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历史朝代全历史软件下载中国历史年表一览图
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普遍富裕社会状态以及通向这一状态的路径是存在巨大风险的。必须指出，如果看不到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富裕与我国共同富裕的本质区别，就极易将共同富裕与普遍富裕混为一谈，满足于将“反贫困、反不均”导向普遍富裕（包括手段和结果状态），进而不知不觉地在意识形态上犯“右”的错误；反之全历史软件下载，如果看不到两者的共通之处，把两者绝对地对立起来，视其为一种绝对的排异排斥关系，则极易犯“左”的错误，阻碍反贫困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既能看到两者具有本质区别，又能看到两者包含着差异性的共通之处，才是完整的合乎事实本来面目的合理认知。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的力量在总体上处于主导的支配地位，它将通过的（人家）、经济的（公有制）、社会的（文化和道德的意识形态力量）方式或支配或节制或约束或影响资本（包括公有的、私有的）的行为方式，进而摒弃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局限性，超越普遍富裕的局限性，实现共同富裕。当然，说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将实现共同富裕，还只是从可能性上讲的，要将这种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还必须在遵循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永不停顿地构建、孕育、发展人民性，以充盈的人民性为基础、为导向构建和发展共同富裕社会状态。
共同富裕是当下理论界探讨最热烈的话题之一。大致说来古今历史朝代，这个话题可在三个层面来进行讨论：一是从将共同富裕单纯看作社会财富分配结果的视角来展开讨论，当下的讨论大多还停留于这个层面；二是从社会再生产的视角来讨论，它要求我们在讨论共同富裕这一话题时不仅要看财富分配的现状，还需深入到社会生产全过程，不仅要看到财富分配处于社会生产过程的结尾阶段，还要看到财富分配本身是社会生产的内在要素，看到财富分配结构是生产要素分配结构的转换关系；三是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比较的视角来展开关于共同富裕话题的讨论，这是一种视野更开阔、问题更为深入的宏大叙事中国历史年表一览图，涉及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进程（规律）、全部社会（国家、民族）结构、制度变迁等根本性问题。当我们直观地来看待共同富裕这一问题时，似乎只要在第一个层面把问题基本理清楚了，就可以直接付诸行动了。这在局部来说或许是可行的，但就宏观全局来说，如果我们在第二、第三个层面没有把问题的逻辑关系理顺、搞清楚，那么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就不能得到真正彻底解决。因此，关于共同富裕话题的讨论，我们必须将上述三个层面的问题综合起来，站在一个总体性的高度上来加以思考。习总指出，“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办好这件事，等不得，也急不得”。①（①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２０２１年第２０期。）之所以“等不得”，一是因为，国内客观形势表明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已相当紧迫，且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古今历史朝代，已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二是因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当它们已达普遍富裕时，我们必须以新的方式迎头赶上，并予以超越。所谓“急不得”，是指走向共同富裕是个巨大的、十分复杂、艰难的系统工程，指望通过一两个或几个社会行动在明后天就实现共同富裕是绝对不现实的。换言之，为了走向共同富裕，我们不仅要有实践性的试验性探索，更要有理论上深入而充分的讨论、探索，从而将宏观上全面的总体把握转化为顶层设计。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扎实有力、科学合理地迈出通向共同富裕社会状态的每一步。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将依据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发展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以及阶级分析理论，结合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进一步分析探讨我国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基本含义与基本特征，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必然性，分析探讨创造实现共同富裕的条件和可能路径。
第一，与自然经济形态相比较，商品（市场）经济形态最直观的表征是把自然经济形态下生产的两个环节即生产和消费扩展成为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把自然经济形态处于生产过程之外的交换和分配这两个偶然因素纳入到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把生产过程变成包含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且互为前提（结果）、互为内在要素、互相规定的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
