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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男，甘肃张家川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研究院田澍工作室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侯培和（1989-）男，甘肃古浪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区域社会史。
中国历史上的移居与社会，向来为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历史记录，为了进一步推动该领域及相关研究的深入，由中国社会史学会、西北师范大学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等10家单位协办的第十八届中国社会史学会年会暨“中国历史上的移居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22年10月22-23日在线上隆重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搜狐历史频道、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搜狐历史频道、复旦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名古屋大学等国内外65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4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云端，就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移居、宗族与家族、政权建设、日常生活、医疗卫生、水利社会、边疆民族、乡村治理、灾害治理、匪患治理、城市变迁、商业贸易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本次会议充分展示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前沿成果，拓展了该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移居与社会是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也是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常建华《清中叶甘青宁地区的人口移居与社会生活——以乾嘉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以乾嘉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探讨了清中叶甘青宁地区的人口移居与社会生活。他认为清中叶甘青宁地区的人口流动比较突出，多样性的生计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但也产生经济等方面的纠纷，民众往往通过地方社会职役与官府发生联系历史记录。祁刚《宋明时期浙南山区的移民与社会——以温州府泰顺县为中心》以温州府泰顺县为个案，探究了宋明时期浙南山区的移民与社会。他认为宋明时期浙南闽北山区的地域开发进程，是来自不同地域的人群对其地域关系的生产、组合与调整。陈青松《南昌府志流寓传人物群体与当地人文的发展》关注了移民文化中的流寓文化和流寓人物，以南昌地方历代所修府志记载的流寓人物为中心，探究了流寓传人物群体对南昌地方社会发展特别是人文发展的进程中的贡献。王新成《吸纳与整合：慕容鲜卑历史上的人口迁徙与社会阶层》对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部族迁徙和其统治范围内的人口流动过程进行了细致梳理。认为慕容鲜卑通过人口的迁移、吸纳与整合在诸燕国家内部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罗操《南朝时期移民心理世界管窥——以道教墓券为中心》以南朝道教墓券为中心，从社会心理文化角度研究了南朝时期移民的心理世界。师彬彬《汉代关内侯的籍贯分布与地域流动》认为两汉关内侯的地域流动具有维持统治秩序、加强中央集权、巩固政权基础、增强统治集团凝聚力和促进不同地区经济、文化教育交流的功能，但也产生了加重国家财政负担的弊端。
