安达泰盛等人，与代表御内人的平赖纲之间，爆发了一场军事冲突，此即日本史上的“霜月骚动”。最终，安达泰盛家族以及许多参加骚动的御家人的势力都被消灭。尽管在“霜月骚动”之后，镰仓幕府的势力得到进一步扩张，它却暗示了镰仓体系走向衰弱。
由于原则上秉承家产分散继承的制度，日本武士的领地越分越小。到了镰仓幕府中期以后，很多御家人的生活都陷入了困境。他们无法适应货币经济的发展，只能靠出卖土地或典当土地维持生计，于是出现了大批因丧失领地而没落的御家人。
元军的入侵导致御家人的生活更加困难。原因在于，他们非但不能像内战时期一样，可以通过没收敌人的领地来获得回报，还承担了抵御元军入侵的成本。因此，御家人对镰仓幕府十分失望。
对于这个问题的危险性，镰仓幕府虽有认识，却没有找到解决之道。幕府出台的政策是，禁止御家人典当或出卖领地。这个政策显然不可能有效。1297年，幕府又发布永仁德政令：御家人因贫困而转卖的土地可由原主无偿收回；御家人所欠债务一概取消查询历史网站，不用偿还；御家人的债主不得就债务问题向幕府申诉。但遭到御家人的债权人的强烈反对，这项德政令实行了一年就终止。
幕府还改革了武士的继承制度：以前的分散继承变成了单独继承，武士的全部领地由嫡长子继承。这项制度导致武士的其他儿子重视地缘关系甚于血缘关系。于是，各地守护的势力变得强大起来。
在此之前，镰仓幕府的人事制度规定，御家人直接从属于幕府，守护虽是各国最有权力的御家人，有权指挥其他御家人，分配军事动员和维持治安的任务，但与其他御家人之间并无主从关系。可是到了镰仓时代末期，因为无法从本家族获得收入，各地包括御家人在内的武士好看的历史图片，逐渐同守护结成了主从关系。
于是，镰仓幕府在元军入侵后出现了两个趋势：御内人与御家人之前已存在的矛盾激化；御家人逐渐成为守护的附庸。随着御家人制度的瓦解，镰仓幕府逐渐被孤立，最终在1333年宣告灭亡。
日本早稻田大学历史学家依田憙家在《简明日本通史》一书中写道，元军来袭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到来自外国的进攻，而两次均因“神风”而使敌人蒙受巨大的损失，因而在日本人当中产生了认为“日本是神国”的概念，这种概念一直到以后很长的时期都在产生影响。
有好些年，我努力让自己别去想这件事，因为它让我感到恐怖和恶心……如果我母亲没有生我就好了！如果我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就死了，那该多好！如果我能把这些事都忘了，那该多好啊！
伊本·阿希尔（Ibn al-Athir）是中东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出生在小亚细亚的军事重镇吉兹雷，现在属于土耳其东南部的舍尔纳克省。他生活的年代（1160—1233年），正值中东的黑暗时期：
西面教世界的十字军，与东面大草原的蒙古大军，都不怀好意地来到中东，使这片孕育了两河流域文明以及两大宗教——教和伊斯兰教——的土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作为库尔德人的伊本·阿希尔，曾在青年时代参加萨拉丁苏丹的军队，在地中海东部的黎凡特打击入侵的欧洲十字军。欧洲人曾是他最为深恶痛绝的敌人，因为他们极度贪婪和残忍，伤害了很多穆斯林兄弟，破坏了当地的文化。当蒙古大军到来之后，已届花甲之年的阿希尔才发现，与蒙古人相比，欧洲人的恶行只是小巫见大巫，蒙古大军带来的灾难要沉重得多。
大概是1231年，也就是在他七十一岁的时候，阿希尔写成一本历史书，书名叫《完整的历史》（The Complete History）。这本书已经成为经典的伊斯兰历史著作，同时也是研究十字军和蒙古西征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
或许因为蒙古人带来的痛苦太过深切，阿希尔在描述这段历史时，不愿意让理性掩盖自己的情感，他选择用感性的词汇去表达自己的历史观。他在这本历史书中愤怒地写道：
有好些年，我努力让自己别去想这件事，因为它让我感到恐怖和恶心……如果我母亲没有生我就好了！如果我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就死了，那该多好！如果我能把这些事都忘了，那该多好啊！……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我们知道，历史上发生过很多重大事件，比如，尼布甲尼撒二世〔古巴比伦国王，曾攻陷耶路撒冷，修建空中花园〕杀光了以色列的孩童，并把那里的神殿夷为平地。但与这些可恶的野蛮人〔指蒙古人〕相比，那又算得了什么呢？尼布甲尼撒毁掉的只是神庙，这些野蛮人毁掉的却是城市。尼布甲尼撒杀掉的是以色列的孩童，死于这些野蛮人屠刀之下的，则是难以计数的城市平民……在蒙古人的袭击之下，没人能够幸免于难。他们杀死男人、女人和小孩，甚至将孕妇的腹腔剖开，杀死她们腹中的胎儿……确实，伊斯兰教及其信徒遭受的痛苦与灾难，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遭受的要严重得多。
阿希尔在书中表达的愤怒情绪，虽然让人有些担心内容上的客观性，但他的判断几乎得到所有人的认同：11世纪至13世纪之间，中东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痛苦与灾难。
本篇的主旨并非回顾这些灾难，而是力求探寻这段历史的逻辑。我们将无法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因为蒙古帝国残忍而热情的参与，世界历史首次具备了“全球性”的特征，西方的教文明与东方的游牧文明和儒家文明，汇聚于伊斯兰文明的土地上，各个文明之间首次进行了近距离的互动。
蒙古人对中东的进攻，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的邻居终将引来灾祸。这个邻居就是花剌子模帝国。
花剌子模帝国位于中亚西部，处于阿姆河的下游，咸海的南面。这个帝国的领土范围主要包括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一带查询历史网站，其国力最强的时候（1190—1220年），领土范围覆盖了今天的伊朗、哈萨克斯坦和阿富汗大部分地区。
根据13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哈马维（Yaqut al-Hamawi）的说法，“花剌子模”（Khwarezm）是波斯语“khwar”和“razm”的组合，特指以当地富产的鱼肉为主要食物的族群。英国历史学家博斯沃斯（C. E. Bosworth）则认为，“花剌子模”是波斯语“xor”（太阳）和“zam”（土地）的组合，意指“太阳升起的地方”。也有学者认为，“花剌子模”有“低地”的意思，盖因地势而取国名。
8世纪初，阿拉伯人征服了波斯。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以及伊斯兰教的传播，花剌子模地区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一员。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教文化中心布哈拉，即在花剌子模地区。
正如国家会有不同的朝代，花剌子模地区也经历了不同的时期。10世纪至11世纪末，花剌子模地区由西喀喇汗王朝统治。11世纪末至12世纪中叶，由塞尔柱帝国统治。1141年，西辽耶律大石大败塞尔柱帝队后，花剌子模地区又臣服于西辽。
《元史·太祖本纪》记载道：“〔太祖〕十四年〔1219年〕夏六月，西域杀使者，帝〔指成吉思汗〕率师亲征。”
这条史料交代了成吉思汗西征的时间和原因。这里所谓的“西域”，指的就是花剌子模帝国。当时，该国的统治者是摩诃末。如果参考其他方面的史料，我们会发现这条史料的表述并不严谨。比如，“西域杀使者”的时间，并非1219年，而是1218年。因此，《元史》作者的本意或许应该是：太祖十四年夏六月，为了报复西域杀使者，成吉思汗率师亲征。
13世纪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主编的《史集》对这段历史有更为详细的交代。据载，1218年，成吉思汗曾派出两队人马去往花剌子模帝国。其中一队人马是外交使臣，为的是与花剌子模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另外一队人马是规模有四百多人的商队，目的是与花剌子模进行商贸往来。《史集》写道：“成吉思汗吩咐后妃、宗王们和异密们各派两三名亲信带着金银巴里失跟随他们前去，到算端国内去进行贸易，换取当地的珍品。”于是，后妃、宗王、异密们听从吩咐，每人都指派了几位亲信。当时集合起了四百五十名穆斯林。
我们从这段史料中可以看出，成吉思汗当时至少已经了解花剌子模帝国两个方面的情况，即商业情况与宗教情况。否则，他不可能派出这么庞大的商业团队，也不可能特别挑选这么多穆斯林。
成吉思汗之所以能了解这些情况，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十分重视贸易的作用，也很重视商人的价值，因而能从过境商队中了解外国情报。另一个原因是，成吉思汗网罗了一大批人才，而他们几乎来自全世界。正是基于这两点优势，蒙古帝国建立了一个庞大而有效的情报系统。