第二，商品经济形态把自然经济形态下为了满足自己消费需要的生产目的，转变成为客观上为了满足别人的消费需求、主观上获取交换价值的生产目的。这是一个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转变，为克服自然经济形态下个别生产者需求及生产有限性的限制，进而把生产转变成为社会性的生产，把他人乃至全社会所有人的需求都变成生产者的潜在市场创造了无限的可能性，进而把生产通过分工的不断扩大和深化变成为可以无限增长的可能性领域，把生产变成一个可以让财富无限增长的领域。
第三，透过商品经济形态上述两大表征我们还可以发现，在欧洲封建社会缝隙中自然生长起来的商品经济形态下的生产过程就其本身来说是交换价值（货币、资本）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当这种经济形态成为整个社会全部生产过程的主导生产方式时中国历史年表一览图，欧洲历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历史阶段，在等价交换（平等）、自由买卖（自由）的表象之下，在工资铁律的表象之下，在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表象之下，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转化成产业资本的利润及其再转化形式商业利润和地租、利息等。在这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形态条件下，按其本性来说，必然造成两极分化，工人阶级的劳动所得始终被控制在劳动力商品再生产所费成本的水平轴上下，而整个社会的人口再生产需要的剩余财富则被有产阶级所瓜分，于是，贫困起初是绝对贫困后来是相对贫困与整个社会的财富增长、财富积累一同增长。
第四，历史本身所包含的辩证法在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形态内在地蕴含着自我否定的性因素：其一，从资本及其相互竞争方面来说，尽管剩余价值及其剩余价值率是整个资本家阶级的来源并标志着剥削程度的高低古今历史朝代，但是对个别资本家来说，当整个社会的市场容量和剩余价值率确定的情况下，其所得利润率的多少、高低则取决于他的资本的有机构成，所有的个别资本都会为了在竞争中胜出，竭尽所能提高自己的资本有机构成，并尽最大可能招雇或培训更多的优秀熟练工人、技术工人，甚至直接开办或资助各类学校和研究机构，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文化科学水平的提高，推动工人工资水平的提高；其二，从劳动及工人阶级主体方面来说，尽管工人阶级内部为了就业及获得更好岗位所展开的竞争会压低整体工资水平，但当工人阶级被组织起来并与资产阶级开展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等一系列有限的经济目标的斗争时，资产阶级往往为了整个资本的社会体系不至于破裂而作出让步，满足工人有限的经济要求，并把获取利润、增殖自身的着力点转向提高相对剩余价值和海外收入（资本输出、全球化）。概而言之，阶级斗争不论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是资产阶级内部抑或工人阶级内部的竞争，都或多或少地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工人工资水平的提高和劳动时间的缩短，从而推动着整个社会缓慢地逐步走向普遍富裕，首先是摆脱绝对贫困状态，继而是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从可能性讲）获得更多的享受资料（财富）和自由发展的时间。
第五，概括以上所述，商品经济社会形态的自然历史发展进程是存在将整个社会导入普遍富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当然这里的普遍性富裕或者说所有人的富裕，依然是在私有制下的富裕，是相对于自然经济条件下普遍贫困的状态，是相对于资本主义初期资本的绝对剩余价值为主要增殖手段，工人阶级时常陷于绝对贫困状态而言的富裕，它并不意味着公有制和财富均平，也就是说，在这种普遍富裕的社会状态内部，它并不排斥少数人的极富对整个社会生产过程的支配、垄断全历史软件下载，并不排斥少数极富者与普罗大众之间财富占有比例的进一步扩大。这一理论观点，尽管并没有为马克思所明言，但却蕴含在《资本论》中。他在《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的“机器体系和科学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化”这一节中指出，大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使“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工人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①（①工人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在现实社会中是逐步发展的，如逐步增加工资，逐步减少劳动时间，就如在当今较为发达的工业国家那里所发生的那样。）在工人能够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的条件下，“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尽管这时“劳动时间”依然还“作为财富的尺度”，“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②（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９６－２００页。）在这里，马克思清晰地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工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缩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和增长剩余劳动时间提供了可能性，而当工人能够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具体的现实路径是增加工资、缩短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时间）时，将可能实现使所有人都走向富裕，但是，必须申明，当工人阶级还只能部分地占有和支配自己的剩余劳动时，所谓所有人的富裕依然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部分扬弃，是对资本占有工人全部剩余劳动状况的局部改善。
