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纪录片大全历史与新闻的区别

信息来源：互联网发布时间：2023-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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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有无数个今天，无数个今天凝聚成历史。每个今天都会发生不一样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值得我们去品鉴。以“历史上的今天”为切入点，寻找曾经此时此刻发生的故事，这些故事或警醒、或感动、或离奇、或让人开怀一笑……所有这些，我们都将一一呈现，以飨读者。

　　这天凌晨，对当时的湖南韶山滴水洞管理员廖时禹来说，有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9月8日上午，他们接到通知，说湖南省委第二张平化晚上要来检查接待回家乡休养的准备工作，但是，在深夜快12点的时候，他又接到一个电话，说张平化不来了。难道不回来了?廖时禹心里直犯嘀咕。

　　事实上，在廖时禹放下电话不久，远在北京的的生命便已走到了尽头。病重期间，像普通人那样的乡愁情思，促使他向中央提出回韶山滴水洞，中央也通知了湖南做好接待准备工作。可惜，这个最后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

　　从9月8日零时起，便开始腹部人工辅助呼吸，血压高压到180，低压到80。11点左右，心律失常。下午4点，插上鼻咽管。晚上8点半，神志模糊。就是在上下肢插着输液管，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插着鼻食管的情况下，这一天看文件、看书11次，加起来有两小时50分钟，平均每次不到16分钟，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看的。同书和文件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最后一次阅读，是9月8日下午4点37分。7个多小时后，刚刚跨进9月9日的门槛，他的心脏便停止了跳动。

　　，湖南湘潭人。1893年12月26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辛亥爆发后在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1914～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团体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11月，在湖南创建主义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湘区委员会，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1923年6月，出席“三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1月国共合作后，在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周报》，主办第六届农动讲习所。1926年11月，任中央农动委员会。

　　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

　　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1927年8月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创立第一个农村根据地。1928年4月，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他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

　　1930年5月，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8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任总委员。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选为主席。1933年1月，被补选为中央局委员。从1930年底起，同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战胜了军队的多次“围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领导集团进入中央根据地以后，被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导致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4年10月历史纪录片大全，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长中，1935年1月中央局在贵州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确立了以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10月，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12月，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历史纪录片大全。1936年12月，同周恩来等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成为由内战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局转换的枢纽。同月，写《中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夏，写《实践论》和《矛盾论》。抗日战争开始后，以他为首的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努力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大块的抗日根据地。1938年10月，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发表《论持久战》、《〈党人〉发刊词》、《新主义论》等重要著作历史与新闻的区别。1942年2月，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纠正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1943年3月，被选为中央局主席。5月，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生产运动，度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1945年4～6月主持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主义的中国”的战略。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为的指导思想。他从七届一中全会起至1976年9月9日逝世为止，一直担任中央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蒋介石企图消灭党及其武装力量的现实，他提出“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1945年8月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表明中国党争取国内和平的愿望。

　　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同朱德、周恩来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积极防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同周恩来、任弼时转战陕北，指挥西北战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历史与新闻的区别，在以他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1949年4月的渡江战役，推翻了政府。1949年3月历史与新闻的区别，主持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并作重要报告，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各项基本政策，号召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月1日，发表《论人民》，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0年6月，主持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10月，迫于美队攻入朝鲜主义人民共和国、威胁中国东北部的形势，以他为首的中央决定进行抗美援朝战争。1950～1952年，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反和其他改革，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1953年6月，按照他的建议，中央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任职到1959年4月。

　　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接着，在中央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9月，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这个方针后来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因而导致了以后的一系列指导工作上的错误和挫折。1957年2月，他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1957年7月，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局面”的要求。1958年5月，发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7月，主持召开庐山会议。他本想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在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后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从1960年冬到1965年初，在以他为首的中央领导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初步纠正“”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这期间，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初步纠正了农村工作中和其他方面的“左”的错误。但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7月反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1963～1965年，发动农村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20世纪50年始，他领导同苏共奉行的大国主义和干涉、控制中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66年5月，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他发动了“文化大”运动，这个运动因受、两个反集团操纵而变得特别狂暴，大大超出了他的预计和他的控制，以至延续十年之久，使中国许多方面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在“文化大”中，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他领导了粉碎反集团的斗争，不让、张春桥等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

　　是中国家、战略家、理论家、诗人，中国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从1949年到197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贡献以及对党的理论贡献被称为思想。担任过的主要职务几乎全部称为“主席”，所以被尊称为毛主席。被视为现代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时代》杂志将他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100人之一。

　　1976年，中国的一系列突发事件吸引了世界的眼球。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也以90岁高龄与世长辞。7月28日，一场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将唐山夷为一片废墟。9月9日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万分悲痛的心情对外宣布，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主席于当天凌晨0时10分在北京逝世。消息公布后的15分钟内，包括路透社、美联社和法新社在内的世界主要通讯社便报道了逝世的新闻。紧接着，世界各大媒体发表和转载了大量赞扬和介绍事迹的评论和文章，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报纸甚至用十多个版面刊登介绍的文章和照片。世界各国政府、各国际组织也纷纷对此做出反应。