1141年，花剌子模臣服于西辽之后，在其帮助下，势力范围不断扩张，并在1194年消灭了塞尔柱帝国。六年之后，也就是1200年，摩诃末上位，成为花剌子模的统治者历史大事年表电子版。此时，西辽已经日趋衰弱，摩诃末不再把这个宗主国放在眼里。1209年，西辽派使臣到花剌子模索取贡物，摩诃末却将使臣杀死，公开反叛西辽。
西辽与蒙古早有仇怨。导致仇怨的根源，正是本书开篇提到的与成吉思汗有夺妻之仇的篾儿乞氏。成吉思汗实力壮大之后，曾出兵清剿篾儿乞氏。而后，这个部族的首领逃入乃蛮部——蒙古草原最西部的游牧部族。1204年至1208年间，成吉思汗大败乃蛮部。篾儿乞氏首领与乃蛮部王子屈出律随后又逃入西辽避难。
于是，西辽成为花剌子模人与蒙古人的共同仇敌。1211年，西辽大败于这两个仇敌的夹攻之下。正是在攻打西辽的过程中，摩诃末了解到，还有成吉思汗这样一股势力的存在，但他并不了解这股势力的线年，听闻成吉思汗大败金国、攻占中都（今北京）的消息后，摩诃末曾派使者出使中都，以打探蒙古的情况。当时，成吉思汗善待了摩诃末的使者，表示愿意与之保持友好关系。
1217年，大将速不台奉成吉思汗之命，出兵消灭篾儿乞的残余势力。但在速不台凯旋的时候，却遭到花剌子模军队的追击。有关这一段历史的细节，国内外史料未有记载。从古代蒙古人的复仇传统上判断，这件事肯定会影响成吉思汗对花剌子模的态度。
据波斯历史学家志费尼所著《世界征服者史》记载，成吉思汗特地写了一封信，委托商队成员转交摩诃末。这封信写道：“你邦的商人已至我处，今将他们遣归，情况你即将获悉。我们也派出一队商旅，随他们前往你邦，以购买你方的珍宝。从今后，因我等之间关系和情谊的发展，那仇怨的脓疮可以挤除，反侧的毒计可以洗净。”
1218年，这支由四百多人组成的商队，赶着五百匹骆驼，载着金、银、丝绸、驼毛织品、海狸皮、貂皮等贵重物品，沿着丝绸之路行进，不知过了多少时日，终于抵达讹答剌城（Otrar）。这个地方位于现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城市卡拉套附近。在中亚历史上，讹答剌城是一座战略重镇，位于沙漠旁大绿洲的中心，农业比较发达。13世纪初，讹答剌城在花剌子模的统治之下。
接下来的故事有两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说，因为蒙古商队过于庞大，讹答剌城守将认为，其中很可能有间谍，于是下令将所有人拘押，并将情况向在伊拉克的摩诃末报告。另一个版本则说，讹答剌城守将出于贪财的目的，将商队人马扣留，而后派人向摩诃末汇报，谎称商队中有蒙古间谍。
两个版本的结局是一样的：摩诃末下令处死所有商队成员，并没收他们的财物。除一名商队成员乘乱逃脱，其他所有人都被处死了。这名幸免于难的商队成员将这件事告诉了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大怒，又派出一位使臣出访花剌子模，要求摩诃末作出解释，惩办凶手，归还财物。但摩诃末再次羞辱了成吉思汗。他下令将这位蒙古使臣杀死，将使臣的两位侍从的头发削去，然后将他们赶回蒙古。
于是，成吉思汗决定西征花剌子模帝国。《世界征服者史》写道：“成吉思汗独自登上一个山头，脱去帽子，以脸朝地，祈祷了三天三夜，说：‘我非这场灾祸的挑起者；赐我力量去复仇吧！’”
前面章节我们已经提到，古代蒙古社会崇尚几大传统，有仇必报即是其中之一。而且古代蒙古人还讲究加倍复仇。他们还信奉天命原则。发现敌人疲弱时，他们会认为这是天神“腾格里”的恩赐，因而会毫不犹豫地将弱者吞掉。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逻辑，花剌子模帝国的傲慢与无知，不仅使自己遭遇了灭顶之灾，还殃及其他周边国家。
详述蒙古帝国西征之前，我们有必要认识一下中世纪的中东地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蒙古人的西征武功及其历史意义。
美国历史学家拉尔夫（Philip Lee Ralph）等人在《世界文明史》一书中写道：“如果说拜占庭历史的起始年代无法弄清，终止年代却可以确定在1453年，那么与此相反，伊斯兰文明的历史有一个清楚的起点——7世纪穆罕默德开始传教为其开端，却没有一个终点，因为伊斯兰教在现代世界中仍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拉尔夫的这种表述方式查询历史网站，很能让人感觉到历史的奇妙之处。或许我们更应该注意其言下之意：任何建立在“硬实力”之上的霸业都会消亡，但强势的宗教或文明的影响则可能永存。当然，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伊斯兰教曾经几度至绝境，就更能理解这股“在现代世界中仍是举足轻重的力量”。
19世纪法国宗教学家厄尼斯特·雷南（Ernest Renan）在一篇论文中如此描述伊斯兰教的诞生过程。他说，与我们所了解的其他宗教不同，伊斯兰教不是孕育于神秘之中，而是在历史的全面光照下诞生，“它的根是在表面的，它的创教者的生平，就像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家那样，为我们熟稔”。
厄尼斯特·雷南生于一个渔夫家庭，从小接受的是教的教育，他的启蒙老师是一位牧师，但他同时对自然科学也很感兴趣。或许正因为崇尚理性的精神，这位将其人生的大部分精力投入教研究，并写出《耶稣生平》《教起源》《以色列史》等经典著作的学者，对伊斯兰教并无很深的偏见。
伊斯兰教的诞生与发展确实是一个奇迹。剑桥大学伊斯兰史学家帕特里夏·克劳恩（Patricia Crone）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在公元600年的时候，可以肯定地说，阿拉伯牧民以一种新宗教的名义征服中东的机会是非常渺茫的，以至于没有人会认为这种事情真的会发生。总的来说，伊斯兰出现于世界是一种非预期的发展。”
正如克劳恩教授在这篇文章中所说，伊斯兰教已经存在近14个世纪，但直到现在为止，学界仍在争论伊斯兰教出现的原因。不过，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不一致，这并不影响相关史实的可信性。
伊斯兰教发祥于阿拉伯半岛。这个半岛位于亚洲西南部，介于亚洲和非洲之间，面积约322万平方千米，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岛。它的北面是叙利亚沙漠，东面是波斯湾，南面是印度洋，西面是红海，西北面是地中海。除了由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区组成的所谓“肥沃的新月地带”，以及西南面降水较为丰沛的小块地区，其他地区大多是缺水的大草原与沙漠。
阿拉伯半岛在地理上的独特性，决定了阿拉伯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少阿拉伯人利用地理上的优势从事航海业，或从事远洋贸易，或在陆地上沟通东西方的贸易往来。同时也有不少阿拉伯人喜欢另一种同样自由并且充满刺激的生活方式——游牧。这些阿拉伯人常年在草原与沙漠之间游弋。
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在《历史上的阿拉伯人》一书中写道：“这些大致上过着畜牧与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依赖牲口与掠夺绿洲居民以及从事农耕的邻近地区为生。”本书开篇即介绍过的贝都因人就生活在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在埃及人和伊拉克人的口语中，阿拉伯人指的就是贝都因人。
对于7世纪的阿拉伯居民而言历史大事年表电子版，生命的内容与以往千百年一样，无休止地从草原跋涉到沙漠中的绿洲，再从绿洲回到草原。这里确实不像是一个能够产生强势的宗教、文化和运动的地方。然而，因为穆罕默德的出现，这种“非常渺茫”的可能性，在7世纪初的时候，竟然变成了现实。
570年前后，穆罕默德生于现在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城。他的父亲在他出生之前就去世了，他的母亲在他五岁的时候病故。
在他出生的那个时代，中东地区被两大帝国分割。一个是波斯的萨珊帝国，另一个是拜占庭帝国。其中，拜占庭帝国是纯教的帝国，萨珊帝国则信奉多种宗教，包括教、摩尼教、佛教、犹太教，多数波斯人信奉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在萨珊帝国的西部，即今天的伊拉克地区，犹太教和教占据着优势。
据剑桥大学伊斯兰史学家克劳恩考证，4世纪到6世纪之间，教是西亚发展最快的宗教。萨珊帝国的徒一直希望他们的国王能皈依教，就像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的选择一样。这也是整个教世界的希望。然而，这个似乎合情合理的设想“被阿拉伯人摧毁了”。
度过平淡无奇的四十年光阴后，穆罕默德开始展示他的宗教天赋。610年，他宣称自己听到了来自上天的声音，那个声音告诉他，除了真主安拉，别无神祇。这句话成为伊斯兰教的根本信条。之后，穆罕默德逐渐完善了他的宗教，并以“先知”的名义开始传播伊斯兰教。