顺带指出，有些学者将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尽管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一语，解释为未来社会将是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解释为马克思关于共同富裕思想的表述，在笔者看来是不准确的，从整篇文章的上下文来看，从“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有“尽管”这一个限制词来看，从财富这个概念“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解释来看，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所有人的富裕”，依然没有摆脱私有制和商品经济历史条件的限制，依然还属于商品经济自然历史范围之内，尽管它已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对商品经济（以必要劳动时间为尺度）和资本（以增殖自身为唯一目的）的扬弃。概而言之，在商品经济形态下，社会是存在走向“所有人的富裕”即普遍富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是存在走向自己的反面，即以自由时间为尺度的社会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但商品经济形态下的普遍富裕并不等同于我们今天言说的“共同富裕”，尽管它们在形式上有极大的相似性：两者都是“大家都富裕”，却包含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内容和历史内涵。
第六，必须指出的是，在私有制、商品经济社会形态下，社会走向普遍富裕状态，不仅需要国内工人阶级展开为增加工资、缩短工作目的的自觉斗争，需要资产阶级在这些领域的局部退让，而且需要外部国际条件，即对海外资本输出的大量增长及利润的回流（这也是西方资产阶级在国内阶级斗争中作出退让的重要原因）。从历史上来看，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欧洲福利制度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工人的生活境况开始普遍得到改善，但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相较于１８４８年欧洲和巴黎公社时缓和许多。这绝不是偶然的，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海外资本输出及利润回流的大幅增长，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掠夺的大幅增长（如从中国获得大量的战争赔款），以至于列宁惊呼欧洲（主要指英国）工人贵族化了。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社会状态同样有着十分重要的警示意义。
摆脱贫困，是人类自有文明以来贯穿始终的历史性追求。通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富裕或贫困是一个量化比较概念，①（①胡承槐、陈思宇：《关于共同富裕的若干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思考》，《浙江学刊》，２０２２年第１期。）由于整个农业社会时期生产力发展进程的缓慢，数千年没有发生质的变化，财富增长（如土地供给的约束）与人口增长（人均占有财富的可能性及计算）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导向“马尔萨斯陷阱”，所以在农业社会自然经济历史时期，人们对反贫困的注意力始终主要贯注于反不均和“均贫富”上，“不反贫，只反不均”成为道德的主基调。当历史进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历史阶段，尤其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历史阶段之后，在科学技术的加持下，人类生产力有了质的变化，且不断提高，这就为人类摆脱“马尔萨斯陷阱”提供了可能性。同时，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性所决定，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大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人类反贫困方式相应地也随之发生根本的转变：由“不反贫，只反不均”转向“只反贫，不反不均”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官方”基调——当然工人阶级自从登上历史舞台后，给统治阶级以强大的压力，并迫使资产阶级时不时地作出让步，进而在“反不均”方面也取得局部性的相应进展，从而将发达国家导向普遍富裕的社会状态，毫无疑问，这是巨大的社会历史进步。
然而，资本主义这一普遍富裕社会状态以及通向这一状态的路径是存在巨大风险的。首先，从普遍富裕社会状况存在形态方面来说，尽管欧美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已达到普遍富裕状态，但其内部财富差距极大，少数财团掌握和支配整个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不仅低收入阶层生活窘迫，即便中产阶级的地位也不稳定，一有大的社会波动便很难避免陷入窘迫之中（如２００８年经济危机带来的巨大影响，近几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更不要说在这普遍富裕的背后，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层依然没有摆脱雇佣劳动的地位。