移民对边疆地区的、经济、军事、文化均产生了深远影响。邓明（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明代兰州移民考述》系统梳理了明代兰州移民的来历、类别，并就移民对于兰州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展开了讨论。晏波、杨紫雁（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晚清回族移民与地方政区设置——以化平川直隶厅为例》探讨了西北回民事变之后陕西回族移民被安置在华平直隶厅的前因后果、政区设置的中牵涉的学额、钱粮问题对行政区确定的影响，分析了直隶厅双重管理形式，对丰富清代厅这种行政区提供了案例。刘璐（西北师范大学）《大饥荒时期山东省“闯关东”移民的研究——基于山东省平度市口述材料》以口述材料为中心，对大饥荒时期山东省“闯关东”移民问题做了探讨。
军事移民是中国古代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军事移民问题是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潘洪钢《清代八旗驻防户口均齐制度述论》认为清代八旗驻防实际上是一种军事移民，而驻防旗人户口管理规制中的“均齐”户口，是八旗驻防制度变迁的重要问题。徐雯秀《卫所移民与边疆社会：以云南蒙化卫范氏家族为例》以云南蒙化卫范氏家族为例，探讨了移民族群对移居迁入地的大家族和社会结构的影响。王泽琪《卫所移民与边地社会：明代岷州卫的实践》探究了明代卫所移民与边地社会的关系，揭示了国家权力在区域社会的投射，以及国家、移民、土民在特定区域内的互动关系。盘媛《清代前期的云南人口与移民》探讨了康熙中后期至雍正年间，屯兵、农业、矿山劳动者等几种移民类型对云南人口发展的影响。李健韬《匈奴文化史研究综述》着眼于公元4世纪匈奴民族迁徙，特别探讨了中亚古帝国匈奴和斯基泰人的关系，及匈奴迁移对内亚地区国家社会的塑造。
水库移民的妥善安置是考验国家治理能力的一项重要举措。刘慧芳、张俊峰《论集体化时期山西水库移民中的生态定位——以文峪河水库为中心的考察》对集体化时期水库移民与生态变迁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集体化时期的生态定位始终都与当时的背景相关，在此基础上的服务型生态和工具型生态都是国家在进行水库移民安置过程中的政策需求，是同时进行并且互相影响的。许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运动式治理的微观实践——以黄河三峡水库移民动员为中心（1958-1970）》梳理了水库移民动员中的群众、基层干部、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探究了运动式治理模式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与演变。潘玉娟移民研究传统的历史转向：一个基于文献的评论》对水利水电工程移民的研究进行了细致地学术史梳理，并提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水利移民的思路。
抗战时期的移民活动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范立君《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移民空间位移与职业流向》对九一八事变后移民的空间位移与职业流向作了系统考察，揭示了九一八事变对关内移民东北，乃至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王雪梅《抗战时期的移民、同乡组织与社会治理——以旅渝同乡会为中心的考察》认为旅渝同乡会所开展的这一系列联络乡谊、同乡互助的活动，对抗战时期重庆的移民管理践行了其社会治理的功能。尚季芳《抗战时期国人西北寻根意识研究》认为抗战时期国人都把西北看作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发掘西北历史，讲述西北故事，企图从中提炼出振兴民族的精神支柱。
关于移民问题的概念史也是本次会议的一大创新点。张荣强《从“土断”到“地著”——中国古代客籍形成史》从土断到地著的历史过程，探讨了中国古代客籍形成史。廖涵《科学化史学的概念借用与调试——以明清史研究中“移民”为例》对明清时期的人口迁徙行为和迁徙者进行重新界定并分类，主张放弃从时间上区分移动行为，而侧重迁徙行为对迁移者及其社会关系的影响。韩鹏程《韩滉田家移居图：移居的型塑及其误读》从美术史的角度讨论了传统中国绘画对于“移居”的型塑，并对相关争论予以考证。
历史上的移居与日常生活史紧密关联。王善军《南宋归降契丹人的日常生活——以萧鹧巴集团为中心》以萧鹧巴及其集团为线索，对相关历史事实加以考述，深化了学界对契丹族演化的认识。申红星《明清之际大儒孙奇逢移居豫北后的日常生活》对孙奇逢晚年时期移居豫北地区的日常生活进行了具体探讨。李航《孝子、义民与罪犯：明代乞丐群像》探讨了明代乞丐群体的特殊形象。张继刚《“冠盖”的真实含义》长时段考察了冠盖的真实含义及历史变化，认为“冠盖”有四层含义，分别指代使者、官吏、名士和地方大族。孙玉荣《秦简所見“叚父”“叚子”身份考辨》对秦简所见“叚父”“叚子”身份作了比较深入地考辨。