穆罕默德早期宣教的对象，主要是他的朋友和亲属，然后才逐渐扩大传播范围。其核心教义包括：真主是唯一的神祇，反对偶像崇拜（基于一神论），提倡公正的义务和赈济穷人。因此，他的教义并不受麦加贵族欢迎，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所以，他的信徒一开始主要是中下阶层民众。
正如前文所交代的，4世纪至6世纪时，阿拉伯半岛多种宗教并行。这一方面意味着，当时的政权颇为推崇宗教信仰自由，这是伊斯兰教得以存在和传播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伊斯兰教会面临其他宗教势力的排挤。这也是穆罕默德的传教活动一开始就举步维艰的原因之一。
为了打破这种艰难的局面，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622年，穆罕默德和他的信徒离开麦加，前往北面的雅斯里普。这个地方后来更名为麦地那，即著名的“先知之城”。622年被确定为伊斯兰历法的起点，因为伊斯兰教的命运在这一年改写。
牛津大学伊斯兰史学家佩内洛普·约翰斯托恩（Penelope Johnstone）在研究《古兰经》时发现，在穆罕默德生命中的最后十年（622—632年），《古兰经》已经与以前截然不同。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古兰经》的内容、表达方式和语气等方面都有变化。中包括继承权、斋戒、施救济与救济品的分配、婚姻、女性地位等立法条文，反映了穆斯林与徒和犹太人之间的宗教争端，同时也为军事行动提出了指导意见。”
显然，穆罕默德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宗教改革，使其教义可以适应当地复杂的民族结构和社会关系。换句话说，通过在麦地那的宗教改革，《古兰经》具有更强的实用性，因而具有更旺盛的生命力。
穆罕默德逐渐获得多数麦地那人的拥护，这些人就是所谓的“辅士”，而从麦加跟随他到麦地那的信徒则被称为“迁士”。穆罕默德还在这一时期起草了著名的《麦地那宪章》，开始有意识地将信徒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具有宗教和两重性，并且具有排他性质的社团，即“乌玛”——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帝国的胚胎。八年之后，也就是630年，穆罕默德的势力已经十分强大，他们几乎兵不血刃就攻占了麦加。
632年，穆罕默德去世。用美国历史学家拉尔夫等人的话说，穆罕默德比耶稣要幸运得多，因为他在去世之前亲眼看到自己的宗教取得了成功。不过，伊斯兰教很快就遇到了新的危机。由于穆罕默德没有来得及确定继承原则，“正统”问题一直困扰着后来的伊斯兰教。
穆罕默德去世后，阿布·伯克尔——穆罕默德的岳父和早期拥护者之一——成为领导者。由于“先知”只有一个，所以，阿布·伯克尔以“哈里发”——先知的代理人——的名义进行统治。此后近三百年的时间里，伊斯兰教统治者皆称哈里发，但只有前四任哈里发是“正统或者获得正确指导的哈里发”。
在哈里发们的领导之下，伊斯兰世界的版图不断扩大。控制着大部分中东领土的拜占庭帝国和萨珊帝国，不断受到来自阿拉伯穆斯林的挑战。
636年，阿拉伯穆斯林在叙利亚大败拜占庭军队，随后占领了安条克（古叙利亚首都，现土耳其南部城市）、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等主要城市。10年后，他们将拜占庭人从埃及驱逐出去查询历史网站，而后挥戈西向，在711年攻入西班牙。
萨珊帝国甚至被彻底灭亡。637年，阿拉伯穆斯林消灭其军队主力，攻陷首都泰西封（位于今巴格达东南）。之后，萨珊帝国几乎没做任何有效抵抗。651年，阿拉伯穆斯林征服了波斯全境。当时的一位诗人曾激动地惊呼：“哦，人们，你们没见波斯是怎样毁灭、它的居民是怎样受到羞辱的吗？他们已经变成被放牧的羊群的奴隶，仿佛他们的王国只是一个梦。”
美国历史学家拉尔夫等人如此总结伊斯兰教在这一时期的扩张动力：真正促使阿拉伯人走出沙漠的原因，在于这样一种希望，即寻求得到更为富裕的地区并获得战利品。正是这种寻求新的财富的愿望促使阿拉伯人越走越远。
对阿拉伯人来说，非常幸运的是，伊斯兰教的感应作用产生于各个敌国正处于衰落之际。拜占庭和波斯之间长期刀兵相向，双方均耗尽了力量，无力重振兵力。此外，波斯和拜占庭的当地居民，对其官僚帝国施加的财税要求都心存愤恨。而且在拜占庭统治下的叙利亚和埃及，“奉行异端”的与实行政策的君士坦丁堡正统教派之间矛盾重重。
由于阿拉伯人并不要求当地居民皈依伊斯兰教，所征税额也比拜占庭人和波斯人要低，因而，他们往往比旧有的统治者更受欢迎。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伊斯兰教迅速传播到伊朗和埃及之间的地区，并从那时一直生根至今。
阿拉伯帝国的迅速扩张，新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省级总督独立性的不断增强，导致帝国局势相当不稳定。
644年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634—644年在位）去世后，伍麦叶家族的奥斯曼继任哈里发。有传言认为他软弱无能、反应迟钝，穆罕默德的堂弟、也是女婿阿里在此期间发展了自己的势力。656年，奥斯曼被暗杀，阿里登位，成为第四任哈里发。伍麦叶派与阿里派的争斗非但没有停息，反而愈演愈烈。五年之后，阿里被暗杀。
此后，伍麦叶家族的人一直担任哈里发，直到750年，这就是所谓的伍麦叶王朝（661—750年）。伍麦叶王朝将首都从麦地那迁往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定都大马士革的意义在于，它便于阿拉伯帝国进一步扩张，同时，大马士革与圣城耶路撒冷距离非常近，无疑更能捍卫伍麦叶王朝的神圣性。
阿里的追随者并不承认失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形成了什叶派。这一教派坚持认为，只有阿里的后人才有权出任哈里发，才能对穆斯林社会享有统治权。那些认可现实情况的信徒则被称为逊尼派。这两个教派之间的矛盾此后一直存在，至今仍在影响着中东地区的格局。
在伍麦叶王朝的末期，阿拉伯帝国的疆域已经非常辽阔，达到980万平方千米。哈里发无力控制在外的总督，国家财政也日渐空虚，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阿里派的人希望借机确立阿里家族的地位。
于是在什叶派的支持下，穆罕默德叔父的后代阿拔斯顺势而起，发动叛乱。阿拔斯去世后，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事业。750年，阿拔斯的后裔阿布·阿拔斯，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屠夫”，宣布继任哈里发。阿拔斯王朝定都巴格达，在接下来的五个世纪里，它一直以伊拉克为基地。
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的前半叶，代表着阿拉伯帝国的鼎盛时期，科学、文学和诗歌都十分活跃。《一千零一夜》反映的正是这一时期的景象。也正是在阿拔斯王朝时期，阿拉伯帝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得以兴盛，不少阿拉伯商人居住在广州、泉州等城市。据说，9世纪时，广州的阿拉伯商人已达到10万人。
从10世纪开始，阿拔斯王朝开始衰落。原因有很多方面，比如上，争夺王位的内乱频频发生。其中一个例证是，哈伦·拉希德〔766（763？）—809年〕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马上就爆发了公开的内战。经济上，两河流域的农业生产也日益不景气。这或许与本书开篇提到的“中世纪暖期”有关系，干旱的气候阻碍了农业的发展。
同时，阿拔斯王朝统治者的能力，不足以控制越来越大的帝国——其版图最大的时候达到1300多万平方千米，再正常不过的结果是，阿拔斯王朝的实权逐渐被地方架空。渐渐地，阿拉伯帝国陷入之中。
909年在北非建立的法蒂玛王朝，以及929年在西班牙科尔多瓦建立的后伍麦叶王朝，早就开始与阿拔斯王朝争夺哈里发的正统地位。1171年，萨拉丁又建立了阿尤布王朝（1171—1341年），统治着整个埃及、今伊拉克北部、叙利亚和也门。这些政权蚕食着阿拔斯帝国的空间。
11世纪初，塞尔柱突厥人的势力强大起来，并建立了塞尔柱帝国（1037—1194年）。1055年，他们攻陷了巴格达。从此，阿拔斯帝国名存实亡。哈里发只保留了宗教领袖的地位，失去了一切世俗权力。
正如前文已有交代的，1194年，在西辽的帮助之下，花剌子模人终结了塞尔柱帝国。巴格达随之也重新回到阿拔斯帝国的怀抱。尽管如此，花剌子模与阿拔斯帝国之间的关系并不友好。狂傲的花剌子模统治者摩诃末对有名无实的伊斯兰世界领袖、阿拔斯帝国第34任哈里发安·纳赛尔（1180—1225年在位）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敬意，安·纳赛尔则拒绝承认摩诃末为花剌子模帝国的苏丹。