　　逝世后，世界各地对他的赞扬和哀悼如潮水般涌来。曾有记者这样写道：“9月9日下午4时这一悲痛时刻，似乎地球也停止了转动。”在他逝世后的10天里，共有123个国家的政府和首脑向中国政府发来了唁电或唁函，105个国家的或他们的代表到中国使馆吊唁，53个国家降半旗致哀，许多国际机构和国际会议上也开展了悼念活动。

　　联合国总部以历史上罕见地快速度在逝世的当天就降半旗致哀。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联合国全体大会上发言时盛赞的丰功伟绩：“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他实现自己理想的勇气和决心将继续鼓励今后的世世代代。”联合国大会主席高度评价是“我们时代最英雄的人物”，“他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逝世后，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政府都给了极高的评价。美国总统福特在9日的唁电中称赞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认为“毛主席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巨人，他对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国务卿基辛格以他特有的风格说：“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音乐歌手身上有一种‘颤流’，我承认我自己对此浑然不觉。但是却发出了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对也赞赏有加，他称“主席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创造者之一，是给中国人民指出走向新的未来的道路的人。”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认为，“新兴的中国就是他永久的纪念碑”。

　　日本首相三木武夫说：“毛主席作为世界的大家在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业绩”，外相福田纠夫则用带有崇拜的口吻评价说：“无论对他做多么高的评价，都是不过分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评价时还引用了后者的诗“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认为“历史学家将会对的事业和他对中国人民和世界的影响做出估价。”此外，英国首相卡拉汉、法国总统德斯坦等各国政要都发来唁电对大加赞赏。

　　逝世后不久，中央对外宣布：“不准备邀请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吊唁。”即便如此，仍有不少国家的提出要来参加主席的追悼会。美国对吊唁也好像特别上心，国务卿基辛格，副国务卿哈比卜，总统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前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什，参议院共和两党领袖等都一拨一拨地前往位于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哀悼。

　　在其他国家的中国驻外使领馆，吊唁的人也络绎不绝。在日本，逝世后两天内就有1700多位各界人士到中国大使馆吊唁历史与新闻的区别历史与新闻的区别。日本还有一位从1967年开始就收听北京电台广播的朋友，他每年都把他在五月里亲自采制的茶叶寄给。在得知逝世的消息后，他又带来茶叶委托大使馆转交给的家人，以寄托哀思。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许多友好人士是带着全家老少来中国大使馆吊唁的，其中不少父母在遗像面前给孩子们讲述毛主席的生平和中国历史，许多刚学会写字的儿童在吊唁簿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许多发展中国家对的逝世表现出了更大的悲痛。逝世的消息传到朝鲜后，朝鲜党政领导机关决定9月10日到18日为全国哀悼期，并规定18日全国停止一切娱乐体育活动。18日下午4时，当中国隆重举行主席追悼大会时，朝鲜举国上下也就地肃立三分钟致哀。哀悼期间，朝鲜各党政机关的干部、群众团体的代表、工人、农民、人民军官兵、青年学生共一万多人到中国大使馆吊唁，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共收到朝鲜各界发来的唁电、唁函5200余封。

　　在中美洲的牙买加，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黑人农民从百里以外的农村赶到中国驻牙买加大使馆，他送上了一束新鲜野花默默悼念主席。还有很多前往吊唁的人一边痛哭一边唱着国际歌，悲痛欲绝。

　　在法国、联邦德国、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以及刚果等国，各界人士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在逝世的当晚，联邦德国的一些马列主义组织就分别在几个城市举行了火炬。人群打着写有“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光荣永远属于同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万岁!”等大标语，高举火把，抬着用黑纱和鲜花簇围着的遗像在大街上缓步前行。埃塞俄比亚借着纪念“日”两周年的机会，发动了有10万人参加的纪念大，是所有国家中规模最大的。

　　9月11日，法国各界人士1万多人开始，队伍在巴黎公社社员墙前举行了追悼的仪式。刚果政府不但组织了，而且还决定今后每年将在逝世周年纪念日举行正式纪念活动。在巴基斯坦历史文化名城拉合尔，八百名工人组织了哀悼。由于找不到巨幅的画像，巴基斯坦著名画家马哈茂德·巴特便连续工作六个小时绘制了一幅，并放在队伍的最前面。

　　世界上唯一对逝世“不闻不问”的大国是苏联。就在联合国降半旗、各国政要发唁电、多国群众悼念这位伟人时，苏联却显得异常地平静。莫斯科的众多报纸甚至都没有报道逝世的消息。苏联的《消息报》也只在倒数第二版的一个角落里发了一则寥寥数行的报道。而在苏联的另一份重要报纸《真理报》上却出现了针对中国的威胁性文章，文章称在逝世后，如果中国不在一个月内采取与苏联和解的政策，那么苏联有可能采取某些“不可逆转的决定”。其实在苏联的普通民众中有许多人，尤其是一些曾在中国工作过的人，对这位国际主义运动的领袖怀有深深的敬意，但在当时中苏交恶的环境下，他们无法公开表达自己对的哀思。

　　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到加拿大后，旅居多伦多的原张国焘被问及如何评判昔日的对手之死时，他只是淡淡地说：“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然而历史推翻了他的预言，在毛主席逝世30年后的今天，他的思想依然对当今的中国乃至世界产生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