其次，从通向这一社会状态的路径来说，其一，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富裕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一切围绕资本增值，并以个人奋斗、市场竞争为动力而实现的，这种方式下的普遍富裕，往往以巨大的外部不经济为代价；其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普遍富裕是以“羊吃人”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为代价的；其三，即便在现当代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获取相对剩余价值成为资本赚取利润的主要手段的状况下，财富差距不断扩大仍然是基本趋势，因此，中下层群众的被剥夺感始终是盘踞在心头挥之不去的阴霾；其四，发达国家的普遍富裕自始至终都是建立在国际掠夺国际剥削的基础上的，离开国际掠夺和剥削，发达国家的普遍富裕则难以为继。故而，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科学技术和普遍富裕状态，告诉世人去贫困是可能的，是可实现的，西方的经验是可借鉴也是值得借鉴的；另一方面，西方的经验又是不值得完全照搬照抄的，同时又是无法完全照搬照抄的，而必须在借鉴的基础上加以超越，在普遍富裕的实现路径之外，新辟一条共同富裕的反贫困实现路径，实现财富分布的共同富裕样态。
什么是共同富裕，它又有哪些本质规定性呢？总的说来，共同富裕是与普遍富裕方式并存的反贫困实现方式和后果，共同富裕是无产阶级解放自己整个历史进程中的中近期目标，但它还不是最终目标。无产阶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消灭或者取消财富（贫富）问题本身（对此，马克思还有其他一系列相同意思的叙述：如消灭劳动、消灭分工等），是无产阶级在商品经济历史条件下根据自己的最终历史使命最终理想结合商品经济社会形态的具体现实而创设的一条既与普遍富裕之路并存又高于普遍富裕之路的新的反贫困道路和样态。
第一，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富裕之路是由资本增殖自身的逐利活动和工人阶级为增加工资、减少劳动时间的斗争的加持下所导致的自然结果，这种方式由于它以盈利为最高目的，故而有着巨大的负外部性。那么，与之相区别，共同富裕方式，虽然也要进行价值核算即受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制约，但在社会宏观层面，为了人的全面需要的生产目的，却在更为宽广的层面制约着商品经济价值规律。以我国修建高铁为例，如果单纯从资本盈利的角度来说，高铁将无法得到快速发展，甚至根本就无法建起一条高铁，但从人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出发来思考问题，则高铁值得建，必须得建，当然建多少条高铁，以怎样的速度发展高铁事业，这需要综合平衡，这是另一层面的问题。
第二，在整个社会宏观经济结构，即所有制关系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富裕以私有制为基础，并由大资本利益集团控制绝大多数金融产业资本、商业资本相区别，共同富裕则以公有制为基础中国历史年表一览图，并由国家代全体劳动者行使财产主权，或由劳动者集体控制和行使财产所有权，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商品经济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尤其是初级阶段，共同富裕的所有制前提在现实的具体现象上会表现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存的宏观样态。
第三，由所有制前提的差异所决定，在社会财富方式和分配方式方面，与普遍富裕是由资本组织社会生产并由资本（家）主导分配的自然结果不同，共同富裕是由劳动力量的代表即国家主导组织社会宏观生产过程、劳动者共同自觉协作劳动，进而共同拥有社会财富（包括劳动集体共同拥有集体财富）并依按劳分配原则在社会成员中分配财富。在这里，尽管在表象上，两者都需遵循价值规律来组织生产，都按照公平交换原则来分配财富，但在底层逻辑上，前者所遵循的是资本支配劳动的逻辑，后者所遵循的是劳动自主、劳动支配资本的原则。不理解这一点，只在个人所得财富多寡上讨论问题，则无法区分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富裕之路与我国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之路的本质区别，看不到共同富裕之路对普遍富裕之路的历史超越性和道义超越性。
首先必须指出，如果看不到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富裕与我国共同富裕的本质区别，就极易将共同富裕与普遍富裕混为一谈，满足于将“反贫困、反不均”导向普遍富裕（包括手段和结果状态），进而不知不觉地在意识形态上犯“右”的错误；反之，如果看不到两者的共通之处，把两者绝对地对立起来，视其为一种绝对的排异排斥关系，则极易犯“左”的错误，阻碍反贫困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既能看到两者具有本质区别，又能看到两者包含着差异性的共通之处，才是完整的合乎事实本来面目的合理认知。
第一，普遍富裕和共同富裕都是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有效之路，差异在于前者本质上基于“不均”之上（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次优理论，即是普遍富裕之路财富伦理的经典表述），后者则既反贫困又反不均，但两者都有反贫困的共通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还必须看到并尊重“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看到摆脱贫困、追赶发达国家所达到的富裕水平依然是当前乃至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的核心任务、基础性工作，看到“不均”“差异”依然是目前反贫困并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主观动力之一，看到“反不均”是为了抑制过度不均，是为了更好地摆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因此，走共同富裕之路，在现实的政策兑付上，必然要吸收借鉴普遍富裕之路的合理因素，并给普遍富裕之路留出相当的空间。