除了因内乱陷入而实力被削弱，10世纪至13世纪，中东地区还面临西方的威胁，这就是教世界的十字军入侵（这部分内容将在后文讲述）。
这就是蒙古人西征前的中东。站在成吉思汗的角度看，这里深陷割据、外遭强敌入侵的动荡疲弱状态，正是天神“腾格里”赐予他的绝佳战机。
可以肯定的是，成吉思汗非常重视这次西征。因为他放下了对西夏和金的征伐，亲自率领10万至15万兵力讨伐摩诃末，他的四个儿子——朮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也全部随军前往。
1219年的秋天，成吉思汗大军抵达讹答剌城，但他们并不急于进攻，而是在这座城的周围搭起了帐篷。那位杀死蒙古商队成员的讹答剌守将登上城楼查看敌情时，看见了令他胆战心惊的一幕：郊外已变成一片无数雄师劲旅的汹涌海洋，空气中充满了披甲战马的嘶叫与披铠雄狮的怒吼声。这座城镇已被围得水泄不通。
成吉思汗大军在讹答剌城下兵分四路：察合台、窝阔台围攻讹答剌城；他本人则与拖雷率军穿越克孜勒库姆沙漠，向伊斯兰文化中心不花剌行进；其余两路负责攻打花剌子模帝国的其他城镇。
摩诃末抽调了15万大军支援讹答剌城防，尽管守城军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却仍然改变不了这座战略重镇的命运：守将被杀，城池尽毁，大部分百姓遭屠，工匠和少数百姓则沦为奴隶。其他各要塞的花剌子模军队也没有组织任何有效的抵抗。
1220年3月，蒙古大军占领了锡尔河两岸城市。成吉思汗攻陷了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布哈拉，切断了花剌子模新都撒马尔罕与旧都玉龙杰赤（今称乌尔根奇）之间的交通。两个月后，四路大军合围撒马尔罕。城破之前，摩诃末逃之夭夭。蒙古大将速不台和哲别率3万骑兵追赶，但并没有追上。摩诃末最终的命运是，逃到里海的一个岛屿上，在那里痛苦地度过了短暂的余生。
蒙古人随后采取了兵分两路的战略：窝阔台率领5万兵马攻打玉龙杰赤，成吉思汗和拖雷则率兵向阿富汗推进。
据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记载，玉龙杰赤当时有11万守军，但经过7天的激烈战斗，全部被蒙古大军歼灭。城中绝大多数百姓都遭到，很多工匠和妇女、儿童则被当作俘虏运往蒙古。摩诃末的长子、王位继承人札兰丁，在城破之前已逃往阿富汗，率领数万军队继续顽抗。
〔成吉思汗〕在刚好一年的时间里夺得了最多的人口和地球上最美丽、开化得最好的部分，这些地方优雅的文明要胜别处一筹。在尚未遭到他们蹂躏的地方，人们生活在黑暗的恐惧之中，害怕死神的降临。
但成吉思汗的复仇之火并未熄灭，因为花剌子模国的其他地区，比如今阿塞拜疆东部地区，伊朗的大部分地区，以及阿富汗的西部地区，还没有完全被蒙古大军征服。因此，蒙古人继续征战，唯有如此，才符合他们一贯的原则：顺应天神“腾格里”的旨意，彻底消灭疲弱的敌人。
1221年1月，在哲别、速不台两位大将的率领之下，3万蒙古大军从阿富汗东部出发，往西向阿塞拜疆地区挺进。不过，在展开下一阶段的战事之前，有必要补充一些十分重要的信息。
前文已经提到，得知摩诃末出逃的消息后，速不台和哲别曾率大军追赶，此时是1220年的秋天。他们一直追到里海附近，但还是被摩诃末逃脱。在成吉思汗的许可之下，大军继续向西行进，以侦查这一地区的虚实。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中世纪之前，中亚各国乃至欧洲各国之间，并不存在像今天这样的地理界限，它们只有大致的疆土范围，而且其疆土范围也并不固定。了解地缘上的这个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样一种可能性：
明明B国是A国的进攻目标，结果B国的邻国C国却被殃及。这种地缘上的模糊性，使卷入冲突的国家越来越多，最终导致大范围的战争。本书将这种非主动挑起或参与的战争称为“计划外战争”。
或许是蒙古人有意为之（史料无法证实），或许是因为地缘上的模糊性，总之，在侦查里海西部地区虚实时，速不台和哲别的大军闯入了亚美尼亚。当时，这块地区并不属于花剌子模，而属于格鲁吉亚公国（中国古籍中称“谷儿只”）。
在国王乔治四世的指挥下，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6万大军，与3万蒙古军进行了一场激战，交战地点在科特曼河附近的库南。结果格鲁吉亚军队被打败，乔治四世本人还负了伤。但蒙古大军并没有乘势深入，而是往南转向波斯西部的哈马丹，然后又往东转向阿富汗东部地区。
因此，几个月之后，当哲别和速不台再次率领蒙古大军挺进中亚，进攻阿塞拜疆时，他们已经相当熟悉那里的情况。他们很快就抵近阿塞拜疆的首府。早已听闻蒙古人作风的阿塞拜疆君主，最终做出了以投降换取性命和爵位的选择。
于是，3万蒙古大军掉头向西，格鲁吉亚成为他们的目标。由于现有史料十分有限，我们仍然难以判断蒙古人攻打格鲁吉亚的原因，是出于对之前事件的惩戒，或出于维持后勤补给的需要，还是出于“天命原则”：他们已经知道这个国家很虚弱，这或许是天神“腾格里”给他们的恩赐，所以他们想吞掉这个国家。
蒙古大军很快就迫近第比利斯（中国古籍中称“梯弗里斯”）——格鲁吉亚的首府，他们在那里遭遇到同等兵力的顽强抵抗。由于第比利斯久攻不下，蒙古大军转而向北行进。他们艰难地穿过高加索山脉，进入了阿兰人的地区。在那里，他们遭到了阿兰人和钦察人的联合打击。于是，又一场“计划外战争”开打了。
阿兰人是生活在东欧地区的游牧民族，他们的语言属于东部波斯语，这种语言后来发展成奥塞梯语。西汉人对阿兰这个民族并不陌生，不过，那时的阿兰被称作“奄蔡”。《史记·大宛列传》写道：“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余万。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
东汉范晔所著《后汉书》也有记载：“奄蔡国，改名阿兰聊国，居地城，属康居。土气温和，多桢松、白草。民俗衣服与康居同。”
《史记》与《后汉书》中所说的“康居”，指的是中亚地区的一个游牧部落。而此所谓“大泽”“北海”，指的大概是黑海到里海北面的水域。所谓“控弦者”，指的是擅长骑射的人。总而言之，最迟从西汉时始，这些游牧的阿兰人，就属于那种不好惹的狠角儿。
钦察人，也叫库曼人，是在东欧地区游牧的突厥民族。他们原先的游牧范围，位于西伯利亚南部和哈萨克斯坦北部，大约从11世纪起，开始以东欧大草原为活动中心，经常骚扰其周边四邻。
值得一提的是，钦察人不仅勇猛，还颇有谋略，擅长外交游说。他们早就明白19世纪英国名相帕麦斯顿（Lord Pal-merston）说过的道理：“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钦察人经常侵扰拜占庭帝国，不过，有时为了打击第三方势力，他们又能说服拜占庭帝国与自己合作。1091年，钦察人与拜占庭帝国合作，打败了佩切涅格人——中亚地区半游牧的突厥部落。百年后，他们又与东欧的保加尔人和瓦拉几人——拜占庭帝国的叛乱分子——合作，打败了拜占庭。他们不时与阿兰人冲突，但当蒙古威胁迫近时，又能说服阿兰人合作。
1222年，哲别和速不台采取了分而化之、各个击破的战术，先用钱财开路，然后再打“人情牌”，终于说服了钦察人撤兵。而后，蒙古军队将阿兰人和钦察人一一打败，占领了北高加索一带。之后，哲别等又率蒙古大军挥师西进，并在阴差阳错之下，征服了克里米亚半岛（Crimea）。
从3世纪开始，这个位于黑海北部的半岛，相继被哥特人、匈奴人、保加利亚人、基辅罗斯人、拜占庭人，以及钦察人征服和占领。在钦察人之后，它又先后落入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之手。13世纪初，热那亚人在克里米亚半岛沿岸修建了几座城市，控制当地经济及黑海贸易达两个世纪之久。
在讲述蒙古大军对欧洲的冲击之前，让我们把花剌子模帝国——引起蒙古大军西征的罪魁祸首——的命运交代清楚。
前文已经说到，窝阔台大军攻陷了花剌子模旧都玉龙杰赤，在城破之前，摩诃末的长子、王位继承人札兰丁逃往阿富汗，在那里率领数万残部继续顽抗。后来，遭遇拖雷大军的进攻之后，札兰丁率部逃向印度北部。
这一次，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追击札兰丁。1221年10月，两军在印度河北岸遭遇。几场激战下来，札兰丁6万人马几乎全军覆没，仅率残部5000人逃往印度内陆。至此，花剌子模帝国大致已被消灭。
占领花剌子模国大部之后，成吉思汗命令长子朮赤镇守。原属花剌子模帝国的领土后来被一分为三，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和伊儿汗国分别统治着其北部、东部和南部地区。
在印度三年之后，札兰丁最终在波斯集结起军队，并重建了一个王国，但又一次被蒙古大军摧毁，然后逃往高加索地区。1231年，他死于一名库尔德刺客之手。其中一个版本的说法是，这个刺客为塞尔柱突厥人所雇，后者通过这种方式报复了三十多年前的之仇。
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的中世纪史学者罗伯特·欧文（Robert Irwin）在一篇文章中如此总结花剌子模帝国的命运：