地方社会中的个人、群体生活受到与会学者的关注。刘平、甄芸《从比利时到中国——晚清“洋大人”林辅臣的为官岁月》通过对比利时人林辅臣在清朝担任地方官的经历入手，再现了特定历史人物命运的“小历史”视角下晚清社会变迁的“大历史”。雷平（湖北大学）《去国亦忧乡：晚清鄂籍留日学生在日期间的乡土关怀》细致梳理了留学生群体在日羁旅期间的家国情怀。席卿循《日常生活中的：一位北洋官员在国民中的经历》以北京政府官员李景铭的日常生活为中心，透视国民对于社会肌理的深层影响，重新审视国民在现代国家构建和治理过程中发挥的作用。韦昊昱《1917-1919年齐白石客居北京的时局观察与平民心态》以齐白石居京初期着意创作的相关诗文为线索，揭示了其暗含于文辞之间的言外之意与心迹转变。曾晓祺、吴铮强《1940年代寓沪青年的婚恋与生计——余光裕书信的日常生活史》以余光裕书信为中心，考察了1940年代寓沪青年的婚恋与生计。姜朝晖《社会角色视角下中小学教师的日常生活》以社会角色视角为中心，考察了中小学教师的日常生活。贾登红《新中国的“日常”：公园、展览会与百货公司》运用南京华侨旅行服务社档案资料，通过对玄武湖公园、展览会与百货公司等日常景观的呈现，窥视出日常生活在新中国的视域下的旧貌与新颜。
多篇论文涉及个人行纪与体验问题。王康《得窥天颜：清末拔贡赴京朝考的微观体验》以川籍士子彭阜成日记为主要史料，从微观视角考察了普通士人对拔贡朝考的观感。岳丽《调整的意义：来华传教士回国休假制度刍议》探讨了来华传教士回国休假的原因、待遇、休假期间的主要活动及传教士回国休假对中国教发展的影响。鲍晓婉《译印俱佳，踵事增华——不该被圣经汉译史遗忘的台约尔》厘清了台约尔的中文著述与圣经修订活动、台约尔与“四人小组译本”的纠葛、台约尔与“委办译本”的关系，以及台约尔的圣经汉译观。杨喜红《近代边疆危机视域下的科学贸易考察团中国之行（1874—1875）》对1874—1875年的来华科学贸易考察团与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内部形势之间互动进行了考察。唐仕春《心态、心情与心声——新中国成立初代表团的访苏体验》聚焦于1950年代表团前往苏联访问而滋生、迸发出独特的心态、心情与心声等情感，分析了中国党探索怎样借鉴苏联社会主义经验建设新中国。赵宇《学生群体、校园球队与近代中国的足球人才》从校园足球队的组建、足球人才培养模式的完善、优秀足球运动员的养成等方面，考察了近代学生群体与足球运动的发展。
家庭史是近几十年来学界关注的一个新问题，自中古一直到近代以来的家庭史学界都有研究，出土和传世文书作为主要研究资料是学术界的一种取向。刁培俊、王志双《宋元江南何以“百主一客”“一家两口”：宋元农户家庭实况探微——以新公布《元代湖州路户籍文书》为中心的考察》以新公布资料为中心搜狐历史频道，考察了宋元江南何以“百主一客”“一家两口”的农户家庭实况，并对户籍统计中存在疑窦的地方展开了论证。郝振宇《西夏家庭伦理故事的叙事模式及其社会背景》对《圣立义海》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中关于家庭伦理故事的内容进行了分析，具体考察了故事的叙事方式，并对其背后的社会因素进行了思考。
乡村组织与权利变革是乡村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郝平《明清华北乡村组织功能扩大化及其原因探析——以太行山村社碑刻为中心的考察》探讨了明清华北乡村组织功能扩大化既是晚明以来官役劣化的结果，又是民间社会日趋活跃和繁荣的表现。这种扩大化的转变既反映了晚明以来乡村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也体现了清中叶（？）以后社会危机加重。刘道胜《“通庠毕变”：生员群体与清初婺源县基层行政——以康熙间婺源县士民具禀汇抄为中心》对清初生员群体与婺源县基层行政诸问题作了细致考察，窥视了清初徽州生员群体在参与地方事务中的境遇和实态。李平亮《从乡族组织到新式社团：清末民初变革与乡村社会权力格局的演变》考察江西乡族组织与乡村自治、乡族组织与新式社团、以及新式社团与乡村自治的互动过程，探讨了清末民初变革与乡村社会权力格局演变的内在逻辑。葛风涛《清末新政时期乡村社会冲突述论》对清末新政时期乡村社会冲突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新政推进国家进步和加剧社会冲突相向而行，源于其维持强国而非富民的改革路径。张爱明《阶级、关系与资本：新中国成立初期山西乡村外来户的入住权》利用集体化档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山西乡村外来户的入住权问题做了细致考察。
乡村社会治理是政府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一环。冯贤亮《明清江南的乡居环境、盗匪防范与地方治理》对明清江南水乡塑造的社会环境样貌以及行政区划交界地带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呈现了地方匪患的多发之地、严重之区、应对之法，揭示了地方治理的难局。王亚民《朝鲜对晚清图们江流域乡村治理的影响——“边疆与周边”视域下的移民与社会》考察了朝鲜对晚清图们江流域乡村治理的影响。李军《从团练到乡建：近代嘉陵江三峡地区的匪患治理与社会转型》考察了近代嘉陵江三峡地区的匪患及其治理。