第二，普遍富裕和共同富裕都以现代大工业为自己的生产力前提，以商品经济社会化生产为载体。现代大工业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它为我们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提供了可能性、现实性，但不论是从历史起源还是现实条件来看，现代大工业及其发展都离不开商品经济这一社会化载体，而商品经济则以分工和财产权掌握在不同的主体手上为前提，这条逻辑路径是普遍富裕的自然路径，同时也是共同富裕主要依托的路径。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能够以制度优势、主观自觉有效地驾驭商品经济自然规律，将商品经济自然规律的负面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在于能够将商品经济之个人奋斗的动能与社会主义之劳动者集体共同奋斗的动能有机地组合起来，在于能够将商品经济之个人致富发财编织进整个国家繁荣强大格局之中并成为其中有益的补充部分。
第三，社会所有制整体转向在形式上的相似性。众所周知全历史软件下载，西方资本主义早期是以单一私有制的方式而存在于世的。在这一时期，资本以绝对剩余价值为利润的主要来源，工人阶级处于绝对贫困状态。随着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掀起广泛而持续的阶级斗争并对整个统治阶级产生强大而持续的社会压力、压力，以及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利润的来源逐渐从绝对剩余价值转向相对剩余价值，以及资本在海外回报的逐步增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缓解国内阶级矛盾、社会矛盾，逐步建立而发展起公营经济，且在冷战结束前公营经济的占比一度还非常高，以至于撒切尔首相、里根总统不得不推行“私有化”改革。正是与这一社会整体所有制格局的变化相伴随，西方发达国家逐渐形成普遍富裕状态，生成橄榄型社会。与之相对应，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制结构在初始时期都是清一色的单一公有制经济，只是源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而区分为国家所有制和劳动者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在这一时期，反不均的成效明显，但反贫困的成效，除了最初几年较为明显外，相当长的时间里进步缓慢甚至，与西方发达国家居民收入、生活水平快速提升形成强烈对比。正是由于改革开放对所有制结构进行了深刻调整，不仅公有制经济领域作了大幅度的收缩，而且还开辟新的广阔领域来发展各种类型的非公有制经济和公私合营的股份经济，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经济获得超常规的快速发展，进而解决了如何富起来的问题，并使全体人民进入富裕起来的快车道。由此可见，不论是西方的普遍富裕之路，还是我们要走的共同富裕之路，两者在整个社会的所有制结构上是有共通之处的：这就是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存。当然，两者的所有制结构背景在形式上有着相似性之外，其本质区别也是明显的。在西方是以私有制经济为主体，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体系为少数资本家利益集团所控制所主导，并攫取绝大部分剩余价值。在我国则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主导），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体系呈现为建立在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市场）基础上的国家主导且调节全社会的剩余劳动分配。
第四，经济伦理上都崇尚向能力开放的共通性。通观整个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进程及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过程，个人奋斗、向能力开放都是与之始终相伴随的经济伦理原则，这一伦理原则为西方发达国家走向普遍富裕社会状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主观动力。同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通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也需要个人奋斗、向能力开放的经济伦理原则。按劳分配正是这一经济伦理原则的具象化。当然，由于整个社会环境差异，两者也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在共同富裕方式下，向能力开放的伦理原则会呈现出更为高阶的道德性，在普遍富裕方式下个人奋斗仅仅是个人奋斗、个人致富，个人之间的社会性合作主要局限于商品经济的市场交换方式上；在共同富裕方式下，在个人奋斗的同时还包含着共同奋斗、共同致富，在商品经济纽带这一自然强制亦即市场合作之上，还有人们主观自觉合作、政府（主导、倡导）合作，社会（主导、倡导）合作、区域合作等多种多样的共同奋斗形式。