花剌子模帝国疆域广阔，但其政权却不稳固。这一点似乎令人难以理解。如同在伊朗与河中地区取代它的蒙古政权一样，花剌子模帝国掠夺成性，因而得不到臣民的忠诚拥戴。与此同时，摩诃末与阿拔斯帝国的冲突，以及他对伊斯兰教乌里玛与苏菲派的粗暴态度，使他被境内的波斯人和许多穆斯林孤立。家长式的管理方式也不适应如此庞大的帝国。因此，在遭到蒙古人的进攻时，它迅速地土崩瓦解了。[12]
蒙古大军入侵花剌子模的过程，给后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直到21世纪，人们仍在仔细研究他们经历过的战役。
尽管史料的记录并不详细，但我们仍然可以大致推断，从得知商队被杀的消息开始，成吉思汗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准备这场复仇的远征。从蒙古大军的军事安排上看，或兵分四路，或兵分两路，说明他们对敌国的地理情况、兵力分布已经是非常了解。尽管如此，在地缘格局十分模糊的中世纪，“计划外战争”还是在所难免。
下面接着讲述北高加索的情况。若是从宗教属性上讲，这里发生的故事，应该属于下一篇，但考虑到内容方面的相关性，不得不在这里做一番介绍。
蒙古大将哲别和速不台肯定不知道，他们的大军到达北高加索之后，面对的敌人主要不再是中亚人，而是东欧人，他们参与的战争——主动和被动的战争——已经具有洲际战争的意义。因为在地理学概念中，位于黑海与里海之间，长约1200千米、宽约200千米的高加索山脉，是东欧与西亚的分界线。
当然，对当时的蒙古大军来说，这种区别没有任何意义，欧洲人和亚洲人都一样，谁阻挡了他们，谁就是他们的敌人。而且在欧亚大草原上不断迁徙的游牧民族，确实很难界定他们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
1222年，哲别和速不台大军打败钦察人之后，钦察人向西北逃入了罗斯国。在此之前，罗斯人曾将钦察人视为仇人，因为他们经常遭到后者的入侵。12世纪时，罗斯国大公莫诺马克曾数次率兵与钦察人交战，双方互有胜负。
蒙古人的出现，让钦察人暂时搁置了旧怨。他们向罗斯国贵族们发出警告：“这些可怕的陌生人已经夺走了我们的国家，如果你们继续听之任之、不帮助我们，明天他们也会夺走你们的国家。”
钦察人的警告起了作用。罗斯大公姆斯季斯拉夫和基辅大公老罗曼诺维奇决定与钦察人联合。罗斯联军8万人马主动往东行进，打算与蒙古大军正面交战。这时已经是1223年。罗斯联军庞大的兵力规模，让只有3万兵力的蒙古军不敢小觑。于是，哲别和速不台挑选了10名使者，派他们游说罗斯国退兵。
罗斯大公自恃兵力有绝对优势，非但不听蒙古使者游说，而且还下令将他们处死，同时命联军继续向蒙古军逼近。于是，又一场“计划外战争”爆发。
罗斯人之所以同意出兵，是因为他们十分自信。罗斯国的全称应该是“基辅罗斯国”，其国以基辅（今乌克兰首都）为中心，它是三个现代斯拉夫国家——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先驱。罗斯国大概形成于880年，其创立者是一群斯堪的纳维亚商人。11世纪时，罗斯国成为教世界的一员。
英国历史学家罗宾·米尔纳-格兰德（Robin Milner-Gulland）在《俄罗斯人》一书中写道，罗斯国的早期统治者很可能是斯堪的纳维亚的军事精英。这或许是这个国家尚武的原因之一。
罗斯国的经济一度非常繁荣。它盛产皮毛、蜂蜡和蜂蜜，而且控制了东欧的主要交通路线：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东岸诸国的伏尔加河贸易路线，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第聂伯河贸易路线，以及从多瑙河到北高加索的贸易路线。然而，由于国内军阀割据，其国陷入长期混乱之中。从1054年至1224年，在一百四十年的时间里，罗斯境内竟然冒出64个公国，彼此之间共打了84场内战。
12世纪至13世纪初，因为拜占庭帝国——罗斯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日渐衰落（过程及原因将在后文阐述），罗斯国控制的贸易路线逐渐干涸。于是，这个国家的实力进一步被削弱。正是在这些背景之下，本性好战自负的罗斯人，才听信钦察人的劝告，共同出兵攻打蒙古军。
在战争刚开始的阶段，占尽地利和兵力优势的罗斯联军，确实取得一些小规模的胜利，但过于轻敌的态度最终葬送了这些胜利果实。
哲别和速不台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以化解敌人的优势。这是蒙古人最喜欢运用的战术。他们先是佯装兵败，然后且战且退，接连退军几百里地，诱使敌人不断跟进。这种战术至少可以达到三个目的：其一，消耗敌军的战斗力；其二，激化敌军内部的矛盾；其三，将敌人带到一个相对陌生的地方。轻敌的罗斯联军果然中计，竟然连续追击20天之久。
最后，双方在加尔卡河附近正式交火。1223年5月31日，蒙古大军取得了最终胜利，大批罗斯与基辅公国贵族被杀。其中，老罗曼诺维奇大公的死状，至今仍让乌克兰人思之心痛。史载，这位大公被置于一块大木板之下，哲别、速不台等蒙古将士则在木板上面一边跳舞一边喝酒；老罗曼诺维奇最终窒息而亡。
见证过这段历史的罗斯国的一位历史学家，认为蒙古人的入侵是上帝对他们所造罪孽的惩罚，他在当地编年史中写道：
因为我们的罪孽，这些人突然来了，没人知道他们的民族，没人知道他们的起源，没人知道他们来自何处，没人知道他们的信仰。只有上帝才知道答案。[14]
加尔卡河战役结束之后，蒙古大军挥师北上，当他们抵达诺夫哥罗德——基辅公国旧都——城下时，城中居民高举十字架出城投降。但蒙古军并未在那里久留。1223年底，他们挥师东南。这段时间发生的故事，将在本书下一篇进行介绍。
1224年，成吉思汗命他们班师回朝。哲别在东归途中病逝。大概在1225年初，速不台率大军与成吉思汗主力会师。
征服了花剌子模领地之后，成吉思汗将其交由长子朮赤统治。但朮赤只是一名武将，既不擅长行政，又不熟悉情况，于是委托西辽人成帖木儿作为代理，并聘请当地人进行管理。成吉思汗还给了成帖木儿部分兵力，方便其治理阿姆河以南的地区。
然而，西辽人与花剌子模人水火不容。如前文所述，西辽人曾伤害并征服过花剌子模人，而作为属国的花剌子模国又反叛过宗主国西辽，后来，在蒙古人和花剌子模人的夹击下，西辽的势力范围受到极大压缩。
成吉思汗与朮赤的错误决策，在阿姆河以南地区——主要是伊朗与阿富汗——留下了隐患。而他们之所以采取这种策略，即让某个被征服的民族去统治另一个被征服的民族，或许是希望这些民族彼此制衡、互相消耗。
我们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尽管成吉思汗为军事征伐做足了准备，但他并没有足够的行政人才，以管理被征服的地区。这里面存在两种可能性：其一，成吉思汗出征之前，并没有想过要长期占领被征服地区；其二，他有长期占领被征服地区的想法，却苦于培养不出行政人才。确实，对于习惯游牧的民族来说，守天下比打天下的难度要大得多。
颇有意思的是，尽管西辽人治理花剌子模带来的教训历历在目，平定西夏、金和南宋，开启了元朝时代之后，忽必烈及其子孙依然采取这种方式治理中国——行政人才的缺乏使他们别无选择。
正是因为蒙古人不善管理、策略失当，阿姆河以南的地区陷入了混乱。其中，位于伊朗东部及阿富汗西部的呼罗珊地区，情况尤为严重。1229年，窝阔台继承大汗之位后，派绰儿马罕率3万兵马前去稳定秩序。
绰儿马罕首先赶到呼罗珊平叛，结果却使那里的局势更加动荡。根据拉施特所著《史集》以及志费尼所著《世界征服者史》的记载，制造混乱的除了花剌子模人，还有从四面赶来的突厥人。当蒙古大军稳住某块地区之后，另一块地区又陷入混乱。蒙古大军的平叛持续了一年，但局势并无根本起色。
后来，绰儿马罕大军离开呼罗珊，前往波斯西北的大不里士（中国古籍中称“桃里寺”）。在那里，他们遭遇并击败了札兰丁残部。而后，蒙古大军继续往西北方向行进，并于1230年底到达阿塞拜疆。他们在那里再挫札兰丁残部。然后，绰儿马罕率大军南下，进入伊拉克。由于不适应两河流域的炎热气候，他们又挥师北上。
1239年，绰儿马罕征服了亚美尼亚，并屠其都城。次年，亚美尼亚国王到蒙古首都哈剌和林觐见窝阔台，窝阔台将这位国王被占领的土地赐还。1241年，绰儿马罕去世。拜住那颜继续领兵西征。
1242年底至1243年初，拜住那颜率军攻打小亚细亚的科尼亚塞尔柱王朝，并夺取其城市埃尔津詹（位于黑海南面，土耳其东部偏北）。于是，塞尔柱苏丹卡伊库斯罗二世请求邻邦支援，得到其西邻特里比宗德帝国，以及北邻格鲁吉亚贵族的响应。
旭烈兀大军入侵中东的路线日，决定性的战役在科斯戴打响。史料没有提到塞尔柱联军的具体兵力，只提到他们的兵力要多于蒙古军队。蒙古人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并夺取了西瓦斯和开塞利两座城市。
塞尔柱苏丹西逃安纳托利亚，但最终与蒙古军达成和平协议，同意向蒙古帝国称臣纳贡。塞尔柱联军的溃败，使安纳托利亚陷入混乱之中。特里比宗德帝国最终也成为蒙古的附庸国。
蒙古对伊朗和伊拉克的全面征服，从13世纪50年代才真正开始。《元史·宪宗本纪》载：“〔宪宗〕三年〔1253年〕夏六月，命诸王旭烈兀及兀良合台等帅师征西域哈里发八哈塔等国。”
《元史》没有交代蒙哥此举的因由。而据西方史料记载，旭烈兀率兵出征之前，其兄蒙哥曾特别交代，要征服黑海至埃及的土地，使其遵循成吉思汗的法令，凡是顽抗的人都要使其遭受屈辱。