乡村生计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又是问题。农民生存状况的好坏，关于政府的治理与社会的安定。韩祥《清末民初币制改革与华北农村税赋征缴变动》对清末民初币制改革与农村税赋征缴及农民负担之间的变动关系进行了系统考察，认为币制改革的每个折算环节均存在严重的浮收，加重了农民的税赋负担。侯培和《灾荒、经济与民生：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北乡村透视——以甘肃省为中心的考察》对全面抗战前甘肃的灾荒概况、成因及灾荒打击下农民生存状态与生活实态做了系统地考察，解读了南京国民政府灾荒治理的困境。辛婉怡《试论二十世纪20-40年代宁夏农民负担形成原因》对20世纪20-40年代宁夏农民负担的形成及原因进行了细致考察。
历史上的与社会治理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搜狐历史频道。庞毅《湘运之兴：从李真人加封看湘军与晚清湖南发展的关系》以同治十一年地方神李真人加封为线索，重新审视了湘军与晚清湖南发展的关系。王昆《团练筹安与粮饷纾困——同治年间甘肃黑头勇的命运走向》探析了清廷在外侵内变时对甘肃军队的调整以及随之造成的后果。赵印《妖言与政事：陶然亭“大老妖”事件的历史考察》将清末民初陶然亭两次“大老妖”谣言置于特定的文化、社会环境中，探析了不同时代背景下“大老妖”的社会意涵和符号意义。靳帅《“苏人治苏”与易长废督：1920年京地互动中的苏社集团》着重讨论了苏社在“易长废督”中争取“苏人治苏”的过程，揭示出苏社集团在1920年代省宪自治下的活动。李佳佳《交通与抗战：西北公路局的战时运输工作、困境及应对》对全面抗战时期西北公路局所承担的各项运输工作及其困境、举措作了系统考察。王欣怡《英美对伪满政权实施鸦片专卖政策之反响研究》考察了英美对伪满政权实施鸦片专卖政策的反响。
边疆治理历史上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李晓英《社会基础、秩序与区划调整——基于1935年甘南藏区双岔、西仓的考察》对1935年甘南藏区双岔、西仓的区划调整做了系统考察。谢羽《试论河州事变对临夏回族居住格局的影响》考察了河州事变对临夏回族居住格局的影响。许若冰《明代岷州地区的民理与行政制度变迁》综合考察了岷州从卫所到州县的演变及其州卫共治体制的形成过程，揭示了边地社会传统与国家制度调整之间的相互调适与博弈关系。王志通《宗教统摄经济与社会：临潭西道堂的发展与嬗变》梳理了时期西道堂的历史，考察了它的发展与嬗变。王淑婕《传承与创新：生态文明类社会组织在青藏高原的实践反思》对青藏高原生态文明社会组织的本土实践进行了经验总结及作用机制的反思。
灾害史研究史社会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杨芳《宋代灾荒与政府应对——以真德秀江南东路救荒为例》以南宋1215年真德秀江南东路的救灾为例，通过分析宋朝中央、地方应对灾荒和粮食危机的措施及效果，考察了宋朝国家治理灾荒的能力。胡火金《明清时期太湖流域水灾危害及灾害链——以苏州为中心的考察》以苏州为中心考察了明清时期太湖流域水灾危害及灾害链。李松《明清时期寿州城市水患及其社会应对》对明清时期寿州城水患及其社会应对进行了探讨，深化了对古代城市防灾减灾问题的研究。王晓霞《明清宁夏水患治理与区域社会运行》探讨了明清时期水患对明清宁夏区域社会的影响以及地方社会的水患治理与社会运行。
水利史是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潘春辉《清时期河西走廊的水利集体诉讼》通过探讨清时期河西走廊水利集体诉讼的产生、内部分工、权益分配，以及地方官府对集体诉讼的裁断等问题，审视了河西走廊水利集体诉讼中水利集团、绅民与国家的深层互动关系。李成生《新桂系时期广西的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考察了新桂系在广西的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改善了农业生态环境，稳定了社会秩序，支持了持久抗战，积累了不少经验。魏文斌《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改革开放以来魏特夫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回响》细致梳理了魏特夫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回响。杨尚荣《帝俄时期沙皇政权对土耳其斯坦总督区水资源的开发与治理》考察了帝俄时期沙皇政权对土耳其斯坦总督区水资源的开发与治理。