概而言之，自工业以来，商品经济与大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为人类摆脱贫困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现实性。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人类迄今为止仍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人口进入高收入的富裕生活状态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富裕之路虽然较好地解决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普遍贫困问题，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也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但是并不能照搬照抄，而必须在吸收普遍富裕之路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再辟一条新路，因为当普遍富裕之路作为一种宏观的社会经济体系覆盖到整个国际社会时，“只反贫、不反不均”的经济伦理必将通过国际分工体系的强制在世界范围内制造和固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国际格局，中国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之路的实践探索，为突破和超越西方发达国家所走的普遍富裕之路的局限性全历史软件下载，突破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及贫富格局创造了广阔的前景，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既反贫又反不均提供了巨大的启示。毫无疑问，这是一条更为文明的道路。
共同富裕有其自身一系列固有的本质特征，如先进而庞大的生产力基础，公有制（在现实中转换以公有制为主体、主导多种所有制并存）前提，劳动者的共同奋斗，劳动的力量（通过国家）主导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行（包括节制资本），按劳分配，等等。然后，由于当今整个人类社会仍处于商品经济历史阶段，普遍富裕之路是西方国家和地区伴随商品经济历史阶段走了几百年的摆脱贫困之路，共同富裕之路则是在西方普遍富裕之路自身局限性、片面性以及劣根性充分暴露之后的超越之路，所以，后者在对前者保持相异、超越的同时，也需要对前者的成功经验加以借鉴、吸收。
不论是普遍富裕之路，还是共同富裕之路，都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以上讨论主要是从客体的角度进行的讨论。为了使研究更迫近事物的本真状态，接下来转入从主体的角度展开讨论。
我们的讨论依然从普遍富裕何以可能、何以成为现实开始。如果单从资本的本性和商品经济的原始本性来看，工人阶级普遍过上富裕生活，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压低劳动力商品的价格，把劳动力价格始终限制在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范围之内，这是资本在商品交换规则范围之内的必然要求。按照这一最底层的逻辑规则，工人阶级将永远被限定在绝对贫困限度之内，然而，真实的历史并没有完全长期按这一逻辑行进，西方发达国家的广大民众普遍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尽管如此，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广大民众依然没有摆脱雇佣劳动的地位，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人认为是由于资本主义竞争造成的，有人认为是资本主义福利制度造成的（注意，在福利制度前面用资本主义一词加以限定），甚至有人说这是由于宗教仁慈文化精神造成的，等等。这些说法或许有一定的道理，部分地说出了事物的相关性，但都没有触及本质。实际上，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工人阶级的抗争、无产阶级阶级性的生成并转向斗争的物质力量。
国际工人运动史告诉我们，工人阶级还处于分散状态、没能组织起来时，始终处于一种无力状态，与之相伴随的是工人阶级的贫困状态。工人阶级贫困状态的改善是与１９世纪中叶以后工人阶级的组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走进工人阶级之中、从自发状态逐步走向自觉状态联系在一起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工资水平长期处于停滞或增长缓慢，除了经济全球化这一客观因素外，从工人阶级自身主观方面来看，则与工人阶级阶级性的衰退、组织化程度的降低、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的进一步衰减、工人组织（工会、政党）的异化有很大关系。由此可见，在商品经济历史阶段的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关系中，工人阶级的阶级性水平是影响甚至决定资本与劳动力量对比的主观因素，是影响甚至决定工人阶级自身状况的重大因素。
如果说无产阶级的成功、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是工人阶级阶级性成熟并走向实践领域且获得成功的确证，那么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及其一系列具体制度安排，则是无产（工人）阶级的阶级性转向人民性的体现。由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转向全体人民的人民性，是由无产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因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内在地蕴含着人类性——在一国范围内，亦即国内全体人民的人民性。进而，人民性亦即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底层逻辑。