如果这条史料属实，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与成吉思汗攻打花剌子模的目的不同，也与窝阔台派绰儿马罕西征的目的不同，这次西征既不是为了复仇，也不是为了稳定秩序，而是为了扩大帝国的版图。这是蒙古帝国第一次带有明确侵略意图的西征。
旭烈兀大军西征的确切时间，是1253年10月19日。当时年约二十七岁、已在蒙古首都生活一年、并深得旭烈兀赏识的志费尼，是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他在《世界征服者史》一书中写道：
听说他起驾，世界失去了平静和安宁，叛逆者害怕他的强大和威凛，卧不安枕，而那些臣服的人，因准备士兵、武器和粮草，不得安歇
“刺客派”，热衷于培养并利用刺客，通过刺杀敌人首脑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目的。蒙哥大汗的母亲——同时也是忽必烈和旭烈兀的母亲——是教聂斯托里派，因此，蒙哥被认为是同情教的。正因为如此，蒙哥继承大汗之位之后，伊斯玛仪派曾遣出400名刺客暗杀他。这或许是激起蒙哥派兵西征的原因之一。也正因为如此，这次西征具有了某种宗教意义。同时，也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在西方教世界看来，这次西征具有某种正义性，因此还派兵与之联合，以期共同打击伊斯兰世界。关于这个方面的内容，后文将有详述。
1256年，阿拉木特城堡被蒙古军攻陷，伊斯玛仪派最后一位大长老被蒙古军赐死。城堡中的图书馆也被摧毁。1271年，马穆鲁克苏丹贝巴斯夺取了他们在叙利亚北部残存的一些中心。
1257年9月，蒙古大军抵达巴格达城下。旭烈兀致信穆斯塔辛，命其放弃抵抗，臣服蒙古。但穆斯塔辛自认为是“伊斯兰世界的共主”，便断然拒绝。于是，旭烈兀下令攻城。1258年2月，巴格达被蒙古大军攻陷。据说，阿拔斯王朝最鼎盛的时候，巴格达人口接近百万，有6万兵力守卫这座城市。
丁巳岁〔1258年〕，取布达国〔阿拔斯帝国〕，南北二千里，其王曰哈里巴，其城，有东西城，中有大河，西城无壁垒，东城固之以甓，绘其上，甚盛。王师至城下，一交战破，胜兵四十余万，西城陷，皆尽屠其民。寻围东城，六日而破，死者以数十万。哈里巴以舸走，获焉。[20]
无敌神线月，旭烈兀大军再度开拔，很快征服了底格里斯河以东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而后，大军通过浮桥渡过了幼发拉底河，进抵叙利亚境内。旭烈兀要求阿尤布王朝的叙利亚苏丹纳赛尔投降，遭拒。纳赛尔在叙利亚北部的阿勒颇组织起防御。1260年1月13日，蒙古大军抵达阿勒颇城下，仅用了几天时间便将之攻陷。
城破之前，纳赛尔往南逃向大马士革。但大马士革人将他赶出城，并宣布无条件投降。于是，纳赛尔再向南奔逃，至加沙附近时，被追赶的蒙古军抓获。这里距离开罗已经很近了。
无论是阿勒颇、大马士革，还是开罗，都是阿尤布王朝的重要城市。前文已有交代，在阿拔斯帝国的中后期，这个庞大的帝国已经四分五裂，各地纷纷建立起自己的王朝。其中，萨拉丁在1171年建立的阿尤布王朝，其统治范围包括今天的埃及、伊拉克北部、叙利亚和也门。
阿尤布王朝实行军事分封制，军队将领掌握土地。其苏丹还从中亚、希腊等地购买大批马穆鲁克充当卫队。
1193年去世之后，阿尤布王朝也陷入之中。1250年，阿尤布王朝苏丹萨利赫去世后不久，马穆鲁克首领掌握了军政大权，从此阿尤布王朝名存实亡，被马穆鲁克王朝取代。1260年春天的某个早上，开罗的市民们正在为生计忙碌，马穆鲁克王朝苏丹忽都斯，却在经历人生中的恐怖一刻。在这位苏丹及其将军们的面前，站着四名旭烈兀派来的蒙古使者。他们交给苏丹一封丝毫不讲究外交措辞的书信。尽管蒙古大汗窝阔台已于一年前去世，这封信却是以他的语气写的：
你应该想想发生在其他国家的事，然后向我们投降。你肯定听说过，我们是如何征服一个大帝国并净化其受到污染的毫无秩序的土地。我们已经征服了非常广袤的地域，消灭了那里所有的人民。你无法逃出我们军队的恐怖阴影。
你能逃到哪里去？你会逃向哪条路？我们的战马很迅捷，我们的箭矢很锐利，我们的刀剑像霹雳，我们的心肠硬如山，我们的士兵多如沙。堡垒阻挡不了我们，军队阻挡不了我们。你所祈求的上帝不会帮助你们。眼泪和哀歌感动不了我们。只有那些祈求我们保护的人，才是安全的。
但这并不是忽都斯的选择。他是一位性格坚强、行事果断的人：四个月之前，他刚刚废黜了十五岁的苏丹阿里。忽都斯不打算不战而降。他命令卫兵处死蒙古使者，又命令将军们动员起来，坚守开罗城。
这是一个需要勇气的决定，因为守卫开罗城的兵力只有2万。两年前，巴格达兵力有6万，却仍然被蒙古军轻易攻破。开罗城的存亡，甚至是伊斯兰文明的命运，都取决于这场战争的结果。
恰恰就在蒙古大军攻城之前，旭烈兀得到一个天大的坏消息：他的哥哥蒙哥大汗去世了。这意味着他得马上赶回蒙古，参加下一任大汗的选举工作。于是，旭烈兀带着主力部队返回蒙古，但他并不甘心放弃埃及。临行前，他命令驻守叙利亚的怯的不花继续执行攻打埃及的战略。
旭烈兀主力部队的离开，大大改变了双方军力的对比情况。另一个因素的出现查询历史网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对比。这个因素就是宗教。
在旭烈兀离开埃及之前不久，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四世下令，原先跟随蒙古大军的徒军队，不能再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原因将在后文讲述）。
而伊斯兰文化的同根性，让忽都斯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盟友。这个盟友曾经是他的敌人，侵略过埃及，他就是另一位马穆鲁克苏丹、主要势力范围在叙利亚的贝巴斯。与蒙古大军交过手的这位苏丹心里十分清楚，如果忽都斯被打败，整个伊斯兰文明或将毁灭。
1260年7月26日，双方正式开始交战。9月3日，历史上著名的艾因·贾鲁战役开打。双方兵力都在2万左右。这场战役的最终结果是：名将怯的不花战死沙场，蒙古大军的无敌神话破灭。
很多历史学家在评价这场战役时都认为，这是一场具有极大历史意义的战役，蒙古人首次遭遇决定性的惨败，是其征服之路的转折点。在此之前，蒙古人遭遇战事失利后，总是会回过头加倍复仇，而且往往会取得胜利，然而，在艾因·贾鲁战役中惨败之后，他们没能实现有意义的复仇。
马穆鲁克的埃及一跃成为伊斯兰、军事和文化实力的中心，这种地位一直持续了200多年，直到奥斯曼帝国崛起。[22]
波兰人犯下的多种罪行，激怒了最仁慈的上帝，于是上帝降下了灾祸。但这种灾祸与前些年不同，它不是瘟疫，不是饥荒，也不是来自天主教邻国的敌意，而是来自野蛮人的兽行和愤怒。——让·德乌戈什（《让·德乌戈什编年史》）
德乌戈什（Jan Dlugosz）生活在15世纪的波兰。他拥有多种身份：他是一名出色的外交家，是颇有声誉的天主教牧师，还是波兰首位红衣主教的秘书，但他最被后人熟悉的身份，是编年史的记录者。1701年前后，在他去世两百多年后，他的历史记录被编著成书，书名为《让·德乌戈什编年史》。这部编年史记载了965年至1480年发生在欧洲——尤其是东南欧——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蒙古人对欧洲国家的入侵也被记录在案。
因为德乌戈什所生活的年代距离蒙古入侵已有两个世纪，他对这段历史的记录，不可能根据亲身经历，而只能根据他所见的文字资料及民间传说，因而未必能反映历史的原貌。不过，他的记录却能反映他所处的那个环境
“计划外战争”：1222年，哲别和速不台率领的蒙古军，因为久攻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无果，大军往北行进，艰难地穿越了高加索山脉，不巧进入了阿兰人和钦察人的地盘，并遭到后两者的联合打击。于是，一场“计划外战争”出现。蒙古人获胜之后占领了北高加索一带。后来，在钦察人的游说之下，罗斯国贵族出兵与其一起进攻蒙古大军。又一场“计划外战争”上演。结果是，在1223年5月爆发的加尔卡河战役中，哲别和速不台率领的3万蒙古大军，击败了有8万兵马的罗斯联军。战后，部分钦察人和罗斯国贵族逃往西边的邻国匈牙利王国。
正如本书第一篇所强调的，蒙古人崇尚有仇必报的原则，凡是侵犯其利益、挑衅其权威的人，都是蒙古的仇人，必然要除之而后快。也正因为坚守有仇必报的原则，蒙古人的仇敌越来越多。
“计划外战争”之后，除了宿敌钦察人，蒙古人又多了几个仇敌：阿兰人、罗斯人、匈牙利人，以及这些仇敌的盟友。于是，复仇成为蒙古人西征欧洲的正当理由。正如花剌子模帝国给伊斯兰世界带去了灾祸，钦察人与罗斯人给教世界带来了威胁。蒙古人的幸运之处在于，他们要征服的世界，早已经失去罗马帝国时代的辉煌，随处可见内乱与。
据波斯及西方史料的记载，1235年，窝阔台大汗在首府哈剌和林召集大会，商议征讨钦察、罗斯等国事宜。察合台在会上提议发动一次“长子出征”，因为“长子出征人马众多，威势盛大”。
这个提议得到了窝阔台的认可。于是，朮赤的儿子拔都、斡儿答，察合台的儿子拜答儿、孙子布里，窝阔台的儿子贵由、合丹，以及拖雷的儿子蒙哥等，共集合10万大军，统帅由拔都担任，副帅由西征经验丰富的速不台担任。
·地理志》记载：“太宗甲午年〔1234年〕，命诸王拔都征西域钦叉〔钦察部〕、阿速〔亚速海附近的阿兰人〕、斡罗思〔罗斯诸公国〕等国。岁乙未〔1235年〕，亦命宪宗往焉。”