宗族与宗族问题是观察与研究基层社会的重要窗口历史记录。张俊峰《历史实践论视野下的北方宗族研究》主张在功能论、系谱论的基础上，从历史实践论出发，重新认识和理解宗族概念，强调南宗族的同一性而非差异性，对于推动中国宗族研究能够提供一个新视角搜狐历史频道。田宓《近四十年来内蒙古土默特地区蒙汉家族的系谱编修与族际交往》探讨了蒙古家谱的演变轨迹，从时空观察了中国社会宗族的历史面貌。杜靖《山东临沂岭前村杜氏宗族的“门”概念及其实践》认为山东临沂岭前村杜氏宗族理解并实践的“门”并不符合历史学家目前建构起来的“门型宗族”概念，在本质上与东南中国暨陈其南所呈现的“房”概念无本质差别。姚春敏《男性书写下的明清女性宗教结社及捐资研究——以华北碑刻题名为中心》探讨了男性作为旁观者甚至参与者对待女性宗教结社和神庙捐助等活动的态度，探讨了明清女性在宗教活动中的能动性。李灵玢《反客为主：论羊楼洞雷氏的宗族建构》通过考察族谱中关于雷氏经商致富、敬宗收族以及地方治理的关键性叙述，探讨了雷氏如何由一外来族姓发展为地方首屈一指的强宗大族的复杂历史过程。宋杰《怀远耿氏“悬谱”的发现与研究》考查了怀远耿氏“悬谱”这一特殊家谱类型纂修的背景，探讨了“悬谱”对淮河流域人口迁徙及区域社会变迁研究的重要意义。李旭洋《民间文献所见清代秦州乡族社会——以乾隆四十二年杨渭南告诫子孙誓词书与触目警心碑为中心》在对两则文书进行整理并录释文的基础上对其蕴含的乡族社会进行了解读，为西北地区清代以来基层社会运转提供了个案考察。陶兴华《何谓秦人？试论秦族族源及其与秦人关系》分析了“秦族”与“秦人”概念的区别和差异，拓展了秦人研究的视野。
信仰与礼俗是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乌云格日勒《民歌与歌中人物：围绕内蒙古民歌希术梅林的讨论》围绕内蒙古民歌《希术梅林》，考证了年间内蒙古东部民歌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及其时代根源。魏春羊《诸神共居：清代山西乡村文教神灵的合祀庙宇》以山西作为个案，探讨了清代乡村社会中的诸神合祀庙宇现象及其背后反映出的乡村日常生活。孟梓良、姚春敏《演化与认同：山右寿阳九王英布信仰飞地研究》对山西寿阳地区九江王英布信仰的基本情况、形成原因及信仰流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祁少龙《状纸里的爱恨情仇：时期甘肃民众的情感表达与争诉》以甘肃省档案馆所藏时期法院审判及民众诉讼的文献为中心，考察了时期甘肃民众的情感表达与争诉。魏士煜《从“山西多猛”到“甘、凉兵为天下劲卒”：当代甘肃戍边精神的历史探寻》以长时段的视野，揭示了甘肃精神文化传承的历史脉络及对当今时代的现实意义。他维宏《类型、特征与礼仪：宋代地方官学先贤祠探微》对宋代地方官学先贤祠的类型、特征与礼仪进行了系统地考察，意在说明先贤祠在社会治理方面所发挥的示范作用。孙继《践行酒宴与地方社会：宋代鹿鸣宴探微》详细梳理了宋代鹿鸣宴的兴衰搜狐历史频道，考察了鹿鸣宴的奢靡化及经费来源，并探讨它在地方社会的作用与意义。
疾疫与卫生史，近年来备受学界关注，是社会是研究中新的学术增长点。余新忠、徐旺《大变局前夜的新瘟疫——嘉道之际霍乱大流行探论》对嘉道之际的霍乱大流行进行全景式的梳理和解读，呈现了大变局前夜中国社会的状貌，探究了中国社会自身的脉动与遭遇“现代”的尴尬，表明大疫附着的丰富而复杂的时代和社会文化意涵。张连银《中亚“大博弈”视阈下的印度鼠疫防治——以电报档为中心的考察》以新颖的材料探讨了中亚“大博弈”视阈下对印度鼠疫防治工作，助推了中亚医疗史研究。张二刚《伪政府的防疫角色——日据上海期间的犬类处置》考察了日伪当局的犬类处置举措，探讨了伪政府在沦陷区卫生防疫中的角色和作用。赵艾东《1908—1911年西医输入川边巴塘及与地方社会》对清末巴塘会的医疗活动、西医的传播及与地方社会互动进行了深入考察，有助于认识川边早期近代化过程中现代医疗对地方社会发展的作用。张之佐、邵诗晗《清末厦门卫生防疫观念与行为的演变》将清末厦门因应疫病情形置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从清洁事务和检疫隔离两个方面，考察了这些充满西方色彩的“现代”防疫制度“在地化”的过程。张田生《回到历史现场：从陆懋修形象看清代寒温之争的历史与记忆》从知识史的视角，以陆懋修与寒温关系为个案，梳理了儒家观念影响医学知识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推进了儒与医问题的研究。
慈善与养老问题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范畴。黄鸿山《清代慈善事业的制度创新与事业发展——以育婴六文会为例》以“育婴六文会”为例，对清代育婴事业的制度创新与事业发展进行了深入考察。蔡勤禹《中国近代慈善圈探析——以慈善名人和慈善组织为例》通过对慈善名人和慈善组织两个慈善主体的分析，有助于理解近代慈善事业发展的多重面相，为研究近代慈善事业提供了一个分析方法。张超《1920—1930年代江南地区养老院的组织、实践与困境》通过考察1920—1930年代传统善堂、教会及地方政府在江南建立、运作养老院过程中的实践与困境，揭示了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尊老传统叙事与现实生活中老人的“边缘人”境遇形成巨大张力。