第一，社会主义国家的总体（整体）性。工人阶级是依靠超越个体自然性（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基础）①（①胡承槐：《中西国民性及国家体制差异的比较分析》，《浙江学刊》，２０２０年第６期。）形成阶级团结、生成阶级性才真正走上历史舞台并自觉地创造历史的。在社会主义成功之后，无产阶级首先按照自己的阶级性古今历史朝代、人民性构建国家体制：人民大团结和国家与人民直接相统一的社会国家体制。在这一体制下，虽然依然存在个人、社会（市场、企业）、国家的分野，虽然还有个人、阶级、阶层、利益共同体的分野，但是他们相互之间不再是相互分离的独立异己的存在，更不是相互敌对的存在，而是团结在一起，根本利益相一致，各方为着社会整体的共同利益而共同奋斗、相向而行的存在。②（②胡承槐：《“人国合一”是我国国家体制的根本特性及国家自信之源》，《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１０期；胡承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涵义及其三个向度》，《治理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第二，主观意识的自觉性、总体性。首先，与社会主义社会国家体制的总体性要求人们尤其是国家的领导中枢的知识具备总体性的高度，深晓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趋势及其具体的现实走向，对现实中人、自然、社会的具体状态及其相互关系有着深刻的洞察，并能从中找到和指出整个国家社会正确的行进方向、路径和方式方法。其次，摆脱个体自然性的限制、达至人民总体性（总体人民）的道德超越意识古今历史朝代。人的个体性存在是人的自然存在方式，也是人的社会性存在的前提，而人之所以为人及人的文明就在于人能不断超越个体自然性限制，不断扩大社会关系，不断扩大社会性存在（行动集体）的范围、规模，并最终达至类的总体性存在。③（③关于总体性范畴更为详细的阐述，参见胡承槐：《马克思主义总体方及其现实意义》，《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７期。）
第三，人民性（总体性）构建。人民性不是人的自然天性，它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是在社会实践中自觉构建起来的。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社会制度以人的个体自然性为基础相异，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社会制度以人民性为自己的社会前提，也正因为如此，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视角来说，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及其共同富裕社会状态的建构要比资本主义及其普遍富裕社会样态更为高阶且更为艰难。
首先，以人民的总体利益即根本利益（主权者地位）、全面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为依据、为中心、为目标，构建总体性的社会结构，以总体性的原则展开全部社会关系，形成并不断扩展、巩固既充满个人、社会、市场活力又团结一体的社会国家体制。在制度安排运行、政策导向上，既要防止和革除妨碍社会（市场）、个人活力发挥的不合理规定和行动方式，又要防止疏离国家、社会（市场）、个人一体化的各种倾向，始终保持政府、社会、市场各方力量在国家统一体中的力量平衡，坚决防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凌驾于人民及其组织形式即国家之上。
其次，以理性、科学为导向，不断增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能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国家行动、政策导向的理性化和科学性。实现国家行动、政策导向的理性化、科学性，需要两个方面的不断努力：一是不断提升整个社会的理性水平、科学精神，尤其是国家中枢机关的认知水平，二是在不断扩展集中制运行范围，不断完善集中制运行机制方面，在理性科学的导向下和集中制的基础上达成对国家整体利益、人民总体利益的共识（最大公约数）。在这里，我们既要防止以长官意志冒充国家整体、人民总体利益实则伤害国家整体利益、人民总体利益的现象，又要反对以“理性致命自负”的名义反对生成国家人民共同统一行动（如国家统一规划、产业政策等），以“只有个人利益是实在的，人民整体利益是虚幻的”名义反对生成国家（人民）总体利益的自由主义、虚无主义主张。
再次，加强以人民性为核心的道德建设。人民性是共同富裕的社会人学基础、伦理基础。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富裕建立在个人自然本性基础上相区别，共同富裕则不仅需要个人奋斗，而且要把个人奋斗导向共同奋斗，导向社会共同的整个利益的增长，在社会总体利益增长的前提下增长个人利益。也就是说，构建共同富裕社会状态，需要更高阶的社会伦理和道德修养作基础，这就需要我们具备更高的道德修养和道德能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现实条件下，我们不仅要具有尊重个利的道德意识、道德精神，而且还要具备以国家（社会）总体利益为本的道德意识、道德精神，构建“个人—国家”权利（力）双本位的道德意识、道德精神，更要具备统筹协调处置个利（本位）和国家权力共同发展的道德智慧、道德能力。比如，在国家宏观层面上，我们既要尊重并鼓励每一位个体发财致富的权利和行动，还要防止资本力量对底层人民群众和国家利益的侵害，更要引导资本的力量与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国家的长期发展统一起来。在微观个人主观意识上，不仅要包容尊重个体安于“小确幸”的消极意识存在的个人道德权利和合理性，还要鼓励和弘扬艰苦奋斗、积极向上的道德积极意识；不仅要保持个人奋斗、个人致富的积极意识，还要克制在可能会与社会的整体利益、群众利益及国家发展规划、发展目标相矛盾、相冲突（哪怕是合法合规）的情况下谋利发财的冲动和意识。显然，构建这样的道德意识、道德精神，相较于跟着个体的自然本性走、跟着感觉走，是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但是唯其艰难、唯其痛苦，才需要我们进行永无止境的道德。