1234年与1235年等不同说法；至于西征的统帅，这些说法之间互有出入。不过，它们对西征讨伐对象的记载基本一致：钦察、罗斯、保加尔、基辅等国。实际上，尽管相关史料在某些细节的记载上有出入，但并不影响我们对这段历史做出判断：
7世纪，位于伏尔加河与卡马河交界之处，被认为是今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与楚瓦什共和国的前身。保加尔国以突厥人为主，也有一些芬兰人与马扎尔人。宗教方面，保加尔国主要信仰伊斯兰教。922年前后，阿拔斯帝国哈里发穆克塔迪尔派使者伊本·法德兰出使保加尔国，两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随同法德兰出使的还有伊斯兰教法学家。他们帮助保加尔国修建了一座堡垒和一座清真寺。在之后的三百年间，伊斯兰教在保加尔国发展比较迅速。与蒙古人一样，部分保加尔国居民信仰萨满教，崇拜天神“腾格里”，也有部分人信仰拜火教。
根据波斯史料的记载，1236年秋，在朮赤之子拔都与速不台的率领下，蒙古大军穿过伏尔加河,开始入侵保加尔国。但蒙古人并没有全军出动，只动用了大约3.5万兵力。而据匈牙利多明我会修士朱利安的记载，至少有10万蒙古军参与了入侵，而保加尔国的兵力不足5万。
1236年对保加尔国的入侵，并非是双方的第一次较量。前文已经交代过，1223年，哲别和速不台率领的蒙古大军与钦罗联军（钦察人与罗斯的联军）进行了一番交战，并获得大胜。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就在这一年的9月，速不台之子兀良合台率领5万大军入侵了位于罗斯诸公国东面的保加尔国。
双方在位于保加尔国南部的萨马拉湾（位于伏尔加河中游）附近遭遇。与兀良合台大军对阵的，是保加尔国王卡布杜拉与其盟友摩尔多瓦（今乌克兰西南部）大公普加兹组成的联军。
3.5万兵马，兀良合台率5万兵马的可能性极低。而且东西方史料对此事均无记载。尽管如此，欧洲人仍然乐于相信，是他们首先打破了成吉思汗战无不胜的神话。六年之后，也就是1229年，蒙古人再度入侵了保加尔国。他们在乌拉尔河击败了保加尔人的边防军，并占领了乌拉尔河上游地区。1232年历史大事年表电子版，蒙古骑兵又征服了巴什科尔东南部及保加尔国南部。经历军事上的多次失败后，保加尔人加固了首府比拉尔城的防御工事，在城外修筑了一道11千米长的石墙，因为他们知道，凶狠的蒙古人还会卷土重来。
蒙古人在1236年的征伐给保加尔人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尽管保加尔人加固了比拉尔的城防，但经过四十五天的围攻之后，蒙古人仍然拿下了这座城市，城内数万居民惨遭。
保加尔国的大部分城镇被毁，只有北部的城镇免遭损害，所以幸存的保加尔人多数在北部地区重新定居。导致保加尔人迁徙的另一个原因是，当地的农业发展遭到严重的破坏，因为蒙古人将农田变成了牧场。多数人在卡马河流域和北部地区定居下来。喀山成为保加尔的文化、和贸易中心，成为喀山鞑靼人的聚居区。保加尔的草原地区则由游牧的钦察人和蒙古人占据。
后来，保加尔国成为金帐汗国的一部分。再后来，它被分割成不同的公国，每个公国都是金帐汗国的属国。
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保加尔的伊斯兰文化影响下，金帐汗国的很多蒙古人变成了穆斯林。换句话说，蒙古人征服了保加尔人的物质世界，但自己的精神世界则被保加尔人——通过伊斯兰教——征服。语言方面，作为金帐汗国官方语言的鞑靼语——现代鞑靼语的前身——吸收了很多保加尔语的元素。
·宪宗本纪》载：〔蒙哥〕尝攻钦察部，其酋八赤蛮逃于海岛。帝〔蒙哥〕闻，亟进师，至其地，适大风刮海水去，其浅可渡。帝喜曰：
钦察人的游说天赋再度发挥作用。如前文所述，1223年，正是在钦察人的游说之下，经常遭到他们袭击的罗斯国，竟然同意共同出兵攻打蒙古人。1238年，钦察人故技重施，说服了曾经的敌人匈牙利人。
11世纪的时候，以东欧草原为游牧中心的钦察人，经常骚扰附近的国家，匈牙利王国即是其中之一。1089年，匈牙利国王拉迪斯劳斯一世曾成功击退钦察人的入侵。1229年，逃入匈牙利境内的钦察人和罗斯人曾请求匈牙利国王安德鲁二世提供庇护，但遭到拒绝。而蒙古威胁的进一步迫近，让匈牙利人暂时忘记了旧仇。
根据匈牙利修士朱利安（Friar Julian）的记载，1238年，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正式向钦察人提供庇护之所。此举为蒙古人入侵匈牙利提出了理由。于是，匈牙利将要面临与罗斯国相同的命运。这是后话。
基本完成对保加尔国与钦察人的征服后，蒙古大军开始加大对罗斯诸公国的征伐力度。而罗斯诸公国之间的矛盾，将使蒙古人的征伐呈摧枯拉朽之势。
1204年，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而后拜占庭帝国的实力迅速下滑，由此又削弱了以贸易为支柱、以拜占庭为主要贸易伙伴的罗斯国的实力。在此之后，罗斯国成很多个公国和几个较大的地区中心，比如位于保加尔国西北部的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位于保加尔国西部的梁赞公国，以及位于苏兹达尔公国西部的诺夫哥罗德公国等查询历史网站。
得到梁赞公国遭袭的消息后，尤里没有提供任何援助，因为梁赞与苏兹达尔公国有宿怨。1208年，年仅十七岁的尤里即曾带兵与梁赞公国交战。直至梁赞完全被蒙古人占领之后，尤里才派儿子们去阻挡蒙古人，结果可想而知：他们在位于苏兹达尔公国与梁赞公国交界处的科洛姆纳城附近被击败。之后，蒙古人攻陷并火烧科洛姆纳城。
它〔指莫斯科〕的居民多如蚂蚁和蝗虫，而它的四周，树木和茂林密布，以致连一条蛇都不能穿过。王公们均停驻在该城的郊野，同时他们在四面八方修建宽阔足够三四辆大车并排而行的道路。接着他们对着城墙架起射石机，几天时间后，除了它的名字外没有给该城留下什么东西，并掠获了大量的战利品。他们下令割掉百姓的右耳，计有二十七万只耳朵。
与俄罗斯的历史资料相对比，志费尼对莫斯科当时人口数量——重要的经济指标——的描述似乎有些夸张，因为在1200年的时候，作为罗斯诸公国中最大的城市，基辅的人口也仅有5万人。
1238年2月4日，蒙古军开始入侵苏兹达尔公国腹地。三日后，其首府弗拉基米尔被攻破，蒙古火焚城。据俄罗斯编年史记载，很多王室成员死于大火之中，尤里二世本人则趁乱逃出首府。
穿过伏尔加河之后，尤里集结了一支新军。他本想夺回首府，发现首府被焚之后，马上派人去侦察蒙古军的动静。但他们的效率显然不如敌人。蒙古人很快就发现并包围了尤里的军队。尤里率兵艰难突围之后，在希特河（今俄罗斯西部雅罗斯拉夫尔市北）再次被蒙古人赶上，于是双方展开了一番厮杀，结果尤里大公及其侄子雅罗斯拉夫尔公国大公维斯沃罗德双双战死。
这场发生在1238年3月4日的战役，凸显了罗斯境内各公国之间的矛盾。正如梁赞公国没有获得苏兹达尔公国的帮助，与蒙古人的交战过程中，苏兹达尔公国也没有从其他公国获得任何形式的帮助。拜占庭帝国——罗斯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及盟友——也没有提供任何帮助。
希特河战役之后，拔都将蒙古大军化整为零，分别洗劫了罗斯诸公国的十几座城市，比如苏兹达尔公国的罗斯托夫，切尔尼戈夫公国的科泽利斯克，诺夫哥罗德公国的托尔若克，以及佩列亚斯拉夫公国的首府等。
其中，科泽利斯克城的表现最为顽强。围攻了七个星期并牺牲近4000名将士之后，蒙古人才最终攻陷这座城市。吉捷奇镇的表现则最为悲壮。据说，听到蒙古军迫近的消息后，整个镇子的居民都选择投湖自尽。最幸运的城市则是诺夫哥罗德公国首府诺夫哥罗德，以及位于波罗的海南岸的普斯科夫城。由于行军路径过于艰难，蒙古军放弃了对这两座城镇的进攻，因此，它们没有像其他城市一样遭受城毁人亡的命运。
1239年夏，拔都挥师南下，在罗斯国南部草原进行休整。他们再次侵扰了钦察人和阿兰人，洗劫了克里米亚半岛。到了秋冬时节，拔都又率军杀回，劫掠了佩列亚斯拉夫公国和切尔尼戈夫公国。
“鞑靼人的兵车声，战马、牛和骆驼的嘶叫声，以及这些野蛮人凶狠的厮杀声交织在一起，众声喧腾，以至于城内的人听不见彼此说线月，作为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的特使历史大事年表电子版，圣方济各会修士柏朗嘉宾，曾在出访蒙古帝国首都哈剌和林的途中经过基辅。他如此描述基辅陷落六年之后的情形：
他们〔指蒙古人〕攻陷基辅后，将城中居民处死。我们经过这里的时候，看见遍地都是遗骸和头骨。基辅曾经是一座大城镇，人口十分密集，但现在几乎成了空城。这里只有两百间房屋，居民完全成为奴隶
基辅的沦陷，结束了俄罗斯以基辅为中心的历史阶段（878—1240年），自此之后，俄罗斯的中心开始向莫斯科转移。
1240年底，罗斯诸公国已完全被蒙古人征服。这块本属于东斯拉夫人的土地，后来成为金帐汗国的一部分。东正教的机会
蒙古人的征服所带来的冲击，最终为俄罗斯人种下了修道生活的种子。这种强烈的信仰氛围，又有助于推动俄罗斯境内各民族对东正教的皈依。
贵族及城镇议会遭受的屈辱，导致其权威的瓦解。而统一性的丧失，又使得教会一跃而成为宗教与民族身份的化身。与此同时，教会还填补了丢失的认同的差距。
1267年，金帐汗国可汗忙哥帖木儿（1266—1280年在位）向全俄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宣布了一项法令。这项法令后来被西方人称为“豁免宪章”。它正式确立了国家对东正教的保护。它豁免了教会所有形式的税项，严厉禁止蒙古和俄罗斯的税收机构攫取教会土地或索求任何服务。如果有人违反，就会被处以死刑。它还允许神职人员不接受人口普查，这意味着神职人员可免服役或从军。