经济与商贸问题也是本次会议的一个关注点。黄国信《社会视阈下的清代盐课原理（1644—1850）》通过对盐政史料的深入研究，证实了清代盐课的确异于“量入为出”的原则，有较为明显的课入最大化倾向，为清代盐政提供一个体系的解释。贾岱铮《职业共同体与道德治理——以清代河南周口山陕商人为例》以河南周口镇为个案，分析了山陕商人会馆建设与组织活动，呈现了商人统合社会网络、民间信仰与道德规范，建构职业共同体的过程。马斗成、董书凯《新作物扩张与晚近胶州湾海岸淤变“再加速”——以红岛为中心的考察》聚焦晚近时期胶东地区作物种植结构变动与同期胶州湾红岛海岸线演化之间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自然与人类双向互动的内在张力与复杂面貌。曾伟《清代山西煤炭贸易研究》从煤炭产业的整体出发，结合地方志、碑刻资料对清代山西煤炭贸易的情形和特点展开讨论，深化了对煤矿开发与地方社会互动关系的理解。孙翌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永久黄”企业集团工人福利制度初探》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永久黄”企业福利制度、制度得失及对现实的影响和启示进行了细致考察。葛强、张科《洋务企业的抗战更生与衰落——以甘肃机器厂为例》从组织人事、生产运营等方面探究甘肃机器厂的兴盛，分析了其存废与战争之间的内在关系。
关于城市变迁问题。张力《荒基有券谁知主：晚清江南城市中的荒闲空地及其管理》以晚清南京、苏州等城市为中心，对其荒闲空地上的社会活动与管理更迭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揭示了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面向。僧海霞《“中亚的荒僻之地”：西方女性视阈下的近代喀什声音景观与城市形象》以西方女性记录的声音景观对近代中国喀什的城市意象进行探讨，从她者视野展现了近代中国西部边疆城市的日常生活。孟浩《途中的“都市”：西南公路与贵阳城市变迁（1926—1949）》考察了时期西南公路与贵阳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前者给后者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并阐释了这一过程所折射出的国家经略西部边缘社会的逻辑与路径。
根据地建设问题也是与会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耿磊《构建新社会：苏区时期农业生产互助的探索与实践》系统梳理了苏区时期农业生产互助的探索及实践，试图回答农业互助理论的来源，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常利兵《武装·政权·民众——关于山西抗日根据地基本问题的再思考》从方角度将武装、政权和民众作为重新探讨山西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历史脉络，深入揭示了抗战和根据地山区社会面临的多重复杂性和艰难曲折。朱小田《抗战时代文艺人的思想——对浙东根据地“的笃戏”改造的考察》深入考了浙东根据地“的笃戏”改造的实际过程，认为文艺的功能发挥，只是艺术改造的目的，为了这个目的所面对和解决的一系列问题，才是“的笃戏”改造的全部。张瑜《“劳动妇女”何以实现？——以建国初期晋东南妇女参加生产为中心的考察（1949—1956）》分析了建国初期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了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如何被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赵赫依《抗战时期陇东分区的灾荒及中国党的应对》论述了陇东分区灾荒的成因与概况，探讨了中国党应对灾荒救治时的局部治理能力与执政优势。张玉良《长征精神的历史沿革、时代价值与现代传承》对长征精神的历史沿革、时代价值与现代传承进行了论述。李芳铭《长征精神在青海的传承与发展》对长征精神在青海的传承与发展进行了阐释。
建国初期的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问题的讨论。冯晓霞《中国党百年初心使命历史进程、发展逻辑与经验启示——基于党代会报告文本的分析》以中国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文本为分析对象，考察了中国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百年征程中初心使命的阶段特征和内在逻辑，对新时代中国党践行初心使命提供经验启示。徐斌《1950年代初期国家政权建设在湖区的推行——以湖南、湖北交界的黄盖湖为中心》以黄盖湖为例，试图展现该湖区在1950年代初期的命运，剖析造成这一命运的各种制度及其用意。赵晓阳《认同、外交独立、宗教改造的三重奏：以天主教“圣母军”在新中国为例》以《人民日报》相关报道为基本史料，通过取缔遍布全国的“圣母军”，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外交特权和宗教特权，开辟了中国天主教独立自办的新道路，呈现出驾驭这一错综复杂社会局面的非凡勇气和社会治理能力。冯希《利益、观念与权力：山西永济县土改时期房产纠纷问题探析（1947-1966）》以土改时期的农村房屋纠纷为切入点，深入挖掘了房屋纠纷背后所体现出的新旧观念冲突、权力与权利纠葛，有助于充分展现土改对乡村社会的深刻影响。