最后，谈一点关于现实选择的设想。由上分析可知，人民性是对个体自然性的超越，但它不是对人的自然性的抽空，而是以它为前提的再出发，人的个体自然性的高点正是人的人民性的起点。从理论的逻辑层面上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以人民性为自己的现实基础和人学前提，它在文明形态上要明显高于以人的自然本性为前提、为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普遍富裕形态。然而，以此观照现实，则有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即共同富裕之路与普遍富裕之路，两者是否绝对排异，也就是只能选择一个而否定另一个？按这两条道路的逻辑本性来讲，两者是对立的、排异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则又是可以共存的。说它们是对立的、排异的，这是因为，尽管普遍富裕相对于普遍贫困来说是巨大的进步，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重大局部成果，但进一步讲，在本质上它还只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对资本主义的局部扬弃。普遍富裕与共同富裕的社会宏观条件和实现路径是完全不同的。说它们是可以共存的，这是因为，其一，普遍富裕之“普遍”是工人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争取来的，工人工资的提高，工作日的缩短，社会多种救济制度、福利制度的创设，以及对巨额财富进行征税等，不是资本主义的恩赐，更不是资本主义本性的仁慈体现，而是无产阶级阶级意志的阶段性要求。对此，我们只需回顾一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日的斗争的分析，回顾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在《党宣言》中关于设立高额累进税、废除财产继承制（现实中是遗产税）的主张便可清楚。①（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５２页。）其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突变是以渐进为基础和前提的。马克思在分析社会历史形态变迁时曾指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当它在旧社会的胎胞里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时，是决不会取而代之的。按照马克思的这一观点，观照比较现实社会状况，观照比较共同富裕与普遍富裕的相互关系全历史软件下载，我们必须看到，当今中国，不论是在生产力（科技水平）发展程度、社会财富积累水平，还是在财产占有方式、财产分配方式上都还远未成熟到采用共同富裕单一方式的程度。故而采取两条腿走路的策略应是最优的选择，即在坚持和发展共同富裕之路的同时，承认和尊重普遍富裕方式存在的现实性、合理性。在这里，须知任何社会的社会关系都不是纯粹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会有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的存在（如封建关系的遗存，新的社会主义属性的社会因素的生发），同样，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如此，更何况我国进入工业社会的历史较短，人们对财富的认知远未完全摆脱小农、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束缚，因此，固然只走普遍富裕之路有违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但是，完全排除普遍富裕之路也是不现实、不可取的。
总之古今历史朝代，在认识到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富裕之路具有根本局限性的基础上，借鉴它们的有益经验，也是不断拓宽共同富裕之路，不断创新共同富裕的具体样态的题中应有之义。比如，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的地位，增加一次分配中劳动所得的比例，进一步改善劳动条件，择机推出缩短劳动工时的措施，进一步加强对资本的监管和节制，尤其是要加强对大资本利用资本的优势和市场机制的优势伤害众多的底层劳动者、消费者行为的监管和节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福利制度，进一步建立、健全和完善各类个人财产税收制度等。
综上，依据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变迁理论，商品经济社会形态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资本与劳动是最为基本的社会存在、社会力量。从资本的方面来看，资本主义（资本支配劳动）商品经济一方面按其本性竭力趋向把剩余价值率（剥削劳动）推向极限（劳动力再生产的自然边界），另一方面又只有不停顿地发展生产力、扩大市场，不停顿地变革自身才能维系自己的存在；从劳动方面来看，工人阶级自登上历史舞台以来，通过自己持续的阶级斗争（非法的、合法的，暴力的、和平的）迫使资产阶级不断让步，继而改善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进而生成普遍富裕的社会状况。但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普遍富裕，并不改变资本支配劳动的本质和两极分化的现象。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相异，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人类商品经济历史阶段的第二种商品经济形态。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的力量在总体上处于主导的支配地位，它将通过的（人家）、经济的（公有制）、社会的（文化和道德的意识形态力量）方式或支配或节制或约束或影响资本（包括公有的、私有的）的行为方式，进而摒弃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局限性，超越普遍富裕的局限性，实现共同富裕。当然，说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将实现共同富裕，还只是从可能性上讲的，要将这种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中国历史年表一览图，还必须在遵循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永不停顿地构建、孕育、发展人民性，以充盈的人民性为基础、为导向构建和发展共同富裕社会状态。
免责声明：本站所有信息均搜集自互联网，并不代表本站观点，本站不对其真实合法性负责。如有信息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告知，本站将立刻处理。联系QQ：1640731186