这项法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教会第一次不那么依赖贵族。东正教能够拥有更多的土地，使得教会在蒙古管制时期处于强势地位。
由于经济条件和条件得到改善，教会有能力向乡村的异传播东正教。与此同时，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教会所处的环境变得纷乱，于是，教会去往更偏僻、更宁静的地方修建新教堂。这种不断扩建宗教机构的循环持续了很长时间，使教堂的数量极大增加。这是东正教在金帐汗国治下得以快速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俄罗斯的东正教中心所在也改变了。在蒙古入侵之前，基辅是东正教中心。1299年，东正教中心迁往弗拉基米尔，并于1322年迁往莫斯科。
·麦克伊韦迪（Colin McEvedy）统计，至少有50万罗斯人死于蒙古人的屠刀之下，而蒙古人仅折损7000名士兵。
惨遭蒙古人蹂躏之后，很多城市中心花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恢复元气，诺夫哥罗德却能继续保持繁荣。至于莫斯科，它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逐渐发展起来，最终一跃而成为莫斯科大公国——沙皇的前身。
窝阔台大汗以及拔都和贵由等人自然不会知道，当然他们也并不在乎自己的征伐具有多大的历史意义。对此，历史学家的评价也莫衷一是。
“东方式的”，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筑起了一道厚墙，延缓了俄罗斯社会、和经济改革以及科技的步伐。
最具有讽刺意义的评价是，极具破坏性的蒙古人对现代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崛起产生了重要而长远的影响。
蒙古人——通过金帐汗国——对俄罗斯的统治，加深了俄罗斯与蒙古统治阶级之间的文化与血脉沟通。朮赤的孙子那海娶了拜占庭帝国的公主，他的女儿则嫁给了一位俄罗斯王子。根据17世纪的一项调查，约有15%的俄罗斯贵族家庭有蒙古人的血统。
1218年，在父亲的苦心安排下，二十二岁的他娶了波希米亚国王奥图卡一世的女儿安娜公主为妻。奥图卡一世有过两位妻子。他的第一位妻子是德意志某个伯爵的女儿，他们所生的女儿达格玛，嫁给了丹麦国王瓦尔德马二世。奥图卡的第二位妻子是匈牙利国王贝拉三世（1172—1196年在位）的女儿。而亨利二世的妻子安娜公主，就是奥图卡与第二位妻子所生的女儿。
换句话说，通过这桩婚姻，亨利二世成了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的小舅子，同时又是丹麦国王的连襟。毫无疑问，亨利家族的地位会因此而得到极大提升，亨利二世本人也将拥有一个至少在上十分光明的未来，因为凭借岳父奥图卡一世的关系，他几乎已经成为中欧的明星。
彻底征服罗斯诸公国之后，1240年12月底，察合台次子拜答儿、窝阔台次子合丹及朮赤长子斡儿答，率1万兵马从位于罗斯最西面的沃伦斯基公国（今乌克兰境内）出发，朝波兰——匈牙利的盟国——进军。
波兰是一个年轻的国家。10世纪的波兰牧师、编年史记录者雅各布记载，966年，神圣罗马皇帝奥托一世确认梅什科一世为波兰公爵。这是波兰第一次见诸历史。同年，梅什科一世皈依罗马天主教。当时，波兰的面积约为25万平方千米，人口不到100万。
1025年，波兰公爵博莱斯瓦一世——梅什科一世之子——抓住神圣罗马帝国因其皇帝亨利二世去世而产生内乱的机会，加冕为国王。从此，波兰获得了与领土的独立性。不过，博莱斯瓦一世去世之后，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干预下，波兰很快便陷入内乱之中，其情形与罗斯国颇为相同。直至1106年，博莱斯瓦三世才重新统一了波兰。
最讽刺的是，博莱斯瓦三世在自己去世之前，又人为地将波兰分割为五个公国：西里西亚、大波兰、马佐夫舍、桑多梅日以及克拉科夫。他之所以这么安排，是为了让儿子们都满意。
博莱斯瓦三世共有四个儿子。他把西里西亚、大波兰、马佐夫舍、桑多梅日分别交给这四个儿子统治。作为整个波兰王国的代表，长子还统治克拉科夫。也就是说，长子统治两个公国。
1138年博莱斯瓦三世去世之后，瓦迪斯瓦夫——博莱斯瓦三世的长子、波兰王国的代表——曾试图重新统一波兰。在波兰大主教和瓦迪斯瓦夫兄弟们的联合打击下，统一波兰的计划最终泡汤。不仅如此，西里西亚、大波兰、马佐夫舍等公国后来甚至进一步分割成更多小公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小公国的首领都是独立的统治者，可以自由地与外部势力联盟。
前面提到过的亨利家族，即是西里西亚的统治者。1231年，波兰王国的代表、统治克拉科夫及大波兰地区的公爵瓦迪斯瓦夫三世去世之后，将其领地全部都赠予亨利家族，因为他从亨利二世的身上看到了波兰的未来。可惜蒙古人没有给亨利二世足够的时间去统一波兰。
位于波兰东部的卢布林很快就落入蒙古人之手。1241年2月13日，在图斯克战役中，蒙古人击败了由克拉科夫总督沃齐米日率领的一支波兰军，紧接着，位于卢布林西南的桑多梅日沦陷。
而后，这支蒙古军一分为二。斡儿答率领其中一支分队，横扫波兰中部的沃尔博日，以及中北部的宛兹卡（今大波兰省境内），然后挥师南下，围攻波兰西南部的弗罗茨瓦夫。整个波兰中部都被蒙古人夷平。
拜答儿与合丹则率领另一支分队，扫荡波兰南部与西部地区。3月18日，在攻打南部城市赫梅尔尼克时，蒙古人打败了来自克拉科夫与桑多梅日的波兰军队。蒙古人的勇猛和凶残令整个波兰都陷入恐慌之中。
听到蒙古军迫近的消息后，克拉科夫市民纷纷离城躲避历史大事年表电子版。当时，守卫这座城市的是波兰大公博列斯拉夫五世。克拉科夫之战十分惨烈。博列斯拉夫战死沙场，他的军队几乎被全歼，只有少数残部西逃莱格尼察。3月24日，蒙古大军攻陷这座城市，然后大火焚城。
根据西方文献的记载，窝阔台的孙子海都参与了此战，并曾率军追赶博列斯拉夫残部。20世纪的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所著《草原帝国》一书即采用了这一说法。国内不少历史作品也引用了这种说法，但这条文献的真实性有些疑问。
海都生于1235年，也就是说，蒙古大军奉命西征之时，他还是襁褓之中的婴儿；在蒙古大军入侵波兰之时，他也只是一个六岁的幼童。如果海都果真率军参战，相关史料肯定会强调他的年龄。而事实是，中外所有记载海都参战的文献，无一强调他是一位幼童将军。
——西里西亚地区最大的城市，西撤至莱格尼察。在这里，亨利集结了自己的军队以及莱格尼察附近的盟军，人数规模在1万至3万之间。据波兰历史学家拉法尔·亚沃尔斯基（Rafal Jaworski）考证，亨利二世集结的兵力包括：奥波莱——拉齐布日公爵梅什科二世的军队，在图斯克与赫梅尔尼克战败的波兰军残部，一些外国志愿军，以及500名条顿骑士团成员。
1189—1192年）之后，与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一起并称“三大骑士团”。虽说条顿骑士团成员只向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效忠，但他们有时也会为了利益而出卖自己的武力。
1226年开始，条顿骑士团一直在帮助波兰人入侵普鲁士。他们之所以接受波兰人的邀请，是因为康德拉一世答应给予他们封地。至于他们支援亨利二世的原因，以及是否获得罗马教皇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授意，西方史料并无记载。按照波兰历史学家拉法尔的说法，除了上述这些已经集结的武力，亨利二世还在等待他的小舅子、波希米亚国王瓦茨拉夫一世的支援，后者承诺将带来一支5万人的援军。
此时，蒙古人的军情实力再一次显现出来。当拜答儿与合丹等正在考虑是否要拿下弗罗茨瓦夫时，突然收到波希米亚援军不日即将到达的情报。于是，蒙古人丢下弗罗茨瓦夫，火速向西行进，直指莱格尼察地区，他们想赶在波希米亚援军到来之前，迅速将亨利二世的军队击败。
4月9日，身披上等盔甲的亨利公爵骑马冲出莱格尼察，与鞑靼人〔指蒙古人〕交战。当他经过圣母玛利亚教堂时，一块石头从教堂屋顶落下，差点击中亨利的头。这被认为是神的警告，至少是一个凶兆。
尽管亨利的军队在兵力上占优势，且有地利之便，但仍然被蒙古军打败。条顿骑士团成员几乎被全歼，其指挥官奥斯坦与亨利皆死于战场之上。根据让·德乌戈什的记载，亨利本可以逃出围剿，但他佩戴的徽章出卖了他，使其遭到蒙古人的围攻好看的历史图片。蒙古兵用长矛刺中亨利要害后，用剑砍下了他的首级，他们还扯下亨利的徽章，并扒光了他的衣服。
蒙古人离开后，波兰人花了几天时间寻找亨利的尸身。由于首级已被砍掉，亨利的尸身一直没被找到。直到亨利的遗孀透露了亨利的另一个特征
蒙古人没有乘势占领莱格尼察城堡，而是四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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