与会学者就社会史研究的视角问题，从理论上提出了自己的创建。行龙（山西大学）《环境史与社会史》一文认为环境史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自有其独特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社会史没必要担心被环境史“收编”，而应当以本来开放的多学科姿态吸纳其有益的营养，多学科之间共生共荣，相互促进，才能共同繁荣历史科学。梁洪生《与“船（形）屋”故事的对话：以黎川洲湖村黄氏“大夫第”为中心》认为“船（形）屋”之说的流布对相关规划建设部门以及基层民众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这种传播与影响是现实经济利益和“发展旅游”等因素驱动之下的产物，地方民众希望本土历史与王朝故事或是“传统文化”有更直接的对应和挂钩，为此甚至不惜改变甚至湮灭本地的史事原貌。朱宏才《观察近代社会的法律窗口》从“赫符斯”事件和“德兰诺瓦”事件为观察视角，认为观察近代社会历史的变迁，不应该局限于1840年鸦片战争这个时间点，只要有自己的立足点，可以根据研究的需要自己界定。张介福《经世致用：国际关系视域的社会史研究——美国排华法案检讨》将《排华法案》研究置于国际关系视域，探究了美国华工政策的特点，揭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一般规律。
本次学术研讨会聚焦“中国历史上的移居与社会”。主要有如下特点：第一，时代长，区域广。本次会议提交论文所涉时代上至先秦下至当代中国2500余年的历史。研究范围遍及中国的西南历史记录、西北、华北、东北、江南等各个区域。第二，内容丰富，资料多样。本次会议提交论文涉及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移居、宗族与家族、政权建设、日常生活、医疗卫生、水利社会、边疆民族、乡村治理、灾害治理、匪患治理、城市变迁、商业贸易等问题。研究的资料涉及简牍、碑刻、家谱、档案、文书、书信、日记、报刊、口述、民歌、图像等多样的材料。第三，学科交叉，方法多元。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结合了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统计学、学的方法与理论，除传统历史学研究方法外，借鉴了新文化史、概念史、图像史等一些理论都被应用到研究当中，丰富了社会史研究的方法。第四，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本次会议提交论文中，既有社会史研究的资深学者，又有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济济一堂，各自发表高见。概而言之，此次学术研讨会，所提交的论文选题新颖、史料丰富、论证严密、讨论充分，具有较强的学术创新性、前沿性与开拓性。尤其是青年学者踊跃参加，是一次高质量、学术原创性鲜明的学术盛宴，推进了中国社会史的总体研究。
当然，本次会议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第一，个案研究相对较多，对理论探讨相对较少，缺乏社会史研究的整体视角与理论自觉；第二，学术史梳理不够，对学术前沿关注不够，很多研究重复论述或者对前人研究基础上的修修补补，缺乏创新能力；第三，研究方法单一，研究路径陈旧，缺乏学科交叉与互鉴。基于以上分析，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还存在进一步加强和拓展的空间：第一，社会史研究既要研究个案，同时还应该聚焦理论构建，在整体视野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是未来努力的重要方向；第二，社会史研究应该关注学术前沿，转换研究路径，在以往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推进社会史研究；第三，社会史研究应该加强多学科交叉融合，在学科对话中提升社会史研究水准。
本文为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抗战时期西北国际通道资料整理及研究”（项目编号：19ZDA218）；2022年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抗战时期甘肃进步报刊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项目编号：2022YB049）”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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